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背后的故事
　　——玄奘与皇帝们
　　作者：太宗毛驴
　　大约半年前，兴趣发作，又开始练习书法了，临的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仔细阅读之后，感觉很有意思，背后有很多内容。于是看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文章和书籍，发现背后的故事确实精彩，而且与一般的印象大不相同。于是有了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半年，终于完工，就教于诸位大家。
　　引子
　　大唐咸亨三年（672）阴历十二月八日，京师长安城弘福寺内宝刹庄严，梵音缭绕，僧侣齐集。在肃穆仪式中，僧侣和官员们以虔诚的目光仰视着一座高近4米的石碑，因为这座碑象征着佛教在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地位，象征着国家最高领袖对佛教的褒扬与赞许。在碑身上，镌刻着已故太宗皇帝所写序文、当今皇帝所作的记，以及曾在弘福寺译经近十载的已故高僧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而书写碑文的则是已去世数百年的东晋右将军、书圣王羲之。
　　这座碑就是在中国宗教史和书法史上有着赫赫威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皇帝雄文、高僧真经与书圣神笔使其流芳千古，而隐藏在碑背后的则是一段伟大时代里的曲折故事。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从更早一些的动荡年代开始吧。
　　北朝与隋的崇佛
　　南北朝作为春秋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乱世，征伐屠戮无日无之，国家倏分倏合，王朝迭兴迭灭，世事无常、今生苦短的情绪笼罩着从帝王到草民的每一个人。东汉明帝时即已传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时而兴，到北朝齐、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万间，僧尼数百万人，南朝梁时亦有寺院2800余所，僧尼8万余人（尚不含在家信徒）。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财产和人力，自然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出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于574年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577年进军北齐，亦在齐境灭佛。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持续太久。578年武帝驾崩，宣帝继位，第二年即在京师与洛阳重新设立寺庙。很快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北周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家宗教氛围浓厚，杨坚之父杨忠据说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不知与其在南梁的经历是否有关。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相传7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据之一。由于周武帝曾经灭佛，因此推崇佛教，大讲佛陀授命，不但讨好了佛教徒，在普通百姓那里也可以将篡夺外孙皇位、屠灭宇文家族这一“不道”行为涂抹上一层天命循环、因果报复的色彩。
　　开皇元年（581年）甫夺政权，文帝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同时开始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开皇11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开皇13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12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历代三宝记》）。开皇20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整个文帝统治期间，共新造佛像106580尊，修治旧像1588940尊，缮新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辩正论》），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杨坚对佛教并非单纯利用，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仁寿二年（602年）八月，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伉俪情深的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皇后升天成佛。这种对大家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公然撒谎，马屁未免过于粗糙，而精明过人、为人猜刻的文帝竟然“览之悲喜”，说明老头子已经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当然，升天成佛的独孤氏却法眼有障，费尽心机撺掇老公改立的太子数年之后就在仁寿宫现出原形，老头子只来得及抱怨“独孤误我”，就在好儿子好大臣的帮助下“升遐”了。
　　继位的炀帝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家庭传统，也需注意到其妻即江南萧家的女儿对其可能的影响。早在为晋王时，杨广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全国高僧，并将江南搜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56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高阳造隆圣寺，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此外，炀帝还在洛阳上林苑设翻经馆，罗致译人，继续译经。有称炀帝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修补故经和缮写新经共九十万卷。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607）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609）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身处这席卷全国的崇佛热潮中，未来的李唐皇室是如何的态度，今天的史料已难寻其详。想来上有好焉，下虽未必甚之，但表面文章总不能落后太远。流传至今的一尊石像上的铭文显示了时为地方官的李渊是如何礼佛的。这尊石碑像是未来的高祖为未来的太宗祈福而供：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仔细分析李渊的这封感谢信兼祈福书，很有一点意思。首先，南北朝时代，贵族高官对佛教的供奉一般都是经常性的泛泛祈福，而李渊此文却显示其是有具体问题来麻烦佛祖：爱子患病。其次，捐建石碑像是在求佛“灵验”之后，也就是先看货，再给钱。最后，仅仅捐了这么一小尊石碑像，除了表达感谢之外，还顺路提出了一大堆要求，除了保佑二儿子，还要保佑“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想来也是，老小子当年射个箭就能抱得美人归，献个马就能捞个大官当，这佛祖不过治个病，捐个石像已经很给面子了。总之，当时的郑州刺史李渊对佛可谓很有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未来武德年间的佛教政策已可从此铭文中一窥端倪。
