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的大灾难面前，国人仗义疏财、踊跃捐款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在这些社会捐款当中，有不少是商人的善举，仁商的形象也在今年得到弘扬。

完善制度和法规让商人变圣人

记者：怎样能把人们这种阵发性的善举，变成持续性的行为呢？

王志纲：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人们这种阵发性的善举，变成可持续的、常态的行为？这是值得全社会思考的。现在我们与此相关的很多法律法规都不到位。我们工作室在四川地震之后也捐了善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所捐的善款不能扣税；捐过去以后，不知道交给了谁，不知道是否会被挪用；更不知道你的捐助最终落到什么地方。这种不清楚、不确定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想捐的人和需要的人不能对接。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上层建筑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规。第二个问题，民间的监督和新闻监督方面还没有到位。如何参照国际惯例来完善一些法律法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制度建设，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新闻界的跟进，整个社会就很难形成一个很好的风范，也很难保证这种善举的持续性；还可能助长一些浑水摸鱼和过火的商业性行为，甚至伤害人们的善良感情。

记者：除了完善法律法规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可以减少为富不仁的情况呢？

王志纲：我刚从日本回来。曾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诉苦，日本是一个遗产税收得很高的国家，最高税率达70%。很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征税减少不劳而获者，通过第二次分配实现国家的和谐和均衡。这可能就是日本能实现祥和、平稳、人人励精图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今天出现了许多二世主，不劳而获和肆意挥霍，一味坐享其成，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觉得中国应该参照一下日本，征收遗产税。这样对于后代是好事，使得他不能当寄生虫，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西方有许多富人愿意捐款，除了宗教传统外，还有一个就是遗产税。如果中国能够把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就会逼着很多商人、富人从魔鬼变成天使，成为圣人，拿出更多钱投入慈善事业。

社会不能让行善者吃亏

记者：要让更多的人来捐款需要一种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如何才能形成呢？

王志纲：其实，中国有很深厚的慈善文化根基。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佛教文化，都强调仁者爱人、积善行德。而且这种文化意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脉里，变成国人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和作为准则。比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难中求人，一善能抵百善。”这些理念已经泛化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一旦遇到合适的契机，其巨大的能量就会爆发出来。在今年的一系列大灾难中，这种能量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现在的关键是整个社会要形成一种机制、一种氛围，来不断激活这种潜在的慈善力量。最要紧的是，不能让行善者吃亏。否则富人们为什么要行善？如果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可能宁愿把这个钞票埋在地底下，那不就要命了吗？人活在世，一是求利，一是求名，只是求利求名的境界不同而已。有人求的是蝇头小利，一时虚名；而有人求得千秋利、万古名。社会理应让行善者得到美名，让行善者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承认和负责任。像彭年酒店老板，为什么不断慷慨行善？就是为了扬美名，显父母，获得精神上的升华。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1988年底，霍英东开发南沙，我受新华社的派遣去采访他。期间，我与霍英东先生相处了三天。霍英东说，做善举之后，他对钱财有了新的认识，想清楚了，一个人你财富再多，“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他就觉得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真正要留芳千古，就要慷慨行善，这就是商人到了一定程度最重要的突破。

还有象香港的电影大亨邵逸夫，也是在大彻大悟之后投身慈善事业。邵逸夫在香港本来是很有名的铁公鸡，他在80多岁的时候，突然患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他得救后，有高人告诉他，要想健康长寿，今后就要破财消灾，就要广做善举。他从此以后，拿出几十亿捐款建了许多学校，做了许多公益事业。或许正是精神境界提高的原故，他羽化登仙，活了100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慈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救赎。他的经历对其他香港大亨也是一个启发、一种暗示——善举能益寿消灾。于是许多富豪纷纷效仿，形成一花引来万花开的局面。

还有一个故事，美国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工人阶级定为最丑恶的资本家形象的代言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也大彻大悟，捐出大量钱财创办慈善基金。丑恶的资本家形象的代言人的转变其实代表了一种时代的风向标。今天的中国正呼唤中国式的洛克菲勒。

记者：有人说商人的善举也有功利的成份在里面，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志纲：目前国内一些捐款的商人，有很大的功利色彩，或是为了搏一个好名声，或者是为了换取政府的某一种回报，或者是为了获得一种公关效应。但在初级阶段，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管怎么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一个进步。不管出于什么想法，这些都是值得鼓励的，值得表扬的。

第三次分配的实现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个时代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有能力和条件来实现第三次分配了。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关键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社会，怎么活血化瘀，因势利导。

子孙胜过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

广州日报：如何教育好子女也是富人们经常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不给儿女留财产是不少成功人士的一种做法？

王志纲：中国有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但我看到过富过三代的人。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与他的家教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我曾去他的故居，看到他留下的一幅对联，也是他留给子孙的家训，上联是：子孙胜过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下联是：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不给儿女留财产。

那留什么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言如玉，留一种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家风和良好的道德观。所以林则徐的家族一直是代代相传、且英才辈出，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凌青就是林则徐的玄孙。

曾国藩也是这样，他教导子女：须以劳苦为第一要义；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曾氏家族也是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商人富人有了钱以后，到底是给儿女留钱财，还是留精神财富。其实，精神财富是能力、本领和道德操守。这些比钱更有价值，因为这是孵化器，不仅能生出钱财，而且能薪火相传。如果富人只留钱财给子女，没有精神财富，反而把子女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