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的同班同学

　　1932年，旧中国的高校首次实行全国统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招生50余人，其中女生只有3人。原籍山西，在江苏苏州长大的何泽慧是班中年纪最小的女生。在这个班里，有一位出生在浙江绍兴，在北京长大的男生叫钱三强。根据学校餐厅用餐男女生搭配编席的规定，钱三强和何泽慧及另外6名男生编在一桌。何泽慧发现钱三强每逢入席退席，总是彬彬有礼，颇具风度。后来，她得知原来钱三强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次子。

　　钱三强的报国大志与小他一岁的何泽慧是共同的。他们从为数不多的几次谈话中，彼此有了了解。所以，他二人渐渐地滋生着相互倾慕之情。

　　他们班里三位女同学，有两位在亲友的劝说下，中途转学，唯有何泽慧不仅坚持到毕业，而且毕业论文夺得全班最高分——90分。这个班的男学生，能坚持到学业期满的只有9人，钱三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分数仅次于何泽慧，排名第二。与他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于光远。那时，于光远就称钱三强与何泽慧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

　　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天，何泽慧落落大方地走到三强的书桌前，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对着伏案读书的三强轻声地问道：“你毕业以后干什么?”三强一时语塞，突然支支吾吾说不上来。何泽慧真有些生气了。她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不过，她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回过身望着三强，良久，才转身离去。

　　几天以后，他们班10个同学的毕业合影洗印出来了。她拿起一张给钱三强送去。三强拿起照片，眼睛停在何泽慧那美丽的笑容上，脸上闪动着兴奋的光彩。此刻，她等待着他的话语，可是，他依然只是低头看照片，竟没有说声“谢谢”之类的客气话。何泽慧欲言又止，她竟然哼起了钱三强喜爱的那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外，萧萧雨歇……”歌声停了，人也走了。

　　钱三强和何泽慧，就这样为了各自的理想与事业，将爱情深深地埋藏于心底。毕业以后，何泽慧留学德国，钱三强被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北平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选中，走向科学实验第一线。

　　投师约里奥·居里夫妇

　　1937年初春，严济慈得知中法教育基金会招考公费生到法国留学，只有三个名额，其中有一个名额是到居里实验室攻读镭学。他想到了钱三强。两个月以后，钱三强通过了留法考试。如愿以偿，他将赴法国大学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居里实验室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室。老居里夫妇先后去世以后，他们的女儿伊蕾娜和丈夫约里奥继续领导这个实验室的工作。

　　1937年8月，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严济慈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应邀到会，并将刚满24岁的青年留学生钱三强托付给约里奥·居里夫妇。

　　这一天，严济慈领着钱三强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去报到。通过简短而融洽的交谈，伊蕾娜对钱三强的法语和学识水平是满意的，对曾获法国博士学位的严济慈先生亲自引荐人才尤为高兴。她同意作钱三强的导师，并亲自指导这位年轻人完成博士论文。伊蕾娜和她的丈夫商量后，决定让钱三强同时到法兰西学院由约里奥主持的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学习。钱三强每天来往于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之间。他每天很早起来去赶地铁，分别在两个实验室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宿舍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

　　1940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及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1年，钱三强准备从马赛乘船回国。恰遇太平洋战争爆发，航线中断，回国的愿望遂成泡影。无奈，只得滞留法国，暂时在里昂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年以后，他几经辗转，重新回到巴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研究室工作。

　　简短的情书

　　1943年初，由居里夫妇推荐，钱三强担任了法国科学中心研究员。这一年，钱三强已30岁了。每当傍晚，他走出实验室，漫步在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上，浓浓的思乡情便向他袭来。想起祖国，想起亲人和同学，那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俊美姑娘何泽慧，便浮现在眼前，他摸出那张毕业照，在路灯下仔细端详。他企盼她能从照片中走出来，他要好好同她交谈。就在钱三强魂牵梦绕思念泽慧的时刻，一封发自德国的信函飞到他的身边。这是一封没封口的信，在浅蓝色的信笺上，写着简短的话语，署名是他十分熟悉的字迹：何泽慧。这使得三强激动万分。然而，那信也太简短了。语言也太含蓄了。

　　1945年，年满32岁的钱三强发出了平生第一封求爱信……不，实则是一封求婚信，由于德法是交战国，两国之间的信件，不仅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字?法文。钱三强像书写物理学论文那样写道：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祖国。

　　不久，钱三强收到了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同样是短短的25个字的来信，胜过万语千言。钱三强欣喜若狂。

　　1946年，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们如期举行了婚礼。

　　约里奥·居里向新郎、新娘祝贺新婚。他在致词中说：“令人怀念的比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蕾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其后果非常之好。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传染病又传给你们了。我和伊蕾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做出令举世振奋的丰硕果实。”

