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华：佛教学 第十一章 外国佛教学研究

　　本世纪国外的佛教学研究，是世界佛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佛教主要在亚洲地区的国家有影响，所谓的佛学研究，也主要是亚洲文化的传统学问。由于历史的积淀性和治学的经验性，使佛学的研究或按照传统地解经释义的理路发展，或按照信仰从弘法的角度来阐释佛教，谈不上严格意义的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教。这种局面直到近世才被打破，而始作俑者，应该说是来自于欧美的学术界人士。

　　第一节 欧美佛教学研究

　　佛教真正为欧洲人士了解，严格地说来，是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后而开始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认识到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人们的视野也在扩大，有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当时尚未开垦的东方学方面，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佛教，就在这个背景下逐渐为人们所知了。

　　佛教传入欧洲地区，首先是作为学术活动进行的。一些欧洲学者出于研究东方学的需要，开始接触了东方语言，例如梵文，进而接触了佛教，特别是阅读梵文和巴利文佛经，进而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

　　一、英国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这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统治亚洲人民而出资建立的一个学术机构。1824年，英国学者克拉夫发表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一书，这是欧美学术界开始较早地了解佛教的一部书。1837年，在斯里兰卡殖民政府工作的学者特纳首次将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书《大史》作了注疏和校订，并将其译为英语。他还撰写了不少论文，推动了欧洲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1850年传教士斯宾塞发表了《东方僧门》，又根据僧伽罗文翻译了《现代佛教手册》，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梵文贝叶经文献381部和纸本梵夹多件，其中有《般若经》、《普曜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分赠给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65部，以后霍格森又从西藏运走《甘珠尔》和《丹珠尔》到英国，对佛教的研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霍格森本人也写过文章，介绍尼泊尔和西藏的语言与宗教，并于1827年出版了译着《金刚乘论》，自着《尼泊尔佛教略史》二书。1850年，英国神父埃特尔编纂了《梵汉手册》，附有巴利、僧伽罗、缅甸、泰、蒙、藏、日等佛教术语，这是最早的佛学研究的工具书。187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的军医赖特在尼泊尔搜得梵文经本共850部，其中佛经325部。1879年，阿诺德出版了《亚洲之光》，这是一本讲述佛陀生平的著作，以诗文体写成，语言优美，清新流畅，影响很大，在欧洲广为流传，对普及佛教知识起到过重大的作用。很多后来成为佛教僧人和学者的人无不受到此书的影响。以后的10年，威廉斯出版了《实用梵文文法》、《梵英大辞典》。大辞典的编排采用了欧洲辞典的通行做法，突出语源学和语言学的特点，方便实用，受到学者的重视。契尔德斯编纂了《巴英辞典》，这是第一部巴利语和英语对照的辞典，对研究南传佛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80年，鲍尔受英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新疆“考古”，获得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孔雀王经》。由于东方语言学的发展和不断的“考古”发现，使英国的学者取得了成绩。1884年，学者比尔已经译出《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和《慈恩传》等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著作，使欧洲的东方学者扩大了眼界。英国人了解到，只有对巴利文和汉文佛典深入研究，才能对佛教有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1894年，考威尔出版了古印度佛教学者马鸣着的《佛所行赞》和《本生经》的英译本，使人们对佛陀的生平事迹有了更详细的了解。1897年卡洛斯所着的《佛陀的福音》，介绍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此书因用散文体写作，语言优美，通俗易懂，受到人们的欢迎。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各国的探险家到中国西北和中亚地区的“探险”活动，其中以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三次到中国掠夺了敦煌千佛洞的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以及绘画、绣像等最有价值。这些灿烂辉煌的文献和文物在欧洲展出后，震动了学术界，引起学者们对东方佛教、佛教语言和文献的兴趣。

　　1881年，英国成立了巴利圣典会，该会以翻译刊行巴利文佛经为宗旨。巴利圣典会的英译佛典在世界上受到佛学界和佛教界的好评。里斯·戴维斯夫妇是主要负责人。戴维斯1843年5月12日生于英国科尔彻斯特一个公理会的牧师家庭，长大后曾经到德国布勒斯特劳大学学习梵文，获博士学位。1864年（另说1866年）至1872年（另说1876）年到斯里兰卡担任公职期间对佛教和巴利语感兴趣，于是开始学习巴利语及研究佛教。后因与上司意见不合，乃辞职回国，先后在伦敦大学教授巴利语和佛教文学，又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兼任书记和图书管理员。后来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任比较宗教学教授，再任伦敦大学教授。1881年（另说1882年）成立巴利圣典会，自任会长，致力于整理出版巴利三藏的工作，在泰国皇室的资助下，出版了大量的巴利三藏的译本，圣典会也成为欧洲佛教学者的重要组织。1922年10月27日逝世。生前着有《佛教手册》，曾经再版20余版，有荷、德、日文译本。《佛教之印度》，再版8次。书中将印度的古代历史大部归于佛教，曾引起学术界的重大反响。翻译巴利文《本生经》547个佛本生故事的前40个，并将其与伊索寓言作了比较研究，英文名为《佛陀本生故事集》。与赫曼·奥登堡合译巴利《律藏》三册。用散文体翻译了巴利经典《弥兰陀王问经》。1896年在纽约出版《佛教及其历史与文学》演讲集。他与斯泰德合作的《巴英辞典》，直到现在都是最完备的研究巴利佛教的

　　工具书。另有与其夫人合作翻译的巴利佛典《长部》，英文名《佛陀对话录》，以及与他人合作翻译的《摄阿毗达磨义论》等。他的夫人凯洛琳·阿古斯塔也是一名着名的佛教学者，曾经编集和翻译了佛教经论25本之多，她对佛教的“无我”说作了深刻地剖析，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评论。戴维斯夫妇崇尚佛教，认为在世界诸宗教中，唯有佛陀的“八正道博大精深，可以遵循安身立命”。他们还依照印度建筑样式建立家宅，命名为“那烂陀”，要子女学习巴利文，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们看作是佛教徒。巴利圣典会还出版了沃德伍德与希尔合作的《巴利语三藏辞典》，这在目前仍是一本最重要的参考书。在英国皇家学会委托下，麦克斯·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最为着名，其内容涉及了大小乘佛典。缪勒本人还把《法句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金刚经》译成英文，并编写了《梵语法》，供初学者使用。由于缪勒开创了西方比较宗教学研究，特别是用梵语来研究印度和印度佛教的历史，对西方研究佛教作出了贡献，被人们尊为“西方印度学之父”。

　　1927年，E.J.托马斯撰写了《作为传说和历史的佛陀生平》。1933年又出版了《佛教思想史》。1937年英国神父索西尔和霍多斯在伦敦出版了《中国佛教术语辞典》。1954年埃德沃·孔兹与荷纳小姐、斯内尔戈罗夫合作编辑了《各朝佛教大辞典》。1955年孔兹又出版了《大智度论》的英译本，编集了佛经精粹《佛教圣典》，此书现已20余版。同时还编辑出版了《般若文献辞典资料汇编》。孔兹是当今世界最有名的佛学家，他既懂梵文、巴利文，又懂汉文和藏文，而且对佛教的教义和历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不仅写学术著作，还写一般的通俗介绍性著作，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以1951年出版的《佛学——本质与发展》一书最为着名。他刚开始学习的是英国传统的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后来又对北传般若学产生了兴趣，作了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是英国佛学界真正开始转向北传大乘佛教的重要人物。孔兹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曾在世界各国大学讲学，他所写的一系列通俗或学术专着，使不少的人开始了解佛教，进而走上研究佛教的道路。荷纳是继戴维斯之后的巴利圣典会的又一重要组织者。戴维斯逝世后，巴利圣典会在他的妻子阿古斯塔的主持下继续活动，荷纳就是阿古斯塔的学生，也是圣典会的秘书。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巴利圣典会开始走上衰微，影响减弱。荷纳接替了圣典会的领导工作，重新开始恢复活动，在泰国和斯里兰卡佛教界的支持下，圣典会重新焕发出照人的光彩。他们已把南传巴利语三藏全部译成了英文，这不仅为学习和研究南传佛教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使英国人改变了对佛陀的错误认识和对佛法的误解。因此荷纳被视为是圣典会的复兴者。1981年荷纳逝世。