　　武德朝的佛教政策
　　隋代佛教迅猛发展，成为广大民众相当普遍的信仰。全国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李渊正式造反后，当然不能得罪佛教。晋阳起兵时，高祖曾亲临佛寺祈福；篡夺帝位后的武德初年，继续推行崇佛政策，立寺造像，行斋弘佛。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例如武德元年 (618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佛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应当说，这一时期高祖和佛教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例如李世民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和尚奏请聚京寺骁悍千僧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大概可以证明当时佛教徒对唐庭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武德初年朝廷与佛教徒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到了头。佛教势力在隋代发展过盛，不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士兵来源，同时也对世俗政权构成潜在威胁。高祖本质上既非崇佛，又是个连已束手就擒的对手也要斩尽杀绝才能放心的人，可想而知其内心深处对佛教是何等警惕与不甘。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全国逐渐统一，佛教在维持统一战线上的功能不断削弱，而对政权的负面作用在高祖眼里却不断放大。尤其不走运的是，它本来就与皇室缺乏跟杨坚的那种情感联系；而皇室又偏偏姓李，使得老对头道教成功地和皇家攀上了亲戚。
　　所谓儒、释、道三教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儒家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和政治学说，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无论是内圣外王也好，还是外儒内法也好，儒家总能获得君王的认可，儒家学子也总能找到官做，因此儒家实际上走的是上层路线，与释、道并无多大竞争关系。释、道两家由于要争夺信众，都主要走群众路线，这样难免发生矛盾。在隋代，杨坚生于佛寺而非道观，于是佛先道后；现在老李家上台，一众道士不免兴高采烈，蠢蠢欲动：风水轮流转，皇帝到我家。
　　武德三年（620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高祖在道教胜地楼观（陕西周至）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同年，晋州（今山西临汾）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此类事件如此凑巧而密集，不能不使人怀疑背后有统一的部署。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为了抬高皇族，皇室挖空心思与分量严重不足的凉王族攀亲。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另一方面，佛教与政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皇帝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转过年来，道教开始发难。武德四年（621年），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首先极力抬高老、孔，说“臣闻神农轩辕，治合李老之风；虞夏汤姬，政符周孔之教。虽则圣有先后，道德不别；君有沿革，治术尚同。”建议皇帝“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同时对佛教进行抨击:“佛之经义，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一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主张“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全唐文》卷133)。此篇奏章攻击力极强，一方面力图组成儒、道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指责招招致命，直指统治者心中的隐痛：意识形态的控制（妄说罪福），财政和兵源（军民逃役），社会纲常（不事一亲）等等。到了这个程度，佛教徒不得不反击了。次年，著名高僧法琳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即《破邪论》)上呈朝廷，同时看到当权的老头子可能不好通融，于是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身上，直接上启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呵呵，两头压宝，不过三胡没份，可见舆论还没认为齐王能成大器）。
　　就皇室本心而言，对佛教并无好感，但他们也很清醒地意识到佛教对维护统治的正面作用，懂得“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当时社会风气崇佛，朝廷高官也不例外，因此压制佛教也会面临官僚阶层的反弹。唐初高级官僚中，崇佛的不在少数，例如萧瑀，继承先祖梁武帝的优良传统，家族中有近20位男女出家。他本人好佛，“每见沙门大德，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他还曾采集十多家注解，融合自己见解，为《法华经》撰疏。其兄萧憬任太府卿，更是一生诵读《法华经》万余遍。再比如虞世南，法琳的《破邪论》就是他作的序。
