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光靠侠，是不能合理、完善地维护社会正义的。侠肝义胆，有时候做的事情并不一定合适。比如我吧，一向喜欢站在弱势群体立场上，攻击有权有势的一方，当时显得自己挺英雄的，挺“北大醉侠”的。但有时候事后发现，事情做得过分了，有权有势的一方并不一定就欺负人了，弱势群体有时候也有错误。大家都叫我侠，其实我自己并不乐意当个侠，我还是乐意当个普通人，一个能犯错误也能改正错误的普通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靠这个侠以外，还靠什么呢？还要靠民间的知识分子，过去叫绅士。我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土豪劣绅”吗？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既然有劣绅，就会有良绅，否则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个“劣”字呢？今天的知识分子，大家要做良绅，不做劣绅。中国共产党革命，是靠良绅打倒劣绅，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包括犯错误的领袖，都是良绅，而不是农民。中国古代的乡村就是靠良绅来统治的，这些绅士可能是退休的老员外，当地一些给政府当幕僚的、当顾问的，“民间发改委”吧，还有一些乡村秀才，科举考试考不上举人的，一辈子的复读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科举选拔人才，但是考不上的人很多，不像我们今天逼着孩子非上大学不可。今天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跟包身工似的“受苦受难”，为什么呢？就为了上大学，好像不上大学就不是人似的。但是上大学有什么用？很多好书没看过，很多好玩的也没玩过，大好的青春年华就在题海中浪费了。

古代社会有什么好处？它一方面有科举制度，同时科举录取的人很少，它不那么严重地忽悠全国的青少年，你绝不会考上举人找不着工作。多数人是考不上的，考不上反而就没有负担了，从来没有人骂国家，你怎么不录取我？顶多骂考官有眼无珠。咱们山东的蒲松龄老爷爷就骂考官，一边骂一边写出了《聊斋志异》。科举的一甲、二甲、三甲分得很清楚。到了清朝不一样了，清朝就有三四万人了，有捐官的，但是也有分别。

古代读书人考不上，这些人干吗？就在乡间待着。文学好的就帮助镇长乡长写点文章，从字面上讲，叫“书记”，那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书记”。乡间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维持着乡间的秩序。而这些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多年复读所深入骨髓的儒家思想。那儒家思想是什么呢？儒家思想本身也是庞大的一个体系。学者们讲起来可能五花八门，都觉得自己正确，都觉得自己比于丹高明，人家于丹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而已。儒家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已经变成老百姓口头禅的那几个字，叫“仁义礼智信”。中国的文化是层层往下简化的，你文化水平高，可以做很高的官，即使不认识字的人，他也知道仁义道德。他可以凭着生物的本能，知道怎么做事是合乎仁义道德的就可以了。我们很多的高深学者说出文化来一套一套的，但是做出事来却是猪狗不如。一个星期天，我所住的楼里发大水，我拿着工具到楼里扫水，从十层扫到一层，发现只有两三个知识分子出来了，其他出来的都是工人，后勤行政人员，或者是老板。我就不相信其教授们当天都有那么神圣的工作，大概都在家里研究普世价值呢吧。

儒家文化作为核心的几个概念，仁义礼智信，恰好都能够被侠文化所吸收，能够跟侠文化结合起来，所以中华文明它才既稳定，又能够及时变化，能够在不同的时代，翻出新的花样来。中华文明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大风大浪，多少次从外面来看好像要灭亡了，就好像大楼要倒了，但是它倒不了，因为里面核心的东西是倒不了的。假如真有普世价值的话，那个普世价值怎么能倒呢？倒了不就是人类末日吗？儒家文化里还有很多东西，比如忠、勇，这些是次一级的概念。儒跟侠是要结合的，光有儒，不行；光有侠，也不行。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多的苦，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党中央提出要弘扬传统文化。文革中搞的批林批孔是错误的，是极左的，后来的野蛮发展观也是错误的，是极右的，现在必须搞科学发展观了。