　　居里夫妇的祝福，应验了。

　　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6年夏天，钱三强和何泽慧一同到英国剑桥大学出席战后第一次国际基本粒子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钱三强宣读了题为《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论文的作者是何泽慧博士。这是何泽慧婚前在德国海德堡核物理实验室所作的科研成果，这位女博士第一次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摄入镜头，并从照片上显现出来。这项科研成果引起与会同行的极大兴趣。英国科技杂志称它为科学成果的“珍品”。钱三强夫妇此次剑桥之行，对核裂变产生了新的设想。他们决心共同努力突破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

　　从英国剑桥大学返回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之后，钱三强与何泽慧立即投入到全面分析、实验和研究之中。百次、千次乃至万次的实验过去了，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三百个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次第三条粒子射线的情况。实验结果证明，铀核裂变不仅是一分为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一分为三。于是，钱氏夫妇著名的“三分裂”学说从此诞生。

　　1946年底，他们进一步欣喜地发现，在第三条粒子线之外，又出现了第四条。也就是说，铀核裂变不仅有“三分裂”，还有“四分裂”。而这种“四分裂”现象则是每万次核反应中才会出现一次。

　　不久，这一项新的科研成果公布了，在科学界很快引起巨大反响。人们惊叹，这项推翻了核裂变只有“二分裂”权威结论的重大成果，竟是一对中国青年夫妇发现的。法国科学院将科学界最优厚的享利·德巴维奖金颁发给了钱三强。不久，西方各国报刊相继刊登了钱氏夫妇的伟大发现。他们称钱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回归祖国

　　1947年，钱三强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当年，在留学法国的中国学者中，得到这样的学术职位的，只有钱三强一人。1948年春天，钱三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雨，向他们表达了他们夫妇盼望回归祖国的心情。刘宁一答应设法帮助他们尽快启程回国。不久，钱三强收到了严济慈教授的来信，希望他们夫妇早日回归祖国。当他们夫妇将回国的决定和归期告知他们的导师和同事以后，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们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居里先生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倘若是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约里奥·居里先生为了表达他对中国的热爱，对钱三强夫妇的友谊以及对他们抉择的支持，将若干个保密的数据?现已公开　，告知了钱三强，还将一包放射源赠给了他们。

　　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与何泽慧饯行，并与他们在房后花园中合影留念。

　　1948年夏季，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跨上了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伉俪偕行，创业维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时巳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钱三强，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科研工作。

　　那时他们的研究所连最简单的实验仪器都没有。怎么办?钱三强和何泽慧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在北京串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器件。何泽慧绘制图纸，钱三强动手制作。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接着，便利用这两台车床制造出了他们所急需的仪器设备。

　　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这个近代物理研究所巳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他们自己设计并建成了我国第一台、第二台静电加速器。同时，对回旋加速器的高频、磁铁系统也进行了初步设计。在何泽慧的具体指导下，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核物理探测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关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政治局会议。钱三强带了何泽慧设计并制造的一台小型探测仪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还用这台仪器在现场作了探测铀矿的表演。会上，毛主席向钱三强询问了发展原子核科学的诸多问题。在这次会议之后，我国便全面展开了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

　　他被称作“原子弹之父”

　　1954年1月26日，钱三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喜讯传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那里，他欣然命笔，为钱三强恭录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在科学的领域内，没有平坦道路可走，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登攀不怕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让人将条幅裱好，送到皇城根那古老的四合院，表示祝贺。

　　这期间，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核工业部副部长、原子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1959年6月，当时的苏联政府撕毁了与我国签订的有关科技援助合同，撤走了专家。钱三强和他的同事们作出了坚定的回答：“一定要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16日的下午，当时针指向2时45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的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用颤抖的声音问钱三强：“三强同志，再过一刻钟就要做试验了，还有万分之几的可能不响?”钱三强眼里噙着热泪回答说：“会成功的，会成功的?”当时，在场的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时而看看那默不作声的电话，时而看看钱三强。大家屏声敛气地等待了长长的一刻钟。突然，从遥远的罗布泊传来激动人心的声音：“啊，响啦，‘59·6’它响啦?”就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的第二天，钱三强踏上了南去的列车——到河南省农村参加“四清”，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中华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中国科学大会举行的一次晚宴上，邓小平举起酒杯，对钱三强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为国家做了出色的贡献，我来敬你们一杯，预祝你们继续攀登高峰，把我们丢失的时间抢回来?”1985年，法国总统亲自签署文件，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荣誉军功勋章。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心脏病逝世。1999年9月，就在钱三强逝世7年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何泽慧眼含热泪抚摸着那枚用黄金铸造的功勋奖章，她不禁怆然回首，久久地凝视着那张蘑菇云照片——那是他们夫妇半个多世纪以来用生命和汗水浇灌出来的世界上最壮美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