　　犹豫反复数年之后，武德七年 (624年)，佛道之争终于在庙堂之上展开。一马当先的还是太史令傅奕，他向高祖进呈《废省佛僧表》，从儒家观点出发，指斥佛教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轻犯宪章"、"诈欺庸品"，"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主张"除去佛教"，以“益国足兵”。高祖正中下怀，于是将奏章分发大家讨论。没想道，这一主张遭到崇佛大臣们的抗议，赞同的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开国元勋裴寂就表示反对，认为高祖“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而今却要毁佛废僧，“理不可也”。萧瑀表现最为强硬，与傅奕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互相谩骂收场。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击，说“萧瑀不生于空桑，乃尊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也。” 萧瑀驳不过，只好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看到废止佛教的动议在政府高层难以通过，李渊暂时放弃了废佛的念头，但看到佛教如此势大，只能更加警惕。第二年（武德八年，625年），老皇帝不再经过大臣们讨论，直接出马到国子监明确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紧接着武德九年（626年），佛道两家口水仗进一步升级，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也著《辩正论》予以还击。看到佛道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高祖决定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削弱佛教。武德九年五月，他以京城寺观不甚清静为由，下《沙汰佛道诏》，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由于部分佛教徒道德败坏，寺院藏污纳垢，因此要“正本清源”、“兴隆佛法”。法令要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废”。表面上看起来佛道一视同仁，但由于此前佛寺数量远远多于道观，因此实际上吃了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然而这道诏令尚未来得及贯彻实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爆发，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双双被杀，秦王世民夺取了政权。他对佛教又是什么态度呢？
　　太宗的佛根与道缘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早年的秦王对佛道基本是两头不得罪，两头吃得开。后来做了皇帝，也是两方面的人都有，例如近臣中，萧瑀、虞世南、张亮等崇佛，房玄龄、魏征等偏道（魏征早年曾出家为道士），他都能一律包容。就其本心而言，糅合了道家“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儒家“民本”、“王道”理论对其施政影响最大，直接成就了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更为重要的是，道士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李世民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
　　从历史上来看，道士似乎有装神弄鬼参与高层政治的癖好。即便是好佛的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也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当高祖龙潜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隋书·来和传》）隋末天下大乱，道士们更是上窜下跳，各找主人。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时为道士的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然而更多的道士看好李家父子，其中以楼观歧晖和茅山宗王远知为代表。歧晖早在大业七年（611年）即宣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至蒲津时，歧晖兴奋异常：“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于是改名平定，派道士八十余人接应，并尽观中粮以资助唐军。
　　秦王李世民与道士们也没有少来往。在平王世充的洛阳会战中，他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此人高干家庭出身，其祖为梁江州刺史，父为陈扬州刺史，见过陈宣帝，也与隋炀帝关系亲密，大业七年（611年）在涿郡临朔宫会面时，杨广还执弟子礼。不过老头虽与杨广打得火热，但私下也与李渊勾勾搭搭，唐兴后高祖因其曾密告符命而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估计是皇帝和皇子们见多了，知道这帮人的痒筋何在，于是这次李二来访，老家伙再次玩起密告符命的把戏。史载，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在如实告知身份后，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旧唐书王远知传》）这个马屁可谓拍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也给秦王在与东宫即将白热化的权力争斗中贴上了天命标签。可以想见，房玄龄回去添油加醋地在谋士和老粗们面前渲染一番，无疑会大大坚定大伙们跟着秦王混的决心。另一个道士滑州人薛颐，史载“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曾被隋炀帝引入内道场。武德初年进入秦府，也曾私下对李世民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武德最后几年李世民虎落平阳，困在长安被整成那个样子，部下也未离心离德，例如尉迟敬德宁可冒着遇刺风险也跟定秦王，张亮搞秘密活动被抓起来打得死去活来都没把秦王卖了。这里面虽然有李世民个人魅力的因素，但道士们的洗脑也功不可没。
　　另一个细节也揭示出秦王与道士们来往是如何密切。武德末，高祖下令不准秦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接触，发动玄武门事变前，房、杜二人是化装成道士才潜入秦王府的。由此可见，当时秦王府正常就应该是道士如云，以至于在这关键时刻多出个把道士都不会引起东宫探子的注意。比较起来，当年曹丕用大筐丝绸把吴质抬进抬出，还被城管给突击搜查了一番，虽说有惊无险，也实在是太费事了。
