| |
论唐密高僧的文化贡献
盛唐时期，密教大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自印度不远万里来中国弘扬正传密宗，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传法经典，法脉精纯，仪轨圆满，迥超以前之杂传密咒，而特名真言宗(又称纯密，后世称唐密)。此后，唐密高僧倍出，不但将中国佛教发扬光大，而且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贡献卓著。
兹将开元三大士、一行、空海等唐密高僧的文化贡献分述如下：
一、开元三大士的译经
开元年间，中国佛教显教的传译，历经东汉至两晋的幼稚时代，东晋至隋的发达时代，及初唐的极盛时代，至此可称观止。此后所出经论，卷帙大都有限。开元至贞元的八九十年间，有开元三大士出，广译密典，从而掀起中国译经史上最后一个高潮，中国密教也进入了极盛时代。
关于开元三大士译经的情形，史藉记载十分有限，学术界的研究工作也几乎为空白，笔者不揣愚陋，仅就现有史料尝试论之，以待方家指正。
(一)唐代译经的情形
` 唐代的译经事业最为成熟完备。究其原因有四①：⑴人材的优秀；⑵原本的完备；⑶译场组织的精密；⑷翻译律例的进步——分述如下：
⑴唐代的译经人才优于前代。东晋道安擅文辞，长理论，但译梵文须通过胡人(西域人)；姚秦鸠摩罗什通胡梵，善教理，但中文须取助于僧睿、僧肇等。而唐代的译经大师如玄奘、义净、不空等，对于中文、梵文及教理都十分精通，非前人可以企及。如不空三藏童年时就来到中国，随舅父周游巡历武威、太原，对中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十分谙熟。后随师金刚智三藏学梵文，通晓多国语言文
字。早年即随师译经，担任译语，打下良好的译经基础。因此，译经时不须通过别人来听言揣意，故下笔时无牵就，不模糊，名词准确，文言通畅，遵为定式。
(2)唐代译经的原本也比前代完备。佛教经典传译初期多由口授，口授者主观意见与原文常有出入，译文自不精当。稍后出现梵文经本，多由西域传来，与印度梵文常相差别。而隋唐时期所译的原文，多由梵僧或汉僧直接从印度取来，如开元三大士均从印度直接携带梵本来华，不经西域媒介而致失真，十分可贵。
(3)南北朝以来，翻译佛经渐为国家重视，每每依敕命举行译事。至隋炀帝大业年间，专设两大国立译经馆(一为长安的大兴善寺，一为洛阳的上林园)，由皇家组织通天竺语、西域语和汉语的僧人、居士广译经律论三藏，所需一切由国家供给，译场组织皆已完备。及至唐代，制度日臻完密。虽参与人数众多，但分工明确，各人专司其职，由主译者统摄始终。分工如下：①译主，即译经场的主持人。须精通华梵，教理娴熟，戒行精严，为众钦服。译经时，译主坐译场中间正面宣讲翻译，有疑文歧意时，由其判定得失取舍。所译之经，亦单署译主的名氏。②证义，坐译主左边，与译主评量梵文。③证文，坐译主右边，听译主宣读梵文以验误差。④译语，又称度语、传语。检查印证译主的翻译与梵本、梵义是否一致，译主为外国人时则须此职。⑤笔受，将译主颂出的外文记录下来并转录为汉文，任职者须对中文、梵文及佛学义理都十分精通方能胜任。⑥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因梵文与中文的语法不同，如笔受译“照见五蕴彼自性空见”，则回缀成“照见五蕴皆空。”⑦参译，参考两国文字，使之无误。⑧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⑨润文，润色文彩，如《心经》“度一切苦厄”一句，梵文原无，为润文官所添。⑩誉抄，负责抄写。正字，负责校对。11梵呗，开译时宣梵呗，以示庄严。此外，还设监护大臣监阅总校，由钦命大臣担任，译本亦由其进上。如永泰元年(765)不空三藏翻译《仁王经》时，即有十九位僧人参加，分工明确，各嗣其职，此外还有不少朝廷大臣奉旨参加，中官鱼朝恩监阅总校(详见后文)。
(4)翻译的律例，经前代大德的多方总结，至隋唐时渐已完备。如隋代翻经大德彦琮在《辩正论》中提出的译者“八备”：①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②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③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滞；④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⑤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⑥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⑦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⑧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以上包括对译者觉悟、品行、学识、功力等方方面面的要求，至今仍可视为现代翻译的准绳。
关于佛学名相的翻译，玄奘法师依其多年经验亦提出“五不翻”原则，较之隋代大亮法师的“五不翻”更为完备。具体为①秘密故，如陀罗尼；②含多义，如薄伽；③此无故，如阎浮树；④顺古故，如阿耨菩提；⑤生善故，如般若。
以上诸多因素，都促进了翻译事业的进步。唐时中印交通险碍，两国僧人或走丝绸之路的陆路路线，或渡南海走海路路线，途中天灾人祸不可计数，断粮断水更是常有之事，往往“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携经回国后，又须苦心翻译，呕心沥血，直至气尽!求法高僧义净曾感慨地赋诗道：“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可谓传译者的心语。
(二)开元三大士的生平与传译
善无畏(637—735)，梵名′Subhakarasimha，音译戍婆揭罗僧诃，直译净师子，义译善无畏。又云′Subhakra，音译输婆迦罗，义译无畏，据其俗弟子李华《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及《大唐东都大圣善寺故中天竺国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等记载，祖藉中印度摩揭陀国，刹帝利种姓，相传为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后裔。其祖先原称王于中印度，后来分封至东印度，统治乌荼国。善无畏自幼德才兼备，十岁领兵统戎，十三岁继承王位，十八岁让位于兄，出家修道。十九岁入那烂陀寺剃度，礼龙智阿阇黎为本师，“得传承毗卢两部大法，为真言宗阿阇黎”②。会通显密，大辟外道，神验传闻甚多，声誉远播中国。
八世纪初，应唐中宗的邀请从那烂陀寺出发前往中国，历经艰辛，渐至中国西部，睿宗派僧若那、将军史宪一行至玉门关外迎接，约在西洲与三藏会合，于开元四年(716)抵达长安，时年已八十。玄宗对善无畏十分礼遇，奉为国师，尊为内道场教主。善无畏首先在宫廷皇族中传法，后经再三请求，获准居外，先敕诸寺递相迎接，后居长安兴福寺南塔院、西明寺及洛阳福先寺、圣善寺等。晚年请求回国，玄宗优诏不许。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七日入灭，终年九十九，僧腊八十。敕赠鸿胪卿位，为卒后第一个获得世俗官衔的僧人③。嗣法弟子侍殡官六年，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于龙门西山广化寺。
