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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基础：二、佛法在中国 2.经典的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是和佛经的翻译事业分不开的。最早的翻译，是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汉明帝时开始翻译《四十二章经》，据说还有一些其它的经典。这就是最早的翻译。

　　在初期(西元二、三世纪)的译师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安息国(在今伊朗一带地方)的安世高，月支国的支娄迦谶，康居国(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地区)的康僧铠、康僧会，和一位有月支人血统的最早西行求法之一的中国僧人竺法护。同时还有朱士行于西元２６０年西行求法。由于他们的努力，不少声闻乘和大乘的经文被翻译为汉文。

　　这些译师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小乘学派，以《阿含经》和《禅数经》之学为主，以安世高为代表；二是大乘学派，以《般若经》和《净土经》为主，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两派同时并行。

　　当时翻译事业还在初始时期，限于各种条件，还未能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此时所翻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而翻译文体也还没确立，但是译师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开辟园地的工作，为佛教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了地位，影响深远。

　　佛教在中国的大流行，开始于四世纪，当时中国僧界道安法师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佛教领袖。他是我国最早的热心传教者，曾经派遣徒众到各地大弘扬佛教。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寻求戒律，弥补当时律藏不齐全的缺陷，并制定了当时全国效法的僧尼规范(中国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释」为姓，是由道安提倡开始的)。道安法师整理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在道安法师的引导下，翻译出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事业预留下潜在的有利条件。

　　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完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道安在世时，已经得到大量的戒本，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律文，可惜那些书已经失传了。不久之后，来自喀什米尔的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先后帮助鸠摩罗什译出了多部《十诵律》，这部律得到鸠摩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的协助，在江西大为弘扬；佛陀耶舍(也是喀什米尔人)在西元４１０年又译出了昙无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僧伽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娑》，五世纪初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也是为寻求戒律而去的。法显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游记」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视他最初求律的动机和这方面的成就。他除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祇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的佛驮跋陀罗译为汉文，后者则在他逝世后由佛陀什(喀什米尔人)翻译了出来。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七世纪的义净，也是抱着学律的志愿而远游的。他带回了律文，而且译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种著作，从而使律藏大为完备。汉文译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一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诵律》六十一卷，连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释律文的诸论，先后译出而今现存的约五百卷。后世中国高僧们关于律部的著作，现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于中国比丘戒的传承，在南北朝时代，北方传《四分律》，南朝是《十诵律》，到了隋朝统一中国，政治上北统南，佛教戒律也是这样，从隋代起，只传流北方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藏语系佛教地区则向来是传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区则流传着与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相同的上座部律，与《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

　　佛教经论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应该说是开始于五世纪初的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事业，有着前人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当时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在道安影响下聚集的一大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义学僧人的辅助。但是鸠摩罗什法师的伟大成就在于丰富的学识和持久的努力。这一位有印度血统在今天中国西北(新疆库车)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师，是中、印两大民族共同的光荣。鸠摩罗什法师和后来的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中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对于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在鸠摩罗什法师的讲授和指导下，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当时的佛教的地位大大的提高和逄勃发展。就佛学方面来说，鸠摩罗什法师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介绍龙树菩萨创立的中观系统典籍。由于他的努力，这一系列的经论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维摩诘经》、《法华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以及《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大智度论》传到中国来，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强域。其次，鸠摩罗什法师还翻译出声闻乘一部重要论著《成实论》，起初与中观三论(或《四论》:《中观三论》加《大智度论》)相辅流行，之后逐渐形成了独立学派，在南北朝期间盛极一时，后人称为成实师。这一学派在声闻乘中是比较接近大乘法脉。

　　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事业在西元４０１-４１３年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空宗龙树、提婆的学说。罗什之后，重要译师相继来到，主要经论不断译出。如觉贤于西元４１８-４２１年译出《华严经》，昙无谶于４２１年译出《大涅槃经》，求那跋陀罗于４４３年译出《楞伽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元六世纪初菩提流支来华(５０８)创译大乘有宗无着、世亲一系的论典，其中《十地经论》影响尤大，传习者形成地论师一派(分南、北两道)。以后真谛三藏(４９８-５６９)于西元５４６年来华，５６３年译出无着的《摄大乘论》和世亲的《释论》，５６４年译出世亲的《俱舍论》。５６６年到５６７年又重译《俱舍论》。真谛不仅是翻译大师，而且也是一位义学大师，来华日久，擅长中国语言，所译经论，随翻随讲，弟子记述成为义疏。传习者称为摄论师及俱舍师。真谛到中国后二十余年遭逢兵乱，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数十卷重要经论，形成中国佛教的重要义学派别，是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二百余年中贡献最大译师。