　　太宗是个有恩报恩的人，对于为他夺权出过力的，无不关怀备至。登极后，对王远知“将加重位”，但远知“固请归山”，只好在贞观九年于茅山为他置太平观，并专门颁诏大大吹捧了一番。对另一个劝进的薛颐，则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并在醴泉县九緵山为其置紫府观（《长安志》卷十六）。这个薛颐除了拍马屁，人还是很不错的，贞观中曾利用天象劝阻太宗封禅泰山（《旧唐书·方伎传》）。此外，贞观二年太宗还为衡岳观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南岳小录》），又为桐柏先生王轨建华阳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道士秦英祈祷，建西华观。
　　佛教当然也曾为李世民出过力，例如武德三年（620年）与洛阳方面作战时，少林寺僧众就曾施以援手，秦王也写了表彰信表明对佛教的爱护：“我国家膺图受录，护持正谛”，“德通黔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但是相比道教，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势力在李二先生的私人问题上却站错了队，基本上偏向太子建成，因此不讨太宗的欢心也就很正常了。然而，佛教思想却对太宗有一定影响。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太宗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太宗的人文气质之中。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吸引眼球。无论是否信佛，作为贵族文人，必然不知不觉地受到佛学思想的熏陶。太宗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而这气质中则有着若隐若现的“佛根”。
　　观太宗诗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空”竟然是这位少年得志的军政奇才诗作的关键词。目前《全唐诗》录其诗98首,直接以“空”字入诗的竟高达20首，例如“瑞气荣丹阙, 祥烟散碧空”(《重幸武功》)，“叶铺荒草蔓, 流竭半池空”(《过旧宅之二》)，“飒飒高天吹, 氛澄下炽空”(《秋日学庾信体》)，“朦柳添丝密, 含吹织空罗”(《咏雨》) ,“日由高低影, 云空点缀阴”(《秋日二首之二》) ，“荷疏一盖缺, 树冷半帷空”(《秋日翠微宫》) ，“非复阳台下, 空将惑楚王”(《赋得含峰云》)，“不是秦楼上, 吹萧空学仙”(《三层阁上置音声》)等等。当然我们记得另一个频用“空”字的诗人乃是号称诗佛的王维：“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新雨后”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乃是太宗的《咏兴国寺佛殿前幡》一诗，全诗如下: “拂霞疑电落, 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 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 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 无翅强摇空。”在描绘了幡的千姿百态后，皇帝一语道破:其本性无自（所谓“轻薄质”），一切皆空幻，很明显这是佛教中观论的“色即空”的思想。此诗由幡之动而悟空理，虽然还没达到六祖慧能“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牛逼境界，但也已远超俗见。
　　太宗诗文中不仅有怅惘的空幻，更有随遇自适、万物无常的思想。例如《过旧宅》中“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就没有一般帝王对故宅那种沾沾自喜、要死要活的感情，而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感旧赋》里, 这种思想表现的更为明显：“观世俗之飘忽, 鉴存亡于宇宙。林何春而不花, 花非故年之秀。水何日而不波, 波非昔日之流。岂独人之易新, 故在物而难旧。岁月运兮寒复暑,，日月流兮夜还昼。信造化之常经, 孰圣贤之可救。”这里已经包含了很强的辩证宇宙观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首著名的《经破薛举战地》。通常此类帝王诗中，往往少不了自吹自擂、壮怀激烈，对已死或未死敌人的诅咒，以及对王朝武运长久的祈祷（具体可参见康熙乾隆的大量劣作），但李世民却在描绘当年情境后迅速转入一种“入定”般的境界：“一挥氛畛静, 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 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 抚躬聊自适。”没有赫赫武功，没有武运长久，也没有慷慨高歌，有的只是沉静、空惘和肃穆。要注意，峰、莲都是佛教中常见的象征之物。
　　诗文中处处出现的此类思想痕迹，很难用一时的附庸风雅或故作高深来解释。假如太宗确实未曾对佛教经典有过深入研读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个文治武功空前绝后的帝王同时也有着天生的佛根。
　　贞观年间的佛教政策变迁
　　佛根也好，道缘也罢，一切个人偏好都要服从政治需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太宗所以为太宗，而梁武帝终究不过是梁武帝。作为君王，他在《慎所好》中明确指出，为了国家利益，“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因此，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只能是被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武德九年五月高祖下《沙汰佛道诏》后，佛教即将面临一场沉重的打击，然而也是命不该绝，转过月来玄武门之变爆发。控制了政局的秦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立刻取消了沙汰佛道的诏令，在以高祖名义发布的《诛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诏》中特别指明：“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以争取佛教徒的支持。即位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仍然继续利用佛教，对佛教表现出宽容甚至是礼敬态度。太宗曾舍太和宫为高祖立龙田寺，舍通义宫为尼寺，下诏在各战阵处修建寺庙，追祭亡灵，敕令为章敬寺设斋行香，开译经馆翻译佛经。当他施斋发愿时，自称“菩萨戒弟子”，“诚心发愿”，“惟以丹诚，归依三宝”。他还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普度僧尼”；下敕颁发《佛遗教经》，要求京州官员人手一册。当然，这种宽容和支持背后是高度警惕和严厉的控制，例如贞观初即下敕，有私度僧尼者处死；此外还曾下令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利用改朝换代混乱之机私度的僧尼自首还俗，不出首者处死。至于说以“对佛不敬”的名义禁止买卖佛像（实际上是限制佛教扩张），只能说是政治高招了。
