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华：佛教学 第七章 佛教僧人

　　佛教僧人是信奉佛教，出家专门从事弘传佛教活动，并按照佛教戒律生活及进行修行的职业佛教徒，是佛教的“三宝”之一，没有僧人也就没有佛教。

　　第一节什么是僧人？

　　《魏书·释老志》有如下这样的记述：“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通，总谓之僧，皆胡言也”。这条记载，说明了什么是僧人，并指出成为僧人的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剃落须发，释累辞亲”，也就是“出家”；再一个就是“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静”，也就是“受戒”。一个普通的人只有经过出家和受戒这两个必备的过程，才可能成为佛教僧人。

　　一、僧人的称谓

　　“僧”是一个通称，是梵文音译“僧伽”（Sangha）的略称，意译为“和合众”，即众多出家人和合相处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僧似乎是一个集体的称谓，然而，如《大宋僧史略》所说：

　　若单曰僧，则四人以上方得称之，今谓分称为僧，理亦不爽。如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或单已一人亦称军也，僧亦同之。

　　就是说，如同军人这个称谓，僧人既是僧人集体的称呼，也是僧人个体的称谓。当然，僧人作为个体是不能随意离开僧人集体的，这就如同军人不能离开军队一样。作为一名僧人要和合相处在僧人集体中。“和合”有两种含义，一称“理和”，是指僧人有共同的追求，都希望通过修行达到断除一切烦恼而归于清净寂灭的境地，所谓“同证译灭”。二称“事和”，指僧人有着共同的生活与喜乐，表现为六个方面：（1）遵守戒律，依律修行；（2）共同的见解；（3）共同和睦相处；（4）在集体中利益均等；（5）没有利害冲突，所以没有争执；（6）因为思想相通，所以有共同的喜乐。这就是“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无净，意和同悦”。

　　僧人的另一个称谓叫“沙门”。沙门是梵文Sramana的音译。在最初还被译作“桑门”。沙门在佛教创立的时代，本是印度婆罗门教以外的其他出家修行者的总的称呼，而后则成为佛教僧人特有的称谓。我国东汉初年翻译的最早的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中就有这样的话：“佛言：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沙门的意译有两种函义，一为止息一切恶行；二为善调身心。也就是说，通过勤苦的修行，止息一切恶行的出家修行者称“沙门”。在古代印度沙门与苦行往往联系在一起，传至中国后有所变化。

　　僧人最重要的一个称谓是“比丘”。比丘是梵文Bhiksu的音译，又译作苾刍等，意译为乞士。佛教对比丘的解释一般包含三种意义：（1）乞士，即以谦下自卑，乞求施主获得食物的行为修清雅之德；（2）破恶，即通过持戒禅定等修行，破除烦恼恶见；（3）破魔。魔，在佛教教义中不是指魔鬼，而是指妨害修行人成就佛道的邪妄杂念和种种外界干扰。破魔，即比丘能够排除这些干扰。比丘还有另外两种意义：出家人和净持戒者。比丘不是指一切僧人，是出家后受具足戒的男性僧人的称呼，女性受具足戒者称“比丘尼”。

　　和尚，又称“和上”、“和阇”，也是佛教僧人的一个重要称呼。在我国，和尚似乎是男性僧人的通称，这是一个误会。实际上和尚是有学问而堪为僧师的僧人的称谓，不是随便一个普通僧人都能称和尚的。和尚还被鸠摩罗什译为“力生”，即和尚具有为僧人之师的能力。佛教认为，少年僧人非师教不能成就学业，要归依和尚而称弟子，而和尚要为弟子受戒并亲授经文。

　　与和尚相近的一个称谓是“阇梨”，是梵文Acarya的音译阿阇梨的略称，意译为教授、轨范正行等，即熟悉律仪，能纠正僧人行为的一类有学识的僧人。阇梨在僧人集体中起着重要作用，僧人的出家、受戒、讲经等重要活动，阇梨都要担当一定的职事。阇梨与和尚的区别在于和尚的资历比阇梨深。据《翻译名义集》讲，和尚“多以十夏者为之”，即要有10年以上受具足戒的历史，而阇梨“多以五夏者为之”。

　　头陀也是人们熟悉的一个称谓，是梵文Dhuta的音译，是指抛弃一切人世拖累，没有住所，云游天下，修苦行的“苦行僧”。有12头陀行之说，即：在阿兰若处；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受一食法；节量食；中后不得饮浆；着弊衲衣；但三衣；冢间住；树下止；露地坐；但坐不卧。这类僧人今天已不多见。

　　僧人的名称中还有大德、长者、上人、上座等称号，这是依据僧人在僧众中的资历而给与的尊称；又有法师、经师、论师、讲师、律师、禅师等称号，这是根据僧人的学识和通晓不同三藏典籍所给与的称谓。

