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下，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雕塑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又经过几年的艺术专业的熏陶中对当下艺术创作的继承与创新所产生的质疑——“敢问路在何方？”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明确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和历史基奠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性起飞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摘要：本文以分析中国传统雕塑的发展和新旧文化交融的形势，对中国民族传统雕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给予美好的向往与追求！
　　引言
　　中国的传统雕塑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伴随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提高，最终形成了融汇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完整艺术体系。从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到齐白石的“似与不似之间”中所包含的学识修养、构思立意，风格等一系列艺术创作的理论和经验，都是我国传统雕塑艺术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雕塑与绘画所独具的特色与风格。中国雕塑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已经存在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古代工匠艺人创造出的杰作，它客观、形象地记载了中国文明史的演变过程，凝聚着广泛的民族心理情结和普遍的民族审美意识。在世界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中国传统雕塑这一承载华夏民族传统文化母体的艺术，对了解中华文明和指引当前的艺术创作都极具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在薪火相承的雕艺之林中漫步与寻根之旅
　　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传统绘画的影响，雕塑艺术的评判标准界于绘画的审美与创作观念之上，因而渗透出了鲜明的传统绘画特征和遗传基因，呈现出造型语融为一体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标准一致的艺术准则。雕塑往往不注重体积与空间的真实性，而在意于对整体气势、神韵的把握，以及对装饰衣纹线条的节奏感与韵律美等艺术元素的苦心经营与精妙布局。中国传统雕塑绘画所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非常符合中国人感性的审美心理和内在的民族个性。所以我们需要借用相关的中国传统绘画的评判标准与审美观念这一特定的角度去看待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才能准确的把握传统雕塑的审美要求的精髓所在。
　　“忆往昔峥嵘岁月酬”。在新旧石器敲击声中引燃了华夏民族的智慧火花。从此，雕塑成为支撑蹒跚学步的人类先民们进化的拐杖，见证着古人的辉煌历史，伴随生生不息的炎黄族系经历了风雨沧桑，当石器语言翻译成青铜铭文时，标志着金石并用时代的到来，延续到当下，终于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命脉和完整的人文体系。雕塑艺术在农耕游牧文明浑厚的土壤中孕育成长，经过绵延不绝的历史薪火传承，创造出无数的艺术珍品，成为我国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经过南方河母渡和北方半坡文明的锤炼，逐步过渡到商周时代的青铜制品和秦汉时期俑葬排场，是黄河长江之水浇铸出原汁原味的本土雕塑语言。又经老庄道学和孔孟思想的浸润，在两汉时代形成了第一个雕塑艺术创作的高峰。这时，印度佛教文明的触须尚未伸展到中央帝国的版图，那时的国人才初始品尝到蔡侯纸带来的便利和喜悦，使用着戍边的开疆大员蒙恬所造之毛笔，纵情泼墨于方寸之间，耳闻目睹的是商周神品“司母戊大方鼎”、“秦陵兵马俑”、武威雷台《马踏飞燕》以及西汉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等雕塑呈现出的视觉震撼所带来的心灵喜悦。这一历史时期因此作为中国雕塑史上第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巅峰。大致可形象简约地概括为：一、彷徨而扑朔的史前雕塑；二、神秘而狰狞的商周雕塑；三、华丽灵动的东周列国雕塑；四、威武庄严的秦代雕塑；五、雄甲刚健的汉代雕塑。这些宏伟的杰作很能代表先秦至西汉国人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这时期的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艺术教化功能；描述神话故事如“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与灵兽（如四方神兽），以求引魂升天的实际功用。或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宣扬忠孝仁义的统治需求，还有的题材直接反映世俗生活（如汉代墓葬雕塑中陶制四合院住宅、舞俑、乐俑、侍俑、厨俑等），秦陵兵马俑让我们看到一个强大，威严不可战胜的大秦帝国，其表现出的霸悍之气，在世界雕塑史上实属罕见，其审美以“整体之美为美，整体之真为真”。