善无畏入华传译纯密，开始了唐密的创建。据李华《行状》、《碑铭》等记载的译经活动如下：
开元五年，于西明寺菩提院奉敕译《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无著缀文笔受。所译经典缮写进内，玄宗深加赞赏，令所带梵夹(佛经)均进奉内宫，因而善无畏带来的密典未得广译。后来与弟子一行在华严寺收藏的沙门无行求取的经中，找到有关“真言宗胎藏部要藉④”，作为传持翻译之用。
开元十二年(724) 善无畏随玄宗入洛京(洛阳)，先住大福先寺，从无行求取的密典中译《大日经》六卷，十三年又译《供养法》一卷，合为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崔牧书《序》。《大日经》原为十万偈，善无畏译其精要三千颂。
开元十四年译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经》三卷。善无畏所译之经详见后附目录。另外，“尚有密法十余种，传(《宋高僧传》)录(开元、贞元释教录)皆未记载，以非密宗行人不及知也。”⑤金刚智三藏(671—741)，梵名Vajrabodhi，音译跋日罗菩提，尊称金刚三藏。据吕向《金刚智行记》、混伦翁《大唐东京大广福寺故金刚三藏塔铭并序》等记载，金刚智原藉中印度，是刹帝利国王伊舍那摩的第三子。后因南印度节度使将军米准那推荐入唐，遂称南印度人。
十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广学大小乘三藏，兼通中观、瑜伽、唯识。三十一岁往南印度礼龙智阿阇黎为师，经七年承事供养，受五部灌顶，“传承两部大经”⑥，得悉地成就。又曾巡礼如来八相灵塔、师子国楞伽山等圣迹。约公元717年前后，从南印度摩赖耶国出发，经海路前往中国。历时三年，经种种艰险，于开元八年(720)到达东都洛阳，受到玄宗礼遇。自此传法译经，广度四众。开元二十九年(741)有敕放归本国，行至东京广福寺时患病，八月十五日示寂。春秋七十一，夏腊五十一。玄宗敕于洛阳龙门安置。天宝二年(743)于龙门奉先寺西岗起塔。永泰元年(765)应不空三藏之请，代宗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大弘教三藏，以示追崇。
金刚智三藏从开元十一年从事译经，“未及十载，译出密教经轨数十种。《金刚顶经》、《大日经》两部念诵法均出大要，其他亦皆密宗鸿宝也。”⑦史藉记载的译经活动如下： 开元十一年(723)因一行之请，始于资圣寺译经，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由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
开元十八年(730)于大荐福寺译出《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沙门智藏(不空)译语。又于旧《随求》中更续新咒。十九年之后又译出《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一卷、《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一卷、《不动使者陀罗尼
秘法》一卷等。所译经典目录见后文附录。
不空三藏(705—774)，法名智藏，密号不空金刚。梵文音译阿目跋折罗(Amogha-vajrah
),据其弟子赵迁《大唐大兴善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和飞锡《大唐故大德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上之碑》等记载，不空祖藉北印度，婆罗门种姓。幼年丧父，随舅氏至康居(故地在今乌兹别克一带)生活，十岁时又随舅氏东迁河西一带。十三岁师事金刚智，从师习梵文，进步神速。二十岁受具足戒，善一切有部律，通晓多国文字，师译经时，常任译语。后“蒙师授两部灌顶，护摩及阿阇黎教法，尽付密乘诸经；亦兼受善无畏阿阇黎灌顶，得胎藏界法秘要”⑧。金刚智入灭后，天宝元年(742)从海路前往师子国求法，于师子国(一说为南天竺)蒙龙智阿阇黎亲授金胎两部灌顶之法。其后广参善知识，搜寻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显密法理无不穷尽其源。天宝五年(746)返国，入内宫建坛为玄宗灌顶，备受宠遇，打开了密教中兴的局面。天宝八年忽然遇到障缘，玄宗敕令三藏回国，其实是逐客令。为了弘扬密法，不空行至韶州(今广东韶关一带)便滞留不去，在此整整隐忍四载。天宝十二年(753)，应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之请，才结束了“流放”的生活，远赴河西疆场，于武威等地设坛灌顶，开译经场，大事弘密。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方才返回长安。自此，以大兴善寺为中心，弘法译经，广修功德，为释门领袖，帝王之师。王公大臣如副宰相王缙、元载，兵部尚书李抱玉等均执弟子之礼。至代宗朝大历三年(768)，于大兴善寺设立坛场，近侍大臣、诸禁军使，敕令入灌顶道场，僧俗弟子达五千余众，“可称中国密教最盛之时”⑨。而不空以一个僧侣的身份所受到的礼遇也是史无前例的：永泰元年(765)，代宗制授鸿胪卿，为正二品文散官，仍赐号大广智不空三藏。大历九年(774)六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从一品文散官。又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为从一品爵位。七月，赠司空，为正一品职事官位。不空三藏于大历九年六月十五日入灭，行年七十，法腊五十。七月六日，葬于凤翔之南少陵原。当其时，代宗罢朝三日，弟子行孝子丧仪，内廷宦官刘仙鹤致祭文，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兵部尚书李抱玉等均作文祭奠。彭王傅(太子的老师)徐浩书写碑文。荼毗之后，于大兴善寺起塔。不空的生荣死哀，借用三藏弟子赵迁的评价：“佛教东来向近二千载，传胜法，沐光荣，实未有与大师同年而语者也!”⑩
至此，“善无畏大士阐发胎藏界理趣，金刚智大士指示金刚界义诀，不空大士两师之，两部大旨集于一人，后更亲谒龙智菩萨以增益之，广参善知识以辅助之，所学尤为完备……是真融会显密之一乘大家也。中国佛教得此位大士住持，允称极盛时代。”真言宗在中国的建立遂告完成。
不空与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并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家”，在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不空前后所译经典，据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统计，共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卷(目录详附于后)，以下就史料所载略述不空三藏的译经活动。
不空早年随师金刚智译经，担任笔受、译语等职。从印度返国后，在长安、河西等地也有译事，但并未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活动，直至公元755年之后，不空以大兴善寺翻经院为中心，才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译事。