所以今天全国上下搞国学，包括开办各种论坛，国学大师没有那么多，很多地方就请我这个国学小学生去凑数。我总是说，抽象地弘扬传统文化，很可能又搞成一个运动，一阵风，吹上三五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开花结果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前年全国各地都在学习胡主席说的那个“八荣八耻”吗？我想在座的可能都背不出来，不要说普通人了，就是清华北大教授，党校教授，我想他也不可能背出来。出发点是好的，最后没有落实到“人要怎么做”。八荣八耻要真正搞好的话，就不会出现三鹿奶粉事件了。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开奥运会，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印象，这一下子全毁了。今年是中国最丰富的一年，八荣有了，八耻也有了。所以要把这个传统文化分解为具体的概念，一个一个来执行。

西方侵略我们，人家是有一套一套的战术的，人家是分解好了的。比如先打民主牌，说你没有民主。第二天你刚招架住了民主，人家又换了一把刀，叫“人权”，人家设计了一套一套的东西来进攻你。我们这个方面考虑得很少，自己有现成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拿出来用。儒家文化的核心首先是一个“仁”字，仁义道德的仁。我对仁字做个通俗的解释，就是这边一个人，那边一个二，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仁要解决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儒家思想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孔子、孟子一开口，讲的不是什么宇宙的奥秘，世界上有没有鬼呀，有没有灵魂呀，从来不讲这些祥林嫂的问题，孔子认为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语的意思是跟别人一起说。别人爱说就说，孔子不参与。假如问孔子世界上有鬼吗？他说可能有啊，大概有。他不随便得罪人。他主要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调整好了，别的都是次要矛盾，都会迎刃而解。这相当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前的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主要措施和精力，都是抓人与人的关系。以前工人阶级是老大哥，领导一切，现在工人阶级是三孙子，被一切领导。革命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区别在于，一个是七亿人民专政七百万地富反坏右，一个是七百万权贵富豪剥夺压榨十四亿人民。二者都不好，能不能建成一个谁也不压制谁、大家乐乐呵呵吃烙饼卷大葱的和谐社会呢？

孔子讲的仁，也可以延伸到人和宇宙的问题、人和自然的问题。至于怎么种水稻、怎么种棉花，那是小事，不是说人不要吃饭，人是要吃饭，但是不解决好人和人的关系那就吃不好饭。所以孔子很生气樊迟问他怎么种菜，假如有学生在文学课上问我怎么炒股票，我也生气。孔子主要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问，仁，是不是西方讲的爱呀？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做《让世界充满爱》，我们中国人多好啊，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就这样爱了30年，爱来爱去，爱死了这么多人，爱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为什么我们自从唱这个歌以后就没有仁爱了？

仁和爱有相通之处，但是不等同。我们看电视剧、电影里谈恋爱，一开始不说“我爱你”，而是说“我喜欢你”，然后试探试探，再说“我爱你”，好像这是个层次递进的问题。有时候爱被看成“高级的喜欢”。按照西方人的观念，你爱一个人的前提是你喜欢他，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对它好，你喜欢的人你对他好，在中国古人看来这是低层次的。比如某个人，你不喜欢他，你讨厌他，但是他现在忽然从台子上倒下来，你要不要把他扶起来？在路边有人骑自行车摔倒了，你救不救他，你是否帮助他？你是否把他送到医院？所以仁的起源比爱要博大。不管这个对象你是否喜欢，即使不喜欢他，也肯帮助他、关心他，只因为他是生命。所以孔子讲的仁者爱人，不是西方的喜欢了以后的爱。某个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赞同，他们的领导人我们不喜欢，难道我们就整天骂人家是流氓国家，整天封锁人家，污蔑人家，寻机侵略霸占人家吗？

中国古代两个人谈恋爱，不会说“我爱你”，因为爱在中国古代可能不是一个正面的词，爱一个东西就好像是一种贪恋，是一种贪取，是一种私心的表现，而仁是博大、公正的。所以中国古人之间、夫妻之间不讲爱，而是讲恩爱，这个恩爱，是一种怜惜，其重点在于“恩”。就像金庸小说里，小龙女和杨过是一种相互的“怜惜”。自从中国人放弃彼此的怜惜，会说你爱我、我爱你，大街小巷爱得跟大白菜一样之后，离婚率逐年上升。金庸小说里有个人物的名字非常好，叫“包惜弱”，我们要怜惜柔弱的人。男人和所谓强者，也有其柔弱之处，也需要怜惜。有力量的人帮助没力量的人，强者怜惜弱者，这是侠，这是仁。由仁而生爱，你对一个人本不怎么喜欢，但是首先你知道他是一个生命，你尊重他是一个生命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他有值得你喜爱的东西。任何一个“坏人”，你换一个角度会发现他的优点。比如我去买东西，被卖货人欺诈了，在公交车上被售票员欺负了，吵架的时候我很生气，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坏人。但是走出商场，回到家里，我换个角度，我就知道他不一定是坏人。可能他回到家也是一个好父亲，他也有可爱的地方，我把他当成一个完整的生物来看待。

