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明一代，文人中的君子与小人都有代表人物。但260多年的官场，却是以小人居多，这是一个悲剧。在历史上，大凡国有昏君，就必然小人得宠。文人无行，若仅仅只是行为放浪，言语不检，倒也罢了，若放弃操守，又作用于政治，便会把政坛搞得乌烟瘴气。

　　文人，是士人的一部分，都是读书人出身。在古代，读书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官。“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意思。古代没有专门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有学问、有出息的人都在官场里头。

　　因此，官场是否清明，与读书人的操守有直接的联系。读书人究竟应该如何入世，前人评价甚多。明隆庆年间的进士冯时可在其《雨航杂录》中也说过一段：

　　文章，士人之冠冕是也；学问，士人之器具也；节义，士人之门墙也；才术，士人之僮隶也；德行，士人之栋宇也；心地，士人之基础也。

　　从以上六个方面来评价一个读书人，应该说从学养到品行各方面都兼顾到了。考诸明代官场的士人，若按君子与小人来区别，则是君子少而小人多；若按官员的品行来观察，则是清流多。清流一多，则满官场都是“纪检干部”，缺乏实干精神；小人一多，则官场正气不张，冤案错案就多。

　　前面说过，明代昏君很多。昏君的第一个特点是宠幸太监，像武宗皇帝之于刘瑾，熹宗之于魏忠贤。后两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太监，两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胸无点墨；二是贪财无度。

　　单是两人使坏，朝政也不至于溃败，坏就坏在官场中的小人一味迎合他们，为虎作伥。

　　刘瑾出任司礼监掌印之初，虽然威风八面，但没到“九千岁”的地步。

　　有一天，他的轿队出来，有一个名叫张彩的大理寺评事，居然当街跪了下来。刘瑾感到好奇，遂下轿盘问，张彩居然伏地不起。明朝有规矩，内官的级别再高，资历再老，外廷官员也不得向他磕头行跪拜大礼。张彩这么做，明明是违反官场制度。刘瑾感到惊讶，问张彩：“你不知道朝廷的规矩吗？怎敢向我磕头？”张彩回答：“我不是以外廷官员的身份对老公公磕头，而是以儿子的身份对老子磕头。如老公公不弃，小人就认你做干爹。”张彩的无耻博得刘瑾的欢心，他真的就认下这干儿子。两年后，区区六品官的张彩就骤升为正二品的吏部尚书，成为天下文官之首。无独有偶，大约100年后，到了熹宗，魏忠贤篡掌国柄，进士出身的崔呈秀以同样方式卖身投靠，最终也当上了吏部尚书。

　　随着刘瑾与魏忠贤的倒台，张彩与崔呈秀也都被判了死罪。这两人，可作为明代读书人中的小人的代表。至于君子的代表，张居正算一个。

　　青史留名的，毕竟是君子比小人多。但实际上，明朝官场中，君子凤毛麟角，而小人则多如过江之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