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绚丽多彩的雪域文化中，佛教是一朵神异的奇葩，伴随着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构筑起雪域圣洁的精神家园。也正是通过佛教的折射，人们才从灵相佛光中领略雪域高原独特的风情习尚、瑰丽的艺术魅力以及藏族人民不凡的聪明才智。当你步入藏传佛教寺院的殿堂，在香烟缭绕、雾气氤氲中感觉金铜造像的神奇怪异时，不能不摄服于藏族人民对美的感悟和创造才能。
　　自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尼泊尔、内地以及中亚地区传入雪域高原，佛教便在吐蕃社会原有的苯教文化土壤中，开始了艰辛的初传步履。吐蕃王朝的几代藏王力倡佛教，都遭到了占主导地位的苯教的排斥，由此引发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烈交锋－－佛苯之争。直到九世纪上半叶吐蕃藏王朗达玛灭佛，导致了吐蕃帝国的灭亡，佛教也暂时销声匿迹。一百多年后的公元十世纪，佛教的火种重新从阿里、安多复燃，几经磨难的佛教文化，最终成为青藏高原的主流文化，并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各种流派，如宁玛、噶举、萨迦、噶当等等。藏传佛教密宗修法注重像设，于是形成了神系庞大、造型复杂，既包括源于印度佛教晚期的密宗金刚乘、时轮乘、易行乘诸神，又不排斥藏族原始苯教诸神的佛光灵相。蒙古、汉地诸神祗也都加入了藏传佛教的万神殿。虽然佛像庄严，却也异彩纷呈，有慈眉善目、面貌安祥的显宗像，有凶神恶煞、青面獠牙的密宗像，更有妩媚动人的度母像。极善与极恶，汇聚一堂，蔚为奇观。
　　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显宗、密宗、传承祖师三大类。
　　显宗类佛像，在各大佛教寺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佛像造型变化多端，纷繁复杂，令人眼光缭乱。其特点一般以刻画“我佛慈悲’，为传神要点，代表作品如释迦牟尼、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弥勒佛、金刚手菩萨、无量寿佛。造像人物稳坐莲台，神态安祥，周围或用莲花或用光环相衬。
　　密宗佛像，在众多的神像中也占有较大的比例。三头六臂、三目竖立或牛头马面、怒目攒拳的造像在寺院殿堂里比比皆是。密宗造像一般以弘扬“佛法无边”为其传神点，造像多为忿怒变化相，如时轮金刚、胜乐金刚、集密金刚、马头金刚、空行佛母神像。正如佛教经典中所说，佛教认为这些极为狰狞可怖的佛像在好人眼中都是慈悲美好的，人头璎珞和骼骸碗是一种吹醒“人世无常”义理的警句，火焰光环是莲花光环，而只有在恶人眼中才是极为恐怖可怕的。艺术家们根据这些经典的解释，张开想象的翅膀，挥动巧夺天工的刻刀，再现了神的世界，表达了神的精神。代表作品如金刚手菩萨像，虎背熊腰，焰发竖立，眼如铜铃，张口龀牙，两腿一倦一伸地有力叉开，双臂一高一低地举起，这种强烈的动态感，表现出不可抗拒，迎接搏斗的瞬间情态，使得凶恶的形象不失美感，怪异的动作通于情理，符合审美要求和欣赏口味。
　　传承祖师类佛像，主要分布在格鲁派各寺院中。典型造像如宗喀巴师徒三尊、历辈达赖喇嘛、班禅大师以及藏传佛教其它各教派传承的高僧大德。这类造像内容多为历史上雪域文化本土的高僧。
　　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是藏族人民在继承本民族传统雕塑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融合印度、尼泊尔以及内地的造像与绘画技法，并经过千百年的不断创新、不断进取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独特民族风格和醇厚质朴地方特色的艺术类型。这一神圣的艺术殿堂不仅拥有诸多特色鲜明的传世佳作，而且还派生出诸多风格迥异的绘画流派，如曼塘派、钦泽派、噶尔派以及热贡派等，其中噶尔派的绘画风格与汉地画派较为接近。这些艺术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符合藏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制作过程中，不同的流派，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按地域风格，藏传佛教金铜佛像的艺术风格可划分为外国风格、本土风格以及内地风格。这三种风格以雪域为枢纽密切联系，既有纵向的时代联系，又有横向的地域关联。三种风格在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中的具体表现为：
　　（一）外国风格。该风格的造像有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特点。
　　斯瓦特即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属古健陀罗，当时这里的佛教曾十分兴盛。出生在这个地区的莲花生大师于公元八世纪中叶来到西藏地区，弘传密宗教法，成为西藏的密宗祖师。藏族人一直将该地区看成是佛教的圣地。健陀罗艺术也就随之在西藏传播开来。健陀罗佛教艺术，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内容与希腊、罗马的雕刻艺术结合而产生的门作品的特点表现为佛陀多着通肩式披衣，衣服褶纹起伏很大，立体感强，衣纹走向从右上往下倾斜，左手习惯性地抓握着大衣的一角，头发呈水波状或涡卷状，覆盖着肉暮，鼻梁与额头成一线，凹目高鼻，薄唇，蓄有两撇上翘的小胡须;菩萨穿裙，袒上身，上身往往搭裹一条布，从左肩搭于右手上，颈部饰有颈圈、项链、璎络等物，形体健壮，身材粗短，姿态有力，犹如年轻的男性武士，头发很浓，发型翻卷，为束扎头发，头发正中有方型饰物和大花卷，宝增在脑后结为四根，在两耳侧如蝴蝶般飞舞飘扬，耳朵上有耳饰。佛、菩萨像大多有同心圆形光背，下为四方形台座，台座四周刻供养人，左右为两个狮子，中间置水瓶花叶。