　　然而佛教徒似乎并未看清他们的这位君王。贞观五年（631年），笃信佛教的歧州刺史张亮奏请在距长安一百多公里的扶风法门寺建塔，太宗应许，并将原拟兴建望云宫的建材用来建塔。张亮又建议开启法门寺地宫，太宗同意后，在地宫中得到佛指舍利。这立即引起极大轰动，京城内外每天到法门寺瞻仰灵骨舍利的人多达数万。为了表达虔诚，有人刺血洒地，有人烧头炼指，表现出狂热的宗教情绪。佛教徒被这些表面东西迷昏了头，开始得寸进尺地试图染指皇权了。贞观八年 (625年)，有人上书，要求皇帝引“十大德”（十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分参拜，这不但是教权直接介入政权，更是要政权向教权低头。太宗立即警觉起来，以厌恶的口吻向长孙无忌等人提起此事，并且提示背后恐怕有佛教徒的挑唆。曾当过道士的魏徵当即见机而作，引经据典，给了太宗充足的理由来反驳佛教徒的建言。
　　本年的一个细节颇能说明太宗对佛教的真实态度。长孙皇后身患重病，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以求佛祖保佑。皇后不答应，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枕边人和贤内助的话，自然最能反映太宗的真实想法。可以说，此时太宗对佛教的印象已经非常不好，只等发作的机会了。
　　另一件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对佛教不利。前面提到李唐皇族对自身门第问题非常敏感，太宗在贞观初年兢兢业业对内对外都取得显著成绩后，开始关心此事，试图利用政治手段彻底定局。贞观五到六年间，太宗动议修订《氏族志》，前后好几年，初稿出来，以皇帝之尊，竟然门第没有黄门侍郎崔干高，不由大为光火。传统士族力量如此强大，社会门阀观念如此顽固，使得太宗不得不考虑再次利用宗教来做做文章。由于南北朝以来的“夷夏之辩”仍为唐初社会流行思潮，李唐皇族为了洗清“胡族”之嫌，就必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而“殊俗之典”、“异方之教”的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
　　贞观十一年（636年），太宗开始对佛教采取公开抑制政策。二月，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重申老子是皇族远祖，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道教的重要，并大肆渲染了佛教的流弊。佛教徒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聚众请愿，“时京邑僧众，咸诣阔庭上表”，带头人包括法琳、智实、法常、慧净等。法琳这次学精了，知道皇室认老子做祖宗是认定了，于是上表说：“今之道士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试图把道教与老子割裂开来，使太宗只尊老子不祟道教。太宗当然不吃这一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说：“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高压之下，法琳等人只好“饮气吞声”，而智实拒不奉诏，慨然道：“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遭杖责流放，次年病卒。此情此景，一众道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益发受到鼓舞。
　　贞观十三年（639）九月，道士们再次发难，矛头直指缠斗了数十年的佛教领袖法琳。道士秦世英向朝廷告密，翻出武德年间老账，说法琳《辩正论》诽谤皇室始祖。太宗新帐老帐一起算，立即逮捕法琳加以推问。十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淙、司空毛明素等进行审问，法琳辞气不屈。于是皇帝亲自出场，与法琳来回问答二百余条。情急之下，老和尚口不择言，说皇室出自代北李，即阴山贵种鲜卑族达（门内者）达这一系，译为唐言，即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其父名韩虔(与寒褰谐音)，字元卑(天字第一号卑践货)，是个独眼、跋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72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法琳说皇室“弃代北而认陇西”，是“以金易愉石，以绢易褛褐”。这些话句句戳到太宗痛处，于是勃然大怒，宣布处死，但缓期7天，让法琳念观音菩萨，看到时候能不能保佑他脑袋不掉。七天后太宗遣人复审，法琳终于服软，拍马屁说：“七日以来，未念观音，惟念陛下”，陛下“子育恒品”，就是当今观音。又捏准了太宗好名的软肋，说“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唯有伏尸之”。皇帝拿他没办法，再问他佛、道优劣，这次法琳回答称旨，于是顺坡下驴，免死流往益州为僧。法琳委屈不已，路上作《悼屈原篇》，在赴益州途中病故于百宇关菩提寺。法琳一死，佛教势力大挫，不得不接受了道先佛后的新秩序。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亲朋故旧日渐凋零，尤其635年高祖去世、636年长孙皇后辞世后，太宗环顾四周，虽然功业赫赫，但慈母早逝，两个同胞兄弟和十个侄儿死在自己手中，老父被逼退位后至死满怀戒心，不复当年融洽，人到中年又丧佳偶，爱女早夭，两个儿子钩心斗角，心情自非一般人所能体会。道教虽然能教人长生不老和房中术，但对心灵的安慰还是佛教更加拿手。可以说，此时这位皇帝难免会有一些佛家的情绪。大约在贞观15年前后（具体年代不详，但虞世南卒于贞观十二年,《旧唐书》中此事在数年后，因此约贞观15年左右），太宗梦见几年前去世的近臣、文学和书法好友虞世南，心头怅惘，颁下《为故礼部尚书虞世南斋僧诏》，很能说明他此时的心境：
　　“故礼部尚书文懿公虞世南, 德行纯备, 文为辞宗。 夙夜尽心, 志存忠益。庵从物化, 忽移时序。昨因夜梦, 倏睹斯人。兼进谠言, 有若平生之日。追怀遗美,良用悲悼。宜资冥福, 申朕思旧之情。可即其家, 斋五百僧, 造佛像一躯”。
　　约在梦见虞世南前后，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已去世五年的皇后追福。宏福寺乃是为其母亲穆太后所造，于是召唤几位高僧一起闲谈，“言及太后, 悲不自胜, 掩泪吞声。久而言曰: ‘朕以早丧慈亲, 无由反哺。风树之痛，有切于怀。庶凭景福, 上资宾佑。朕比以老子居左, 师等不有怨乎?’” 主持道意回答说:“僧等比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语气七分软又带三分硬。于是太宗几乎乞求谅解一般说：“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释李尊卑，通人自鉴。岂以一时在上，既为胜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将老子居先。植福归心，投诚自别。比来檀舍，佥向释门，凡所葺修，俱为佛寺，诸法师等，知朕意焉。”（《法苑珠林》）这样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出自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宗之口，恐怕也是他意识到自己尽管身为帝王，却仍然不过是个凡人，生老病死皆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因此不得不试图向佛祖示好，以期增老父慈母和爱妻在幽冥之中的福分吧。
