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雕刻
　　常任侠
　　中国雕刻，在未受佛教艺术影响以前，已经有长期的历史，在殷周时代，就以民族独创的风格，达到很高的成就。殷墟发掘出来的白色大理石鸟兽雕刻，通体有花纹图案，匀称典丽在世界史前艺术中，独具特色。到周代，仍继承着殷代的艺术，不断发展。周代的玉雕，非常精美，如浚县古墓出土和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遗物，除雕玉的本身，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外，还使用黄金和绿松石（西名土尔其玉）的镶嵌艺术，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展放异彩，得到很高的赞美。不过谈以前的雕刻现在发现的，大率都是小型雕刻，无巨大的作品。到汉代才有大型雕刻发现。
　　西汉时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象，以及猪、牛等石刻，作风雄伟朴质，代表着前汉时代帝国威力的强大。到后汉时，近似绘画的浅浮雕非常盛行，普及于山东、河南南阳、四川等地。如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绘象，可为这一类的代表，但多是平面的，立体圆雕却不多见。仅有嘉祥武氏祠的狮子，雅安高颐阙的翼兽等少数而已。到汉以后，南北朝时代，受了佛教的影响，给中国的雕则艺术，一种非常有力的新的刺激，中国的雕刻，逐渐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我们从石窟的雕塑艺术说起:凿窟造象，是印度各宗教共有的习俗。如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等，都有此种建造的遗物。阿旃陀和爱楼拉是其最著名的洞窟。自佛教东渐，此种艺术，也随之东来。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遗留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象，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遗留有敦煌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象；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磁州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象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栖霞山石窟造象，在四川的有广元窟、大足石窟，以及巴中，通江等地石窟造象，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不能尽举。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的雕塑艺术，在佛教方面，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大率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成绩。其他全国各庙宇中的金铜、石刻、水雕、夹纻干漆造象，还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塑艺术，无疑的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佛教初来中国时，佛象就曾同时迎来:晋袁宏后汉记说: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象焉。后汉书所记，大致与此相同。又佛祖统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并说:“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国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象、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当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象，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从这些记载上，可以知道当时的佛教经象是同时来中国的。中国的佛教雕刻，大概就以之为最初的造象范本。
　　今传最早的佛象雕刻，有三国吴时的遗物，这是佛教在中国南部传播的结果。到南北朝时，中国南部与北部，佛教艺术，都发展得盛极一时。早期擅长佛象的艺术家，有东吴的曹不兴、东晋的顾恺之、梁代的张僧繇、北齐的曹仲达等人，到唐代有吴道子，最为著名。曹不兴善作佛画，据说三国时代有天竺的僧人康僧会，到吴国传播佛教，得到孙权的信仰，为立建初寺于建业，吴兴人曹不兴受康僧会带来的佛画影响，遂为中国佛画家早期最有名的一人，康僧会是康国人，即中亚细亚的撒马尔干人，可见中国的佛画一开始是从西域传来的样本学习的，画象是如此，雕象的开始情况，大概也是如此。这其间中国的艺术家们，经过长期的精心研究，逐渐创立了自己的式样，张僧繇和曹仲达就创立了张家样与曹家样，有各自的特殊风格。
　　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塑，从北魏时代，遗存有不少宝贵的作品，在敦煌云冈炳灵寺等处的现存造象上，可以看出它的艺术风格的演进。在初期，我们从事造象的艺人们，大概直接从印度传来的图象取法，例如云冈的石佛洞，现存四十余洞，把它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其中东部三洞，中部十洞，西部九洞，比较重要。西部的所谓昙曜五洞，即编号第十六至二十的各洞。佛象最大，庄严巍峨，高达数丈，在东方佛教造象中，这是无可伦比的奇迹。造象的作风，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及其后的笈多艺术，均有相似之点，又均不全似，这是印度艺术传入我国，有了新的融和之故，壁上的贤劫小佛，面容多作犍陀罗式。中部第一第二两洞壁上，象一条连环画的带子，刻有佛传故事九图，接承犍陀罗的作风，为西部各洞所无。第三为六美人洞，前壁上层六美人，坐帏幕中，婉丽肥硕，也是犍陀罗式的姿态。中部藻井上的飞天，肥短如小儿，在印度鹿野苑笈多时代的雕象，佛背光上有肥而短的飞天，正与此相似，可以说两者的艺术作风，有其共同之点。云冈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飞天削肩瘦长，衣带飘逸，与前者绝不相类。这正是中国艺术史上所说的“瘦骨清象”在北魏的晚期，佛教雕刻艺术已经逐渐“中国化”了。