　　除此之外，在藏传佛教中，僧人还有一些特殊的称谓，如喇嘛、活佛等。喇嘛，意为“上师”，是对有地位有学问的高僧的尊称，类似于和尚。一般把藏区僧人统称为喇嘛，这是一种误会。活佛是藏传佛教教派首领的一种称呼；在黄教，活佛也是教阶的最高层位。活佛地位的继承往往采用“转世”的办法。在南传佛教中，比丘（都）之上有长老（祜巴），这是一种僧职。

　　二、出家

　　关于出家，道宣有这样的解释：

　　真诚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厌三界之无常，辞六亲之至爱，舍五欲之深着。能如是者名真出家。（引自《翻译名义集》）。

　　就是说，一个信奉佛教，真心愿意出家成为僧人的人，首先要舍弃父母妻子间的亲情；同时断除对人世间财、色、饮食、名利等一切欲望的追求。根据清初读体的《毘尼止持会集》的记载，除以上必具的真心归于佛门的思想条件外，出家人还要达到如下几点要求：（1）必须是一个能够自主的自由人。如为人子女，出家要得到父母的同意；身有官职要辞官；身为奴仆要解除主奴的契约；已结婚的，要解除婚姻关系等等，总之，必须摆脱世间生活中的一切拖累；（2）必须是一个身体健康、能够忍耐僧人清苦生活的正常人，即“诸根具足，人相非亏，六无残缺”。盲人、聋哑人、四肢残缺者、阉人、两性人以及精神不正常的人，总之一切有损于僧人形象，有生理缺陷的人都不具备出家的条件。同时还特别指出有以下疾病的人也不具备出家的条件、即癞、痈疽、白癞、癫狂、干瘠等5种病；（3）犯有重罪的人不能出家，指杀母、杀父、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及对佛祖大不敬者这5种重罪；（4）必须改变俗人的形象，剃落须发，穿着僧服。这是僧人区别于世俗人的标志，不接受这一条件也不能出家。

　　对于出家人的年龄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最小应在7岁以上，有所谓“七岁解知好恶，与出家”；而年过70，起居均须照顾的老人也不行。这样，7岁至70岁就成为出家者的年龄大限。佛教认为，对于7岁以上又不满20岁的青少年，还不具备忍耐寒、热、风、雨、饥、渴、持戒、一食、忍恶言及毒虫等1O种困苦事情的能力，需要在成为正式僧人前有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出家者称“沙弥”（女性称“沙弥尼”）。沙弥的意译为“息慈”、“勤军男”等，意思是，初入佛门的人，还保存着许多俗人的感情，要通过沙弥这个阶段，渐渐息灭这种情感，进入僧人的境界。

　　根据上述的要求，出家者要履行如下手续：（1）在一位和尚处接受是否符合出家条件的问话。如果条件符合，被认为是“遍净”之身，就可被接受出家；（2）受三归五戒。三归即归依佛、法、僧三宝，表示已归依佛门；五戒即戒杀、戒盗、戒YIN、戒妄语、戒酒；（3）僧众集会，由问话和尚说明情况，征得众僧的同意；（4）请师，即请一位和尚收出家者为弟子；（5）剃除须发，进行澡浴，由师父亲自授衣钵。经过这样一些程序，要求出家者就成为一名僧人。

　　三、受戒

　　出家和受戒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过程，出家就要受戒。僧人一生主要受二次戒，一称沙弥戒，一称比丘戒。我国汉地僧人还要受菩萨戒，合称“三坛传戒”。

　　沙弥戒共10条：不杀生、不偷盗、不YIN、不妄语、不饮酒、不非时食、不涂饰香鬘、不歌舞作乐、不用高广大床、不受蓄金银。受沙弥戒一般在出家剃发后的第二日进行，仪式大体如下：（1）鸣钟集僧众于法堂，出家者依次向佛行礼，向教师和尚和阿阇梨行礼，然后诵念愿文；（2）由阿阇梨传授十戒。这一授戒仪式的完成，受戒人还不能算是正式僧人，故不计算受戒年数。

　　比丘戒，又称“具足戒”。它是成为一名正式僧人的根本戒律，比丘有250戒，比丘尼则有348戒。“具足”是一切具备、满足的意思，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这些戒条已遍及世间一切境界，持此戒人可远离世间一切罪业；二是在受戒时，要满足以下条件：（1）受戒人必须受过沙弥戒，必须年满20岁；（2）主持授戒的大德僧人必须足数。在中国汉地是“十师”，即“三师七证”。三师即授戒和尚和两名阿阇梨师；七证即七位受过比丘戒的僧人在旁为证；（3）资缘具足，即衣钵等僧人必用物必须齐备；（4）仪式具足。比丘戒一般在戒坛举行。其授戒仪式比沙弥戒更为严格和复杂，大体有这样几个程序：（1）鸣钟集僧众于戒坛，十师登坛就坐；受戒沙弥在坛下礼佛、礼十师及众僧，跪诵愿文；（2）教授阿阇梨下坛向受戒人问话，如果一切条件满足，如年满20，衣钵齐全，自言“遍净”等，就可进入表决程序，称“白四羯磨”。白即向僧众说明问话的情况，表白后请众僧表态，连说三遍称“三羯磨”，合“白”总称“白四羯磨”。众僧表示同意后，即可授戒；（3）由授戒和尚传戒。比丘戒是僧人的根本戒，受戒后的僧人称“比丘”。比丘受戒的日期要牢记，以此计算僧人的法龄，称“夏腊”。