　　皇帝心中有了这样的心理铺垫，佛教也就有了重生的机会。贞观十八年（644 年），太宗在深感来日无多，积极筹划解决高丽问题的时候，接到了一道来自远方的上表，语气谦恭，充满期盼和忐忑。看到上表人的名号，他是否想起了17年前的往事呢？
　　西游记
　　隋大业八年(612年，一说大业十年，614年)，皇帝诏令洛阳度僧27名。一个小童因年龄太小，不在备取之列。大理卿郑善果碰巧遇上他，带有调侃地问到：“童子出家，意欲何为?”小童从容不迫，答道：“小子意欲远绍如来的慧命，近光遗传的大法。” 郑善果大为惊讶，见他对答如流，气宇轩昂，人才出众，当即破格录取，并向同僚夸赞道：“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门的教化。”这个小童就是日后的三藏法师玄奘。
　　玄奘，俗姓陈，本名祎，生于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据说祖上乃是东汉名臣陈寔（104—187年），世居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慧在隋初曾为江陵县令，大业末年（约610年后）挂冠隐居而终。史载陈慧好道，他的两个儿子却都是佛学大师。玄奘的二哥陈素，相貌堂堂，风姿逸秀，早年出家，居洛阳净土寺，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玄奘好佛不知是否受这位哥哥的影响。史载玄奘外貌和性格都酷似其父，而眉目疏朗、相貌庄严更要超出。八、九岁时就开始攻读经典，平时在家埋头用功，不大与其他儿童玩耍，可见其潜心向学。十一岁即能诵《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破格录取后，玄奘就在净土寺学《大般涅磐经》和《摄大乘论》，一听就懂，看两遍就能记得，不久崭露头角，初树声望。
　　大业末年，洛阳兵荒马乱，玄奘与其兄前往长安庄严寺，稍候转往兵火不及、名僧聚集的巴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法师讲《摄大乘论》，道基法师讲《杂阿毗昙心论》，惠振法师讲《阿毗昙八犍度论》，数年间究通诸部。道基法师感叹：“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武德五年（622），二十二岁的玄奘在成都城南空慧寺(即东晋慧远之弟慧持入蜀所建之金渊精舍)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玄奘离开生活了约七年的成都，沿长江东下参学。他先到荆州天皇寺开讲《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荆楚名僧闻风会聚，连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法师也执礼甚恭。讲毕往赵州(今河北赵县)从道深法师学《成实论》，继赴邺中(今河南安阳)听慧休法师讲《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首尾达八月之久。这趟旅行实际上是玄奘在全国佛教界的初次亮相(《续高僧传·卷四》)。贞观元年（627），二十七岁的玄奘返回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诸僧研习《阿毗达摩俱舍论》、《摄大乘论》，从玄会法师研习《大般涅磐经》，很快通晓各家学说，被誉为佛门“千里驹”。据说萧瑀敬佩其人，想请他住持庄严寺，但遭婉辞。
　　二十年来游学各地的经历，玄奘深感各宗派义旨有殊，经典亦不尽同，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摄大乘论》和《瑜伽师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异类差舛，…，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决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于是他萌生了前往印度探求佛教经典本原的想法。此后，他有意结交西域各国客商僧侣，摸索取经路线。唐初立国不久，为了防范西域突厥人入侵，在通向西域各地的主要门户设防极严，尤其是玉门关以西，关卡和烽燧比比皆是，老百姓不得随意西行。于是玄奘一回长安就正式向朝廷申请关防文牒，申请同去的还有几位僧人。
　　然而朝廷一直没有批复。今天很难了解申请不被获准的具体原因，因为日后太宗和玄奘都对此心照不宣、避而不谈。可能的原因很多，例如太宗已对佛教有戒心，不愿其发展过盛；玄奘游历颇广，与官场也有交往，万一西行被突厥人擒获，情报上会有损失；作为已经出名的高僧，国家正式批准出行后，万一被劫持之类，外交上是个麻烦。当然也有可能，这么一件小事还没资格进入御前会议讨论，直接在某个办事员的手上就毙了。总之，接下来的两年里，批复一直没有下达，几个盟友也都打了退堂鼓，只有玄奘仍在做准备（学梵文），伺机而动。
　　贞观二年（629），陕西、甘肃地区发生霜灾，粮食供应出了问题，朝延准许僧俗到丰收地区就食。大概在当年冬天，二十九岁的玄奘西行，经秦州（甘肃天水）、兰州抵达河西重镇凉州（甘肃武威），在此地遇到了麻烦。玄奘在凉州游历多个寺庙，开筵讲经，在折服僧众之余，也惊动了凉州都督李大亮。李大亮为人正直刻板，日后使节暗示进贡猎鹰，此兄立即给太宗写信，大意是说您曾吩咐不要地方进贡，如果现在这是您的本意，那就是出尔反尔；如果是使节自作主张，那您就是所任非人。总之太宗左右不是人，只好大大夸奖了他一番，还送他一本《汉纪》。李都督严于执法，发现玄奘没有关碟意图西行，当即勒令他返京。在当地慧威法师协助下，玄奘连夜逃出凉州西行，李大都督也立即发出追捕文告。于是和尚不得不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徒步穿越千里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唐朝最西的边关瓜州。所幸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于追捕公文睁眼闭眼，招待了他一顿，还一起研讨佛法，听任玄奘在当地活动直至离去（有说独孤达本人或手下将追捕公文撕毁的）。17年后当玄奘重回瓜州时，独孤达已病逝多年。法师痛感人生无常，为独孤达通宵诵经，并将原拟送给他的一尊象牙佛雕供奉在榆林窟。
　　由于在瓜州活动自由，玄奘得以为西行作最后的准备。他首先找到一个叫石盘陀的外族和尚，并经此人介绍，从胡姓老人那里买来一匹多次穿行西域的老马。这两者不但对玄奘成功穿行西域功不可没，而且也很可能刺激了民间传说的产生。在榆林窟的那幅壁画里，一只猴子在前牵着一匹白马，而玄奘法师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夜渡疏勒河后，石盘陀即告别玄奘，此后玄奘孤身一人横穿大漠，寻着骨堆、马粪前行，成功越过玉门关外五座唐军的哨卡烽台。其中玄奘在越第一座烽台时还被守军抓获，但校尉、敦煌人王祥盘问后将其放行。越莫贺延大戈壁，经过十天跋涉，走出八百里流沙，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停留十数日后，崇信佛法的高昌国（吐鲁番一带）国王麴文泰遣使往迎，崇敬备至，准备延留玄奘于高昌定居。玄奘绝食三日，以明心志，麴文泰只好给他准备行装，赠送了四个侍者及黄金白银礼品等，出城远送数十里，同时还派人带着介绍信、绫绢五百匹和从骑六十人，护送法师直到西突厥叶护可汗处。