　　斯坦因从中国劫掠了大量的敦煌文书，成为研究中国学的专家，他编辑的敦煌学的资料也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精品①。继之有担任过英国驻中国西藏江孜商务代理和拉萨办事处的代表黎吉生，他对藏传佛教的噶玛派有很多的研究，在世界许多大学讲过课。埃文斯·温茨对西藏的文献作过整理和翻译，出版了《西藏大瑜伽行者米拉日巴》传记。曾任英国西藏研究所所长的斯内尔戈罗夫撰写过《喜金刚坦特罗》（1959）、《西藏文化史》（1968）、《释迦牟尼最后的涅盘》（1973）等著作，主编过大书《佛教的形象》。埃默瑞克对新疆的藏文史料做过整理，出版了《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一书。1970年以后，英国的佛教研究已从经典的校勘转向了佛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此后出版的著作有张承志的《从华严宗看佛教的整体观》（1972）、勃洛费尔德的《道教与佛教神秘主义》、特雷弗·林的《印度佛教复兴》、《佛教帝国主义和战争》、《佛教、马克思和上帝》（1979）和迈克尔·派伊的《佛陀》、《方便波罗蜜》等。佛学家A.K.渥德尔撰写的《印度佛教史》（1970）不受信仰的干扰，较忠实地介绍了印度佛教的历史和思想的发展，此书已经被译成中文本。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现在，②（以下的材料主要取自广兴撰《英国佛教与佛学研究概观》，载《法音》1998年第8期限(总第168期），特此说明。)英国有许多大学讲授佛学。牛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有世界着名的冈布里其教授，专门讲授梵文和南传佛教；剑桥大学以研究日本佛教为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苏汉密特教授也以研究南传佛教为主；兰卡斯特大学有哈里斯教授和一位日本学者，以研究南传佛教、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布里斯托尔大学有维廉姆和波恩两位教授，也以研究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同时兼有对大乘空宗的研究；巴斯大学学院有布莱恩·布克教授，以研究日本佛教和世界佛教现状为主；肯特大学有莫尔教授，以研究印度佛教为主；沙德兰大学有彼得·合维教授，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此外还有许多大学，虽然没有佛学专业，但也在大学本科兼设有佛学课程，如曼彻斯特大学、卫斯米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等。但是在众多的大学中，还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佛学研究最为全面。该校设有几乎所有的东方语言课程，如汉语（包括古汉语）、日语、泰语、藏语、马来语、印地语等，还有梵语、巴利语等古老的语言。从师资方面来看，斯考罗布斯克教授精通梵语、巴利语、藏语、法语和波兰语等多种语言，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巴瑞特教授精通古汉语、日语和法语，研究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为主的汉语系佛教、道教和儒学；出生于前苏联的皮亚得考夫斯基教授精通西方哲学，以研究印度哲学和南传佛教为主。从藏书方面来看，亚非学院是目前英国乃至世界收藏有关佛学书籍最多的学院。它收藏佛学书籍历史悠久，特别是书籍的馆藏尤为丰富，收集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各类书籍，并且设有专门管理中文书籍的图书管理员。该校也是英国现在唯一拥有《房山石经》的学校。英国的主要佛学刊物是：《巴利语圣典会会刊》、《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宗教研究》、《中道》、《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通报》、《中亚杂志》、《中亚研究》等。

　　二、德国 1858年，德国学者克彭发表《佛教》一书，卡·弗·科本写出了《佛陀的宗教》，这是一本介绍大乘佛教的著作，他们为德国佛学研究之始。不久奥登堡着的《佛陀及其生平·教义·教团》一书出版，被认为是欧美学术界的“标准作品”，此书出版后曾7次再版，并被译成14种语言。奥登堡是研究印度哲学和巴利文献的，他不仅写作，还编辑了巴利律藏，译出戒本。以后又出版了《奥义书教义与佛教的起源》（1915）、《佛教经典论文》（1922）。与此同时，德国的探险家格林威德尔和冯·勒科特两人到中亚收集到上万份经卷和各种文字的写本。1900年，格林恩威德尔出版了《西藏、蒙古的佛教神话学》，这是德国最早的藏学著作。1906年皮舍尔出版了《佛陀的生平与教义》一书，一度非常畅销。朱托伊特将《本生经》译成德文。贝克出版了《佛学——佛陀及其教义》，与奥登堡在理论上进行商榷。与奥登堡同时代的人还有韦伯、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等人。他们中间有的研究巴利文经典，如盖格将着名的南传佛教的《大史》译出，并将巴利佛典《相应部》译成德文，撰写了《巴利文学与巴利语》一书。有的研究梵文经典，如着名学者韦伯深入研究了《阿含经》，将大乘佛典《金刚经》译成德文。有的还通汉文、藏文等，如瓦勒泽尔就根据汉藏两种文字的《中论》，进行对比后，译成德文，又写作了《早期的佛教哲学基础》（1904）。以后又发表了多卷本的《佛教哲学及其历史发展》，这是德国学者开始研究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著作。舒尔曼发表了《历代达赖喇嘛传》（1911）。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下，将巴利文《阿含经》全部译成了德文。继起者有安吞苏特、格林和达尔克等人。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曾是一名小提琴手，因对印度文化感兴趣，到东方旅行，逐渐受佛教的影响，最后皈依佛门。他在缅甸出家，成为第一个德国比丘。他主要在斯里兰卡生活，学习巴利文，出版了《佛陀圣言》一书，被译成十种语言，还写作了《论藏指南》、《佛学字典》、《佛教的基本教义》、《解脱的途径》，翻译了《人施设论》、《增支阿含》和《清净道论》等经论。1922年，海勒出版了《佛教禅定》一书。

　　40年代是德国佛学研究的一个高峰。1942年冯·格拉泽纳普编译了《佛陀·思想》，发表了《佛教的神秘》，这是一本藏传佛教方面的书。1944年诺贝尔撰写了《金光明最圣王经：附有词汇表的藏文本》，以及《义净的〈金光明经〉的汉文与藏文本译者》（1958）一文。以后瓦尔德史密特出版了《佛陀生命终极的传统》，翻译了《大涅盘经》和藏文本《四眷属经》。1947年施密特出版了《佛陀的教义》和《佛陀的大弟子》，第二年编纂了解释疑难词汇的《佛教字典》。1951年，德国僧人尼安那波尼伽着述《止观坐禅法门》，不久又将《尼波多经》译成德文。翌年吕德斯出版《佛教原始经典语言的现象》。1953年以后威勒先后发表了《入菩提行经藏梵语索引》、《对〈大宝积经〉文献的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梵藏本对译》。1956年，格文达喇嘛撰写了《西藏神秘主义的基础》。霍夫曼出版了《西藏宗教史》和《西藏宗教及萨满教的象征意义》（1967）。60年代伊始，梅色札发表了《关于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馆藏德格版〈丹珠尔〉》，以后又发表了《伯尔尼历史博物馆馆藏般若波罗蜜多文献》和《密教学·密教史论文集》。1962年，施林格夫写出了2卷本的《佛教》，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佛教进行研究的作品。此外史密特豪森译介了《瑜伽师地论》。伯内尔研究日本道元禅，发表了一些有关的著作。舒曼对大乘佛教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出版了《佛学——解脱的哲学》。60年代以后享利·贝歇特成为当代最有名的德国佛学家，他写作的《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国家与社会》一书，成为研究东南亚诸国佛教的经典作品。他对中亚佛教的语言现象也发表过不同的看法，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争论。马尔堡根据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写了《佛教与共产主义：谁掌握了亚洲》一书，对佛教社会主义作了比较详细地研究。海西希是德国最有名的藏学家，出版的作品有《有关喇嘛教在17世纪镇压萨满教的蒙古史料》、《论蒙文大藏经的翻译技巧》和《北京的蒙文喇嘛教经版》等。还参加了意大利学者杜齐的名着《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的写作。三界智在德国创办了《佛教世界—德国佛学》月刊，成立了德国巴利文佛教协会，发展了一批弟子。1911年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成立，《佛教展望》复刊，次年改名《摩诃菩提叶》。1913年佛教生活联盟从巴利文学会中分离出来，在柏林、汉堡、慕尼黑等地建立了分会，发行《佛学学报》，次年停刊，1920年复刊。1921年摩诃菩提会与佛教生活联盟合并，在慕尼黑成立德国佛教团体，发行杂志《佛教世界楷模》。1924年德国佛教团体易名三宝佛学社。保罗·达尔克在柏林成立佛教之家。波恩、杜宾根、哥廷根、慕尼黑、汉堡、莱比锡、马尔堡、佛莱堡、柏林等大学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单位。

