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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谓“逸史”，事发于普陀山，系历代《山志》失载之史实。普陀山历史上曾经历多次兴衰。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太祖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藉口“海岛居民外联海盗，内相仇杀”，尽徙舟山46岛居民11000余户、34000余人于浙东、浙西各州县和安徽凤阳一带；又以普陀山“穷洋多险，易为贼巢”为由，迁宝陀寺至明州，焚山上殿宇300余间，只留潮音洞铁瓦殿一所和一僧一役。
从此，佛国夷为荒墟。直到正德十年(1515年)，有僧淡斋，建正殿5间、方丈殿20间于潮音洞上。值得一提的是，从洪武十九年到正德十年，100余年间，山上主刹宝陀寺一直没有建复，虽在永乐①、天顺间有僧在山潜修，但当局者严禁建复本寺，一般只在潮音洞、西天门一带搭建简陋茅屋或静室而已，而且不久即被逝毁或焚烧。正德年间，淡斋之所以选择潮音洞一带建复宝陀寺，除当局者禁阻外，可能因为经过一百多年、隔好几代人，已经找不到原址——按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额不肯去观音院为宝陀观音寺，寺址未变。
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不肯去观音院在“双峰山”。至正年间盛熙明说，“潮音洞”离寺三里，寺在“梅岑山之阴”。近经考证，所谓“双谓山”，即今普济寺后山，麓间三石并立，状如定鸟，今称“灵鹫峰”；山巅巨岩突起，状如复莲，今称“观音峰”，古时两峰均无名，合称“双峰山”；所谓梅岑山之阴，乃梅岑山之凹也。可知古不肯去观音院乃至宝陀寺址，在今普济寺后山，方向朝东南(详后)。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宝陀寺建在潮音洞一带，即今紫竹林庵故址。关于宝陀寺址变动这一重要史实，历代编志者均未作出认真考证。笔者在编写《普陀洛迦山志》过程中，有幸发现一批当时文武官员关于普陀山的《申文》和《奏折》，其中万历三十年定海把总呈给宁绍参将袁世忠的《手本》，可以印证上述结论：“……粤稽宋元丰年间建宝陀寺。我国初五山作乱，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以此山(普陀山)穷洋极险，遂行起遣，移寺于(宁波)郡东栖心寺，名曰补陀。天顺、正德以后，始有缁流私创于潮音洞上。”
又据定海知县转呈宁波海防同知黄榉《手本》，谓：“……时久禁驰，正德年间，复有构寺于潮音洞上”。永乐、正德间之所以可能在山上小规模地建复殿宇，这与明成祖(永乐帝)与日本后小松皇朝关系缓解有关。后小松皇朝将军(实际掌握政权者)足利义满完成南北统一大业后，急于恢复财政，采取通好明朝方针，不仅主动约束倭寇，并于永乐元年(1403年)派遣使团来华，携带致明成祖的《国书》云：
日本国王臣源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滞地，无物不滋。矧大圣人明并曜英，恩均万泽；万方响化，四海雪仁。钦惟大明皇帝陛下，绍尧圣神，迈汤智勇；勘定弊乱，甚于建瓴；整顿乾坤，易于反掌。启中兴之洪业，当太平之昌期。虽垂旋深居北阙之尊，而皇威远畅东滨之外。是以谨使僧圭密、梦云、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观清光，伏献方物……
圭密一行于永乐元年十月到达京都。恰逢成祖正要派遣左通政使赵居任、僧人道成等赴日本，把新登极事通告日本，见日本使者先到，甚喜，十分优待，并派赵居任等送还日本。明使一行分乘五舟，于永乐二年五月三日到达兵库港，义满为参观明朝使船，亲自来到兵库，并与明朝签订《永乐条约》(“勘合贸易”条约)。由明朝赠给永乐年号的“本”字号勘合100道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一扇。规定10年一贡，人限200人，船限2艘，不得携带武器，违者以盗寇论处。(《明史》日本传)“勘合贸易”使日本获得莫大的利益，给明朝沿海带来一度的宁静，曾经猖獗一时的倭寇消声敛迹。也给佛国带来生气，如第二期“勘合贸易”第三次遣明使船9艘，载1000余人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后，便有明朝彩艘百余艘，环绕使船欢迎，赠给酒、米、食粮等物。进沈家门后，又有官员们乘画船50余艘，吹角打鼓欢迎。接着，由宝陀巡检司派官船作向导，经定海进入宁波。(日本《允澎入唐记》)而这似乎已成惯例。第四次勘合船到沈家门时，因无官船来迎，就派通事送信催促。(日本《戊子入明记》)勘合一般由日本中央机构幕府掌握发放，领得勘合的人就能公然派遣贸易船。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南方大内氏派出的贸易船和细川氏船在宁波为争夺贸易权，发生冲突。大内氏船的宗设谦道杀死接受细川氏使者宋素卿贿赂，从而优先为其办理卸货手续的宁波府吏，率众劫掠宁波、绍兴一带。冲突中，细川氏船的头目瑞佐战死，宋素卿被捕，死在宁波狱中。
明朝因此废除宁波市舶司，拒绝对日贸易。嘉靖二十六年二月，日本派出以策彦周良为正使的遣明使船4艘(此为第二期“勘合贸易”第11次遣明使，也是最后一次)曾一度和明朝礼部交涉，企图领得嘉靖新勘合，但未获允许。从此，倭患日益严重，寇首王直(《明史》作汪直)指挥日本36处海盗，一再劫掠明朝沿海。