　　玄奘一行从高昌出发，经阿耆尼国(今焉耆),再西南行900多里到达屈支(今库车)，受到国王的欢迎和很高的礼遇，因风雪阻拦，在此停留60余日，待雪融路开后才离开, 屈支王又送骆驼与随从。西行600余里到跋禄迦国(今阿克苏)，又西行200 余里至大石城(今乌什)，转向西北，越凌山（拨达岭），至赤谷城，再向大清池（今伊塞克湖），之后又西行500里到西突厥可汗大帐所在的碎叶城。叶护可汗将玄奘待为上宾，“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拜迎，??，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玄奘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西突厥试图搞到什么情报（这可能也是唐廷不批准玄奘出行的原因之一），二则是玄奘此人确实善于搞好高层关系。突厥地区流行的乃是不禁酒肉、不忌杀生、不忌房事、不严戒律的小乘佛教，与玄奘的大乘佛教泾渭分明。北周保定二年，道判法师也曾西行取经，路经西突厥时可汗送他们4只羊充食，但他们固守戒律将羊放生，惹恼了可汗，遭到侮辱和驱逐（《续高僧传·道判传》）。玄奘能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喝酒吃肉，不摆出一副说教嘴脸，还喝点葡萄酒，当然大家都开心。临走时，可汗还特意派一名通晓汉语和中亚语言的人护送。
　　由于有了叶护可汗发出的书信，玄奘在大队人马护送下一路顺风。翻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经过笯赤建等十国，直抵迦毕式国（今阿富汗卡非里斯坦全部及葛尔班得、彭赤什尔两河流域），再到 逻斯（今江布尔），从　逻斯南行10余里经过了一座有300户汉人的小城，西南行200多里到白水城，再西南行500余里进入塔什干地区，再西南行200里到铁门。之后折向东南行，渡过阿姆河后到活国（昆都士），从此顺利进入天竺。必须指出的，有关路线和具体时间，目前史学界仍然存在争论。
　　玄奘在印度的经历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只需记得他游历小邦无数，拜访诸多僧侣，并在贞观七年（633）抵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在今巴腊贡），受到盛大欢迎，已年逾百岁的戒贤法师破例为玄奘精心讲授了大乘佛教中最玄奥的《瑜伽师地论》，这一讲就是一年零五个月，同听者数千人。此后他在寺中逗留数年（贞观八年至十二年，634—638)，接着在各地游历参学四年（贞观十二年至十六年，639—642)。642年，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戒日王邀请玄奘在首都曲女城（今加瑙吉市）主持法会，同时邀请了十八国国王莅临听法，召集了全印度沙门和僧众近6000余人参与辩论。法会持续十八天，玄奘法师获得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大乘教徒尊他为“大乘天”，与其辩论最激烈的小乘教徒，也敬佩地尊他为“解脱天”。可见玄奘此次留学，不仅是拿个一般的PhD，他已经拿到了佛教界的菲尔茨奖了。
　　这里还有个插曲，可以看出玄奘并非一个书呆子。早在贞观七年（633）玄奘会见戒日王时，王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并谈到《秦王破阵乐》。玄奘趁机大大吹嘘了一番大唐帝国和太宗皇帝，引发了戒日王对中国的思慕，并于贞观十五年（641）遣使来唐，实现了中印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触。现在我们不知道使节来唐庭时有没有提到玄奘，但估计起码会提起你们有个和尚在我们那里如何如何之类。太宗皇帝看到这么个积极主动免费承担起外交和宣传任务的和尚，就算他是个偷渡犯，大概也无从生气了。
　　离开中国16年后，玄奘终于在贞观17年（643年）启程回国，也就是著名的曲女城法会的第二年。这一次东归玄奘选择了一条新路，即丝绸之路的南道。选择这条路线，可能有几个考虑，首先就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中道（即来时的路线）正值唐与西突厥交兵，安全没有保障。三年前（640年）高昌已被攻灭，而要到两年后（645年）唐军才彻底平定焉耆、库车等地。其次，丝绸之路南道正是当年佛教东传的路线，走此道可顺路考察佛教东传故事。辞别戒日王后，玄奘携带佛骨舍利、金银佛像和六百多部梵文佛经启程东归，途经西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于当年底到达活国（昆都士）。从活国东北行，越葱岭，途径十余国到达了揭盘陀国（今塔什干）,从此东下经800里冰雪，出葱岭至乌铩国（今莎车），再行500余里到达 沙国（今喀什）。而后东南行500里，渡叶尔羌河，越大沙岭至斫句迦国（今叶城），再东行800余里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三、四月间抵瞿萨旦那国(即于阗，今和田)。
　　到了家门口，和尚不走了。表面的理由是所乘大象病死，实际上是想起自己当年偷渡出境，理论上仍然是待罪之身。另外，关于太宗在贞观十一年后如何压制佛教的传闻恐怕也不会传不到玄奘的耳朵里。因此他觉得自己最好先试探一下，于是派人随商人入朝，带去了下面的表章：
　　奘闻马融该赡，郑玄就扶风之师；伏生明敏，晁错躬济南之学。是知儒林近术，古人独且远求；况诸佛利物之玄踪，三藏解缠之妙说，敢惮途遥而无寻慕者也。玄奘往以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涂，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仍蒙厚礼，身不辛苦，心愿获从。遂得观耆阇崛山，礼菩提之树。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继-纟+言]罗川，归还达于于阗。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任延仰之至。谨遣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
　　这篇表章写得非常巧妙。首先以儒家典故起笔，表明自己遵奉官方意识形态（就象现在写经济类文章起笔是马克思还是哈耶克还是大有分别的），并举先贤为自己辩解；接着说明自己西行取经的动机，并主动承认当年的错误；然后大肆讲了一番自己的见闻，表明此次回来肚子里还是有不少货的；再接着表功，自己在外不忘祖国，主动宣传，长了国家和皇上的脸面；最后解释为何自己不能立即回来负荆请罪而要逗留国外。
　　这些花样当然在太宗那里是一眼看破。不过报告中的几个关键词还是抓住了皇帝的心：“五万余里”，“风俗千别”，“见不见迹，闻未闻经”。于是过去的事情提也不提，简短而热情的手谕发出了：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初逢太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太宗如此热切地欢迎玄奘，当然并非发自这种平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一个政治人物，他看待所有事情的眼光几乎都是政治的，功利的。而被他盯上的家伙也不要犯傻，就象圈里的一头猪，要是发现哪个人在深情的看着它，可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爱情即将来临，而是要立即反省自己是不是长得太壮了。