所以这个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人间必须要有这个仁，没有这个仁，什么都支撑不了。由仁出发，孟子讲政治问题，孟子讲政府要施仁政。你们被选为政府的官员了，在你们眼中老百姓是生命，不要说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这些玄妙的话，这些不切实际的话有什么屁用？古人从来不说政府是我们的仆人，这么说反而会掩盖很多问题，实际上他还是管着你、控制着你。古人堂堂正正地讲，政府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就是你的子民。讲得很直接，你们就是管我们的，我们就是听你们的，统治者们听着，现在我们给你当儿子了，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子？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但古人是这么讲的。你对你的儿女不施行仁吗？你要讲成公仆，那更坏了，仆人是可以偷主人东西的！仆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讲得很实在。这叫施仁政。

儒家不讲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们看古代的许多好官，在他的心里，老百姓就是他的孩子。看到别人的孩子吃不饱，就像自己的孩子吃不饱一样，你只需要拿出自己的本性来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高明的理论，什么这个经济学，那个金融学，你拿出自己的本性来，你现在有权力帮助他们，自然就帮助。所以古代的好官会得到一块匾，叫“爱民如子”。我们现代如果说爱民如子，很多朋友就会批判，说不对啊，怎么能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呢？我自己的思想也跟朋友们一样的，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个是封建思想，但是这个封建思想是很切合实际的。你能够爱民如子就不错了，而且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古代的大多数官员也不能做到爱民如子，所以少数能够做到爱民如子的官，老百姓都不让他走。

普通的人与人之间要讲仁爱，这个仁爱不是说只对自己认识的人好，只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好，不是，对你不认识的人也要好。现在政府反腐败，每年都处理大量的腐败官员，你说这些腐败官员绝对没有爱心吗？他很有爱心，我就听到一种论调，说这些贪官都是英雄。我问怎么是英雄呢？他说，你看人家为了自己老婆孩子的幸福生活，不惜以身试法，人家给老婆孩子留下了两千万财产等等。你要这么看，单独的看这个说法的话，好像这些人也是有爱心的。我们知道大量的这种事例，把自己的孩子弄到国外去上学了，给老婆也弄了绿卡，在最后被捕的一刻打电话给情妇，叫她赶快逃跑。这不也是一种“爱”吗？但是这个爱不是仁，是站自己个人的狭隘立场上的小爱。你自己的老婆孩子幸福了，但是你剥夺了多少他人家庭的幸福啊？儒家是要由爱自己的亲人生发开去，最后爱天下人。所以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想，那这个社会自然就好了。

仁是人的本性，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今天是一个大讲人性论的时代，各种媒体上充斥着“人性人性人性”。但是那些喧嚣的“人性”是偏颇的、是片面的，往往只强调人性的低层次的部分。人性是一个整体，如果咬文嚼字的话，人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特性都是人性，所以它就有高有低。贪生怕死、欺软怕硬是人性，但是助人为乐、大义凛然就不是人性吗？也是人性。我们近30年来，只把人的低层次的东西叫人性，把高层次的东西叫非人性。比如说革命烈士的表现，就不是人性吗？那是高尚的人性。一个好的社会，是应该承认人的低层次需求的合理性，但是要鼓励人往高层次去走。你不能说这个人为了自己吃喝玩乐就可以出卖祖国、出卖朋友，就可以不见义勇为。仁作为一种人性，是高层次的东西，人本来是有的，好像一个镜子上面沾了灰尘，你擦亮了之后就露出来了。这是孟子讲的，人本来就有这颗心。有了这颗心，把它发挥出来，就变成了义，就是侠义的义。