　　菩萨戒又称“三聚净戒”，包括三方面内容，一称“摄律仪戒”，即律仪规定的一切戒律都要奉持；二称“摄善法戒”，一切善法都要奉行；三称“摄众生戒”，即做一切有利于众生的善事。

　　第二节僧人的衣、食、行及基本戒律

　　僧人有着区别于普通人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这首先表现在衣、食、行几个方面。

　　一、僧人的衣

　　“剃落须发”，“变服异俗”，这是僧人首先要做到的，即是其他条件都具备，如果不愿意作到这两条，也是不允许出家受戒的。所以道宣曾说：“变俗易服为入道之初门”（《释门章服仪》）。佛教规定，不管是男是女，僧人自出家始都要剃光头发，之后“半月一剃，此是恒式”，因特殊原因也不得超过二个月。此称“净发”。其次就是按照规定穿僧人的服装，所谓“剃发、割截染衣是其相”，“三衣者，贤圣沙门之标志”。

　　佛教对僧人服装的样式、颜色、制作的方法及面料都有严格的规定，“割截染衣”、“三衣”就是僧人的基本服饰。佛教认为，僧人的衣着只是为了达到御寒的最低要求，同时也要体现断除一切贪欲，超越凡心的目的。所以，僧衣以轻贱为标志，有“三贱”说：（1）体贱，即穿被世人遗弃的衣服，称“粪扫衣”。在古代印度，把被火烧坏、牛嚼过、鼠咬过及死人的衣服视同粪秽之物，称粪扫衣。僧人将这些衣服拣回来，经过洗浣缝治穿用；（2）色贱，即僧人衣服的颜色只能用染色。这种颜色为社会俗人轻贱，因此，僧服又称“染衣”；（3）刀贱，即僧服是用剪刀将整块布剪成许多零碎的小块，再缝合起来。这一方面表明与世间种种贪欲割断的决心，也是僧服区别于其他外道服装的特征。这就是“割截染衣”。

　　僧服总的名称叫“袈裟”，又称“法服”。“袈裟”是梵文Kasaya的音译，意为“不正色”、“坏色”。就是说袈裟是从颜色方面规定僧服的一种名称。佛教认为：青、黄、赤、白、黑五色是纯色，称“正色”；绯、红、紫、绿、硫黄五色是“五间色”，这些颜色为俗人所喜爱，“皆非道相”。僧服只许用调染过的颜色，即破坏了正色的颜色，一般指铜青色，皂色、赤黑色。但这种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我国历史上曾流行过紫黑色为主的僧服，称“缁衣”；后来又流行黄色的僧服，称“黄衲”。

　　具体说，僧衣又分三种，这就是“三衣”：（1）僧伽梨，是梵文 Sanghata 的音译，意译为“大衣”、“重衣”、“杂碎衣”，是僧人出入王宫，升堂说法等场合所穿的僧服。此服有9条至25条布缝合而成，每条布又截成三长一短，依三长一短，一短三长的顺序缝合；（2）郁多罗僧，是梵文Uttarasanga的音译，意为“七条衣”、“入众衣”等，是僧人礼佛、诵经、坐禅及一切众僧集会的场合所穿的僧服。此服有7条布缝合而成，每条布割截成二长一短三块，依二长一短，一短二长的顺序缝合起来；（3）安陀会，是梵文Antaravasaka的音译，意为“五条衣”、“下衣”等，是在寺中执劳服役，外出时穿的僧衣，由5条布缝合而成，每条布再截割成一长一短二块，依一长一短，一短一长的顺序缝合起来。三衣缝合后，于“四周安缘”，即锁边；在四角“安揲”，即钩和纽。在身前的是钩，身后的是纽。三衣没有领和袖，是靠钩和纽披搭在身上。披搭时，将衣搭于左肩，坦右肩右臂，然后用衣前的钩与身后的纽相挂即成。

　　三衣之外，还有一种“缦衣”，是用5条和7条布缝合而成的两种僧衣，不再割截。这种僧衣为沙弥服。

　　僧服的面料一般是棉布和麻布，而丝绸织物为“非法”。

　　三衣是古代印度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依照戒律坚持三衣的制度，但中国的气候条件下，仅三衣是无法维持僧人生活的，这样三衣就成为只在正式法会上穿用的“法衣”，而在平时的穿戴已与俗人相仿，即穿一种圆领大袖的袍服，遇有法事活动，在这种衣服外再披搭袈裟。