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高度重视人的尊严，其雕塑绘画很重视形象的旋律及运动感，显示事物内在之真，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和不凡气势，反映的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时代，殷商文明以动物人物图案为装饰纹样，在世界雕塑史上独具个性，是中国传统雕塑进入民族化的重要标志，青铜器作为祭祀用的祭器是对精神真象的原始认知，这一历史高峰的时代背景是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的国粹文明时期，反映了一个劲建勇猛的民族上升阶段：雄浑，质朴好似初升的太阳，有着鸿蒙时开天辟地般的清新朝气。这是与外来文明碰撞之前的纯刚时期，是雕塑后辈必须高度借鉴的民族本源，是中土雕塑之根基。可以看出，印度佛教雕塑传入我国之后，中华和外域文明就开始在碰撞中水乳交融，而近现代西学东渐的雕塑思潮的引入，不外乎是印欧艺术的新发展，新延续，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至汉末魏晋开始就打下了外来文化“移花接木”的烙印。所以，找寻民族文明的传统本源，只能从两汉之前探索，立足于华夏艺术的根本处，才能更好地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而后自成一家。
　　二、传统雕塑与外来文明的初始碰撞与交流
　　古印度河流域的智慧之光于东汉时期首次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可上溯到河南白马寺的建立。从此，历史揭开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外文明交流的序幕。古人出于对自然威力的恐惧而敬天畏神。而本土的老庄哲学和儒家经典又无法解释世间诸多困惑，加之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统治者出于“政教合一”之目的大力提倡和带头尊奉，佛教雕塑艺术因而得以发展壮大。印度佛像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我国古代雕塑艺人借以“拿来主义”唯我所用，在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里，任何外来艺术文化都会丧失本来的面貌，为本民族所吸收而推陈出新。此时最正统的佛教，在华夏大地也早经改头换面而貌合神离，被华夏文明加以再造重组，被中国雕塑艺匠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
　　佛教的不断兴盛，出现云岗，敦煌，龙门等闻名遐尔的石窟，中国雕塑艺术也得以史无前例的发展起来。此时，造像艺术还有明显的域外影响，手法圆浑呈现大的体面关系，风格粗旷奔放，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造像渐趋汉化，从褒衣博带到秀骨清像，进而出现许多亲切感人的形象。如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造像风格华丽丰韵动人，随着佛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为迎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如“唐代画家韩斡以齐公家妓小小为模特画宝应寺梵天女”。宋辽金元雕塑更加注重写实，身材修长，著名的佳作有：大同下华严寺露齿观音像，大足石窟地狱变中养鸡女形象，晋祠圣母殿侍女像，着重表现现实生活。明清时以双林寺彩塑为代表，其十八罗汉脸型相貌具有晋中地区较明显特征，（如图）
　　人物形象真实感人，有浓重人间烟火味。释家殿里古印度王子、大臣、宫娥马夫形象特征，服饰发型已完全中国化。背景中山石建筑也具十足中国园林之趣。
　　当前面对古希腊，罗马为渊源的欧美雕塑艺术同样应采撷其精、去伪存真，对文艺复兴的理性雕塑艺术应继承并发扬，对照相机发明后随即产生的欧美现代抽象艺术应以三思而后行。如依据物理学派生出的印象派色彩理论，我们就应该虚心学习并应用于中国古代和现代彩塑艺术中使其发扬光大。其它诸如所谓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深具歇斯底里病根的伪艺术就有混淆视听，指鹿为马之误导嫌疑。我们就得明辨真伪，对立体派、野兽派、达达主义等雕塑作品则需保持清醒头脑，恪守古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勿强不知为知之！”人云亦云乃雕塑创作之大忌。中华自古就有兼收并蓄的开放思维，我们要以改造古印度佛教的魄力和不邂的探索来冷静对待当前扑朔迷离的前卫艺术，既不要全盘接受，也不应如“义和团民”般全盘抵制西化。我们要熟识当前西方艺术界的游戏法则并努力参与进去，争取掌握艺术的话语权。身处万花丛中安之若素，固守其拙，谋定而后动。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艺术原则，在思潮暗涌的艺术圈激流勇进、蓄势待发，最终效法前人消化印度文明的坚忍精神，去积极诠释当下种种前卫雕塑艺术，化腐朽为神奇！让其为我华夏文明主流而服务。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意象思维，既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传统的精华,也是打造当代中国雕塑文化,促进中国雕塑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华夏璀灿文明一定会在我们的艺术发展中发扬光大，为中国当代的雕塑文化和世界雕塑艺术的繁荣做出贡献。
　　三、反思当下，展望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雕塑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出现了如滑田友、刘开渠等等一批卓有成就的雕塑家，当时的雕塑艺术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具有显著的政治特点，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纪念性雕塑，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纪念堂雕塑等等，都带有一定的典型性、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美学意志。泥塑《收租院》、《农奴愤》可以说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两大奇迹，其艺术手法都采用传统的泥塑，以类似于舞台造型的叙事性场面，体现了为旧中国的农民和农奴的苦难遭遇，人数众多，场面宏大，由众多优秀的雕塑家共同完成。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继承了传统“泥菩萨”的作法，风格上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特点。