大兴善寺始建于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原名遵善寺，隋文帝建都大兴城(西安)时，在此基础上建造了国寺，占据整个靖善坊。因隋文帝在北周时原为大兴郡公，故取“大兴”二字和遵善寺的“善”字命名。大兴善寺规模宏大，为京城之最，法琳《辩正论》卷三有详细的描绘：“大启灵塔，广置天宫。像设凭虚，梅梁架迥。璧曜彩，玉额含晖。画承云，丹栌捧日。风和宝铎，雨润珠。林开七宝之花，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许人(实际人数数倍于此)，四事供养。”隋代，这里是两大国立译经馆之一。
唐代，不空的大兴善寺译场又与玄奘的慈恩寺译场、义净的荐福寺译场并称“长安三大译场”。公元755年以后，三藏在此传法、译经近二十年，直至圆寂。此寺因此成为唐密的祖庭之一。
不空译经，先从收集、校勘原本梵夹开始。所译大批密典的梵本有两个来源，一是前代大德遗存的梵夹，一是三藏从天竺、师子国取回的梵夹。
乾元元年(758)三月十二日，不空三藏上书朝廷：“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中京(长安)慈恩、荐福等寺，及东京圣善、长寿、福先等寺，并诸州县舍寺村坊，有旧大遍觉义净、善无畏、流支、宝胜等三藏所将梵夹……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漏索多断，湮沉零落，实可哀伤。若不修补，恐违圣教。近奉恩命许令翻译，事资探讨，证会微言，望许所在捡阅收访，其中有破坏缺漏随事补葺，有堪弘阐助国扬化者，续译奏闻。”
上文所提的寺院，为玄奘、义净、善无畏等诸高僧的译场，都还存有不少梵夹，其中有许多还未译出，所以三藏请求搜集修补。另外还请将全国各州县寺舍村坊遗存的梵夹一并“捡阅收访”。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全国范围的搜寻估计并不彻底，但至少对主要地区的大部分梵夹进行了收访、修补、登记。许多运到大兴善寺译馆保存。这次梵夹的集中在前代很少有，在唐代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对译经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天宝五年(746)，不空从印度带回“陀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大小乘经论二十部，计一千二百卷，”这些经卷没有进行大规模地翻译。乾元元年六月十一日，即请求在全国搜寻梵夹的上书三个月后，三藏又上书朝廷，说以前取回的千余卷梵经运回长安后未能翻译、抄写，请求翻译，得到准许。
翻译经典，还需一批与译主志同道合，文字、义理俱佳的助译人员。安史之乱时，长安不少寺院的僧众避走他乡，随着战乱的平息，僧人们逐渐返回。长安寺院的佛事也日渐兴盛。
不空译经时，抽调了不少其他寺院的高僧作助手。广德二年(764)，就从长安及全国各寺抽调了怀感、含光等四十九位大德到大兴善寺，这些高僧皆“道业清高，洞明经戒，众所钦尚，堪为师范。”
不空译经的费用直接由国家支付，或由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捐助，如宝应元年(762)
鹿阝坊等州都防御史杜冕曾一次捐助二千五百余贯。
如上种种，为译经事业创造了良好基础。下以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例说明译经过程。不空译此经之前，《仁王经》已被译过三次：一为晋武帝泰始三年(267)月支僧人法护所译，名《仁王般若经》，一卷；二为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译，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二卷；三为南朝梁元帝承圣年间(552—553)天竺僧真谛所译，名《仁王般若经》，一卷。不空认为前代所译都有不足之处，或理未融通，或方言尚隔，于是请求再译，得敕准。此次译经从永泰元年(765)四月朔日于大明宫南桃园开译，参与译经者共有十九位高僧：
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译梵文；
千福寺沙门法崇证梵本义；
青龙寺寺主翻经大德良贲笔受兼润文；
安国寺沙门子邻润文；
安国寺兼西明寺上座怀感证义；
荷恩寺沙门建宗、千福寺沙门飞锡、荐福寺沙门义嵩、大兴善寺上座潜真、资圣寺沙门道液、兴唐寺沙门超悟、保寿寺沙门应真、西明寺都维那归性、寺主慧灵、西明寺沙门慧静等人证义；
保寿寺沙门圆寂梵音；
兴唐寺沙门道林赞呗；
崇福寺沙门义秀校勘；
崇福寺寺主弘照检校。
此外还有不少朝廷官员奉旨参加，如内史省内阍马奉献，判官儒林郎杨利、开国公骆奉仙等，命翰林学士常兖、柳枕等亲临译场，由当时权倾朝野的中官鱼朝恩监阅总校。
半月后，即四月望日《仁王经》即译毕进上，代宗在承明殿灌顶道场，将旧译与新本对照阅读，称赞道：“新经旧经，理甚符顺。所译新本，文义稍圆……三藏言善两方，教传三密。龙宫演奥，邃旨闻天。佛日再冲，真风永扇。诸大德学该三藏，识达五明。性相圆通，内外精博。”又命义学大德良贲作《疏》，自己亲自作《序》。八月二十三日，敕命资圣寺、西明寺组织百座讲演，请一百名法师讲《仁王经》，一百名大德念诵《密严经》。九月一日先行迎经，据《贞元新定释教录》记载，这一天长安城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庆活动。东西大街布满五光十色的鲜花、幡幢、宝盖，皇家乐队在宫内、东西教坊在皇宫门外纷纷奏起音乐歌舞，各种百戏(杂技)热闹纷呈。在万众欢腾的气氛中，中官鱼朝恩率领皇家军队护送新译《仁王经》出大明宫，当其时，五色祥云郁郁纷纷，浮现于空中，一直延续到中午两寺开始讲经时，祥云方才隐去……僧人慧灵在《仁王经陀罗尼念诵仪轨序》中对此情形评论道：“稽缁衣，览青史，自摩腾入汉，僧会游矣。瑞法之来，莫与京者。”足见当时的盛况。
在四大译经家中，玄奘共译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为卷数第一。不空则译经一百一十一部，为部数最多者。在三藏住持大兴善寺翻经院时期，也是中国译经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
二、一行禅师的科技成就
(一)一行禅师的生平
一行禅师(683—727)，俗名张遂，唐魏州昌乐(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会的南乐一带)人。少时天资聪颖，博览经史，尤其精通阴阳五行之学。玄宗亲为禅师御制的碑铭中说“长无暇日，日诵万文。深道极阴阳之妙，属辞尽春秋之美。”据《旧唐书》本传载，年二十，至长安求学。时京都道士尹崇送他一本西汉杨雄所著的《太玄经》，一行很快即通达其旨，写出《太衍玄图》、《义诀》各一卷，阐释晦涩难懂的《太玄经》，深得尹崇赞誉，从此名声大振。当时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专擅威福，指名要与禅师结交，禅师秉性正直，逃匿以避之。遂于二十一岁(703)时出家，不久到嵩山拜普寂为师修习禅门。据成尊《真言付法要抄》载，因“契悟无生一行三昧，”故名一行。在嵩山修禅期间，禅师以博闻强记闻名于众。又四处游学参访，《宋高僧传》记载，曾只身三千里至天台山国清寺向一位隐名大德研习数术，造诣更深，名声更震。《旧唐书》本传载，睿宗于710年即位后，派遣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聘禅师，禅师称病坚辞不就，却徒步前往湖北当阳玉泉寺从师悟真，修习律宗经论并纂集注疏，成《摄调伏藏》十卷(已佚失)。直至开元五年(717)，玄宗命一行禅师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亲到当阳强行征诏，禅师方才应召入京，受到玄宗的特别优待。自此之后的十年中，禅师一直在两京从事科学和佛教活动。开元十五年九月，禅师卧病不起，十月八日入灭。世寿四十五，僧腊二十四。玄宗览奏悲怆曰：“禅师舍朕!”亲制碑铭，下诏葬于铜人原，谥号“大慧禅师”。