　　由于英国和德国的佛学界在本世纪初对佛教的藏经，特别是对三藏中的经藏和律藏做了不少整理工作，因此他们被后人看作是最早在欧洲出现的一个研究学派，叫做英德学派。

　　三、法国 英国人霍格森将尼泊尔的梵文文献送给了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同时，又将一部份经典共171部赠给了法国学者尤金·鲍诺夫，以后又从北京给法国运去了北京版的西藏大藏经。鲍诺夫，1901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语言学者。他从小就对东方语言有特殊的爱好，在学校期间，先后学习了梵文、巴利文、波斯语、古楔形字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29年，他开始在师范学校讲授文学和比较文学。1832年任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鲍诺夫于1844年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导言》。该书对佛陀和佛教的教义作了研究，又介绍了《般若经》、《楞伽经》、《华严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为欧洲的梵语经典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法国佛学研究之父”。他和英国克拉夫合着了《试论恒河东岸圣言或巴利语》的文法著作，也非常有名。他还和挪威学者拉森一起发表了《巴利语论考》，回顾了当时欧洲的巴利文研究。鲍诺夫还对当时考古学者发现的印度阿育王的敕文作了研究，肯定了这些敕文与佛教的关系。1859年，法国驻斯里兰卡领事格保洛特在任职期间收集了大量的巴利文佛典抄本，计划以巴利文库的形式刊行，但未能如愿。本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敦煌掠夺了大量佛教经卷后，法国成为欧洲佛教研究的又一中心。薛尼温·莱维是法国着名的佛教学者和探险家。他一生曾经多次到亚洲的印度、中国、尼泊尔、朝鲜，以及俄罗斯、美国、巴勒斯坦等地区，特别是他三次到尼泊尔窃取了大量梵本经典，其中很多是大乘佛教的经典。他对唯识学的研究尤深，发现了《唯识三十颂》的梵文本，校勘《辨中边论颂》，法译《大乘庄严经论》，出版了《唯识二十颂》和《唯识三十颂》的注疏，以及安慧的《唯识论》疏。他与日本学者高楠顺次朗合作编集多卷本的辞书《法宝义林》，对促进欧洲的佛学研究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鲍诺夫等人的推动下，欧洲出现了一股东方学研究的热潮，一大批学者都将注意力转向了佛教，他们把巴利语三藏用罗马字母注出，又将其译成英法等语言，同时又对梵文文献和敦煌文献，以及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栗特文等文献做了研究与翻译，加以考证注疏，掀起了欧洲的“亚洲学史上的翻译运动”。莱维等人的研究则给现代欧洲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雷诺、戴密微、费洛赛特等人对梵汉佛教研究作出了贡献。戴密微是研究中国佛教的专家，于1924年出版了处女作《〈弥兰陀王问经〉各种译本的研究》，以后对中国的佛教一直研究不缀，发表了《〈大乘起信论〉真伪辨》、《真谛论佛教教宗之起源》、《佛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渗透》、《中国佛教》等等，还对欧洲的佛学研究作了总结，写了《佛学研究的现状》一文。又继续完成莱维的《法宝义林》，晚年对禅宗临济宗有深入的研究，1972年译注了《临济录》，取名《中道》。他对藏传佛教也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了《吐蕃僧诤记》一书，此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已被译成中文本。其弟子谢和耐研究中国寺院经济，发表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已经被译成中文。

　　法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也很发达，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一位女探险家亚历山大·达维德·内埃尔，她写作和翻译了许多西藏的著作。20世纪初考狄尔整理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馆藏藏文大藏经目录》（1909～1915）。法国巴黎大学成立了西藏教学中心，第一位藏学教授巴考在1925年撰写了《米拉日巴传记》，后来又译出《敦煌文书中之吐蕃史料》一书，晚年写出《西藏历史导论》。石泰安是世界着名的藏学家，他的成果主要是藏传佛教民俗研究，重要的有《喇嘛教的追傩与灵魂的理论》（1957）和《喇嘛教中的面具》。拉露在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三卷本的《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57年又着有《西藏的宗教》一书，1964年发表了《敦煌所藏十万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写本》，此书为她赢得了学术界的荣誉。法国的重要佛学研究单位有：巴黎大学语言文学院、高等中国研究所、法兰西学院、法国第七大学、现代东方语学院、法国远东研究所、佛教与耆那教哲学中心、亚洲协会等。重要的学术刊物有：《亚洲研究》、《远东研究所报告》、《印度支那研究所报告》、《法兰西亚洲》等。

　　四、比利时 一般人都把比利时的佛教研究划归到与法国一派，称为法国比利时学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对佛教各派都重视，因此又被称为“现代学派”。比利时的佛学研究在欧洲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出现了许多世界知名的佛学家。蒲山是法国莱维的弟子。魏莱·蒲山（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1869年生于比利时，曾经学习东方语言学，后到莱顿大学从知名学者汉特利克·柯恩学习偈颂（Gātha），同时学习藏文和汉文。1895年任根特大学教授。1921年参与成立比利时东方学研究协会。他撰写过30余篇佛学论文，出版《佛教：目录学》刊物。1925年出版的《涅盘》一书是他的代表作。他的最大的贡献是将《俱舍论》和《成唯识论》译成法文，同时还校订《入菩提行经》、《菩萨地品》、《入中论》、《唯识二十颂》等经书，编辑了《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蒲山的学生拉摩特致力于《大智度论》的研究，曾经将此论译出大部分，并做了详细地注解，引起学术界的注目。他所着的《印度佛教史》又因内容广泛，时间跨度长，为学者重视。现代学者魏查理（Charls Willemen）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根特大学中文系主任，撰写过《法句经》、《法集要颂经》、《阿毗坛心论的研究》等书，论文有《六法发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研究》、《善无畏三藏的印度名字》等等。他对部派佛教之一的说一切有部有很独特的研究，认为中亚的菩萨乘出现，是说一切有部推动的。他在美国、日本、印度、西欧诸国讲学，培养了数百名学士和十名博士，其中有二名是中国留学生。现被印度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学校聘为客座教授。

　　五、俄罗斯 沙皇一世彼得大帝亲自下令收集藏、梵、中亚等各国文字的佛经抄本，还利用公开的外交途径或“考察队”的形式到中国各地搜集资料。1905年奥得尔捷夫和1914年奥尔布格等人先后在敦煌盗走部分汉译佛典。另一些人则在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窃取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据前苏联科学院已经公布的资料，数目达1243号，但据日本学者的统计，约为一万余号，占敦煌文书的总数四分之一。由于沙俄政府占有了这批资料，在皇家科学院内组织了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使得俄国的佛学研究与英法德等国并驾齐驱，出版了佛书文库，出现了像罗森堡、彻尔巴斯基这样的佛教大学者，俄罗斯的佛学在他们的领导下，最终形成了欧洲的彼得堡学派。

　　1919年，罗森堡经过对《俱舍论》的研究，发表了《佛教哲学问题》。彻尔巴斯基（Th．Stcherbatsky），1866年出生于俄国，专攻梵语佛教，在藏文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校订过大乘佛典《现观庄严论》八千颂及藏文本《俱舍论》（单品）。在因明研究方面他尤有成绩，撰成二册巨着《佛家逻辑》（Buddhist、Logic）不朽之着，现已译成汉文出版。1923年着有《佛教中心概念以及达摩（法）一词之意义》，汉译本、日译本名《小乘佛学》。1927年着《佛教涅盘之中心概念》，汉译本、日译本名《大乘佛学》或《佛家涅盘论》等书。1942年逝世。彻尔巴斯基的研究方法是“于语言分析和概念分析”，认为“法”的观念是佛教教义的中心，依照这一观念，可以知道佛教是一个从基本原理发展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理论。70年代以后，为了与美国对抗，前苏联对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研究加强，像佛教与国家政治关系、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佛教等等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1989年，前苏联解体，俄罗斯与中国接触增多，对藏传佛教和中国大乘佛教的研究投入增加。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最主要的佛学研究单位，土尔卡诺夫曾经出版过关于唯识学的研究著作。此外，莫斯科大学、布尔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也是研究佛教的主要单位。