　　二、僧人的饮食

　　佛教也认为人的生命是靠食物来维持的，因此对僧人的饮食是十分重视的，并有着显然是区别于常人的特殊的制度。

　　佛教把僧人的食分为三种，一称“受请食”，即受施主邀请，到施主家就食；二称“众僧食”，即僧人在僧众中共同进食；三称“常乞食”，即身着僧服，带着钵盂，到村落埃门乞食。在佛教初传时代推崇乞食，认为“受请食”和“众僧食”都是被动的进食，都会产生烦恼，而常行乞食才是清净的“正命”，即正确的维持生命的方法。佛教认为乞食有四种好处：（1）福利群生，即通过乞食，使施食者生慈悲心，从而增长善根；（2）折伏骄慢，即通过乞食这种被认为是下贱的行为，使骄慢心得到克服；（3）知身是苦，即通过乞食体验人生的痛苦，从而断除贪爱等欲望；（4）除去滞着，即乞食只为保持身命，知足而乐道，从而不为世情所累。

　　在关于僧人饮食的制度中，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规定，那就是“过午不食”，即日过正午就不能再乞食和进食，一天只进食一次。佛教戒律规定，那怕“午时日影过一发一瞬”也是“非时”。如果在非时乞食和进食就是犯戒。据《舍利弗问经》，如果有施主在非时向僧人供食，或僧人在非时乞食，就是破戒，就如同盗窃；施主也不会得到任何福德。还讲，在非时进食那怕“一团、一撮、片盐、片酢”，死后将“堕焦肠地狱，吞热铁丸”，“从地狱出猪狗中，食诸不净”。佛教认为“过午不食”有“五福”，所谓“一少YIN，二少睡，三得一心，四无有下风。五身得安隐”。

　　乞食和过午不食是佛教初创时代的两项重要规定。然而，在以后的佛教发展史上，这两项规定因不能适应僧人生活的实际需要，并没有得到切实的遵行。“乞食”一条仅仅成为极少数苦行僧的行为，而广大僧人则过着以寺院为中心，以寺院经济为基础的稳定生活。在古代印度亦是如此，如《法显传》所记载：

　　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僧众住止房舍、床蓐、饮食、衣服都无缺乏，处处皆尔。

　　唐朝，玄奘赴印度求法，其情况也是这样。当时，佛寺林立，每座寺院都占有很多的田产和供役使的农民。像玄奘这样的“三藏法师”，不仅日供充足，而且有专人侍奉，出门有象舆代步，何劳乞食。佛教传入中国后，乞食也极为少见。

　　应该说，“过午不食”一条还被普遍地坚持着，特别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一支。佛教在中国，过午不食一直到唐朝初年还有相当的影响。但自禅宗兴起，提倡生产劳动，特别是怀海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后，每日一食已难以负担僧人的体力消耗，故《白丈清规》作了新的规定，所谓“斋粥随宜，二时均遍者”，即每日两餐，所有的僧人无一例外。

　　还有一条即素食。这是中国僧人的一个独特的规定。佛教的律仪中并没有禁止食鱼肉的戒条，所以今天的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僧人以及北传中的日本僧人都允许吃鱼肉。我国僧人食素与梁武帝有直接关系。梁武帝写了四篇《断酒肉文》，并在皇宫“凤庄门”集僧尼一千余众，宣唱此文。此文第一次提出禁止僧尼“食一切肉”的主张，并以“王法治问”的强制措施严加管制，从而形成汉地僧人吃素的制度，并一直坚持至今。

　　僧人不得饮酒是佛教通行的一条根本大戒，五戒、十戒及具足戒都有戒酒一条。这表明，无论是在家的居士、还是沙弥、比丘都不准饮酒。据戒律规定，饮一滴酒也是犯戒；甚至手拿酒器请别人饮酒都不可以。佛教认为饮酒有十大过失：（1）颜失常态，没有善相；（2）威仪不整，为人轻贱；（3）眼视不明，昏昧不辨色境；（4）恣意忿怒，现瞋恚之相；（5）破费产业，散失资财；（6）饮酒过度，致生疾病；（7）酒醉发狂，与人争斗；（8）弃舍善法，丑名恶声；（9）昏迷愚痴，智慧减少；（10）恶业日增，终堕地狱。

　　佛教对饮水一事也十分重视。佛教把饮用未过滤的水视为犯戒，称“饮虫水戒”。正因为这样，每位僧人要像“三衣”一样，必须备有一件滤水器，外出时随身携带，以便过滤饮用水。佛教律仪还规定，如果僧人不带滤水器，外出不得超过20里。

　　僧人必备的用品称“六物”，即三件法衣，再加钵、滤水器和尼师坛（坐具）。钵是钵多罗的略称，是僧人特有的食器，佛教律典称：“三乘圣人皆执瓦钵，乞食资生”。我国明朝的名僧紫柏真可曾着《钵说》一文，说钵“翼三宝，备六德”。六德是“能清、能容、能俭、能广、能尊、能古”。钵呈圆形，稍扁，底部也呈圆状，故说“钵盂无底”；钵规定为泥制和铁制，颜色为黑色和赤色。

