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寺庙的创建，自唐代以来就说法不一，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说法分两种：“东说”和“北魏之说”。
　　明万历年间，五台山狮子窝寺的僧人镇澄在其编撰的《清凉志》中说：“汉明帝时，摩腾西至，以慧眼观清凉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阿育王，此云无忧天竺铁轮王也，能驱使鬼神，将佛舍利造八万四千塔藏之，散布阎浮，五台山有一焉。奏帝建寺，额白大孚灵鹫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出感通传。”按镇澄的说法，他认为五台山的寺庙，始建于东汉明帝邀请摩腾来华传佛之际，亦即中国有佛教之初，而且这一说法是来源于唐代高僧道宣的《感通录》。但道宣在他的《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中却记述说：“(五台山)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道宣只说大孚灵鹫寺系“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并未言及摩腾传佛云云。由此可见，镇澄的东汉创寺之说，也是一种传说加演义而已。
　　在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专著——唐高宗时释慧祥编撰的《清凉传》中：“大孚图寺(即大孚灵鹫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云“清凉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于今在焉。”按此记载，五台山佛教则应兴于北魏孝文帝时，大孚图寺和清凉寺均系北魏孝文帝时创建。可是唐文宗时，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日本天台宗第三代祖师圆仁慈觉，在其人五台山求法巡礼的日记中却写道：“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按此，五台山最早的寺庙又不是大孚灵鹫寺而是清凉寺，这又否定了东汉创建大孚灵鹫寺之说。何况清代著名史学家顾炎武在《五台山记》中说：“五台在汉为虑掳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还说：“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藤白天竺来，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而不在此(五台山)也。”在此，顾炎武明确指出，明释镇澄是将佛教典籍中关于摄摩藤来华后居住在洛阳白马寺清凉台，误作清凉五台山了。
　　综上所述，如果把五台山佛寺创建的“东汉说”和“北魏说”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在佛教界流传久远的“东汉说”虽与史实相距甚远，但宗教色彩甚浓，而“北魏说”则比较可信，符合历史实际。
　　事实上，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并在中外佛教界产生重大影响，是从唐代开始的。据史料称：李渊在起兵反隋时就对佛教许下大愿，说一旦当了皇帝，一定大弘三宝。因而，唐太宗即位后即重兴译经事业，使波罗顿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并在各地旧战场建造寺院。贞观九年(635)曾下诏日：“五台山者，文殊必宅，万圣幽榱，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是年，台山建十刹，度僧数百。”另外，长寿二年(693)，武则灭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名僧菩提流志等上新译《宝雨经》，称菩萨现女身，为武则天上台大造舆论。圣历二年(699)，菩提流志和实叉难陀重又译毕《华严经》，说：“东北方有处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丁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并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竣工后，命大德感法师为该寺主持，并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这就是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开端，也是五台山发展成为名山圣地的开始。
　　从佛教经典来看，除《华严经》说文殊菩萨住处“名清凉山”外，《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也云：“佛告金刚密迹王言：‘我灭度后，于此南赡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说法。”…由于这些佛教经典中都说文殊菩萨的住处叫“清凉山”、“五顶山”，这与五台山的地形、气候极为相似，故向中外佛教徒便把五台山这个“五峰耸出”、“曾无炎暑”当作是他们虚幻世界中的圣地了。但事实上，五台山之所以能成为佛教圣地，很大程度则是借助了李唐王朝的强盛而驰名中外的。因为在唐代，国家规定：全国所有寺院斋堂，都必须供奉文殊菩萨像，包括朝野都尊奉文殊，并视五台山为圣地，所以五台山便空前隆盛起来，大兴建寺，名僧辈出。随着佛寺的扩大兴建，僧侣日益增多，原本是唐王朝用来维护统治工具的佛教，在安史之乱后，因国家徭役征派极端繁重，寺院便成了人们逃避徭役的避难所。而寺院僧侣亦趁乱兼并土地，驱使奴婢，并逐渐与贵族势力相勾结，从而导致僧侣地主同封建国家及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而武宗继位后遂于会昌五年(845)诏废佛，拆庙毁宇，勒令僧侣还俗。据史称：仅这一时期，全国即拆毁大小寺庙44600佘处，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回土地数千万顷，五台山亦不例外。唐宣宗即位后，再度兴佛，并规定五台山的度僧数仍达“五千僧”，白此，五台山又一次寺庙林立，僧侣若云。