　　到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迁都洛阳，佛教的中心地，也转移到洛阳，在洛阳南四十里，伊水两岸，更营石窟造象。其地断崖如门，号称伊阙，又名龙门。自东魏、北齐、隋、唐，次第继续开凿，至唐高宗、武后时，经营达于最高点。北魏时专开左岸（西）。隋、唐时重要的制作，也多开于左岸。右岸（东）则专为唐代的作品。左岸最重要的，有二十一窟，其余小窟甚多。魏书释老志曾记造窟三所，即用工力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就全部石窟说，可知所费劳动人民力量之大。
　　龙门石刻造象的特点，更能融和传统的艺术，创造出新的民族形式。可以说雕象艺术，最初吸收了印度的方法，到这时才完成了中国自己的风格。在雕造的技术上看，在龙门左岸第三窟北魏宾阳洞，佛象优美，比例更较云冈为佳。其中伎乐供养人，与藻井的图案，均典丽飘逸，在艺术史上，有很大的发展。在云冈石窟，铭刻的文字，不过数处，龙门则每洞多有铭记，因此大率可以考知年代。魏以后隋唐的制作，愈益显示出优秀的民族作风，形貌昳丽，含睇若笑，温雅敦厚，富于情味。躯干更多颀长，此种作风，东传而至朝鲜、日本，造成东方佛教艺术的一个系统，业已脱离印度佛教艺术的母范，而独自发育。
　　在我国西部的敦煌千佛洞与天水麦积山，更发展了泥塑的艺术，在佛教艺术史上，这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敦煌早期的彩塑，有北魏的作品，麦积山早期的彩塑，有大代景明三年（公元五○二）的墨书文字，也是公元六世纪初后魏的作品，从麦积山的北周和隋唐的彩塑，可以看出中国彩塑艺术的经过的道路。泥塑的艺术发展到唐代，有杨惠之等泥塑名手载在文献。泥塑的艺术，较之金石材料，更能显出雕塑家得心应手的妙技。自唐宋以来，各地寺观，盛行泥塑，木雕，逐渐代替了洞窟石刻造象，这也是佛教艺术的一大演变。
　　中国的石刻佛象，在早期，也曾施以彩色，这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中，曾存有一石刻造象，当时所上的色彩，完好如新，末曾剥落，可以为证。在云冈石窟中，也尚有几处，保留着古代的色泽。其他如显露在崖外的大佛，色彩久被风雨所蚀，洞内的佛象，更不少为圬漫所损，已失去了原来的精彩。曾记江南栖霞山（摄山）石刻诸佛，于三十年前，被装修改观。这都可以说是泥塑盛行，连精致的石刻，甚至也被改造了。今存摄山舍利塔，雕刻优美，以此证知栖霞诸佛，当时也应是出于名工之手。至于麦积山石刻，因系砾岩，当雕造之初即曾外加泥塑，施以彩色，它与其说是石刻，无宁归于彩塑之中，更为正确。麦积山第135号窟中有石造立佛三尊，第127号窟，有石造坐佛一尊，石材非本山所出，都很精美，可见泥塑与石雕，在当时就是并行的。
　　凿窟造象的技术，中国与印度相同，但造窟的形式与造象的形式，在中国都有变化，与印度不同。此外尚有各寺庙中的造象碑，自北魏以来，也非常盛行。碑碣的制度，本来是中国社会所固有的，不过自从佛教输入后，才有造象碑。佛教造象碑，有很伟大的作品，例如北魏永熙二年（公元五三三）大造象碑。至武定元年（公元五四三）功就，施工历十年，方始完成。最上刻佛象，其次护法，再次维摩诘经变，再次诸供养人，下为碑文，图文并茂，此碑可为造象碑中的代表作品，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盗去已久。他如日本东京大仓集古馆，存一北朝造象，背光后刻诸杂技艺，也非常精美。造象碑盛行于北朝，是佛教艺术中的独创形成。
　　雕刻经幢，也是我国佛教艺术中所特创的。经幢本来是以织物制成，在幢上书经，故名经幢。随风飘转，以代诵读。在中国取其经久不坏，用石雕刻而成，其上所刻的经文，多是真言宗的咒语，唐代曾留下不少这一类的遗物。到辽金时代，陀罗尼经的经幢，尤其盛行，在佛教雕刻中，这是中国自己独创的形式，为印度所无。
　　佛教雕刻，以佛象为主，佛象的式样，在中国历世都有变化。佛象之在印度，因系热带衣着极薄，且多偏袒右臂，裸露胸膛，如云冈第十七窟至二十窟的本尊，都是所谓“偏袒右臂式，”衣服从左肩斜披而下，至右腋下。衣服的边缘搭在右肩头，右胸及右臂都裸露在外。衣褶为平行、隆起的粗双线。第八窟和二十窟的左右夹侍是所谓“通肩式”，宽袖的薄薄的长衣紧紧贴在身上，随了躯体的起伏，形成若干平行弧线，领口处为披巾，自胸前披向肩后。以上两种衣服的式样，在早期的佛教造象中是很流行的，大概是原从印度传来的式样。其后演变为中国的服装式样，如云冈第十六窟的本尊是“冕服式”，衣服为对襟，露胸衣，胸前有带系结，右襟有带向左披在左肘上，衣服较厚重，衣褶距离较宽，作阶段状。第十九窟左窟中，垂脚坐的大佛，衣服也是这种式样。从这种式样，可以推知其从印度接承的图样。大概“偏袒右臂式”和“通肩式”，比较为早期的形式，根据外来的型范所造。“冕服式”是中国式佛象的特点，联带的，有些菩萨象的中国式样，是下身着裙，上身为左右两肩披下的两条飘带，十字交叉在腹前，而代替了偏袒式上身悬挂璎珞的装扮。由衣服装饰的不同，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气候不同的影响，在造象艺术上，而有不同的表现。
　　自唐以后，佛象和菩萨象，更加中国化，中国的雕塑家们，在中国人中间，选取美与健康的典型，作为标准，面容和肌肉，都表现出美与力量，佛、菩萨、力士，也就是最可爱的形象。衣饰、背景、用具都逐渐的中国化，佛教与中国雕塑艺术，作到了融合一致。我们看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时代佛象，与南寺明代佛象，去云冈甚近，但是作风不同。这就是其演变的结果。
　　到元代以后的佛教雕塑，曾受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的一些影响。阿尼哥传弟子刘元，所作佛象，宽眉细腰，是其特点。这种形式，在西藏佛象中尤其普遍，清代的喇嘛教雕刻，即由这一艺术传统，发展而来。中国的雕塑，把外来的形式融合在自己民族形式之中，在一千五六百年的过程中，大大的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这些伟大的成就，今天是值得我们爱护并继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