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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五行志》记载了明朝一代全国２２０起火灾，其中有：“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庚子，南海普陀山寺灾。”这２２０起火灾，除京城皇宫火灾外，大都是各地重大火灾。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距舟山废县已有２１４年，朝廷“海禁”政策未变，舟山荒凉依旧。普陀山的火灾为何也能入载明代的国史？
《普陀洛伽山志》无佛国此次火灾记载。但另一则记载似有助于解开此谜：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九年，有一位太监张随一直在普陀山，奉旨重修佛国梵寺。他多次赴京向皇帝汇报情况，多次接旨安排项目。普陀山火灾载入国史，其来源很有可能便是这位太监的某项报告。而这一火灾记载显示，经过漫长“海禁”岁月，此时的佛国在朝廷里已颇为注目。
１３８７年，汤和经略海防，强行迁舟山４６岛居民去大陆，普陀山也未能幸免：徙僧毁寺，迁观音像至宁波栖心寺（今七塔寺）重建殿宇。山上仅留铁瓦殿一所，使一僧一役奉之。
其后２００年间，不断有僧人重返普陀，试图再兴佛国宋元时风采。但由于倭难连绵，官府阻拦，种种努力难遂心愿。直到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李太后赐经藏给普陀，事情才有了根本转机。
明神宗万历９岁登上皇帝宝座，在位四十八年。最初十年，李太后委任张居正为政，朝政大有起色。张居正死后，万历渐荒于朝政，只思搜刮。他只敬畏生母李太后一人。《明史》说，太后教子颇严。万历小时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太后出身宫女。万历迟迟不立长子为太
子，原因是宫女所生。太后闻之大怒：“你也是宫女所生。”太子才得立。
李太后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万。”万历十四年，太后自己出资刻印佛经，分赐天下名寺，普陀山也在其列。此前“违禁”在荒岛普陀山重建宝陀寺（今普济寺）的住持真表闻此喜出望外，马上建藏经殿，趁机扩建寺院，同时进京谢恩，遍访四方名衲，邀至普陀大建庵宇。各地香客闻讯朝山，佛国一时重盛。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三十九年(1611年)，李太后和万历五次赐佛经给普陀山，万历还从自己的“小金库”——内帑中多次掏钱给普陀山，又派太监修寺。如今在普陀山文物馆，还保留有万历的圣旨。
但是，地方官员继续发出反对声音。《明史》记载，刘一任浙江巡抚时，万历派太监曹奉建镇海寺于普陀山。刘与浙江巡按李邦华认为不可。此事大约是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镇海寺即今法雨寺，佛国第二大寺。地方官员上奏认为，“御倭之策，要在清野”。即让舟山除本岛外其他岛屿继续成为无人岛。普陀山如果是特例，至少不宜再增加寺庙，扩大寺院规模控制大陆进山朝香人数。
皇帝信佛，要重兴观音道场。这与明初的“海禁”国策发生了矛盾，万历自有办法。史称，张居正死后，万历长达三十年不上朝，不会见百官。官员上奏，不合其意，就“留中不发”，搁置一边，不加理睬。官员请辞，不加答复，任你自走，也不补员。刘一任的上奏便被“留中”。
万历不理睬百官，只信任太监；不关心国库，只想内帑越多越好。他派太监到各地收税敛财，扩其内帑，弄得天下民怨沸腾。与此同时，这个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到了极点的昏君，对普陀山重建却会舍得动用内帑，派太监长驻普陀，监督修寺。这真是个怪异的时代。
此时此刻，舟山其他岛屿的“海禁”依然如旧，而本岛原县城成了宁绍参将驻地，军事要塞的特征更加鲜明。就连佛国的许多摩崖石刻也不经意中留下此类印记：“磐陀石”、“瀛洲界”、“海天佛国”等都是这些将军们所题刻。
一部《明史》，有关舟山原县城的记载似仅在武将张可大的列传中有零星片断：“舟山，宋昌国城也，居海中，有七十二岙，为浙东要害。”万历时，张可大任舟山副总兵。城久圮，可大与副使蔡献臣筑之，两月工竣。城内外田数千亩，海潮害稼。可大筑*4蓄淡水，遂为膏腴，民称曰“张公*4”。这位将军在普陀山也有石刻：“震旦第一佛国”。
李太后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３０年后，明朝覆亡。其时，在舟山的鲁王政权派人去日本求援，送去的最贵重礼物便是藏在佛国的李太后所赐经藏。据说日本当政者闻此欢喜得不得了。后来，使者见日方无出兵相助迹象，便带回经藏返航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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