　　三、僧人的行

　　行，一般指走路，但这里是指僧人行、住、坐、卧等举止行为的规定。佛教有“四威仪”说，要求僧人“行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佛教认为，僧人不可有任何放纵或非礼的行为。

　　（1）行，即行走。道宣在《教诫律仪》一书中说：僧人进入寺门要“缓行直视”，“不得垂手，当有所畏”；进入塔殿要“右绕”；进入师门应“旁门颊行”。在寺中行走“不得左右顾视，须长视，看地七尺，勿令踏虫蚁”；不得“着木挟（木拖鞋）在尊宿前行走”。在廊下行走“不得当其中道”，不得“高声语笑”和歌唱呤咏；不能在师前行走。在寺外，不得与女人共行；不得在途中与尼及女子共语等。

　　（2）住，即站立。据《教诫律仪》，在师前站立，应站在距师额角七尺左右的地方；向师问学要“合掌曲躬”。不能随意在某处站立。不能在大门间、屠宰处、祠祀处、桥下、桥头、十字路口、空闲处等七个恶鬼出没的地方住立说法等。

　　（3）坐。僧人坐时，须“端身安住”，“敛容寂默”，不得说笑，也不得“左右顾视”；坐床先须看脚，脚不能平着着地不得坐；不能与师同坐一床；不能在师父的床上坐；在师前“不唤坐，不得辄坐”。坐是僧人修行中最经常的行为，如坐禅，又称打坐。打坐时的姿式称结跏趺坐。

　　（4）卧，即睡。佛教僧人不能贪睡，所谓“非时不卧”。睡时先须敷铺卧具，以右胁向下着床席，以右手为枕，左手放在左膝上，“面当看外，不得看壁”。不能仰卧，也不能左胁着床席。卧时“不得赤体”，也不得将三衣置于脚下。

　　四、僧人的基本戒条——比丘戒

　　比丘戒即具足戒，是僧人行为的基本规范，共8类250条。

　　（1）四波罗夷。波罗夷意译为“极恶”，指YIN戒、盗戒、杀戒、大妄语戒。僧人若犯此戒必开除僧籍，不准忏悔。

　　（2）十三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意译为“余残”，即犯这种戒还有可治之处，给与某种处罚及在僧众中忏悔，共13条：（1）弄阴失精戒；（2）与女身相触戒；（3）粗恶语戒；（4）叹身索欲戒（向女人求爱）；（5）媒嫁戒（与女人通信）；（6）小房过量戒（僧房超过标准）；（7）做大房戒；（8）破僧戒（破坏僧众和合）；（9）异分取片谤戒（因小过而诽谤他人）；（1O）无根谤戒（无故诽谤他人）；（11）党恶破僧戒（在僧众中搞小集团）；（12）驱摈不服戒（有过失不听劝告）；（13）不舍恶性戒（恶性不改）。

　　（3）二不定法。有两条，一称“三不定法”，是说比丘与女子在阴暗处相会，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行不净之事，二是说一些粗话，三是随便交谈几句。二称“二不定法”，是说比丘与女子在露天处相会，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说粗恶语，二是随便交谈几句。以上虽属犯戒，但要调查清楚后再定罪名。

　　（4）三十尼萨耆波逸提。尼萨耆波逸提，意译为“堕舍”。犯此戒者将堕入三恶道，是不能悔过的。这类戒都与贪欲有关。例如：（1）长衣10日不净施戒（指僧人三衣已足，再得新衣只可保存10日，超过1O日就是犯戒）；（11）蚕绵作卧具戒；（12）黑羊毛做卧具戒；（14）减6年卧具戒（僧人的卧具至少要用6年，不足6年换新的犯戒）；（18）受金银戒；（20）贩卖戒等。

　　（5）九十波逸提法。此90戒与第四类原为一类，犯此戒者亦堕恶道。这90戒都是轻慢不敬的行为，例如（1）知而妄语戒；（2）毁訾语戒（说人短处）；（3）两舌戒（挑拨离间）；（4）与妇女同室宿者戒；（5）同未受大戒人三宿戒。以下如“掘地戒”；“虫水浇泥草戒”；“与尼并坐戒”；“与尼同行戒”；“饮虫水戒”等。

　　（6）四悔过法。这四戒均与食有关：（1）非亲尼食戒（非亲非故，尼与食食者）；（2）不止尼指授食戒（与尼共在施主家进食，由尼指示某僧进食而不语者）；（3）学家受食戒（未请而在居士家受食）；（4）恐怖处受食戒。犯此戒者应在比丘中悔过。