　　六、其他欧洲国家 20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发展很快，佛教作为东方学的一支尽领风骚。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国家外，佛学研究在整个欧洲都有分布。对藏传佛教研究最早的是匈牙利学者乔玛，他在西藏住了7年，回欧洲后撰文介绍了西藏和藏文佛经。现在意大利的藏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1896年，那不勒斯大学的洛伦佐已经开始研究巴利文经典，将《中阿含》译出124部，还译出了南传佛教的基本教义问答读物。本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杜齐多次到我国西藏弄走大量经卷文物，并对这些经卷文物做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蒙藏佛教史》（1967）、《西藏宗教》（1980）等，还对一些梵文经典做了校勘，使他成为世界知名学者，其担任所长的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藏学中心。1855年，丹麦学者福斯博尔第一次将《法句经》译成拉丁文，以后又将《本生经》译出6卷，对推动欧洲的佛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后福斯博尔又和他人一起编纂了《巴利语辞典》。特伦克内尔和亨德里克森在丹麦皇家学院的支持下再一次编辑了《精密巴利语辞典》。哈尔对西藏的语言——象雄语的研究处在世界领先水平。1895年，荷兰的柯恩将《妙法莲华经》译成英文，后来又撰写了《印度佛教手册》、《印度佛教史》等书，他是欧洲研究大乘佛教的先驱。许理和出版了《佛教征服中国》巨着，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特点。此书已经译成中文。现在乌特莱希特大学的维特则对法称和印度哲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在藏传佛教方面则有狄雍，他撰写了《米拉日巴传》，对《辨中边论》也有自己的看法。奥地利的着名学者是弗劳瓦尔纳，他以研究佛教逻辑和哲学为重点，撰写了《原始毗奈耶与佛典的起源》，创办了《维也纳南亚东南亚学刊》。其弟子斯泰因克尔内尔继承乃师的衣钵，专于法称的哲学。内贝斯基对西藏的文献和民俗有深入的研究，发表的着述有《对西藏造像的一个贡献》和《维也纳人类学博物馆藏文木刻本和手抄本书籍》等。

　　本世纪以来，一些亚洲的佛教僧人和学者到欧洲定居，他们将佛教的典籍译成西方语言文字，并撰写了佛教的著作。由于他们自幼受到佛教的薰陶，又学习了西方语言文化和治学方法，因此对佛教的理解和佛经的翻译，既得心应手，又释义准确，这些着述无疑也对欧洲的佛学研究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七、美国 对佛学的研究美国晚于英法德等国，但后来居上，现在影响最大，成果最多，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群体。美国人对南传佛教的接触，可以说很早。1894年保罗·卡罗斯在美国出版的《佛陀的福音》一书，选用的材料就是来自上座部佛教。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会上斯里兰卡僧人达磨波罗作了演说，呼吁人们要对佛教重视，佛教渐渐为人所知。1895年，一群关心宗教的人在纽约成立了灵智会，不久摩诃菩提会美国分会成立，出版了南传佛教着名论书《清净道论》，表明南传佛教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此时由哈佛大学瓦伦为首，朗曼、克拉克、印格思等人参加编纂的《哈佛东方丛书》，译介了多部佛教着述。朗曼的老师是惠特尼，曾经编写了《梵语语法》，对学习和研究梵文起到过重大的作用。朗曼主攻印度文学与梵文，受聘为哈佛大学教授，编纂了《梵文读本》。1890年朗曼被任命为美国文献协会主席，同时又是外国学术委员会委员，他极力关心丛书的出版，已出版的《佛经翻译》、《法句经注释》和《经集》被认为是最好的译本，他本人也被誉为是“美国的麦克斯·谬勒”。《哈佛东方丛书》的出版，标志了美国的东方学界与欧洲的学术界并驾齐驱，为现代美国在东方学领域居于领先的地位打下了基础。耶鲁大学的埃杰顿编辑了《佛教混合梵语：文法与辞典》，哈特编写了《梵语速成学习法》。史达尔对佛教因明学，兰卡斯特对耆那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都有精到的研究，近年来又致力于电子版大藏经的录入。A.K.纳拉因曾任联合国世界佛教研究会秘书长，与世界佛教学者相熟，重点是研究中亚丝绸之路的佛教，曾经培养了数名华人博士。50～60年代，禅宗研究在世界风靡一时，渗透到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亚米斯的《禅与美国思想》（1962）、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门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美国的禅宗披上了新大陆的形式，有所谓的颓废禅、杂烩禅、方禅和禅外禅等。此外，为了配合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学术界还大力开展了对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现状调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东南亚、南亚诸国与宗教关系的丛书。哈佛大学世界研究中心威尔奇发表了三部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国佛教的实践》（1967）、《中国佛教的复兴》（1968）、《毛泽东统治下的佛教》（1972）。此外还发表了《对中国佛教的重新解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佛教》等文。卡胡帕卡纳和赖特等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中观学和中国佛教史上的研究表现不俗。日裔学者北川是美国宗教学界的知名人士，他对佛教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发表过《佛教与僧伽》、《今日台湾佛教》等。50年代以后，在美国的华裔学者表现突出，如陈观胜、巴宙等人。由于他们对祖国传统宗教文化有深深地了解，又懂得西方的文化，在推进中西宗教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有些人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学者的行列。陈观胜的有名著作是《佛教的中国转化》。巴宙曾经留学斯里兰卡，到美国后对南北两传佛教作了比较研究，曾将南传的经典《弥兰陀王问经》校订后译成中文出版。

　　此外，在美国有很多华人佛教徒，他们对学术研究也倾其全力。1970年沈家祯创世界宗教研究院，其图书馆被认为是佛教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越2年建“菩提精舍”，该组织主要为研究佛学的人提供方便，具有学术性。1975年台湾名僧圣严法师在纽约建立了中华佛教文化馆，下设三学研究院和禅中心，发行《禅道通讯》和《禅杂志》刊物。净海和永惺法师在休士敦建德州佛教会，讲授佛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人洛克维尔两次到西藏探险，回国后写作了《喇嘛之国》（1891）、《西藏》（1891）、《释迦牟尼传》（1907）、《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朝的关系》（1910）等书。继之有尼达姆编辑的《耶鲁大学所藏的西藏文资料》（1960）、《西藏文物》（1960）等。韦曼是治藏传佛教最有成就之人。他撰写的重要作品有《佛教的创建与怛特罗传统》（1962）、《佛教怛特罗中的女性活力的象征主义》（1962）、《佛教与佛教混合梵语中的梵语》（1965）、《克珠杰的佛教怛特罗原理》（1968）、《佛教怛特罗的早期历史文献》（1968）、《佛教中观派的贡献》（1969）、《佛教怛特罗：对印度——西藏密教的解释》（1973）、《教义之争与桑耶寺的辩论》等。鲁埃格的《关于西藏和佛教研究的一个新贡献》（1962）、《觉囊派：佛教本体论者的一派（1963）》、《关于印度和西藏佛教与“宗教基质”的报告》（1964）、《布顿法师传》（1966）、《关于西藏和蒙古宗教的最新研究》（1975）。埃克沃尔的《西藏的宗教习俗》（1964）。1958年，蒙古僧人旺格格西在新泽西建立了第一座藏传佛寺。旺格曾在拉萨取得过格西的学位，1955年抵美，以讲授蒙、藏文为生。寺院建立后不久，吸收了几位从印度来的喇嘛，香火逐渐兴旺。到70年代初，又新建美国佛学研究所，1973年翻译出版了噶当派和格鲁派的教义集成。旺格主要承继格鲁派学说，所以有人称他为美国格鲁派的开山祖师。宁玛坐禅中心是土尔库于1969年在加州贝克莱分校建立的一个宁玛派佛教的组织。土尔库熟悉密法，精研教义，吸引了一些人，又陆续开办了宁玛佛学院、佛法出版社、宁玛乡下中心、甘珠尔与丹珠尔印经计划等组织，介绍了西藏的传统佛教文化。在美国凡是与东方语言文化相联系的大学和研究所，都与佛学研究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像哈佛大学宗教系、耶鲁大学远东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威斯康星大学南亚系、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等都有研究佛教的学者。着名学术刊物有《世界佛教研究会会刊》、《东西方哲学》、《中西部佛法》、《宗教》、《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美国人类学者》、《金莲》等。

　　此外，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有一些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如加拿大的华裔学者冉云华对中国禅宗有很多的研究。澳大利亚的狄雍对世界的佛教研究评论非常有名。