(二)科技成就
唐玄宗请一行禅师进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修订历法。当时，观察、计算天文与使用历法都是沿用古代的旧方法，错误百出。例如测定夏至这一天的日影长度，就是按照古代典籍《尚书·考灵曜》和《周髀算经》中所载，于夏至日正午时刻，在南北相距一千里的两个地点，用八尺高的标杆(古代称之为表)，测量出太阳阴影长度相差一寸。这种没有科学根据的方法，在唐以前观察宇宙天文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尽管从南朝到唐初的杰出学者何承天、刘焯、李淳风等人都根据各自的观察，对这种计算方法提出了异议，但由于没有大规模地系统测量验证，致使这一错误的观点一直阻碍着人们正确地解释地球、宇宙和认识日月五星运动的周期。也由于这个原因，致使沿用的历法误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当时计算时间统一以京都的漏刻(计时器)为准，没有考虑各地的时间差，因此经常出现计时不确以至日月蚀计算不准的现象。当时使用的麟德历为高宗年间太史李淳风所作，麟德二年颁用。但至开元九年已有差误，因此诏一行禅师作新历法。开元九年，一行禅师开始草拟《大衍历》，至开元十五年(727)完成，首尾达六年之久。这段时期的工作非常紧张。在历法方面禅师作《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草》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等，为草拟《大衍历》进行文献准备。另外，还须收集实测资料，制造天文仪器以供使用。
为了测定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规律，须制黄道游仪。开元十三年(725)，禅师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用铜、铁制成黄道游仪，用来测定日、月、五星在本身轨道上的位置。其设计比以前所用的游仪更为精密完善，以往的游仪都是赤道装置，仅能测得日、月、五星的运行，但无法直接确定它们本身轨道上的位置，而黄道游仪上的黄道环与赤道环不是固定在一处，所以能够依据它们的旋转状态，从仪器直接获得答案。仪成，玄宗亲为制铭，置之灵台(天文台)以测星度。据太史所测，二十八宿及中外官与古经不同者有数十条之多。据此，禅师证实了恒星较上古有移动，从而认识到恒星的位置并不恒定的事实。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为“本动”，西方国家恒星“本动”现象发现于1712年，发现者英国人艾蒙·哈雷这比一行禅师的发现晚了约一千年。禅师又据观测画成星图三十六张，深得玄宗赞许。
接着，禅师又受诏与梁令瓒等制造浑天铜仪。浑天仪是研究天文的重要仪器，创始于西汉武帝时的落下闳。东汉元初四年(117)，张衡将浑天仪改用漏水转动。汉以后屡有改进，尤其经禅师与梁令瓒的努力才比较完备。据《旧唐书·天文志》记载，浑天铜仪上有星宿赤道和周天度数，用水推动轮子自转，一天一夜，天体旋转一周，另有两个轮子缀有日月，也能转动，每天西转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每转二十九周有余而日月交会，每转三百六十五周而日行一周。还用木柜做地平，使仪器一半在地下，地平上有两个木人，面前放置钟鼓，每一刻自动击鼓，每个时辰自动撞钟，都由柜中的轮轴操纵。铸成，命名为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这具水运浑天铜仪不仅能显出日月运行的规律，而且可以自动计时，是世界上第一只机械转动的时钟。
为了使各个测量点能准确测出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天正午时刻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差，禅师发明了一种新的测量仪——“复矩”。测量时，只需将“复矩”直角尺的一边指向北极，另一边与悬拉直角顶点的重锤悬线间的夹角就成为北极地平的高度。“复矩”成为各测量点重要而简便的仪器。据《新唐书·天文志》记载，禅师还作有《复矩图》，可用以确定日蚀的偏全和昼夜的长短。后来昭宗李晔时代(889—903)的边冈重订历法，认为《复矩图》非常精粹，是不可磨灭的作品。
修改历法，须规定各地不同的漏刻制度，确定各地日影长与漏刻日夜分差，以精确计算出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和发生日蚀时能看到的不同蚀相及时刻。这些都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于是开元十二年，一行禅师率领一支经过训练的测量队，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天文大地测量：北起北纬五十一度的铁勒回纥部，南达北纬十七度的多邑，以黄河为中心，遍及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襄州(今湖北襄樊)，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和蔚州横野军(今河北蔚县东北)等十三处。重点是中原大地北起卫河东岸的白马(今河南滑县)，南至上蔡，中经浚仪(今开封西北)、扶沟这一横跨黄河南北的漫长地带。这次划世纪的测量，不仅正确计算出了中国各地昼夜不同的准确时间，而且测出从滑县到上蔡的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半，两地实际距离为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唐代长度，一尺等于现在的二十四点五六厘米，五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从而得出每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折合现代一百二十九点二二公里)，北极高差一度的结论。在世界科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准确地提供了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比公元814年回教王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要早九十年。