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心与佛性 |
 
诗心与佛性
在盛唐和中唐的群星闪耀之后,诗国的天空流过的是晚唐异样瑰丽的云霞。犹如夏日的黄昏天边那片火烧云,短暂的美丽却让人久久心悸。那种末世的美啊! 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名字,一个虽然逝去已一千二百年却时常被提起的名字,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凝眸,仿若凝眸那片绚烂的晚霞中最亮丽的一朵。 他,就是晚唐诗人李商隐。 说到李商隐的诗歌,就不能不提到他的无题诗。这些诗作由于扑朔迷离的想象和缅邈深情的寄托,更兼其中蕴涵的深沉禅意,形成了一种华严而沉郁的美感,千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已。 每个人都是从特定的传统中走来;特定的传统造就了特定的社会,特定的社会就存在于特定传统的外化、更新和流变过程之中。晚唐以降,以自省内求为特征的文化思潮渐成其势,中国文化逐步内向化,对外部世界的激情消失,而越来越深地耽溺于内部世界不能自拔。李商隐所处的晚唐时代,社会的衰落,民生的寥落,国家的动荡,使得人们对于外界的关注内转到对个体心灵的审视和体味。因此,社会现实造就了义山忧郁哀婉的感伤诗美。其以《无题》为代表的爱情诗,多传达的是一种没有确定感和目标感的、扑朔迷离的、特殊爱情生活感受。在这其中,诗人或融入人生体验,或注入自身幻想,或虚无,或泛化,“已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将感伤的情绪倾注于朦胧瑰丽的诗境,融汇万千感触,形成沉郁凄艳之美。 就李商隐个人来说,自小几经离丧,饱受人生困苦,深感世态炎凉,情感细腻脆弱。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的多舛,爱情的失意,别人的误解,妻子的早逝,种种遭际犹如压顶的乌云,使得他只能用忧郁感伤的笔调,来叹惋时运的衰落,身世的飘零。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起他如潮的感情活动,种种无常的体验杂糅在一起,加重了诗人的悲剧性气质,也深化了他诗作中无常感的现实人生内涵。 李商隐的内心世界是幽闭的,他执着地眷恋天地间至纯至真的美,然而,无常流转,好景成空。这成为他作品中常写的一个主题。 晚唐五代以至两宋,正是禅宗日益兴盛,达到鼎盛的时期。无论在朝在野,士大夫文人从佛学禅理中学到辨证的思维方式和超脱尘俗的美学思想,以及在人生失意时可以用以释解精神苦恼和思想矛盾的人生观,禅学成为普遍流行的一种修养途径。 李商隐本是性情中人,可他对禅宗却有着虔诚的向往,这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当我们对李商隐诗歌与禅宗的关系作一番考察之后,就会发现,李商隐对人生痛苦的体验,在精神实质上与佛禅对人生的看法不谋而合。 禅宗祖师们屡次强调:佛祖“实无一法与人”,一切般若智,都潜在于每个人的自性之中,“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禅宗主张静思求悟,这里的“静”更侧重内在心田超尘拔俗的清净。“心如朗月连天静,性似寒潭彻底清。”禅的核心是“无念”。所谓“道由心悟,不假外求”,“以定发慧”,将散乱的心念集中定于一处;意无杂尘,就会“万象自心出”,百感互生,达到潜然贯通、豁然开朗的境地。 禅是中国佛教基本精神,是心灵主体的超越解脱,是物我合一的方法与境界,这与诗歌的本质是可以相汇通的。 诗人在诗作中所表述的情感契机不外乎是两种:一种是引起自己诗情的内心意念;一种是触发诗情的外界景物。 天地之美的最佳载体、最好象征是美丽的女性。这些美丽的女性,总是遭受无常的玩弄,红颜薄命,晨艳夕枯。“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在无常的蹂躏下,一切的美好只不过是朝开暮落的槿花,瞬间即逝。 受无常左右的世人,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世事无常,能否担荷重任,驰骋才情,个体丝毫不能自主。正如《无题》中的那位照镜的少女,虽然美丽早慧,勤于习艺,向往爱情,然而,却被深闭在幽闺之中,虚耗青春,无法掌握自身命运,脉脉春情,唯有泣向春风。少女怀春的幽怨苦闷,不正是才士渴求用世心情的写照?“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李商隐,如同那缺少惠风缺少雨露的芭蕉、丁香一样,几乎从来没有灿烂地绽放过。为了区区名宦,他不得不抛乡别井,碌碌风尘,“此生真远客,几别即衰翁”,“路绕函关东复东,身骑征马逐惊蓬”,“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似断根的蓬草,迷途的大雁,流浪的木梗,飘摇的孤舟,在无常之流中,他不知要飘向何方,只是本能地直觉到离家乡越来越远,直觉到自己越来越沉重地被抛入孤寂的深渊。无垠落寞,亘古凄凉,只能依稀听到绝望的心在哀吟:“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悲剧性的毁灭在诗人的心湖留下永久的震撼,并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层,和种种无常体验一起,加重了诗人的悲剧性气质,深化了无常感的现实人生内涵。在特定的情境中,这种感受喷薄而出,化为内涵厚重的诗作。正因为“义山身处唐之季世,国运衰颓,身世沉沦,蹉跎岁月,志业无成,于好景之不常感受特深”,终于写下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哀绝古今的诗句。 