　　第二节 亚洲佛教学研究①（本节不涉及中国佛学的研究。）

　　产生于亚洲的佛教，曾对亚洲各国的宗教和文化产生过深刻地影响，并成为各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18世纪以后，不少亚洲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以往亚洲地区传统治学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佛学研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一、日本 18世纪日本开始进行明治维新，派遣学生到外国留学和考察，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佛教界也在这个背景下，纷纷派人到欧洲和印度等地学习、考察。1876年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大谷派南条文雄受遣到英国牛津大学随麦克斯·缪勒学习比较宗教学，重点是梵语和梵文原典研究，他在学习期间整理了佛经目录，撰写了《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的博士论文，这是采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来研究佛教的最早成果，南条本人也成为日本引进西方宗教学研究法的先驱之一。他回国后，在东京大学教书，培养了不少日本的新人。1890年高楠顺次郎也跟随麦克斯·缪勒学习，回国后仍在东京大学教书，培养梵语和巴利语人才，同时又编纂辞书和丛书，主持《大日本佛教全书》和主编翻译《国译南传大藏经》，出版刊物，撰写文章，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进行了多项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有九卷本全集面世。此后还有净土宗的渡边海旭、荻原云来、姊崎正治等到德国学习，他们同样在印度佛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这时在国内的学者原坦山、井上圆了、村上专精等人的佛学研究同样有名，村上专精撰写的《日本佛教史纲》已在中国有了汉译本，他是日本近代佛教史学的奠基人。日本研究印度佛教有成就的学者还有前田慧云、木村泰贤、赤沼智善、宇井伯寿、中村元和平川彰等人。木村泰贤是高楠的学生，着有《原始佛教思想史论》、《小乘佛教思想史论》、《大乘佛教思想史论》和《印度哲学宗教史》（与高楠合着）。宇井伯寿毕业于东京大学，又到德国、英国留学，对印度哲学和中日佛教都有研究，着有《印度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他对释迦牟尼的出生年考证，影响很大。中村元研究印度宗教哲学的范围很广，还对东西方思想的比较有特别的研究。平川彰除了治印度哲学以外，在佛学研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佛教方面的成绩最显着。境野黄洋的中国佛教研究对中国学者影响很大，在中国最早出版的关于中国佛教史的著作就是他撰写中国佛教史的译本。常盘大定曾经五次到中国考察，拍摄和记录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例如山西净土宗祖庭玄中寺就是他考证出来的。望月信亨是研究佛教经典的专家，他主编的《望月佛教大辞典》至今仍是内容最全的辞书，经常被学者使用。他对净土宗的研究和疑伪经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影响的。矢吹庆辉对三阶教的研究是公认的最好成果，所着的《鸣沙余韵》是敦煌文献的结集。塚本善隆对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的《肇论研究》和《慧远研究》是这方面的精品。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通史研究著作是大学生的课本，他和牧田谛亮对中国佛教的民俗也有很多的论述，后者对疑经的研究也有影响。镰田茂雄撰写的8卷本中国佛教史，目前已经出版5卷，台湾译出了前3卷。另一本《中国佛教简史》则在大陆译出。他还是研究华严宗和宗密的专家。

　　在世界禅学研究的论坛上，日本的禅学研究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不光是出的成果最多，最有影响，而且研究问题也最细。忽滑谷快天是日本早期禅学的集成者。1884年他入东京曹洞宗大学（现名驹泽大学）致力于曹洞宗学的研究，1911年冬奉曹洞宗当局之命赴欧美考察宗教及学术。1919年担任曹洞宗大学教头，后任该校校长。192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出任驹泽大学校长。一生着述甚丰，有《禅学批判论》、《禅学讲话》、《禅之妙法》、《禅家龟鉴讲话》、《清新禅话》、《参禅道话》、《乐天生活之妙味》、《达磨和阳明》、《养气炼心之实验》、《禅学提纲》、《信仰和民力》、《禅的理想和新人生的曙光》、《禅学思想史》、《普劝坐禅仪》、《朝鲜禅教史》等十余种。其中《禅学思想史》是他的禅宗研究成就的代表作。全书体系庞大，分为“印度部”和“中国部”两大部分。印度禅学论述了”外道禅”（婆罗门教和数论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渊源，旨在说明佛教的禅法是源于《奥义书》等古代印度哲学名着，但有发展。”中国部”是全书研究和论述的重点。他按禅学的发展脉胳，分为六编：第一编为“准备时代”，时限从东汉末安世高到北朝梁武帝时的菩提达磨来华，论述了这一时期禅法经典的译介情况。第二编为“纯禅时代”，指从达磨至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时止，论述了禅学的发展（禅宗的酝酿）和禅宗的形成的发展经过。第三编是“禅机的时代”，从慧能圆寂至五代末时止，论述了禅宗各分支的形成历史和各支的宗教风格。第四编是“禅道烂熟的时代”（前期），主要论述北宋禅宗的发展特色。第五编是“禅道的烂熟时代”（后期），主要论述南宋禅宗的发展特色。第六编是“禅道变衰时代”，论述了元代到清乾隆时期禅宗逐渐衰败的情况。他晚年着的《朝鲜禅教史》讲述了禅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入和发展，突出各个不同时期的佛教事件和重点人物。忽滑快谷天在禅宗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铃木大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现代日本思想家和学者。1870年他出生于日本名川县金泽市。1891年入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并在这一年参访圆觉寺今北洪川禅师，对禅宗发生兴趣。又拜新任总管宗演禅师参禅，进东京帝国大学。1893年随宗演大师赴美参加世界宗教大会，担任翻译。1897年赴美留居拉萨斯，担任编辑，在美期间翻译了《大乘起信论》、《老子道德经》等名着。1909年回国任学习院讲师，兼任东京普国大学教授，讲授英文及佛教禅学。1921年任京都大学教授，创设“东方佛教学会”，发行《东方佛教》季刊。1933年因《楞伽经研究》（英文）一书而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去世。铃木大拙对禅学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对禅宗历史的考证，即利用敦煌发现的禅籍校核禅宗历史上的疑团。他先后撰写了《敦煌出土少室逸书》、《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等著作。1934年他与胡适在北京大学进行了面对面讨论，认为《坛经》的作者是六祖慧能。另一方面是对禅学思想的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主要有《禅学入门》、《禅与念佛心理学的基础》、《神秘主义与禅》、《禅与日本文化》、《禅与生活》、《禅学随笔》、《禅问答和悟》、《禅佛教论集》等等。铃木大拙曾这样概括禅宗的目标：“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

　　2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陆续发现的《坛经》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松本文三郎是这方面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他在《六祖坛经的书志学研究》一文里，认为敦煌本的《坛经》是唐末的本子，虽不是善本，但却为后来本子的基础。宇井伯寿在《坛经考》里，对十几种不同版本的《坛经》进行考证，指出《坛经》有敦煌本、惠昕本、德异本或宗宝本三大系统。柳田圣山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对敦煌本《坛经》的作者、形成做了考察，认为《坛经》是牛头禅派与神会禅派互相影响的结果，作者法海原是牛头派禅僧，后来被说成是慧能的弟子。《坛经》编纂时间当在《曹溪大师传》与《宝林传》之间。后来他又进一步认为，《坛经》实在是从神会的《坛语》发展而来的，“敦煌本《坛经》正是开元初期神会的新佛教运动的纪录”，可以看作是“八世纪禅佛教思想史的成果”。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还于1978年发表了《慧能研究》一书，将有关慧能的十八种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比较研究，是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日本学者对敦煌禅籍中冠以菩提达摩之名的语录和其他早期禅宗文献进行了研究。铃木大拙认为《二入四行论》一文中，第一、二部分为达摩所说，第三部分为慧可所述。宇井伯寿认为大部分为慧可所述。柳田圣山则认为，前二部分为昙林所传，与慧可无关，第三部分为达摩和慧可师徒间的问答。对《观心论》，神尾（弌）春认为由神秀所撰，铃木大拙则认为是达摩述，弟子记录而成的。对《绝观论》，久野芳隆和关口真大认为系牛头法融所作，铃木大拙则认为是达摩所作。此外，日本学者还整理了《达摩禅师论》、《修心要论》、《大乘五方便北宗》、《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禅籍，推动了早期禅宗，特别是北宗禅的研究，使禅宗的历史变的更加清楚。1926年胡适校订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一书，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于是也开始进行了有关神会的研究。石井光雄和铃木大拙等人都对神会资料做了研究，出版了校本。日本学者还对许多敦煌的禅宗典籍进行了重点研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铃木大拙的《敦煌出土少室遗书》、《校刊少室遗书及解说》、《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三》等；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二禅宗史研究》对禅宗的禅法、宗派及《坛经》等有不少研究；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对与达摩有关的资料做了详细的梳理；筱原寿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禅》和田中良昭的《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对敦煌禅宗典籍做了全面论述。1969年，日本学者编写了20卷《禅的语录》，对中国禅宗的代表著作进行了译注，其中包括新校订的原文、日本训读、现代日语译文、注释和解说，介绍了各书的原作者、编写的时代背景、书的内容和特色、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及各种版本等内容。柳田圣山主编的《禅学丛书》，收集了朝鲜和日本发现的一批禅宗典籍。近年研究禅宗的著作还有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的研究》、铃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等。1978年日本出版了《禅学大辞典》，收词汇32000余个，包括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的禅宗历史、思想、人物、着述等内容，还附有禅宗史迹地图、法系、年表、禅籍分类要览等。此外，日本学术界还编纂过5套南北大藏经，各种佛教辞典和年表、索引等工具书。日本的着名佛教学术单位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最为有名，此外，各个佛教派别办的佛教大学，如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立正大学、佛教大学等也以研究某一宗派或某一方向而闻名于世界学术界。日本的佛教刊物非常多，重要的学术刊物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日本佛教学会年报》等等。