据测量结果，还纠正了我国最古的天文算学著作《周髀算经》关于“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错误计算公式。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实地测算，验证了南北各地昼夜长短不同的情况，推行各地不同的漏刻制度，从而为改进历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一行禅师编成《大衍历》。这是一部先进的历法，分为七篇，包括平朔望和平气，七十二候，太阳和月球每天的位置和运动，每天见到的星象和昼夜时刻，日食、月食和五大行星的位置。这部新历较为准确地阐明了地球围绕太阳运行速度的规律，提出了正确划分二十四节气的方法，对科学解释天文现象，促进农业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所以，《新唐书》的作者评价道：“自太初(汉武帝刘彻年号，相当于公元前104—前101年)至麟德(唐高宗李治年号，相当于公元664—665年)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也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
值得一提的是，一行禅师从太阳运行的快慢情况出发，按照不等的时间间隔，安排二十四节气，从而进一步指出，隋代刘焯所用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来计算相邻两节气间太阳运行的速度，是不适当的。因此，他便改用“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以算出相邻两节气间的太阳运行速度。后世天文和历法工作者沿用一行的内插法公式达五百年，直至元代郭守敬编订“授时历”时，才改用“三次内插公式”。高次内插法也是中国数学所达到的一个高峰。可见一行禅师在数学上的成就，并不逊于他在天文学的享誉。
其实，作为传承两部大法的真言宗阿阇黎，科学研究不过是一行禅师的应世方便。禅师从善无畏三藏译《大日经》，担任笔受一职，并根据三藏讲释而作《大日经疏》，引用大量汉译经典，结合中国佛学的思想传统来阐明、发挥本经教理，由此奠定了唐密的理论基础。史载禅师修证高深，神变莫测，多有神异之事传闻。禅师身为一代密教的大阿阇黎，而兼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科学”与“宗教”统于一身，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三、弘法大师对中日文化的贡献
(一)弘法大师的生平及入唐求法经过
日本自推古天皇元年(593)圣德太子摄政以来，奖励佛法，调和神(日本本有的宗教)、儒、佛三派，引进中国文化实行革新。自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日本派遣小野妹子入隋以来，二百余年间，共派遣使团入华十九次(其中三次未能成行，见木宫泰彦《日友交通史》卷上)，大批使节、留学生及高僧深入学习中国的文化、政治、科技等方方面面，以“和魂汉才”的精神与日本固有文化打成一片。因此，在大师诞生的年代，日本的佛化、汉化教育已相当普遍。
大师法名空海(774—835)，密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据大师《御遗告》及成尊《真言付法要抄》等史料记载，大师生于日本歧国多度郡弘田乡屏风浦(今四国岛香川县善通寺市)一豪族家庭，父佐伯田公，母阿刀氏，幼名真鱼。自幼聪颖，五、六岁时即有神童的美誉。十五岁入京都长冈京(今京都市西郊)，随舅父阿刀大足学《论语》、《孝经》及史传等，兼习辞章。阿刀大足是专为伊予亲王讲读儒典的侍讲。
十八岁，入京城大学明经科，学习《毛诗》、《尚书》、《左传》等经史。当时的太学是专为培养贵族子弟成为政府官员的学校，但此时大师已敝屣仕途，志心佛道，作《三教指归》
三卷。又从石渊寺勤操大僧正受持虚空藏求闻持法，用心持念，并于四国岛的山林危峰之处
苦修密行，得悉地成就。二十岁，于和泉国木真尾山寺从勤操大师剃度出家，法名教海。年二十二，于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改名空海。年三十，于奈良久米寺东塔下发现《大日经》，刻苦钻研，不能通达，于是发心入唐求法。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五月十二日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出发，历经艰险，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长安。
弘法大师入长安后，敕住西明寺。此寺是显庆元年(656)秋仿天竺祗园精舍而建的唐代名刹，不仅建筑宏伟，寺中珍藏的碑文、壁画、题榜、书法等，皆为上乘艺术珍品。此寺还是唐代最先收藏佛教经典的宝库之一，为研究佛经的理想之地。弘法大师即在此地博览内经外典，研经习字，并遍访诸寺名僧，请益佛法；交游文人逸士，切磋文艺。直至大唐永贞元年(805)五月下旬，始于青龙寺东塔院见到唐密第七代祖师惠果阿阇黎。
青龙寺位于长安城西南乐游原上，依地形起伏而建，“风景之雅，为他寺所不及”，唐人诗文中多有记载，如王维之诗序“高原陆地，下映芙蓉之池；竹林果园，中秀菩提之树，”如马戴之诗“青山当佛阁，红叶满佛廊”，如王昌龄之诗“本来清净所，竹树引幽阴”，又如白居易之诗“日西寺门外，景气含清和。闲有僧能立，静无凡客过”……今人于低回吟咏之间，亦能想见当时的盛况。唐代名刹，往往比照印度寺院而建，旧传青龙寺拟龙猛南天铁塔规制，缩华藏世界而作。因惠果和尚于东塔院开坛灌顶，青龙寺便成为当时真言密教的中心，日本入唐求法僧中有著名的“入唐八家”，其中有六家(空海、圆行、圆仁、惠远、圆珍、宗睿)即在青龙寺受法，日本真言宗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遵循其寺制，并以之为祖庭。
惠果和尚与大师乍见之下，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彼此心意仿佛早已交相感通。于是，六月上旬，弘法大师临胎藏界大曼荼罗受五部灌顶，投花著于大日如来。七月上旬，临金刚界大曼荼罗受五部灌顶，再投花著于大日如来。八月上旬受传法阿阇黎位灌顶。三月之中，竟将两部秘奥、坛仪印契，汉梵无差，倾囊而授。惠果和尚又令供奉丹青李真等十余人图绘胎藏界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十幅，召集二十余名经生抄写《金刚顶经》等密典，唤供奉铸博士杨忠信、赵吴为之新造道具十五件，图像写经已毕，于是嘱曰：“……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中国)，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其后中国佛教遭会昌法难之厄，真言密教渐渐式微于中国，兴隆于日本。弘法大师师从惠果和尚不过半载，而和尚竟倾囊相授并殷重嘱托，这是深有寄意的。
付法已毕，惠果阿阇黎遂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圆寂，翌年正月葬于孟村龙泉大师塔侧。弘法大师受唐宪宗之命为惠果阿阇黎撰写碑文。其时长安城内外，攻文善书者何可胜计，堂堂三朝国师的碑文，竟让一位仅有半年师徒关系的海外学僧撰文并书字，足见弘法大师修证、人品、文学、书法之高超，亦可见当时中国文化恢宏雍容的气度!