　　（7）众学戒法。这些戒条易犯难持，但罪轻，只要在心中自我悔过即可。共10事100条：（1）着衣事2戒；（2）入村事11戒；（3）坐起事26戒；（4）食啖事2l戒；（5）护体事2戒；（6）便利事3戒；（7）说法事20戒；（8）佛塔事26戒；（9）道行事2戒；（10）观望事1戒。具体戒条例举如下：“不整齐着内衣戒”；“跳行戒”；“摇身行戒”；“蹲坐舍内戒”；“左右顾视戒”；“挑钵中食戒”；“含食语戒”；“水中便利涕唾戒”；“立大小便戒”；“携手道行戒”等等。

　　（8）七灭诤法。诤指非邪正之争，为消除诤事而设立的戒条称灭诤法：（1）现前灭诤法；（2）忆念灭诤法；（3）不痴灭诤法；（4）自言灭诤法；（5）觅罪灭诤法；（6）多人语灭诤法；（7）草履地灭诤法。

　　上述8类250条就是一个受具足戒的比丘要遵守的戒条。比丘尼的戒条是348条，这是根据比丘尼的特殊情况，在戒条的某些方面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如波罗夷比丘4戒，比丘尼为8戒；波逸提比丘90戒，比丘尼为178戒等。

　　第三节僧人的基本修行

　　僧人的基本修行可概述为如下4个方面：

　　一、六时礼佛和四时坐禅

　　六时，即白天三时：晨朝、日中、日没，夜间三时：初夜、中夜、后夜。佛教僧人在每天的这六个时辰中，要礼拜赞颂佛德，唱念经文。据唐道宣着《释门归敬仪》记载，僧人六时礼佛诵经的修行，在佛教的三藏典籍中早有记载，书中记：“论云：菩萨昼三、夜三礼念诸佛”；“经云：汝等昼则勤心修习善法，无令失时，初夜、后夜亦莫有废，中夜诵经以自消息”。这说明，这种修行在早期的印度佛教中就已普遍实行。佛教传到中国后，最初因“戒律未全”，故弟子只是随师修行，重讲经的一心钻研经文；重修行的则一心诵经坐禅。东晋名僧道安门下400余僧，为了统一僧规，他制定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僧人行为的轨范，《高僧传》道安传载：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的这一僧尼轨范的第二条有“常日六时行道”，这说明这一制度在我国东晋时代就已实行。在隋朝，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曾为徒众制订了10条僧规，四时坐禅和六时礼佛是其核心内容，其云：“依堂之僧，本以四时坐禅，六时礼佛，此为恒务。禅、礼十时，一不可缺”。（见载《国清百录》卷1）。六时礼佛是一种集体的礼佛诵经活动，是时，众僧着袈裟进入佛堂，礼佛后，对面互跪，集体诵经。

　　“四时坐禅”，即僧人在每天规定的四个时辰中进行坐禅。这四个时辰是黄昏、后夜、早晨、晡时（下午4时）。

　　这种制度也有其他情况，比如南传佛教一般是一日三次坐禅，坐禅的地方可在僧舍，亦可在大树下。

　　二、布萨说戒

　　布萨是梵文 Upavasatha 的音译，又译为优波婆沙、意译为“长养”、“长养净”、“善宿”等。布萨说戒是佛教僧人最重要的修行活动，这一活动也是每一位僧人必须参加的寺院的一项重要制度。佛教寺院每月两次即十五日和三十日集合所有的僧人，讲说戒律。通过说戒，促进众僧遵守戒律，达到僧团内部的清净和合。这就是布萨。此外，在家的佛教徒在六斋日（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受持八斋戒也被称为布萨。

　　布萨一词源于古印度吠陀时代的一种祭法。当时，每当新月和满月前一天举行祭祀活动，祭主在这一天断食，行清净戒行，称“布萨”。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的释迦牟尼时代，这种祭法已成为众多教派采用的通行的制度。释迦牟尼为了在民众中传播佛教，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宗教制度，规定每半月举行一次布萨集会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在每月的十五日（或十四日），三十日（或二十九日）举行布萨；凡是寺院中的僧人都要参加，因此它是一种全体会议，如果有无故缺席者即为不合法。因病不能参加，要请同住僧人代为参加，并要表示对布萨集会上讨论决定的一切僧事无条件接受。如果僧人已经有过失在身，要在布萨前先行处治，令他忏悔罪过，然后方许参加。布萨集会对只有一僧或数僧居住的小寺也不例外，这些僧人也要在布萨日自觉地进行诵经和忏悔。

　　布萨说戒的仪式一般有这样一些内容：每至布萨日，寺院中的知事僧要先清点僧众，看有无病僧；僧众清扫寺院，拂拭塔殿；鸣钟集会前，寺主、上座等要亲自到客房、寮舍，劝导接引众僧参加布萨；鸣钟集会后，先燃香供佛、礼佛颂偈。在这些仪式之后，由一精通戒律的上座比丘诵说戒条；众僧根据戒条自我检查前半月有无犯戒行为；如有犯戒则当众揭发和进行忏悔。总之，布萨就是这样一种以众僧集会的共同和合的威德，使违犯戒律的僧人不得不忏悔认罪，以维护僧团内部团结一致的制度。