　　精明过人的太宗看到了玄奘归来的巨大价值。首先，此人穿越了整个西域和天竺，和学术界政界打得火热，大量地理人文资料和政治军事情报就在他的脑袋里，而且他是学问僧，不比那些做生意的在这方面满脑袋都是浆糊；再次，此人带回来大捆原版真经，国内那些靠几本破经就老跟政府唱反调的大师们可以闭嘴了；最后，这个人出国太久，国内没有根基，我可以把他树起来，同时也容易控制，这样政府就在佛教界成功打入了一个楔子。
　　基于上述考虑，太宗对玄奘的迎接规格可以说让人咋舌。朝廷以官方文书请于阗等西域诸国沿途护送玄奘东归，同时命敦煌官员西渡流沙迎接，鄯善官员至且末迎接。玄奘从和田出发后，西行400 里至吐火罗，再东行600余里到达且末，又东北行千余里到达楼兰境，由此进阳关，沿河西走廊，于贞观十九年（645年）阴历正月七日（又说二十四日，但考后续活动日期，七日更为合理）在盛大欢迎仪式中回到长安。此时太宗已前往洛阳筹备征高丽战事，留守的梁国公房玄龄等人出城迎接，史载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其时“瑞云现于日北，团圆如盖，红白相映，当于像上显发轮光，既非绕日，同共嗟仰!”(《续高僧传·卷四》)
　　人在高潮的时候总是容易得意忘形，而玄奘此时却表现出过人的谨慎与精明。长安官员和百姓的隆重接待并未使玄奘彻底放心，他知道自己和佛法的命运皆在洛阳宫里的那个人手上。为了避嫌，他闭门谢客，匆匆整理带来的典籍，打点行装，五天之后（正月十三日）启程东行，奔波十天后，于二十三日壬辰抵洛阳，宿于鸿胪寺。等待一周后，二月初一己亥，首次觐见太宗于仪鸾殿，两人交谈，“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即从早6时至晚6时，直到宫门关闭。此次会谈没有留下官方纪录，但从日后玄奘弟子单方面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恐怕很是失望。
　　玄奘的本心，是想借助太宗的帮助，弘扬佛教；而太宗则主要对西域中亚诸国和印度五部的情况感兴趣。当时唐廷正处在解决西北、东北以及北部边疆问题的关键时期，在西面着力打击突厥在西域的霸权，继贞观六年（630）催垮北突厥、建西伊州（今哈密），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置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贞观十八年（644）占领焉蓍后，此时正准备征服龟兹（今库车）。一整天的谈话，重点不是商量如何在国内弘扬佛法，而是要玄奘汇报西域的情报。谈到最后，太宗认为这样精通外语又熟悉各国情况的人才不为朝廷效劳实在可惜，因此竭力劝玄奘还俗任官，玄奘只能极力婉言推拒。
　　第一次见面，双方目标相差太远，估计都很不尽兴，于是二月初六，玄奘再次面见太宗，这次轮到和尚品尝被拒绝的滋味了。此次见面时候，玄奘申请去少室山少林寺“为国就彼翻译”。玄奘想去少林寺，可能有几方面考虑。首先，少林寺甘露台曾是跋陀当年翻译佛经之所，如今已成佛教胜迹。如果他也能在此译经，则前后译圣同在少林，不啻是一大佳话。其次，玄奘老家就在少林寺西北不远，去少林寺也有人老近桑梓的意思。最后，通过首次见面，玄奘可能已经发现离皇帝太近不利于学术自由，想脱离长安的政治控制了。
　　然而皇帝何等人。武德末年他被困在长安，急切想去洛阳而不可得，人同此心，他当然明白玄奘的心思。然而，就此放走玄奘，无疑将使自己的计划落空。唐前期寺院有几个密集中心，除京兆府有寺162所外，第二大密集中心就是河南府56所，其中洛阳29所、篙山6所。玄奘加入嵩山少林，无疑会大大加强河南府的佛教势力，而且毕竟离长安有一定距离，不利于对这个高僧的控制与使用。于是李世民一口回绝，赦命就在长安弘福寺翻译。
　　大家接着第三次见面，这次似乎在二月十一日，征高丽大军即将出发，太宗再次动员玄奘还俗做官，并命玄奘同往辽东。可怜的和尚现在一定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写信汇报，当初偷偷摸摸走，现在偷偷摸摸回来就是了。他只好以佛法戒律不得观看兵戎厮杀为借口，“固辞不去。”皇帝看他无趣，只好放他一马，让他在洛阳“三五日停憩，还京就弘福安置”。第二天（阴历2月12日，花朝节），皇帝率大军出发，玄奘则稍事停留后西返长安。
　　虽然初次会面两个人都吃了几个钉子，但整体气氛还是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玄奘的乖巧。玄奘出身世代官宦家庭，又熟知儒家经典，官场也是周旋过的，基本原理还是知道的。道宣就说他“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例如太宗问他西行路上如何战胜困难？他马上把功劳全部归于领导，尽管当年这个领导不批准他出国，还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肉麻地吹捧说，自从您领导国家，全世界都为仁德和威严所慑服，“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这个马屁拍得死无对证，实在是高），而我就是沾了这个光，“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见惯了魏徵老婆婆嘴脸的太宗当即乐不可支，夸他“词论典稚，风节贞峻”，远远超过被前秦莆坚称为“神器’的道安。玄奘又表态说 “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现在译经也是为了国家。他甚至主动请求政府派兵把守译经所在的寺门，消除嫌疑，太宗大为高兴，说:“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
　　总体来看，玄奘此次拜见皇帝，气氛融洽，柔中有刚，虽然是各说各话，但也达成了基本妥协：国家全力资助玄奘翻译经文，玄奘也要尽快给政府搞出一本西域情报资料汇编。玄奘三月初返抵长安时，朝廷已给他准备好了当时长安寺院中条件最好的弘福寺作为译经场所。宰相房玄龄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亲自出马，五月初译场准备工作就已一切就绪，“广招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玄奘彻底尝到了抱紧皇帝大腿的好处。在短短两个月组织起这样规模空前的译场和翻译班子，没有皇帝的特殊优惠和政府的财力资助是绝不可能的。全国调集而来的助手如灵润、法祥、辩机、道宣等，个个都是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没有政府撑腰，玄奘这个空降下来的海归“译主”也很难让他们心甘情愿服从。事实上，颇有一些外地的高僧闹情绪，坚决不给这个海归面子，在房玄龄多次命令下仍然“谢病不赴”。
　　翻译工作一旦开始，进度还是很快的。到阴历五月底，整个班子已经翻译出《大菩萨藏经》二十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十五卷。然而玄奘心里清楚，皇帝和朝廷更感兴趣的是他脑袋里的西域知识，于是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他也日以继夜地与辩机合作，撰写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西域和南亚诸国城邦的真实情况，用了一年零二个月的时间完成了12卷、10万多字的《大唐西域记》。注意到这部驰名中外的著作的书名突出“大唐”，并写上了“奉诏撰述”，可见玄奘为人的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