　　克什米尔在印度西北喜马拉雅山区，公元十世纪末佛教在西藏复兴，克什米尔佛教艺术也传入西藏，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品特点表现为人物的造型脸形长圆，眼睑大开，瞳仁点在正中，似吃惊状，有的眼大无神，身躯饱满。佛像多着袒左肩袈裟，上身比例略长，通身用黄铜铸造，光滑亮丽，台座形式多样。代表作品如燃灯古佛，方屋型台座，左右两侧跪供养人，佛作说法印，神态安祥亲切，袒右肩，裂装衣褶用凹沟表现，自然流畅，黄铜铸造，光亮滑润，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东北印度，公元740年帕拉王朝在孟力拉地方兴起，该王朝推崇佛教，八世纪后成为迅速衰落的印度佛教的最后据点。十世纪初该国高僧阿底峡在西藏传法长达17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藏的利玛佛像造型带有浓厚的帕拉造像风格。帕拉造像建立在笼多美术基础上，东北印度本土特色浓厚，与克什米尔造像在某些细节上相互影响，但风格迥然有别。帕拉造像的面貌颇具印度人特点，如眼脸突显，嘴唇丰厚，眼大有神，形体粗壮，身材曲线流畅圆润，薄衣贴体近乎全裸，只在肩头腿部有简单的衣纹刻画。代表作品如桑唐利玛毗卢佛，黄铜铸造，镶嵌宝石、银丝、红铜丝，华丽精美；半月型台座，前雕三位供养人，左右两匹马，边缘刻有齿形火焰纹；顶部雕小伞盖，头光雕为菊花形;莲花座下加多层折角方台，造型生动，工艺绝妙。
　　尼泊尔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园和涅槃的婆罗林都在尼泊尔。尼泊尔在唐代曾一度隶属吐蕃王朝，发达的工艺对西藏影响深远。尼泊尔佛像传承了以印度鹿野苑为主的笈多风格。代表作品如金刚菩萨立像，高耸的三叶宝冠刻满珠宝，身材修长合度，姿态自然优雅，椭圆的火焰头光与头部结合得很和谐；正圆莲座，莲瓣宽厚，直伏地面，花瓣上刻三道川字形筋脉。
　　（二）本土风格。由于藏族地区地接中亚和印度次大陆，造像艺术也深受这些毗邻地区风格的影响，表现为佛像普遍造型粗犷、朴实，比例、动态上不太协调，有一种儿童画式的稚拙感，纯朴可爱，童趣盎然，反映出藏传佛教雕塑童年期的面貌。藏族工匠在仿造外来形式的过程中，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逐渐形成本民族的风格。尤其是十三世纪以后，西藏纳入祖国版图，相对统一的政治局面必然对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艺术流派相互影响，逐渐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更为统一的表达方式。这种统一的风格，表现为佛像造型的帽冠装饰、莲座背光形式基本一致，印度、尼泊尔等外来影响已不明显。佛像造型摈弃了早期的传统，出现了不少创新的作品。代表作品如四臂观音，宽额尖下领，藏族特征明显，手法简洁洗练，庄严而生动。又如，空行佛母，立姿弓箭步，躯体造型准确，肌肉有力，动感强烈，把智慧与力量的女神表现得生机勃发。
　　（三）内地风格。自七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后，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十三世纪后，藏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元、明、清中央政府都大力扶植藏传佛教。内地的造像中以元、明、清三朝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最具代表性，如明代制作的大黑天，铁镀金像，肌肉裸露部位是铁的黑色，宝冠璎络飘带等处镀金，弯刀为银制，色彩对比鲜明，全身披挂网状繁密的璎络珠饰，雕刻精细，一丝不苟，是永乐造像中的珍品。这种造像，虽遵从藏传佛教造像的规则，但却融汇了汉族雕像的表现方法，如方正的脸形，写实的服饰，注重细节刻画，精雕细琢，虽不及西藏本土造像形象生动，但其精美华丽却胜过西藏本土作品。清朝历代皇帝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乾隆时期，在皇宫内外广建寺院，大造佛像，代表作品如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教金铜佛像中最繁杂的一尊，此像工艺精湛，繁而不乱，身姿右高左低，形成强劲动势，而又不失平衡。白度母造像亦然，面容丰腆，修眉长目，神情温婉，姿态典雅，神韵动人。衣裙刻花嵌金银丝、宝石，颇具尼泊尔风格。
　　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在继承本民族传统造型艺术的基础上，与周边地区民族文化交流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仔细观赏和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