　　二、韩国 本世纪初韩国的佛教研究开始走上新途。从1912年到1959年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始发期。1917年问世的权相老的《朝鲜佛教史》和翌年出版的《朝鲜佛教通史》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此二书按编年体形式，将韩国的佛教历史进行了梳理，材料丰富，但在观点和分析上还不够深入，仍然带有旧时期史学的特征。以后，金包光的《朝鲜佛教史稿》作为院校教材而被使用。40年代末，东国大学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该校佛教研究室编的《新罗佛教全书·藏外杂谈》是韩国资料整理的开端。1960年至1979年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展开期，这时韩国的佛教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从欧美等国留学回国的学者，成绩突出，改变了以往的研究受日本的学风影响较大的情况。李箕永是留学比利时的学者，他对佛教论藏哲学的研究有较高的水平，对元晓的哲学思想有一定的研究，一生撰写了有关佛教的著作百余篇本。还有李民庸的《关于弥勒思想的研究》，以及金瑛泰的《新罗真兴王信佛思想研究》、朴贵出的《关于圭峰禅师禅教一致论》等文，是这一时期的优秀成果。除了佛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外，在佛教宗派的研究上也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禅宗的研究，表现突出，像禹贞相的《关于西山大师的教禅观》、韩基斗的《关于韩国思想史中的三宗禅和二宗禅的论争点》，《高丽后期的禅思想》、安启贤的《曹溪宗和五教两宗》、崔昌植的《关于高丽时代禅宗清规研究》、金瑛泰的《高丽曹溪宗名考》等文，都对韩国佛教的主流宗派——曹溪宗的研究具有专题性的意义。此外，对其他宗派，也有不少文章面世。如安启贤的《新罗净土教诸问题》、金智见的《新罗华严学的谱系及思想》，《新罗华严学主流考》、崔炳宪的《天台宗的建立》、黄成基的《圆测的唯识学说研究》、吴亨根的《元测的和思想》、高翊晋的《西明唯识的基本立场》、朴泰和的《新罗时代密教传来考》、朴弼奎的《关于密教的特质及在韩国传播》、金在景的《新罗密教修行及其性质》等文。在佛教民俗和仪礼方面的研究也有深入地开展，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所有这些，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0年以后，韩国的佛学研究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正是韩国经济进入繁盛的时期，为韩国的佛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使佛学研究和出版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韩国的学术界出版了像《佛教百科全书》、《韩国佛教全书》等系列工具书和资料集成，基础研究得到了加强，推动了佛学研究深入。除了传统的宗派研究继续进行之外，韩国学者对当代的佛教予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本世纪上半叶殖民地时期的佛教研究，有南俊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佛教革新运动研究》、韩钟万的《韩国近代民众佛教的理念及传播》和韩龙文的《朝鲜佛教维新论》、俞镇采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寺刹土地所有关系研究》等文，这些文章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认识理念、理论建设等作了回顾，冷静地看待过去。密教的研究在这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发表的文章有郑泰赫的《关于韩国佛教的密教性质的考察》、《高丽时各种道场的密教性质》、金瑛泰的《三国时期的神咒信仰》、佛教文化研究院编辑的《韩国密教思想研究》、徐润吉的《韩国密教思想研究》、金容焕的《关于佛教的真言研究》等。这些研究重点是在韩国密教的理论、仪式、思想等等，尤其对考察韩国佛教的民俗化过程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韩国佛教的哲学研究也有了加强，如金瑛泰的《百济的佛教思想》、李南英的《高句丽的佛教哲学》、李箕永的《新罗佛教哲学的传播》、李钟益的《高丽的佛教哲学思想》、徐京洙的《朝鲜后期的佛教哲学》等。在韩国佛教理论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发表，如赵容吉的《现代往生论考》、朴虎南的《佛教基本戒律表现的实践思想》、韩基斗的《韩国佛教思想的研究》、法性的《关于韩国僧家的反思》、朴善友的《韩国佛教伦理对韩国社会的影响》等等。这一时期韩国佛教的美术研究的成果是显着的，出版了文明大的《石窟岩佛教造像研究》、洪润植的《韩国佛教美术》、郑炳浩的《韩国石灯样式史研究》等等。此外，有关韩国佛教文学和经版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韩国的佛教大学最着名的是东国大学，圆光大学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庆应大学等各个学校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机构。佛学刊物有多种。

　　三、蒙古 本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取得革命成功，佛教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无神论信仰是社会思想的主流。下半叶后，蒙古国的社会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佛教的活动开始恢复，佛学的研究也随之开展。Ч·珠格德尔院士对蒙古佛教哲学进行了研究，他将佛教哲学在蒙古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18世纪的注释阶段，代表人物有咱雅班弟达·罗布藏波尔莱（17世纪）、松巴堪布·益西班达（18世纪）、拉然巴·阿旺丹德尔（18世纪末～19世纪初）、格西·罗布桑楚勒特木（18世纪）。他们对古印度和西藏的哲学遗产做了注释和整理的工作。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的改革阶段。代表人物有堪布·阿姆海都布及其门生阿旺巴登、呼图克图·丹津拉杰、日然巴·丹达尔、嘎布合·达木丁等人。他们都是具有爱国热忱的喇嘛，提出要求清除宗教的束缚，改革宗教学校的教育，改造佛教理论，引进西方的文化及哲学体系。Ч．珠格德尔还撰写了《3.阿旺丹登的哲学观》一书，分析了蒙古哲学的背景和佛教哲学的适应环境，指出正由于落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知识水平，造成了蒙古佛教哲学不发达的原因。Щ·鲁布桑旺丹院士对中观哲学做了较深入的研究。Γ·鲁布桑策伦探究了龙树的方法论，认为龙树的哲学将空看作无定性的质，以此证明空是离开感知对象和现象，离开具体特征和关系的高度抽象。龙树始终坚持同唯理主义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作斗争。T·索德诺木达尔根分析了蒙古佛教思想家阿旺丹达尔的佛教逻辑。Γ·勒哈格巴苏伦研究了19世纪的蒙古思想家和诗人丹津拉布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Щ·达格瓦道尔吉撰写了系列的佛教知识读物，指出了喇嘛在革命前的蒙古社会中的落后作用，以及研究了宗咯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关于人的思想。此外，还有一些蒙古佛教史、佛教医学和现代佛学的问题得到了讨论。

　　四、越南 佛学研究在越南早期主要受到法国学术界的影响，因为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50年代以后，越南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佛教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陈文呷的《越南佛教史略》，对越南的佛教历史勾出了线条。以后有讨论古代中越佛教僧人的论文发表，但所引的材料皆为中国史料《高僧传》的记载，也有信仰者写过佛教史一类的著作。1978年以后越南学术界开始对佛教的研究做了不少的工作，由越南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阮才书主编的，发表在哲学杂志上连载的《越南佛教史》一书，是学术界的重大成果。此书系越南学者写的第一本用科学的方法来公正地讨论越南佛教的著作，系统地介绍了佛教传入越南一直到本世纪的佛教活动。阮才书50年代曾经在中国留学，长期研究中国的哲学和宗教，因此对中国的史料比较熟悉，并大量地利用了越文史料，特别是抓住了禅宗、净土宗这二个在越南佛教中最有影响的宗派为线索，同时也强调了中国佛教传入到越南以后发生的民族化衍变历史，论述客观，实事求是，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越文版重印二次，并已经被译成了英文发行。此外，有关越南的佛教寺院画册也得到出版，比较集中地介绍了越南现存的寺院，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佛学研究现在在越南社会科学界中非常流行，许多大学都有学者和研究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重要的学术机构是越南国家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呋喃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主要刊物是1999年刚创刊的《宗教研究》。