明嘉靖年间，倭寇接连犯浙江沿海，普陀山成为激战地之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提督王碔命把总黎秀会同主簿李良模领兵到山，将殿宇拆毁，佛像、法器等装运至定海招宝山寺。僧人查有度牒者分发各寺，无度牒者还俗当差，插牌本山。并告示沿海一带：不许一船一人登山樵采及倡为耕种，复生事端。如违，本犯照例充军。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总督胡宗宪将宝陀寺迁至招宝山巅。卢镗后来拆圆通殿至招宝山麓，别建寺院，山中梵宇绝迹。这样，距明朝初年不到二百年，普陀山再次面临一大劫难。
然而，信徒们向往海天佛国，渡海不绝。隆庆六年(1572年)闰二月，浙江监察御史谢囗巡视宁波府，获悉明所等5僧在山潜修，即命宁波海道派兵缉拿。该道速派定海把总陈典率兵“将本山苫盖草屋数间放火焚烧”，人员并大小铜像、檀香佛及什物等件解送宁波。万历二年(1574年)，舟山籍僧真表终于在普陀山觅得宝陀寺原址，诛茅居之，意欲建复原寺。定海把总徐景星奉命，将其“所施铜佛、幡袍、什物、香钱等件记数，议令选留僧人三五名在山看守香火。”这样处置，显然是对真表网开一面。由此，使得重兴佛国又获得一线生机。
真表将宝陀寺从潮音洞一带迁回原址，首创天王殿、云会堂等。万历八年(1580年)，协助大智禅师创海潮庵(今法雨寺)。万历十四年(1586年)，慈圣李太后遣内官张本等赍《大藏经》到山，真表趁此“广构殿宇”，并赴京谢恩。归来后，遍访四方名衲，邀至普陀建庵53处。十七年，宁绍参将侯继高植唐吴道子、阎立本绘两块观音像碑于前殿；题“海天佛国”、“磐陀石”等摩崖石刻，与名士屠隆同纂《补陀山志》。佛国重兴，盛况空前。
可是天不作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衲子们千辛万苦兴建的宝陀寺再次罹灾。据万历三五(1607年)年周应宾《普陀山志》载，宝陀寺“二十六年火，金石尽烁。”被视为稀世珍宝的吴道子、阎立本两块观音像碑亦毁于一旦。关于宝陀寺毁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事，清康熙、乾隆、道光及民国等《山志》均未提及，可能是“康熙志”编者裘琏疏忽，后志因袭之故。这一普陀山主刹兴衰史上之重大事件，虽可从新发现的当时地方官的“会疏”文件得到证实，但“万历志”寥寥几字，亦可谓“凤毛麟角”了。
但是，由于明朝海禁国策未变，当时的普陀山还是处在随时被“封杀”境地。如宝陀寺焚后，善男信女纷纷乐助，砖料木材，一朝毕集。山僧如德将建材囤积山房，于万历二十七年(1559年)初，觅得熟谙古建筑的工匠王秀，鸠工材度工，创建楼殿。不料被一个叫王德的人告到海道衙门，该道按察使范其立即命令宁波府委官派船，到山“擒拿首僧如德、匠人王秀究罪示惩”(按如德于佛国功不可灭，惜“旧志”未见其名)。
当时，由于倭患渐平，实际情况已大有变化，但钦差督军因循办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愿改变海禁政策。普陀山僧人通过太监赵永将情况闻于内廷。明慈圣李太后听说宝陀罹灾，即命续颁《藏经》。得此机缘，山僧们再次募建，但仍遭禁阻。翌年四月，太后命神宗敕御用太监张随等赍帑金到山，鼎新山寺。张随阅视宝陀寺毁址，以“旧基形局浅漏，辟迁麓下，并改辰向(东南)为丙(正南)”。钦差督军对恢复普陀山仍持反对态度，借口仍是担心倭患。但是敕建普陀山寺，原系太后懿旨，而明神宗10岁登基，一度由太后执政，向来慑于太后凤威，怎敢收回成命。因此，地方官员的奏折被“留中”，而且遭撤职处分。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五月，饬新任御史尹应元巡察普陀，部署海防。应元在山立“渡海记事碑”。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正月，上命随赍帑金2000两，皇太后、嫔妃等均施银，派人到山督造普陀主刹。张随从万历三十年始，五奉诏书，在山八年，往返于鲸波巨浪间，督建寺院，亲杂匠役间，鸠材度，拮据经营。时山上有贾绅逐利及谋私堕戒者，随秉公整饬山规，此辈悉皆远遁。万历三十四年竣工，赐额“大明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住持性空张随诣阙谢恩，时有廷臣联合地方官绅向神宗进谗，藉事弹劾张随，性空为此与神宗展开“廷辩”。张随虽昭雪，但性空罹“犯上”罪，被执入狱，郁愤而逝。其徒荣光赴京，乞师灵骸于首邱山，归葬梅岑山。
“大明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终于建成，寺基阔70丈，进深53丈，殿宇6重，廊庑环绕，琳宫合抱，甲于江南。直至明末，“海天佛国”贡艘浮云，香船蔽日，史称极盛时期。但为此故，仅见于文字记载的，就有2位住持死于京都，7位高僧被执下狱，数不清的缁素被迫离山、还俗当差或递归原籍。衲子们为光复名山付出了最大的代价，谱写出无数悲歌。这便是历代《山志》未敢触及的、发生在明代普陀山的部分史实。
注释：
①“旧志”载：永乐四年，释教总裁祖芳道联住持宝陀寺，但当时寺已迁宁波，当局者严禁，不许重建，惟潮音洞一带有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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