大师受学惠果阿阇黎之余，又从青龙寺昙贞和尚学梵文，还曾与师子国般若三藏交往。大师除钻研佛法外，对于诗文、书法、雕塑、绘画、音乐、医卜、天文等，举凡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留心学习并广泛搜其经典；还遍访长安城中硕学俊彦，与当时的文人学士，如朱千乘、朱少端、昙靖、鸿渐等人都有交往。朱千乘在赠诗及诗序中称赞大师“能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文字冠儒宗”，郑壬也称大师为“异才”。弘法大师在中国留学不到两年，而实际在长安学习的时间不过一年零四个月，竟能涉猎如此之多的领域，且植入日本文化中予以创新，实在不可思议!
唐元和元年(806)四月，弘法大师随遣唐使判官高阶远成等人东归，带着师友的嘱托以及大量内外典藉、诗文、杂书与法物器具，大师于同年八月从明州港(今宁波)启航，满载而归。
大师于日本大同元年(806)十月抵达日本。十二月向天皇呈上新请来经等目录，其中不包括外书，仅佛典即达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其中新译经等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梵字真言赞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论疏章等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另有胎藏金刚曼荼罗及祖师影像等十幅，真言道具九种，惠果阿阇黎付嘱物十三种。带回的物品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新译经中，有一百一十八部一百五十卷为不空新译本，其余二十四部九十卷都是尚未传到日本的新译本。弘法大师将玄宗至代宗朝由不空译完的密藏大部分传入日本。(2)大师带回梵文《真言赞》，特意说明：由于真言极为深奥，字字都有甚深义趣，如果用汉文来翻译真言，音的轻重缓急就容易发生错误，只能译得粗略近似，不能做到清晰准确。如果不懂梵文，音的长短更难以辨别，因此学真言宗应通晓梵文。大师是第一个将真言密典的梵文和汉译对照而授的日本人，并传回本国，为日本真言宗的创立及佛学研究都打下了深厚基础。(3)惠果阿阇黎付嘱物中，包括金刚智阿阇黎从南天竺持来的佛舍利八十粒等八种传法印信，青龙寺阿阇黎所付健陀谷子袈裟等五种，供奉铸博士杨忠信等新造道具五宝五钴铃等九种，以及梵夹三口、金刚子等青龙寺阿阇黎所付物件。自此，真言宗开始传入日本。
大师递经四朝，皆为国师，为天皇开坛灌顶，为国建坛修法五十一度，并以高野山金刚峰寺与东寺为真言宗根本道场，前后授灌顶者数万人，日本真言宗自此确立。大弟子实慧、真济、真雅、泰范、智泉、真如、道雄、圆明、杲邻、忠延等，人称“十大高足”。日本承和二年(835)三月二十一日寅时，大师于高野山入灭。日本贞观六年(864)，赠大僧正法印大和尚。延喜二十一年(921)，加谥号弘法大师。大师的肉身，至今仍封闭于高野山奥院的石洞中。
弘法大师所创立的日本真言宗(东密)，不但鼎盛当时，且影响至今。据昭和十二年《朝日年鉴》寺院统计，迄今东密有寺一万二千余，住职七千九百人，宣教所六百余。“信众逾五千万人”。乃至于“大师信仰”(专指信仰弘法大师)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专有名词，而弘法大师在四国岛创立的八十八个遗迹寺(又称四国灵场)，至今仍有巡礼者，著菅笠、草鞋、白色旅装，唱御咏歌(大师所作)，并有曲调哀凄的风物诗流传于世……。
(二)弘法大师的文化贡献
弘法大师，这位日本国民家喻户晓、至深敬仰的圣者，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可谓横绝千古，无人能匹：作为一代宗教巨匠，大师所创立的真言宗在日本畅行千载，至今不衰；作为一位思想家，《十住心论》是日本佛教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作为一位语言文字学家，大师是第一个通晓梵文的日本人，他曾借鉴汉字草书创立了日本文字的平假名，还编著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汉文辞书；作为一位文学家，大师的著作一直被视为汉诗文中的珍品，至今有大量版本或抄本、注疏传世；作为一位文论家，《文镜秘府论》是研究汉诗文非常重要的史料；作为一位书法家，大师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三书圣”；不仅如此，大师还是一位教育家，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国民公学；一位科学技术的引进者，将唐代先进的采矿、筑路、水利、架桥等生产技术引入日本，并亲自参与兴修水利等实践工程……成果之丰，千载之下仍令人高山仰止!
