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文明的历史一般被认为有五千年，而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这一段历史就占去了一半还要多的时间。这个漫长的时代是中华文明酝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蕴含了许多后来为儒家流派所汲取的思想因素。一种思想的产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对于儒家思想的产生我们可以从其社会背景和业已形成的文化传统两个方面加以概述。

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王室衰微，周王朝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私利不断发生战争，其内部的争权夺势也同时展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周初的礼乐文明遭到践踏，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社会的动荡，战争的残酷使人们的生活朝不保夕，最终的受害者是下层的民众。“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尽心下》）这就是孔子所面对的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

每一种思想都会受到前代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具有传承性。在从五帝到三代，这一古文明酝酿的时期，许多思想不断萌芽，走向成熟，孔子“十五有志于学”，勤奋忘我，成了博学的人。他对前代的文化传统作了最大程度的继承。《论语》中孔子自己的话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事实。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孔子整理过《尚书》、《礼经》、《乐经》，并作《易传》与《春秋》。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应该是可靠的。我们在把《尚书》、《易经》等与儒家思想对比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它们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性。《尚书》中有反映由殷到周统治者思想变化的内容。殷商重鬼神祭祀，周灭商之后，武王和周公等汲取商朝灭亡的教训，逐渐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等等。后来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与之一脉相承。《易经》中的“尚中”观念对儒家中庸思想的提出，具有哲学先导的意义。当然正如孔子自己所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子罕》）儒家思想最直接的导源是周代的礼乐文化。

二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发展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儒家思想，我们会发现它已经深深融入了古代的政治、伦理、哲学，儒家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的文化与生活仍然显示出其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可以说它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梁漱溟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孔子对后世的影响就意味着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虽然有时候孔子的思想被统治者篡改之后而加以利用，但他的思想仍有无法被遮蔽的光芒。以下我们择其要者加以论述。

第一，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仁”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二年》）这里的“古也有志”，表明在孔子前就有关于“仁”的记载。在孔子之前的古代典籍中用“仁”字并不多，而后来到孔子的时代“仁”字方被频频提到。在《论语》中讲“仁”的地方就多达109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春秋末期是个视人命如草菅的时代。氏族的温情，血缘亲情受到严重的破坏，孔子正是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下大力倡导仁的思想的。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思想中仁居于核心和最深层的地位。仁是人生追求的价值目标，甚至高于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更是将仁提高到人的本质层面：“恻隐之心，仁之端正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仁的思想不仅是人追求的价值目标，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于人的行为当中，对此，孔子提出了“忠恕”思想。现实中的人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从正反两面来界定仁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中的含义。在儒家思想中，哲学、伦理和政治往往交融在一起，相比而言，儒家思想更侧重于伦理和政治。仁的思想在政治中的表现就是仁政，这也是孔子一生积极倡导的

政治主张。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因为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仁的主张是影响巨大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途径。孔孟都怀抱仁政治国的宏大理想，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虽然到处碰壁，但他们至死不悔，让后人为之叹服。

第二，中庸、中和的思想。在《易经》中就有“尚中”的观念。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融汇贯通，将其升华为自己的中庸思想。“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表明孔子在对社会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与洞察之后，发现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应学会如何做到恰到好处，避免过与不及。孔子体会到了“中”的深刻哲理。如果人真正领悟到了“中”的内涵，就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儒家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庸的思想。对中庸思想进行抽象思考并将之上升到本体地位的是子思，他提出了“中和”观念。后来经过孟子和宋明理学的发挥，中和思想成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哲学范畴，渗透于其伦理、政治的原则之中，也成了儒家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庸·第一章》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从宇宙本体的高度来为中和定位。何谓“中”？“中”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和哲学思想，最早见于《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情感未发，澹然虚静，处于不偏不倚的本然状态，这是以人的情感为例来说明“中”的含义。如果大而化之，“中”实际上是指世界的原本状态，和道家所说的“道”有某种相似之处。与“和”相比“中”更具有本体性。可以说“中”为体而“和”为用。因为“和”是“中”在现实中合和、合宜的状态，是“中”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其实“和”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可弃矣。”这里明确说明“和”是“以他平他”，即矛盾对立的统一性。正是在这样意义上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的中庸、中和思想绝非折中主义。我们从下述内容可以看出中和思想的哲学依据。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中庸、中和不是静止和僵化的，而是强调在动态中加以运用。孔子说：“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孟子用具体的事例表达了中和思想的权变特点：“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三

中华文明与其他古文明相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绵延至今，到现在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他古文明都在或长或短的流传时间内中断了。埃及古文明与两河流域明兴起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但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在波斯帝国的不断入侵下逐渐瓦解。印度河流域古文明被称为哈拉巴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突然进入了文明繁荣时期，但到了公元前1700年左右又神秘地消失了。其他文明如克里特文明、迈锡尼古文明、玛雅古文明等也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中西两种文明的起源、发展的特点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问题。“从世界古代史的背景来看，中国古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鲜明的自身特点。这个特点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当中国古代文明国家产生之后，氏族社会血缘管理制度与宗教信仰习俗不但没有被废除，反而还被保留下来，并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西方文明的产生（如希腊古文明等）是靠生产技术的改进和贸易流通实现财富的累积的；在社会管理上是地缘管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被淡化。最终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状态。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或贸易手段。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关系的变化，并未造成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绝。”

如果从中国古文明与世界其他古文明发展的状况这样的层面再来审视儒家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儒家思想的新的意义。“仁者爱人”是对前代人在血亲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温情的眷恋与呵护的体现。它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睿智的观念。在秦朝之后，虽有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血缘关系的纽带在一朝一姓世袭相传的历史进程中被保存了下来。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倡导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仁政、爱民、以德治国等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纲领或者至少是用来标榜自我的口号。中庸思想作为儒家思想中最高的哲学范畴，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它们体现着人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深层意蕴。中庸思想不仅运用于伦理、政治等方面，而且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这就从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它与西方文明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分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当然仅仅从儒家思想来诠释中华文明常盛不衰的现象是不够的。因为文化是多元的、综合的，并且不断走向交融。儒家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融合道家、墨家、名家甚至佛教等思想，形成了中华文化儒释道合流的特征。但是我们在强调多元的同时应该看到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地位。儒家思想以其开放性和兼容性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已经溶入到了我们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更能体会到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在新时代的特殊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