　　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的雕塑艺术体系被全面纳入我国的艺术教育，从观念和技术上都打破了本民族的传统程式，只有一小部分传统意识还在民间延续。从整个“大美术”这个概念上看，造型艺术的确是“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仅从雕塑这个艺术门类来看，民族的、传统的雕塑艺术特色几乎荡然无存。这一问题也该个值得我们深思。
　　艺术多元化的局面正在形成，各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艳。我们的雕塑家们在实践中越来越注重在关注现实和发挥雕塑语言的同时表现自己的个性。对世界上流行的各种艺术潮流与风格，广为借鉴，同时又注重结合本民族的实际，从传统艺术中吸取营养，努力为中国雕塑的未来勾画蓝图，创作了较多的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范的艺术作品。如马改户老师创作的大型群雕《丝绸之路》、邢永川老师的《杨虎城将军》等作品，无不体现了对传统雕塑艺术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中，意象思维对中国传统艺术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讲究分析，注重普通，偏于抽象的话。中国的意象思维则着重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中去把握真理，与西方传统文化强调逻辑推理不同，中国的意象思维超越了概念和逻辑，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通过对事物由渐到悟的认识，从而由心里合一达到天人的合一。由此看，“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仅确立了中国人的人生处世的理想目标，营造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境界，也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追求。
　　意象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于两方传统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无论是中国古代诗歌对意与象、意与境的追求，还是中国书法、绘画对“意在笔先，画尽意在”的揭示，都显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艺术追求再现，摹仿、写实，而强调象征表现和写意的特征。这方面的杰出作品，如钱绍武先生以“铁肩担道义，秉笔著新章”的诗句创作的《李大钊》，以意象的思维和中国传统雕刻的手法相结合，来表现这位革命先驱形象；
　　吴为山的大型雕塑《老子》
　　采用意象的思维与中国传统的文字相结合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陈云岗老师以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高山流水》和《大江东去》等一系列作品，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都巧妙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画大写意的表现手法，从而更好的展现作品的内在气韵，同时也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成一派。
　　而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前辈雕塑大师感染下的我，在创作肖像《爱因斯坦》时也在尽可能多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思维，以国画写意的处理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在气度与风范。同时也在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屑努力。
　　文化艺术的创造只有在不断的相互交流中才能不断向前拓展，我们要清醒的地认识到，交流与借鉴并不等于原样照搬，要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存在。因此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艺术必然是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我们中国人的未来艺术创造绝不应该成为外来文化的附庸。我们应该以自己民族艺术风范来丰富世界的艺术宝库。要傍依本民族的遗产，立足于现实生活，又以广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包容性，在吸收世界各民族艺术智慧的基础上进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创造。
　　总结
　　在我国雕塑艺术的发展方面我们也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雕塑的创作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作为我国的雕塑艺术，在中国雕塑家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积极的因素结合世界各民族艺术之精华，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雕塑艺术。
　　参考文献：
　　《中国美术史》蒲松年主编
　　《雕塑之美》阎城张维颖著
　　《双林寺》山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美术概论》王宏建袁宝林主编
　　《中国雕塑艺术纲要》文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