这个义经常跟侠结合起来，为什么呢？侠和义都是讲为别人做事，为别人好，但是这个侠侧重在这样一点，就是为别人作出牺牲。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惜牺牲，这是侠的特性。我想我们多数人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可能都愿意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帮助别人，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帮助别人怕自己反而倒霉。比如把老太太扶起来，反而被诬赖是你把她推倒的。不是说我们不想做好事，而是怕。比如说你出差，帮朋友买了什么特产，四川地震，你在单位捐了500块钱，这都是善举，但这不是侠。侠是帮助别人做事而以某种方式牺牲自己，这个牺牲包括牺牲时间、钱财、精力，最高的是牺牲生命，还有牺牲荣誉。所以最伟大的侠就是烈士，就是那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牺牲的人。他们做了大好事，自己的生命却没了，所以这些人是大侠。还有更厉害的大侠连名字都埋没了，还有的留下的是恶名，比如派到敌方去的地下工作者，如果牺牲了，不能公布他们的名字，这些人不仅是牺牲了生命，荣誉也没了，甚至还牵连到老婆孩子，被认为是罪犯家属等等。这些人是大英雄，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但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牺牲自己的一点时间、精力去帮助别人。在今年的大地震中，中国就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侠”。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有的人为此失恋，有的人还受了伤，这些人是英雄。侠是讲实践的，所以跟儒互补。儒家思想到了晚期，不与侠结合了，它就僵化了。人们还是从小就读孔孟之书，为什么这个社会不行了？就是因为空读。人能够做到为了他人去行义、行侠，自然就可以生出礼智信，其他这几个概念都是为了仁义服务的。为了能够更好的做仁义之事，所以待人要讲礼，处世要讲智，做事情要讲诚信。我们30年来片面强调个人主义，结果仁义礼智信都被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再诬赖到文革头上，这是双重的无赖。现在普遍的不讲诚信，网络媒体助长了这种歪风。前不久华国锋去世了，据说他去世之前，常年写书法，他最后写的两个字是“诚信”，非常有味道吧？大家想一想，华国锋最后写的这两个字，多么耐人回味啊！所以现在社会里没有忠，也没有勇，我们就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武侠里边脱离了侠的那个武。

我最近经常阐述一个观点，武跟侠没有必然联系，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侠，你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都可以行侠仗义。司马迁笔下的侠没有很高的武功，他就是敢把政府追捕的杀人犯藏到自己家里，这就叫侠。后来为什么武跟侠能够结合起来了呢？是因为武能够提高行侠仗义的能力，所以武侠是“以武行侠”。行侠不一定要有武，有武更好。越好的社会就越不需要武侠。我有一个观点，雷锋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学生们不理解，雷锋不就是个解放军的司机吗？一不拿枪二不反恐，他怎么就叫做侠呢？我说雷锋天天做好事，自己挣钱不多，好好的休息日不休息，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侠，他心里老装着别人的生命，而且他能够长年坚持，所以雷锋成为一种精神，这就叫大侠。但是如果在今天，雷锋可能行不通，他去做好事可能会被人揍一顿，打官司的话还没有钱。我看到一个报道，雷锋班里的一个战士，退役后继续学雷锋做好事，结果被父亲送到了精神病院。

今天为什么少年们喜欢读武侠小说？做好事要有一种力量来支撑。当今很多事情评价起来很复杂。比如前不久，北京的一个青年在上海杀了6个警察，这件事情如果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简单的杀害人民警察的案件，抓起来枪毙就完了，人们骂几句坏蛋就可以了。但在今天，这个事情的评价的却是这样的风云诡谲。你看报纸，除了上海以外，几乎都站在杨佳一面，社会上的老百姓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师傅就跟我聊，说“这哥们儿，好样的！”我是个窝囊学者，不好把心里话直接说出来。其实在老百姓心中他是好样的，他就是侠。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早就想揍警察了，当然杀人确实过分了。但是他们不敢，没有那个胆。尽管从法律上来说他是罪犯，但是法律之外有道德。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有一个电影叫《流浪者》，在法庭上，法官说法律不承认良心，律师说，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而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不行仁义的世界，仁义寸步难行，完全靠暴力。美国今年的钱有点紧张，中国运去的商品，说不要就不要了，鬼脸一拉，什么合同法律都不顾，咱们中国能把人家怎么样？人家有暴力啊，人家是“枪杆子里面出自由”啊！