　　三、安居自恣

　　安居，是源自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又一种佛教修行的重要制度。安居一词的梵文为Varasika，意译为雨期。在古代印度，每年的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的三个月，正逢夏季多雨时节。这三个月中，佛教禁止僧人外出，而要定居在寺院中的一个安静的地方，“除大小便，余则跏趺而坐”。这种制度叫“安居”，又称“夏安居”、“雨安居”、“坐夏”、“结夏”等。佛教认为，这三个月里，雨水较多，物类生长繁茂，而且“方尺之地，悉并有虫”。如果这时外出必然招致三种“过”失：“一无事游行，妨修出业；二损伤物命，违慈实深；三所为既非，招世谤”。就是说，雨季中僧人外出，必然要伤害生物的生长，这不仅违背佛教以慈悲为本不杀生的教义，也会招致世人对僧人的诽谤。

　　僧人在行安居前，要做一定的准备工作，其中除根据寺院的情况，分配必要的“资养”外，重要的是选择安居的地方。安居的地方要符合五个条件：一是不能离村落城市太远，因为这样的地方，僧人必须的资养“难求”；二是不能离城市太近，太近则妨害修道；三是少蚊虫的地方；四是要有指导修行的通晓律仪的大德作为依止，以便随时求问以解疑难；五是要有施主供施饮食汤药。

　　安居是出家僧人的制度，在家的佛教徒例外。安居时，男女僧人要分处。僧人不行安居，就是犯戒，所谓“比丘不安居，突吉罗”。突吉罗是梵文 Duskrta 的音译，指僧人身口方面的罪过。

　　安居时，僧人要在寺院佛像前向所依止的长老大德发愿，表白依止大德行安居的意愿，而后方入安居，这叫“对首安居”；如无依止的大德，则于心中自我表白乞求安居，再入安居，称“心念安居”。

　　安居共三个月，如果如期在四月十六日入安居，称“前安居”；如因事不能如期安居，最晚也须在五月十六日安居下来，称“后安居”；其间入安居者，称“中安居”。如果遇到闰月，僧人的安居期也适时延长一个月，也于七月十五日结束。入安居日称“结夏”，安居结束日称“解夏”。解夏又称“腊除”，相当于除夕，过了这一天，受具足戒的比丘和比丘尼就增长法腊一岁，故法腊又称“夏腊”。

　　安居期僧人禁止外出。其间如因寺院要事，比如“为利三宝”，即为了寺院的重大事务必须离寺者，一日即可返回者可许外出；如果超过一日又最多七日者，要亲自请示依止大德，办一定手续，称“七日法”；如超过七日，则要“方应羯磨”，即需僧众集会，通过决议，方可外出。如果不是上述情况而无故不安居者，即是“破安居”，或称“破夏”，是犯作恶罪，要受到处罚。

　　在安居期，僧人修学的内容以律仪为主，诵经、讲说经论只是辅助的功课。其间，有疑问者可决疑于持律师。

　　当安居期结束，即解夏之日，僧人们还要举行一天称作“自恣”的集会仪式，这一天也称“自恣日”。一般说，自恣日应为安居结束的七月十六日；但又有说，比丘僧七月十四日自恣，比丘尼七月十五日自恣。自恣是梵文Pravārana（钵敕婆刺）的意译，还可译作“随意”。《翻译名义集》对自恣作了如下解释：

　　九旬修道，精练身心，人多迷已，不自见过。理宜仰凭清众，垂慈诲示，纵宣已罪，恣僧举过。内彰无私隐，处置有瑕疵，身口托于他人，故云自恣。

　　就是说，在90天的安居期中，僧人通过修行在道业上会有长进；也会有许多过错反映出来，有的自己知道，有的自己不一定认识到。因此在安居结束时举行一次僧众集会，先由个人进行反省，检讨过错；然后再请众僧“诲示”，即请众僧随意揭发批评；最后在众僧前忏悔。这种集会就是“自恣”。自恣的制度对纠正僧人违犯律仪的各种言行，维护整个僧团集体的和合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恣日结束，90天不准外出的限制解除了。这时，僧人们可以到他处寺院住一段时间，那怕一夜也好。

　　安居自恣的修行制度是至今仍被普遍遵从的制度。

　　四、早晚功课

　　早晚功课是我国汉地僧人的一项基本修行，也影响到我国云南的上座部佛教。

　　这种制度形成于中唐，定型于明朝初年。僧人们每日晨朝（五更）和暮时（指日晡，即下午4时），两次在佛寺大殿中集会，诵经礼佛。僧人通过每天的早晚功课，祈求获得功德，同时使僧众得到严格的管束而不懈怠于修行。

　　早晚功课又称“早殿”和“晚殿”，共五堂功课。早殿的两堂功课是：先念《楞严咒》为一堂；后念《大悲咒》、《十小咒》和《心经》为一堂。晚殿分单双日。单日诵《阿弥陀经》为一堂；双日拜颂八十八佛、念《大忏悔文》为一堂。单双日又同施《蒙山施食仪》一堂，合为三堂。