大师早年的作品《三教指归》(原本称《聋指归》)是大师向同胞阐释刚从中国传入不久的儒释道三教思想精髓的典范之作，最后作者假托“假名乞儿”抑儒抑道，力陈佛教教义，为书中的“蛭牙公子”指点迷津，达其佛归。指出唯有示解脱涅槃之道的佛教最为优胜，而其中大乘佛法最可崇奉。《三教指归》为四六骈体汉文，结构清晰，笔调畅达，书中引用大量的典藉，明显借用者即不下几十种，举凡《论语》、《老子》、《庄子》、《列子》、《文选》等典藉，《养生论》、《抱朴子》、《神异经》、《游仙窟》、《博弈论》、《好色赋》等奇书怪赋、杂说小论，无所不引，可知大师的佛学、汉学知识异常丰富。且书中以道教评儒学，以佛教论老庄，通篇极其思辨力，因此一直被哲学家视为日本思想史上的开山之作。
日本天平胜保三年(751)，出现了现存的首部汉诗集《怀风藻》，为六十四人的一百二十首诗作，大多为五言诗，仅在四十几年后出现的《三教指归》则是弘法大师个人创作的成果，其中或诗或赋，缓急相间，亢沉有致，洋洋数万言，浑然一体，丝毫看不出任何破绽。其老到的用心，透彻的说理，都使人难以相信该书出自一个远在东方孤岛的弱冠之手。因此，不论从哲学角度还是文学角度分析考察，《三教指归》都是一部不朽之作，由此可见大师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工作，一开始就是高起点的。
大师回国后，即着手创立真言宗。先后著《秘密曼荼教付法传》二卷、《即身成佛义》一卷、《秘藏宝钥》三卷、《十住心论》十卷、《辩显密二教论》二卷、《声字实相义》、《字义》，以及《大日经开题》、《金刚顶经开题》、《仁王经开题》、《心经开题》、《法华经开题》等。其中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是《即身成佛义》和《十住心论》，前者作于弘仁一年(810)，距入唐求法仅六年，为真言宗开宗的旗帜；后者则为晚年的总结性作品，二书一前一后，集中反映了大师的思想，为其所建立的真言宗教义体系的标志。
大师的密教理论，除判教论之外，都集中于《即身成佛义》一文中。而此文可以用两首偈颂来概括：“六大无碍常瑜伽，四种曼荼各不离，三密加持速疾显，重重帝网名即身。法然具足萨般若，心数心王过刹尘。各具五智五际智，圆镜力故实觉智。”此二颂八句是说即身成佛四字。前颂说即身二字，后颂说成佛二字。初颂四句依次表体、相、用、无碍，后颂依次表法佛成佛、无数、轮圆、所由。《即身成佛义》通篇发挥此二颂，而重点在前一颂，据此，后世将真言宗教义概括为六大体大、四曼相大、三密用大。尤其六大缘起一说为大师首唱，广大精微，其实圆满，是佛理的最高阶段。
当时日本佛教各宗皆有名德，大师判教特崇真言宗于诸宗之上，诸宗高僧不服，于大同四年(809)在嵯峨天皇殿前论辩。大师入宫论说《即身成佛义》，天皇敕命证实其言，据说大师于众人面前现大日如来身相，于是天皇率群臣顶礼，诸宗皆服。
大师的判教论，分横判、竖判两种，以《显密二教论》横判显密，以《十住心论》竖判十种住心。《显密二教论》从以下五个方面判显密的不同：第一，说法者不同。显教的说法者为他受用报身和应化身；密教的说法者为自受用报身。第二，可说不可说之不同。显教以如来果德不可说，而密教仍能究竟说之。第三，所说之法不同。显教只说他受用言断性灭之境，而密教则说自受用内证智境界。第四，说法对象及方式不同。显教是对浅机而作的随他意说，密教则是对大机而作的随自意说。第五，成佛迟速不同。显教三大阿僧祗劫成佛，密教则即身成佛。故大师的结论为：显教浅略，密教优胜。
《十住心论》集佛教各派，儒、道、古印度哲学于一书，详细论述了生命境界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各个阶段，大师据《大日经》归纳的十住心为：一异生羝羊心，二愚童持斋心，三婴童无畏心，四唯蕴无我心，五拔业因种心，六他缘大乘心，七觉心不生心，八一道无为心，九极无自性心，十秘密庄严心。其中前三心为世间心，后七心属出世间心。以此十心竖判诸教，则第一心为一向行恶乘，第二心为人乘，第三心为天乘，第四心为声闻乘，第五心为缘觉乘，此五住心总为小乘。第六心为法相宗，第七心为三论宗，第八心为天台宗，第九心为华严宗，此四住心总为大乘。第十心为真言宗，属佛乘。出世间的大、小乘与世间的天、人、恶行乘，共为显教，真言佛乘为密教。
十住心，原为《大日经·住心品》中所说的心相，以说明菩提心自发心至自证的一般过程。而大师以十住心纳入判教的范畴，且以此对日本当时各宗各派进行教相上的判释，可谓独树一帜。《十住心论》是大师晚年的总结之作，后与日本曹洞宗初祖道元(1200—1253)的《正眼法藏》并称为日本思想史上的“双璧”。
大师留学大唐时曾得惠果阿阇黎亲教梵文，又从学昙贞、梵僧般若三藏，成为日本第一个精通梵文的学者。归国后著《梵字悉昙字释》，为梵文在日本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天长七年(830)，大师从梁顾野王的《玉篇》中，选出约一千字，分别以隶书编排字目，上冠篆体，下注反切与释义，著《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成为日本最早的汉字辞书。又著《声字实相义》一卷，从密教角度探究语言、文字的实质，成为日本第一部极富哲理的语言哲学著作。有许多学者认为，日文平假名是大师据汉字草书而创造，“平者全也，其字全假汉字之草书为之，如伊吕波是也。”古日本歌谣伊吕波歌“色香终须散，我世谁能常?今当度越有为之奥山，休作短歌亦休醉。”相传为弘法大师据《涅槃经》“诸行天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以清音五十音填写，至今仍是日本人自启蒙时期就咏唱的歌谣。总之，大师对早期发展阶段的日本文字发生了重大影响。
大师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大师赋诗作文，从不打草稿，随口吟哦，一遍即成，又随作随弃。幸由弟子真济随时收集，编成《遍照金刚性灵集》十卷行世，收入自公元804年至834年间的诗赋、上表、书简、碑铭、表启、愿文等，计一百一十三篇，内容涉及日本平安初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许多方面，大师在唐期间所撰的《惠果和尚之碑》、《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为藤大使与渤海王子书》等共八篇亦见于《性灵集》。这些文章对于研究日本古代与大唐、朝鲜等的文化交流均有重要价值。在日本文学史上，《性灵集》一直被视为汉诗文中的珍品，至今有大量版本或抄本、注疏行世。现藏于高野山三宝院的抄本《性灵集私记》，亦称大师之作，“格律高，骨体备，超绝凡庸，无性灵异。”