　　五、老挝 过去老挝是一个内陆国家，只有初级教育学校。佛教寺院是国家最基本的学校教育场所之一。本世纪以来，老挝长期受到战争的影响，佛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成果面世。1975年老挝独立以后，佛学的研究主要与社会政治相结合，老挝佛教联合会会长坎丹法师专门撰写了《老挝僧侣与革命》、《政治与佛教》、《佛教与社会》几书，为新的社会制度从佛教理论上给予解释。他说：“如果联合会的成员正确应用佛的教义，遵循其道德，就能成为革命性变革的参与者，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另一位着名僧人鲍禅则认为：“佛陀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自己一无所有。”在佛教界出版的一些刊物中还对佛教教义的基本概念赋予了新的内容，如将“西方世界”解释为世间的美好；地狱是现实中的磨难，可以被转化；勤奋工作是善的来源，伤害他人的心灵是恶的表现，等等。除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的讨论之外，还曾经流行过其他的思想流派。万象巴利高级学校校长摩诃·坎奋·披罗风针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传统宗教文化丧失的现象，提出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张。在他的一系列着述里，高度赞扬佛陀教法，赞美佛陀生平、佛教仪礼与节日以及老挝传统习俗和道德等等主张。居士胡·阿帕伊等人受现代西方思潮的影响，推崇改革。认为对老挝传统宗教需要重新认识、补充和改革，使之适应现代社会，为此，需要革新教义，改革仪礼，重建僧伽，开办佛教学校，编纂符合现实社会需要的新教科书，普及佛教育，选派优秀僧人出国学习，使佛教更好地和现实社会结合在一起，改变以往那种佛教徒光是追求自我解脱涅盘，忽视社会的冷漠态度和利己主义的做法。改革派的主张自50年代后一度影响甚大，他们提出的很多主张都得以实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族联合党主席蓬·苏万纳冯等人对上述两派主张采取了折衷调和的态度，试图把无神论与原始佛教、现代科学和佛教教义统一起来。他们提出天堂就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涅盘是死亡的存在，地狱就是现实世间，它既无幸福也无苦难。神和精神都不存在，人类世界没有一项是实在的。他们还用佛教因果理论来解释自由问题，用佛教五戒说来解释社会公正原则。万象僧人摩诃·帕·阿难陀（1911～1968）为首的佛教复兴派是来自国内僧界的代表。此派在总体上强调佛教的传统性，要求回到佛陀的昔日时光，被认为是老挝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但在局部问题上又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社会，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革，特别是在佛教教育和慈善福利事业方面做些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阿难陀17岁时皈依佛教，系统地学习了佛教理论和禅定实践，并且游历了不少佛教国家，汲取了不少佛教知识。回国后力倡佛教复兴运动，建造寺院、创办佛教学校、发行刊物、成立佛教组织、孤儿院和青年修炼中心等，他还撰述佛教论文、专着多本，对老挝佛教复兴运动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六、柬埔寨 50年代是世界佛教全面复兴的时期，新独立的柬埔寨在政府的扶持下，掀起了一个佛教活动热潮，与世界佛教复兴运动呼应。柬埔寨过去没有高级佛学院，培养高级人才都要到泰国或越南等国。1955年国内建立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苏拉马里特佛教中学”，普及培养佛教初级人材。1959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学正式落成。该校为柬埔寨佛教高等学府，学僧来自僧界，考入此校学习3年者可获一般毕业文凭；再学4年者，经考试合格可获学士学位；已获学士学位继续深造，通过答辨可获博士学位。至此，僧人教育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教育体系。学僧在校既要学习传统佛教理论和语言知识，还要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实践禅修活动，以培养行解双优的佛教人才。1968年编纂翻译了近40年的高棉文佛教三藏终于全部出齐。这部高棉三藏共11O卷，其中律藏13卷，经藏63卷，论藏34卷。1969年4月1日国家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仪式。现代柬埔寨着名僧人学者有：章纳法师（Preah Chuon Nath，1833～1969），曾于1948年起担任大宗派僧长达20年之久，对古代和现代语言有精深地研究，所编纂的高棉文字典最为着名。胡达法师（Preah Hout Tat，189l-），曾任西哈努克大学校长，1970年继任大宗派僧长，还担任了三藏编译委员会主席，为高棉文三藏编译工作立下了功勋。乔摩法师是一个丰产的作家，一生致力于佛教知识的普及工作，而且对现实存在之问题，根据佛教教义提出可行的答案，主要译撰有：《治国知识必读》、《生命之问题，据佛陀和学者而言》、《涅盘的概念》、《戒律的概念》等11部。潘卡法师是最着名的佛教史学者，擅长于佛教和印度教的研究，着有《柬埔寨佛教》、《高棉文化与文明》、《吠陀、婆罗门、印度教教义》和《高棉与印度文化、文明》等等。

　　七、泰国 佛教在泰国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信仰，但是泰国的现代化的佛学研究则起步较晚。1871年以前，泰国没有大学，所有的教育几乎都由寺庙承担的。本世纪初，泰国实行了政治改革，开始学习西方现代制度，作为传统的思想——佛教的诠释，开始与西方的学术结合。1916年，泰国开始有了大学，但佛教研究的单位似乎还没有。1933年，泰国皇家学院成立，出版过佛教与科学关系的书籍。1950年，泰国的佛教徒到印度学习，回国以后，就在摩诃蒙固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开展了从哲学角度来看待佛教的研究，他们把佛教看作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流派，用分析论证的方法来理解佛教。过去泰国传统一直相信佛教存在着物质的地狱和天堂的教义，但是在引进现代西方科学之后，人们愈来愈多地理解地狱和天堂是精神层面的内容，涅盘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的。一些政治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佛教，认为佛教是“无法解决泰国问题的一种唯心主义”。教育学家则希望以佛教为基础来发展教育思想。据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间，泰国发表的哲学类着述共2113项，其中属于佛教的有1254项，内容涉及了佛教伦理学、形而上学、佛教人门和其他领域等。而在泰国哲学学科内，佛教学是单列出来的，与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并列，说明佛教在泰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代泰国最大的佛教思想家是佛陀达沙比丘（Buddhadasa）。他的父亲是华人，祖籍福建，母亲是泰国人。他1906年生于泰国南部地区，8岁曾入寺受教，以后继承父业经商。21岁时正式出家，修习禅法。1923年成为一名佛教教师，翌年赴曼谷深造，并在亲友资助下，成立了修禅打坐的“解脱园”。主要着述有《布施》、《菩提树的心木》、《关于上帝、业和非自我的问题》、《涅盘》等多种，还将中国佛教禅宗典籍《坛经》和《传法心要》译成泰文。佛陀达沙思想敏锐，不囿传统，好发议论，自成一家，在现代泰国佛教中影响甚大，被称为“南传佛教自5世纪觉音着《清净道论》以来的集大成者，以现代观点深入而系统地重新诠释上座部佛教教义”。由于他对佛教的卓越贡献，曾获泰国“暹罗学会”的徽章，1980年泰国僧王亲自为他颁发了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成为当今泰国最高爵位的比丘之一。

　　佛陀达沙把佛教的“四谛”解释为：“事物本质自身，本质的法则，人的行为与本质的法则相一致的义务和因这种行为而获得的利益。”由此出发，他对上座部佛教的“涅盘”和“轮回”作了新解，认为两者之间并不绝对对立，涅盘在轮回中得到体现，与生俱来俱去；苦难与欢喜同时相依存。它们出现在哪里，势必也在那里消失，并不伴随着生灭之作用而分别。此外，泰国学者维特·维萨达维特还着有《佛教中的非自我》、西提·布因着《佛教社会学》等书。

　　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是研究泰国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原名李光荣，“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是泰国国王授予的爵位，笔名“沙天哥色”。他生于1888年12月14日，祖籍广东潮州。年轻时依靠自学成才，曾在海关工作，后到国家艺术厅工作，曾任艺术厅长、皇家研究院院长，先后在朱拉隆功大学、政法大学、艺术大学任教，被授予名誉教授、文学和考古学名誉博士，并被选为泰国正史编纂委员会及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泰国教科文组织委员、暹罗学会会长、历史考证委员会主席、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考察人等重要职位。多次获得泰国国王授予的“白象”等高级勋章和“披耶”等头衔。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一生著作达200余种，重要的有《文化与人类》、《印度支那半岛古代史》、《泰族古代生活》、《民族、语言、文化》、《语源学》、《泰族固有习俗集成》、《回忆泰国、回忆生活》、《语言学》、《比较宗教》、《泰国传说研究》，主编《泰语辞典》和《泰国大百科全书》等。丰硕的成果，使他成为公认的“泰国文学和语言界的权威”。他的著作现已有中译本。此外，弯歪塔雅哥亲王对泰国佛教艺术有深入的研究，是世界知名的佛教艺术学者。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故在泰国研究佛教是人文科学界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摩诃蒙固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是最主要的佛教大学，重要的刊物有《泰国通讯》、《暹罗学会学报》、《佛法》月刊，英文版《吠舍住节》专刊和《法言》书刊等。