　　早晚功课的仪式均分为三段，叫作“三启”仪制，即先诵赞文，次诵经文或咒文，第三颂发愿文。其仪式略述如下：

　　早课开始，先唱赞文称《宝鼎祝福香赞》。之后开始诵念《楞严神咒》。此咒文共2620字，分五节诵完。接着诵《大悲咒》和《十小咒》，即《消灾吉祥神咒》等10种较短的咒语，之后再诵念《心经》。这是早课的中心内容。第三段，首先诵《赞佛偈》，之后众僧合掌在殿内绕佛，口念“南无阿弥陀佛”数百乃至千遍；后归位念三菩萨名及发愿文、三归依文等。最后顶礼佛像，早课结束。

　　晚课的仪式与早课大体相同，只是所诵经文有区别，而最大不同是多了一堂功课即《蒙山施食仪》。

　　以上四个方面是佛教僧人最基本的修行制度，是僧人集体的僧团活动。它们为维护佛教僧团的整体利益，实现僧团内部的公平和谐，使佛教得以存在和发展起着保证的作用。至于佛教僧人个人的修行则在不同时期、又因宗派的不同而不同，以下仅举两例以作说明：

　　（一）藏传佛教的密法修行

　　藏传佛教是以密教为特色的一支宗派，它强调密法的修炼。其修行内容可略述如下：首先，修习密法的僧人要选择一位精通密教仪轨、德行高尚的僧人为上师；在上师的指导下，在修行之前先要在修行的地方“结坛”、称“曼陀罗”，即在坛上绘制“十方三世诸佛”的形像以为证明。曼陀罗一般分为四种，这就是“四曼为相”。四曼即（1）大曼陀罗，用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绘制诸佛菩萨，表示众圣聚集之义；五色又表示地、水、风、火、空。（2）三昧曼陀罗，即不直接画佛、菩萨形象，而是画宝珠、金刚杵等器杖和印契以象征佛、菩萨。（3）法曼陀罗，也称种子曼陀罗。以佛、菩萨名称的梵文的第一个字母代表佛、菩萨的形象。（4）羯磨曼陀罗，即以更形象的立体的诸佛、菩萨的造像、建筑等构成曼陀罗。结坛之后在坛上行灌顶法，即灌顶者要沐浴后，庄严衣装，由上师持内装圣水的宝瓶向受灌顶者头上洒，再用人头骨作成的碗盛青棵酒给受灌顶者喝。之后，受灌顶者向上师宣誓：誓修密法，永不外传。灌顶是密法修炼者必须接受的一项仪式。灌顶之后僧人进入修密阶段，其次第包括（1）“四加行”，即先发四皈依心，即皈依喇嘛（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次为大顶礼法，即五体投地顶礼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供曼陀罗；念金刚萨埵百字咒，或三十五佛忏悔文。（2）正行，即根据上师的指导，选择密法中的一种进行专修。在修行前须再行灌顶。修行包括两个阶段：一称生起次第，即通过坐禅静虑，观想修行我与本尊融为一体的阶段；一称圆满次第，即通过金刚诵、缘自心、幻身、光明、无二智等修行方法，达到身、语、意三寂，“乐空双运”的成佛境界。（3）后行，即修成圆满后的回向颂念。

　　（二）中国禅宗的“参禅”

　　参，即参问、参学的意思；禅为“禅那”的略语，意为“思维修”，又名“静虑”，即通过静虑达到止息一切杂念的修行方法，也称“坐禅”。在禅宗寺院中，凡住持集众，开示说法，“皆谓之参”。住持每隔五日上堂一次，称“五参”。此外，在每天的晚上，住持应弟子的请求，根据参学僧人的多少，或寝堂，或法堂，不定时集众上堂，接受参问，称“小参”；而定期的上堂开示说法又称“大参”。在每晚的小参前，僧人要进行坐禅以静心，称“坐参”。除小参前的坐禅外，每当重大法事，在上堂前也要有短暂的坐禅，称“坐堂”。由此可知，坐禅是禅僧最经常的修行，据《敕修百丈清规》“坐禅仪”，其坐禅的要领和要求如下：（1）“起大悲心，发弘誓愿”，即坐禅人要有“誓度众生”的慈悲心；（2）“放舍诸缘，休息万事”，即把一切事都放下，不想也不做；（3）“量其饮食，调其睡眠”，即坐禅前食不能过饱，睡眠不应过多。故“初夜后夜”坐禅也不应废；（4）“闲静处，厚敷坐物，结跏趺坐，或半跏趺”；（5）“一切善恶，都莫思量”，所谓“万年一念”，即抛弃一切思念，做到“寂而常照，寤寐一致，生死一如”；（6）坐禅结束时，要“徐徐动身，安祥而起”；（7）“出定之后，常作方便，护持定力”，即在禅定后，要随时随地注意保护坐禅时的那种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