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杲的生平行履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氏，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十七岁出家，因不欲居乡里习诸经论，遂于大观元年（1107）十九岁时始四出游方参学。“初行脚时，曾参洞山微禅师。二年之间，曹洞宗旨，一时参得。”但他认为禅惟可自证，而不可传授，微禅师“只是不合将功勋五位、依正回互、五王子之类许多家事来传”，若“禅有传授，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遂弃之。”[1] 大观三年，宗杲往泐潭，投入湛堂文准（1061—1115）门下，先于宣州一带持钵，后入为侍者。文准为真净克文的嗣法弟子，属黄龙派。宗杲在其座下，实受其钳锤陶冶，对其日后禅学思想的成熟是有深刻影响的。宗杲自谓：“宗杲虽参圆悟和尚打失鼻孔，元初与我安鼻孔者，却得湛堂（文准）和尚。”[2] 而文准亦对宗杲极为赏识，以法器期之，以为“非碌碌余子可比”，“他日必能任重致远”。[3] 政和五年（1115），文准入灭，疾亟之际，宗杲问曰：“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甲依附谁可以了大事？”文准曰：“有个川勤，我亦不识他，你若见他，必能成就此事。若见他了不得，便修行去，后世出来参禅。”[4] 所谓“川勤”，即指圆悟克勤。次年，亦即政和六年，宗杲受众人之托而往荆南，拜会张商英，请他为文准撰塔铭；宗杲由此与张商英结识，其颖悟乐辩亦甚为张商英所赞叹，因此当宣和二年（1120）的春天，宗杲再次往荆南拜谒张氏的时候，张氏遂欣然为他向克勤作了推荐（张氏即卒于是年）。宣和六年，诏克勤住东京天宁寺，宗杲听说以后，“私自庆曰：此老实天赐我也！”[5] 遂往天宁，于次年挂搭于该寺，由此而得以师事克勤。

　　宗杲在圆悟克勤门下参禅四十二日而悟道，克勤“著《临济正宗记》以付之，俾掌记室，分座训徒。”[6] 靖康元年（1126），右丞相吕好问（字舜徒，1064—1131）奏请朝廷，钦宗赐宗杲紫衣及“佛日大师”之号。此后，宗杲尝辗转于江、浙、广、闽诸地，至绍兴七年（1137），因丞相张浚之请而住持余杭径山能仁禅院，僧众多至一千七百余人，“皆诸方角立之士，师（宗杲）行首山令，起临济宗，憧憧往来，其门如市，学徒咨扣，日入玄奥；规绳不立，而法社肃如也。由是宗风大振，号称临济再兴。”[7]

　　绍兴十年（1140），侍郎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横浦，又号无垢，杭州人）登径山，宗杲与他一起讨论《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之义，相与甚为相笃。次年四月，九成因父丧，再上径山，在与宗杲的议论当中，或许对朝政亦有所议论。时秦桧专权，力主与金国议和，肆意贬黜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而张九成则是竭力主张抗金的。《宋史》张九成本传云： “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从游者众，九成时往来期间。（秦）桧恐其议己，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是年五月，“敕九成居家持服，服满别听指挥。径山主僧宗杲追牒，责衡州。”[8] 自是宗杲开始了长达十六年流放生涯。他于七月至衡州（今湖南衡阳）贬所；绍兴二十年又被再贬梅州（今属广东省）；至二十五年，得“蒙恩自便”，因此他于绍兴二十六年的正月离开梅州，起程返回浙江，途中曾与谪居安南而此时亦被起复的张九成再次聚会；同年三月，宗杲被旨恢复了僧籍。

　　绍兴二十七年（1157），宗杲住持明州育王山光孝寺（在今宁波），时年已六十九岁。“裹粮问道者万二千指，百废并举，檀度响从，冠于今昔。”因育王山地势较高，饮水缺乏，众僧甚以为苦，宗杲遂凿泉而为大池；又因僧人众多，粮食不足，又率众围垦海岸闲地，筑涂田数千顷，用赡斋厨；这些举措受到了朝廷的褒奖，诏赐其座，名为“般若”。[9] 绍兴二十八年，宗杲被旨再住余杭径山，“道俗钦慕，如见其所亲”，虽年事已高，然接引后进，未尝少倦。绍兴三十二年，孝宗赐以“大慧禅师”之号。次年，即隆兴元年（1163），宗杲圆寂。嗣其法者八十有四人；门人集其著述讲说，编为《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一卷等。

　　宗杲为一代禅门硕德，临济宗绪之不坠，实赖以扶持。其博通内外典籍，融摄经教，而归于发明本心之旨；和会儒释，融世出世间法于一体，而又慧辩无碍，广与士大夫交游，由是而实致南宋学风以深厚影响。张浚为其撰塔铭，称其“纵横踔厉，无所疑于心，大肆其说，如苏（秦）、张（仪）之雄辩，如孙（武）、吴（起）之用兵，如建瓴水转圆石于千仞之阪；诸老敛衽，莫当其锋。于时贤士大夫，往往争与之游。”[10] 足见其于当时影响之巨。宗杲生逢变乱之世，国家蒙耻，人民流离，故其身虽处于方外，其心却无所局限，以菩提心等于忠义心，爱君忧国，虽得罪而无怨悔，诚非常人之所能，而实为僧中之硕德，人中之英杰。“师虽为方外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其论甚正确。……使为吾儒，岂不为名士？而其学佛，亦卓然自立于当世，非豪杰丈夫哉？”[11] 宗杲自己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12] “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其中正蕴含着他对时局的忧患及其对时政的感叹。而这一特殊的时代生活背景，亦正为我们理解宗杲之禅学思想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