　　据玄奘所传述，戒贤生于西元５２８年，由此可以推定护法约生于５３０年。而真谛生于４９８年，故真谛长于护法三十余岁。又真谛译有陈那着的《无相思尘论》(即玄奘译的《观所缘缘论》)和《解拳论》(即义净译的《掌中论》)。陈那是世亲的弟子而为护法之师。可见真谛是介于陈那、护法之间的佛教有宗大师。玄奘所传，以护法的学说为正义，其门下传述以真谛之学及地论师之说为旧说或旧译，而称玄奘所传为新译，古人(唐灵润)归纳有十四义不同。如旧译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新译则认有一分无性(佛性)有情；旧译认为佛果理智不二，新译则认为理智各别(即分断、智二果)；旧译于三性中遍计所执及依他起二性俱遮，新译唯遮遍计所执；旧译以缘起之本唯在第八识，新译则各识及相应心所皆为缘起之本。又真谛译之《转识论》以阿陀那(阿赖耶识之别名)为第七识，新译则以为第八识。真谛所传之摄论宗更立第九识，新译则无此说。总之，新旧两译同属有宗，宗旨相同，因时代先后，各成一家之言，义解稍有差异，也很自然。但真谛所译传之学在隋唐之际的中国佛教界曾激起很大波澜，因而引起了后来玄奘法师到印度去深入研究的动机。真谛来华后至玄奘赴印前的八十余年中(５４６-６２７)，印度佛学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最初护法和清辨兴起了空有之诤。接着月称和清辨同室操戈而使空宗分成为自续、应成两派。月称又和月宫进行了长期的论战。护法的弟子法称也对祖师陈那的因明进行新的改革。学说总归是辨析日精、后胜于前的，玄奘法师所承之学大体说来是较旧译更为精确的。这一位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印度百三十国而且留下一部不朽的游记《大唐西域记》的伟大旅行家，这一位通达中印文字、洞晓三藏教理，以留学僧身份出任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受到了印度及西域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欢迎敬重的伟大的佛教学者，玄奘法师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约五十万颂)，玄奘法师系统化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光辉典范。他的成就和贡献在佛教上、学术上，都是非常深远的。玄奘法师不仅全面系统性译传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经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经》二十万颂也完全翻译过来；又把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典几乎全译过来。另外，他又独得印度一位罕有的佛教天才大师护法菩萨的秘传之作，如和会空有两宗的《广百论释》和编入《成唯识论》的护法正义，印度都无传本。由此可见，玄奘法师实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故在戒日王为他举行的十八日无遮大会上，他高踞狮座，陈义立宗，无人敢出而与他对扬争锋。因此，大乘学者共尊他为「大乘天」，即「大乘的神」，为中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百余年后，日本僧人金刚三昧(西元８１８年前后在华)游印时看见中、印的僧寺中都画有玄奘所著的麻履(即麻鞋)及所用的匙、箸，以彩云烘托，「每至斋日辄膜拜焉」(见段成式《西阳杂俎．前集》卷三及《续集》卷二)。可知印度当时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当作佛的足迹一样敬重、供养了。一个学者在外国享到这样高的尊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历史上尚无第二人。直到现在日本佛教学者仍然认为玄奘法师这样的人才，只有中国这个伟大民族才能产生出来，玄奘法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法显法师于西元３９９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漂洋过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尼)而后返国。时年已八十岁，仍从事佛经翻译。他着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游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回国后翻译经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归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躯，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他们是不朽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汉语系佛教翻译事业持续了十个世纪(二至十一世纪)，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的本国和外国来的译师不下二百人。除前面提到的之外，如印度的昙无谶、佛驮跋陀罗、菩提流支，巴基斯坦的阇那崛多和施护，阿富汗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以及斯里兰卡的弘传密教的不空三藏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众人持久不懈的辛勤努力，把佛教的声闻乘、性、相、显、密各系统的学说都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为灿烂的中华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无可匹敌的，是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

　　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每一兄弟民族在创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出色的成绩；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番王朝时期，由于文成和金城两公主的下嫁，引进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并创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赤松德赞时期，迎请了当时最著名的显教学者寂护、莲花戒和密宗大师莲华生大士等建寺立僧，从事系统的翻译，同时经沙洲向唐朝礼请汉僧前去传授禅宗，讲经说法，到赤热巴中(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赞普，８１５-８３６在位)时，又迎请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学者一起议定译名，校正旧有译文，补译大量经论。西元十世纪以后，西藏开始了佛教后弘期，三、四百年间印度和西藏两地传法求法的大德往来不断。举其最著名者，如出生于孟加拉的阿底峡尊者(９８２-１０５３)，是印度当时学德崇高的大师，于1042年应请至藏，创立噶当派。其学说为后来宗喀巴大师(１３５７-１４１９)所继承，创立了格鲁派(即黄教)，遍传藏、汉、蒙广大地区。又西藏的噶mb曾三度赴印学法，创立了噶举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长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世界知名西藏圣人密勒日巴即此派的第二代祖师。其余译经传法的大德难以备举。自西元八世纪中叶至中叶五百年间，西藏所译出的三藏经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两藏计算，部数五千九百余种，分量约合三百万颂，约汉译一万卷。在藏译藏经中重译甚少，故实际内容大大超过汉译藏经。其中尤以空、有两宗的论典以及因明、医方、声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经论，数量庞大，为汉译所未有。由于藏文翻译照顾到梵语语法的词尾变化和句法结构，因而极易还原为梵语原文，所以受到现代佛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另外，在清代曾进行满文大藏经的翻译。近代还发现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回鹘文佛经的残卷。还有，我国的傣族文化一向不为人所知，解放后才发现傣族有非常丰富的傣文著作，其中即包含有南传巴利三藏的傣文译本。由此可见，我国各族文字的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有的巍峨丰碑，其中凝聚了多少前辈先贤的聪明智慧和辛勤耕耘、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这是无价的精神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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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解释

　　声闻乘

　　二乘，又说三乘之一。声闻为佛小乘教法之弟子。听闻佛的四圣谛教理而断见思之惑，入于涅槃者。

　　大乘

　　梵语摩诃衍。大是相对小而言，乘是运载之意，小乘者只可自度，大乘者不仅自度，同时度他。小乘指的是声闻、缘觉两种，大乘是指行菩萨道的修行者。

　　小乘

　　小乘者是相对大乘而言，主要指声闻、缘觉两种。

　　律藏

　　是佛法中三藏经典中的一种，三藏经典有经藏、律藏、论藏三部分，其中律藏是指戒律部分。

　　鸠摩罗什

　　人名，全名鸠摩罗什婆，是姚秦时期我国著名的高僧，佛经翻译家，一生译经达三百八十多卷，秦弘始十一年余圆寂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