大师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与诗歌评论家，敕纂汉诗总集《经国集》原20卷，现仅存的六卷中即载有大师的诗作七首。大师的诗论《文镜秘府论》六卷更是有着珍贵的价值。它不仅吸取了中国六朝至唐代的许多诗歌理论，参考了如沈约的《四声谱》，王昌龄的《诗格》，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重要书藉，而且还辑录了不少唐以前中国诗人的作品，保存了许多中国语言学和音韵学的重要资料。日本文艺理论家加藤同一对《文镜秘府论》评价很高，认为它在诗法体系的详尽上，是公元八世纪以前中国所仅见的，而日本汉诗创作之所以长盛不衰，《文镜秘府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大师还是日本的书道宗师。大师早年即精于书法，入唐后，又投师韩方明，并汲取诸家草书之长，研磨切磋，笔力大长，兼擅篆、隶、行、草、飞白各体，神韵跃动。其书法是将颜真卿、王羲之两家之长揉为一体，独创精进，自成风格。大师在中国写的《三十帖册子》有王羲之之风，回国后所写的《灌顶论》具颜真卿之体，至《益田池碑》，则完全自成一格了。其《风信帖》更被日本人视为国宝。大师的书法，早在入唐期间就倍受赞誉，唐诗人胡伯崇称其：“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嵯峨天皇也在《赏绫罗屏风御制诗》中对大师十分称誉：“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没后此僧生。”在书法理论上，大师也有独到的贡献，其《执笔法使笔法》一卷，即所谓“书诀真迹”，曾有刊本传世。
关于大师神奇的书法，还有许多传说流行于世。相传长安宫墙上有王羲之手书真迹，但已脱落缺字，顺宗请大师补之。大师口衔一笔，两手两足各持一笔，同时行书五行。余一字，大师立即用笔蘸满墨汁，写下一刚劲挺拨的“树”字，与王羲之的笔法维妙维肖，顺宗甚为赞叹，即授予“五笔和尚”的称号。又传，大师出外游历，某日至河畔，见牧童在水面上书一“龙”字缺一点，大师随手补上一点，“龙”字变为一条真龙腾空而起，直上九霄。 “书道”在日本的历史十分悠久，弘法大师时期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历史上，常将大师与嵯峨天皇并称为书道“二圣”，再加橘逸势，并称“三书圣”。至今日本的书道仍十分盛
行，也是与弘法大师深有渊源的。
此外，中国的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在日本的传播，大师也有很大贡献。例如，至今保留于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京都东寺等的古代建筑，其中塔、寺、经堂、佛像、浮雕、壁画等等，不少都是遵照大师的指示，或是仿照大师从唐朝带回的佛造像、画像、雕绘等修建制作的。在唐期间，惠果阿阇黎所传的金界、胎界大曼荼罗，也多次被东寺和其他真言宗寺院临摹。这种中国风格的佛教绘画艺术，对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师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大师之前，日本只有贵族子弟学校，平民百姓难以受到教育。大师在唐留学期间，看到私塾、乡学等民间教育机构相当普及，因此得以人材倍出，即有民间办学的志愿。日本天长五年(828)，大师得到几位好友的资助，在京都东寺东邻用五间房屋(占地二町)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平民学校——综艺种智院。综艺，指各种技艺；种智，即一切种智，两者结合而命名，意味着一切学问、技艺、智慧都将在此学到。学校教师称道人，由僧侣和学者担任，除教授儒释道三家经典外，还教授阴阳、法律、工艺、医学、音乐等汉学文化和技艺。学校还提供食宿，以保证贫穷学生顺利就读。大师还将综艺种智院的开学典礼定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即恩师惠果阿阇黎圆寂二十三周年的忌日，殷殷师道之情，于此见于一端。
大师还忧心民瘼，积极参与造福苍生的生产实践。满(万)浓池水库是大师家乡歧国的一项重要水利设施，至大师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之久。因多年失修，堤坝坍塌，沟渠堵塞而不能使用。日本弘仁十一年(820)天皇政府开始重修满浓池。动工第二年，歧国司吏便呈请中央太政官，补任弘法大师为筑池别当。大师欣然受命，带领沙弥一人、童子四人移居歧国，积极参与修池工程。由于有大师的号召和鼓舞，工程进展很快，于弘仁二十二年(821)年九月顺利完工。民众感恩不尽，评价为“大师筑堤畜水，田亩无炎旱之愁，民黎有丰稔之庆。”在修筑堤坝方面，大师还参与过摄津港(今神户港)的扩建工程。弘仁五年(814)，大师为二荒山(今枥山县境内)撰写碑文，二荒山(又名补陀落山)和中禅寺湖山势高拔，水量充足，当地百姓想利用其山势水情从事农业生产，于是请大师撰写碑文。大师在《沙门胜道历山水莹玄珠碑》中道：“依仁山，托智水”，以利“四民之生事调饥”，“灵物(山水)化产”。天长二年(825)，大师还为大和国的益田池撰写碑铭以志纪念。碑文以千变万化的草体写成，内容仅二十一个字：“若夫咸(感)星银汉，下洒之功深，湖水天地，上润之德普。故。”意谓：正由于黎民的诚心感动了星辰，天降大量湖水，滋润土地，这也是上天之德的普照。足见大师普利众生之心。
至今，日本各地还有许多关于大师关心百姓的动人传说。例如，耕地播种时，大师每村每村巡游察看；灌溉缺水时，大师会在村里出现，用杖触地，水便从井中潺潺涌出；就连小儿夜哭，大师也能教会母亲止哭的办法……。
弘法大师，堪称日本平安朝初期思想界、艺术界、生产实践，乃至日常生活的总指导者，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
余论
唐密教法，力倡世出世间不二。历代大德皆圆融真俗，博综众艺，慈心济物，爱国爱教，而唐密文化大兴于当时，离不开古圣先贤的艰难开创：善无畏以八十高龄远征中国，金刚智历时三年渡海传衣，不空三藏万里求学、后复隐忍岭南，惠果阿阇黎殷殷付法与弘法大师拓荒东瀛，乃至晚近东密返哺，继之者也复如是……笔者思往圣，赞来哲：中华盛世，唐密古风，盍兴乎来!
注：
①据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8月，P74
⑩赵迁《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
②④⑤⑥⑦⑧⑨冯达庵大阿阇黎《佛教真面目》，香港佛教法喜精舍1998年印行
③周一良《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7月，P35《不空表制集》卷一，《大正藏》第52册，P828、P829、P830
《贞元新定释教录》卷十五，《大正藏》第55册，P885成尊《真言付法要抄》朱千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方物而归东海》
据199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载曾坤、孟西安《法门寺地宫展现真貌》
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高野大师御广传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