　　此外，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于唐代的另一个标志是：由于唐代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国际上声望很高，也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所以外国佛教徒也竞相朝礼五台山，尤其是印度、日本、朝鲜和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更是景仰五台山，前来取经的僧侣甚至还把五台山的土石当作圣物带回国。其中日本僧侣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上自天皇，下至公卿，也都乐于施舍大量黄金，作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供养费用。
　　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后，唐武宗灭佛时，曾遭到破坏。五代时，又发生了后周世宗灭佛事件，其寺庙曾一度“十残八九”。直到赵宋王朝为加强统治，丁建隆元年(960)，一反后周灭佛政策，对佛教加以保护。此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非常尊崇佛教，并多次派遣高级官员及征调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在五台山大兴土木，营建寺院。元代在五台山修建的著名佛寺有大万圣佑国寺、殊像寺和大普宁寺等，这些寺庙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刹，尤其是大万圣佑国寺在规模和等级上都高于洛阳的白马寺。其实，五台山佛教真正的兴盛时期是在明清，其突出表现在喇嘛教的兴盛和清帝频频朝礼五台山。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对佛教自然格外尊崇，因而还曾建立过一整套僧官机构，以致成祖、宪宗、孝宗、武宗、神宗等都严守祖训，并为笼络蒙藏少数民族还十分推崇喇嘛教，以至明成祖还“乃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同时又大兴土木，“命太监杨升重修寺宇，并葺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即现在的大白塔)，以饰法王之居。”还首次把喇嘛教引进五台山，从而使五台山在明代又发展成为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名山了，也为清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清朝建立后，更是尊崇佛教，并鉴于蒙古和西藏盛行喇嘛教，十分崇仰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所以清政府便将五台山开放，以供朝礼。从此，蒙藏两族朝山者络绎不绝。
　　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帝非常信佛，甚至还一度想出家为僧。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四帝亦都多次朝拜五台山。他们朝礼五台山当然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一是因满洲与文殊的词音相谐，故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怀有特殊感情，“澹谒(文殊)金容实为国朝万年丕基之庆。”二是为“携蒙古藩王同来，从其所欲，”以示“中外一家之心，昭熙朝大同之治”，达到“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目的。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蒙古族中出家男子竟一度达到总人口的45%，尤其是蒙、藏族佛教徒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的崇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城贡献者，不绝于道。”不少蒙、藏佛教徒还以死后能把骨灰埋在五台山为幸。
　　在明代，五台山“番汉僧寺”，由同一机构和僧官统辖。到了清代，由于五台山的喇嘛教盛极一时，所以又实行了分别管理的办法。喇嘛寺称黄庙(黄教庙)，由住在菩萨顶的“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物掌印扎萨克大喇嘛”统辖；和尚庙则称青庙(青衣僧庙)，由设在显通寺的都纲司管理，僧官称“都纲”。雍正时，五台山有规模宏大的黄庙26处，青庙78所，僧侣数千人。
　　其实，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这种被颠倒了的世界，正是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佛教也是如此，一方面佛教用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来解释现实中的不平等及贫富悬殊的原因，使之在耀眼的灵光圈的保护下，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自然会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另一方面，佛教又宣扬，今世忍受各种凌辱和迫害，以及饥饿穷苦而不生怨恨，下世即可升入天堂，来世享受荣华富贵。这就给人以幻想中的幸福，为人装饰上虚幻的花环，从而使人在精神上感到慰籍而不愿抛弃，所以佛教的迷惑性正是它能长久受到推崇和景仰之所在。从北魏到民国的一千余年中，五台山佛教有盛有衰，除与统治者政治需要相关外，之所以能做为佛教圣地备受推崇恐怕也正基于此，正如唐代名僧玄奘所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五台山佛教的兴盛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统治者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扶持，故而可以说，五台山佛教始终也是在封建政治的巨大影响下发展和变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