人生在世,充满了种种欲求。欲求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本能冲动。诸法无常,众人都执以为常,这就导致了痛苦。欲求脱离痛苦而不得,欲求长享欢乐而不得,欲求实现理想而不得,都会引起烦恼与痛苦,这就是求不得苦。“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李商隐以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对“求不得苦”感受尤深。像流莺、哀蝉、杜宇,他用凄惋的歌声表现了对理想境界之死靡他的炽烈追求和追求幻灭的无限怅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理想的境界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即,他徒有一腔的追求、向往,却又因无常变化而难以实现。 还有一种更为深沉的“求不得”苦,便是欲长相守而不能的离别之苦了。欢娱总是短暂,佳人只在蓬山那边。别离爱恋的境界,或与所爱之人别离时,人们往往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人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有所喜爱,但是诸法无常,相爱的人偏偏要劳燕分飞。天伦和乐,情深意笃,却终不免父子东西、兄弟南北、鸳侣离析,甚至祸起不测,生离死别!对爱别离苦的咏叹,也是李商隐无题诗的主要内容。“露如微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木悲。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如果说“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还在绝望中隐约透出一线希望的话,那么“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令人为之哀痛欲绝。 李商隐对人生无常之苦的体验是如此深切,在深层结构上为他走向佛学、寻求超越奠定了心理基础。 禅面对青山绿水,在有形的物与无形的心之间苦苦参究,其中心在于探究人生宇宙的本色,确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从而形成一种超然物外,人与自然合一的生活意识和人生态度。尽管禅宗宗旨仍在使人从尘世苦海中解脱出来,而达到“见性成佛”的绝对自由的生命境界。但禅宗并不一般地否弃人的生命存在,它追求的最高理想并不是某种人格神,而是一种纯任自然的理想人格。禅认为真如遍在,这种属于宇宙生活巨流的意识充盈于万物之中,在自然之中就可以感受到息息搏动、充盈饱满的生命活力。禅宗在修行中表现出格外放旷自然的洒脱态度,把对宇宙人生的体悟就放在生命本身之中。所以禅尤其注重在日用生活之中求得启示,从大自然的陶冶欣赏中获取超悟,而追求一种自然适意、浑然天成的闲适情调。 李商隐通过不二法门的禅学观照,超越了时空、顺逆、圆缺、得失、物我、色空等相对的二元观念,表现了大小相即相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凝聚于当下,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时空观念;圆缺一如、当体即空的情感内省模式;以及泯除物我、忘怀顺逆、把握现境、随缘自适的审美襟怀。 李商隐《安平公诗》“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正是佛禅宇宙观的反映。黄檗曾把佛心比作恒河的沙子:“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它没有喜怒哀乐之情,因此也就能处处自在。诗人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感悟,是因为主体精神无限提升,高踞于宇宙人生的绝巅。此时俯视下界,一切的一切都微如尘烟。在佛教看来,诸法无常,诸相非相,动静来去,都是无常幻影。不但大小相状为空,就连微尘世界里的众生七情六欲也都是空的。山河大地已属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身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正因为有这样的观照,李商隐《北青萝》才有“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的泯灭爱憎、心境澄明的超悟之境。有了“世界微尘里”的认识,就会鄙弃尘中之尘的世人,更会鄙弃世人卑微猥琐的七情六欲,从而获得泯除爱与憎的“上上智”。 禅宗有时也认为外在的现象世界虚空而内在的精神本质真实,实际上它关系的并非是物质与精神究竟何为本质的问题,而是一种人的自我解脱以及这种解脱的实际体验,是这种实际体验下所感受到的人生宇宙的终极真理。禅以为真如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源,是万有之中的真善美。人们一旦能与真如相契,就能消除尘念、烦恼,达到绝对自由的生命境界。禅并不去探求宇宙的本体秩序和自然的客观法则,而全力使人的本性与真如佛性的冥然契合。真如佛性的内蕴也并非是对宇宙自然的针对和解说,主要在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人格,指示出一个与人生密切结合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