今天的世界，中国的这一套仁义道德行不通，中国自己都行不通了，中国自从加入了什么WTO以后就更行不通这个仁义道德了。在城市乡村各处可以看到，一座一座的基督教堂站起来了，一个一个十字架架起来了，伴随着教堂的耸立，是世界各地战火的纷争。基督教可以救这个世界吗？摩罗先生指出，基督教从来就是战争，基督教就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它从来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手。当然基督教本来不是这样的，基督教本来挺不错的，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才这样的。西方人的上帝已经死了，而教会还存在，那他们每天抬着上帝的尸体干什么呢？基督教和我们的佛教、道教根本就是两回事。中国有很多社会问题，老百姓需要心理上的寄托，就糊里糊涂的找到基督教了。他们所作的工作就相当于我们过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所作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的党委书记都做别的去了。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基督教赶出去，信仰自由么，人家表面上说的很好，讲爱、讲和平，你怎么赶他出去？只有当他们鼓动教民造反暴动的那一天，或者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或者义和团再起的那一天。我是一个主张中庸之道的知识分子，我同情革命，但是不希望发生革命。我希望社会能够自我纠正错误，自我改良。这个不是做不到，因为我们自己有好东西，其中有儒家思想，有侠义精神。

中国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发展到今天，从命运的最低谷到今天，已经有点振兴的希望了。这个希望是怎么看到的呢？是因为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才救了国、救了民。从早期的孙中山革命，到后来的共产党革命，都是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们中国人有个毛病，过上几天好日子就开始腐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我觉得我们要向美国学习，世界头号大国，人家美国是一天也没有忘记“毛泽东思想”，他们阶级斗争是年年讲、天天讲，从不放松。而我们却引刀自宫，讲着讲着周边的油田都没有了，民族企业都被人家购买了，最后连银行也没有了。我们把情况讲得危险一点，是一个提醒，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骨子里的侠义精神是存在的——只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危险。你看抗日战争之前，还是歌舞升平，九一八的时候，还传说张学良跟胡蝶跳舞，后来证明这个是记者造的假新闻。但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例子的。

我们还要学习俄罗斯，俄罗斯没有中国这么多的传统文化可弘扬，他就拿出沙皇精神来对抗，长缨在手，豺狼就有所顾忌。中国首先要把自己治理好，内惩了国贼，才能外抗了强权。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要压抑人的欲望，但是要让中国的各个层次和谐，要让大部分人基本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当一个处长，如果当不上，就让他当个科长，他也会很感激的。把行侠的权利交给人民，你越交给人民，人民就越不会乱用这个手段。比如我们知识分子，我们怎么行侠？我们就是骂骂各级领导，给政府提点意见，写点文章。如果这点权利都不给我，那你不是逼着我们当“杨佳”吗？要在最大范围内把权利交给人民，而且这样做也会减少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的口实。其实今年的多灾多难，美国是想着落井下石，在后面多踢中国几脚，但是他们战略失误，把突破口选在民族矛盾上，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策，他们的做法反而激励了中国人，这是他们的愚蠢和失败。中国今年失去的分和得到的分大致持平了。

中国应该趁此良机，美国今年不是出了很多比较混乱的事吗？这是长期只注重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恶果。我们趁着村里乱成一团，赶紧把自家的事情整理得清楚一点，恢复侠义精神，恢复仁义道德。不要空洞地讲，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上来。这个东西理清之后，中国各阶层和社会的矛盾才会处理好。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就是阶级矛盾尖锐，其实毛泽东说得非常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阶段斗争不是谁搞出来的，你不搞它也是存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政府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调节阶级斗争，从秦始皇、汉武帝，到丘吉尔、罗斯福，都是一样的。政府的功能就是防止阶级矛盾激化成暴力革命，你要告诉资本家，你少剥削点，多了工人不干。也告诉工人说，你少挣点，吃点亏。政府就是和稀泥的，但是用强制手段和稀泥。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科学的发展。中国社会一旦真的繁荣兴旺起来，这个繁荣兴旺不是以GDP为指标的，庸俗经济学家一讲就是GDP，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不是以GDP为指标的。欧美国家强大，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好、社会的结构好，所以人家才强大。

我希望有一天，不是我们中国人来讨论普世价值。而是全世界人民来讨论什么是仁义礼智信，什么是侠，也许那一天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但是我想我们会很欣慰地含笑九泉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暴风雨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