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不仅是元代使日高僧一山一宁的祖庭，而且是明末清初日本佛教黄檗宗始祖隐元禅师步入佛门的肇源地。据震华法师编《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1999年1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载：“隐元(1592—1673年)，名隆琦，俗姓林，福建福清人。10岁投南海潮音洞出家，领茶头执事，日偌万众，无难色。后谒费隐通容于黄檗山万福寺，蒙垂示，继法席。顺治十一年(1654年)，日本长崎福兴寺僧逸然受德川家纲(幕府将军)托，请师东渡传法。同年抵日，家纲甚敬，创寺于山城国菟路以居，亦名黄檗山万福寺。后水尾上皇赐‘大光普照国师’之号”，寂后谥“真空大师”。按黄檗宗为日本佛教禅宗三大派之一(另两派为临济宗和曹洞宗)，我国高僧隐元开创。隐元于1654年以63岁高龄渡日，初住长崎兴福寺弘扬临济宗，4年后谒见德川家纲，赐地建寺。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1661年)，建成万福寺，创日本佛教黄檗宗，提倡“禅(宗)净(土宗)双修”，“己身弥陀，唯心净土”，并用汉语诵经，在法会和修行方法上保持明代风格，受到日本朝野欢迎。关于隐元禅师寓居普陀山年代，另有一说为任继愈所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说隐元“9岁就学，翌年辍学，以耕樵为业，23岁到南海普陀山礼观音菩萨，投潮音洞主为茶头执事”。
　　以上第一说“10岁投南海潮音洞出家”，是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当时山上正在实施“禁约”。先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普陀寺火，金石尽铄，善男信女纷纷乐助，山僧如德于翌年初，请匠人王秀鸠工重建。不料被人告到海道衙门，该道按察使立即命令宁波府委官到山，“将木植砖瓦，尽数检搜，一物一件，俱收入官。”饬“各文武官俱以海防为重，不得徇情遗漏。倘有豪右阻挠，一并擒拿，送道并治。”“各料搬定海县(今镇海)空闲公署，拨人看管，候修理巡道衙门，以便发汛驻扎。其跟随人役、兵夫，约束不许受贿私卖及生事滋扰，违玩者，委官指名呈究。”是年二月，慈圣李太后获悉普陀山寺遭回禄，续颁《藏经》，山僧们趁此募建藏殿，仍遭禁绝。前寺衲子只好通过赍《藏经》到山的汉经厂掌坛监太监赵永将山中情况奏闻内廷。当时，一方面山上高僧昱光刺血书经，上疏请建；普陀寺住持真宰不顾年迈体弱，只身赴阙请愿。另一方面地方官还在“插牌本山，并告示沿海军民僧道等人，不许一船一人登山樵采倡为耕种，复生事端。如违，本犯照例充军。”
　　在此情况下，10岁的隐元怎可能“投南海潮音洞出家”?再说潮音洞一带，据笔者考证，南宋(1127—1279年)时建有观音岩寺(赵彦卫《云麓漫钞》)，后废。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平定江南，命部帅哈喇歹往洞祈雨有感，再次建殿。至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毁寺徙僧，洞上仅留铁瓦殿1所，后年久荒圮。正德十年(1515年)，僧淡斋募铁瓦2万，砖1万，建正殿5间、方丈殿20间。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1547—1553年)，王直等引倭扰山，都司刘恩至等灭倭于潮音洞一带，督军王碔命把总李秀会同主簿李良模带兵到山，拆寺徙僧。嘉靖三十六年，总制胡宗宪迁宝陀寺至定海招宝山，山中空虚。当时，潮音洞一带已无殿宇，隐元不仅不可能“投潮音洞出家”，更不可能“日偌(接待)万众”!
　　但是，等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隐元23岁时，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普陀山前寺已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建复，赐额“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潮音洞西麓建听潮庵(今紫竹林庵)，山上“祠宇殿堂，僧房净室，日则满山棋布，夜则燃火星罗，总计二百有奇”(定海把总陈九思《呈文》)。“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缁侣羽流、善男信女，远近累累，无不函经捧香，搏颡茧足，梯山航海，云合电奔，来朝大士”(屠隆《补陀洛迦山记》)。此间，隐元因其“父亲离家未归”，22岁外出寻父，23岁来到浙江舟山，旋至普陀山礼拜观音，皈依佛门，并投身潮音洞听潮庵充茶头执事，乃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