　　八、印度 11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逐渐衰亡。1750年以后，印度各地发现了不少石刻铭文石柱，但是人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837年，印度殖民政府孟加拉官员伽米·彭斯根据英国学者特纳对斯里兰卡的《大史》的研究，成功地破译了一些铭文，并把它们译成英语，为世人开始知晓。1874年彭斯主持了印度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考古，在1883年写出了《佛教寺窟和它们的铭文》知名著作。与此同时，曾是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与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当时法国学者M·斯坦拉·鞠林翻译出版了中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枯宁汉姆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出版了考古报告。1870年他再次对释伽牟尼成道地菩提大寺进行了考古工作，撰写了《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或伟大的佛教寺院》报告。以后他又进行了以巴忽特佛塔佛教艺术为主题的考古工作，于1879年写出了《巴忽特的佛塔》报告，找出了中印度地区的佛教遗址。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了24卷的《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以后他退休回到了伦敦，但是仍然没有停止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写出不少著作。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一时期在印度考古作出成绩的还有布格万拉尔·因陀罗杰，他在1882年于孟买附近的苏波罗塔考释了阿育王敕文，确定了这些石柱有五根年代是在公元前160年。印度学者拉尔·米特拉也在这时作出了成绩，他撰写了《孤独的菩提伽耶》、《释伽·沙伽的隐居处》（1877）和《尼泊尔的梵文佛教文学》（1882）等著作。正是由于这些考古研究的伟大发现，使印度的佛教重新为人所重，为1891年阿纳迦里卡·达磨波罗开始的印度佛教复兴活动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佛教在印度得到了复兴，作为佛学，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阿纳迦里卡·达磨波罗是斯里兰卡人，因到印度旅行，痛感佛教在印度的衰灭，于是为印度佛教奔走呼吁，使印度佛教得到了世人的重视。达磨难陀·高善比是当代出色的巴利语学者。1899年lO月，他离家到蒲那开始学习梵文和佛教，以后又到贝纳勒斯、尼泊尔、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地学习和研究梵文、巴利文、佛教等等。1907年以后，他在加尔各答大学、民族学院，孟买大学、蒲那欧洲学院等地教学。他对南传佛教的根本经典《清净道论》研究很深，曾经为之作疏，并将其译成英语。他用玛拉蒂文撰写的《圣人佛陀》一书，被译成了印地文、阿萨姆文、古吉拉蒂文、卡那塔文、玛尔亚拉姆文、奥利亚文、辛地文和泰米尔文等，影响很大。1956年印度“宪法之父”安倍德伽尔从事的贱民改宗佛教的运动，就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此外，高善比还写过其他介绍佛教的书，推动了印度人民对佛教的了解。摩诃潘迪·罗睺罗·桑科利特耶耶那是印度着名学者和作家。他曾进入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取走不少梵文佛经，写了至少150本著作，涉及了大小乘佛教、梵文、巴利文和藏文等内容，其中有不少是佛经原典的翻译，像《俱舍论》这样大部头著作，都是经他的手译出来的。菩丹特·阿难陀·库舍尔耶耶那是旁遮普人，用乌尔都文、英文和旁遮普文写作，编辑过《巴利——印地语辞典》，写过有关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的书。巴鲁博士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独特之处，曾经出版过《印度佛教哲学前史》、《阿育王铭文》（2卷本）等等。普拉巴德·禅·巴格奇，汉名师觉月，曾经写过《印度与中国》一书，对中印文化交流作了介绍。由于佛教产生在印度，故现在印度各个大学都有研究印度的学者，新德里大学中文系、哲学系、佛教系，泰戈尔大学中国学院、贝纳勒斯的那兰陀大学都是研究佛教的重要单位。佛教学术刊物有《摩诃菩提》、《佛学研究印度季刊》、《印度博物馆学刊》、《印度历史评论》、《宗教研究季刊》、《达磨》、《亚洲研究所所刊》等等。

　　九、斯里兰卡 佛教是斯里兰卡的传统宗教，古代的斯里兰卡僧人一直有注疏佛经的传统。18世纪初，斯里兰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佛学的研究开始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影响，但是佛学院仍然保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注重佛经的注疏和教授巴利语。在大学里，佛教是学生学习的一门重要课程之一。特别在哲学系，除讲巴利佛教哲学以外，还要开大乘佛教的龙树哲学和藏传佛教的课。在学术界还召开有关国际间的宗教对话、马克思主义者与佛教对话的会议等等。20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获得了独立，佛教复兴。1958年原有的维迪约迪耶佛学院（亦名智增佛学院）和维迪耶楞伽拉佛学院（亦名智严佛学院），先后升级为佛教大学。在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全斯里兰卡佛教大会，下设有研究部，组织一些学术研讨会的活动。50年代开始编纂的《佛教大百科全书》，组织了世界各国的佛教学者参加，现在已经全部完成，是一部在当代世界佛教界享有盛名的工具书。已故的会长马拉拉色克则是本世纪国际佛教界的着名人物。1899年他出生于斯里兰卡巴纳杜拉的一位印度草药医生家庭，早年习医，后改攻东方思想文化。1922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东方语言学硕士学位。1936年，他被选为全斯里兰卡佛教大会会长，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独立后他领导全国佛教徒致力于改善佛教的地位和待遇的活动，推动佛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倡议成立了世佛联国际组织，并被选为首任主席。1957年退休后，他出任斯里兰卡首任驻苏联大使，在世界上首次用僧伽罗语写作和宣读国书。1967年担任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1973年病逝。

　　马拉拉色克拉对佛教和语言有很深的造诣与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锡兰与巴利文学》，该书勾勒了斯里兰卡巴利语佛教文学的发展线索，对历史上许多重要佛教人物和佛教经典做了详细的考证，史料丰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注重佛教教育的普及工作，认为没有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知识，会使国人愚昧。他精通僧伽罗、巴利、梵、英、德、法、拉丁、希腊、俄等多种语言和其他几种印度方言，对佛学、斯里兰卡史、考古、印度学、哲学等都有独到的研究，桃李满天下，被称为“师中之师”。他还任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的主编，参加过撰写僧伽罗文大藏经的工作，编纂了《巴利语专用名词辞典》（二卷）、《英僧字典》以及对《大史》的注疏和10多部有关佛教的小册子，并在国内外杂志用多种文字发表论文百篇以上，被认为是“斯里兰卡的伟大居士之一”。

　　诃摩拉伐·真谛长老是斯里兰卡佛教在国外活动的着名僧人。1914年，他诞生于一位医生家庭，小学毕业就加入僧团，1939年成为一名教师。50年代他到欧洲弘法，以伦敦为基地热心传播佛教，经多年努力，斯里兰卡佛教在欧美增加了影响，原来一度沉寂的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再度开始工作。真谛长老认为佛教不仅是一门宗教哲学和一种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实践道德修炼活动，佛陀的教法适用于国内、国际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当今世界问题丛生，与其说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如说是根源于道德的堕落，而佛教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思想问题。1990年2月真谛逝世。他生前曾担任伦敦佛寺住持、英国摩诃菩提分会主席、大不列颠僧伽委员会主席和大不列颠大寺派僧团长老，通晓梵、巴利、僧伽罗文，曾在欧美、斯里兰卡、日本、印度、加拿大等地学院或大学讲学或开过佛学讲座，有《佛陀之道》、《佛教徒伦理》、《佛理入门》等著作留世。

　　罗睺罗（1907～1990）教授是斯岛着名佛教学者，他少年落发出家，以后又在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哲学博士，并先后在斯里兰卡、印度、法国、美国等多所大学研究和讲授佛教。罗睺罗着述等身，重要的著作有：《锡兰佛教史》、《真理的弘扬》、《佛教徒的命运》、《禅和驯牛》、《佛陀的启示》、《西方世界的佛教》等数十部。他通晓大乘、上座部学说，又懂僧伽罗、梵、巴利、英、法等文字，研究佛教屡屡有新意，被学术界公认为佛教学权威，他主张佛法不离世间觅求，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为多数人的利益奔走呐喊。他认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佛教也不能一成不变，应该适应形势而调整、发展，有革新的思想。由于他对佛教研究作出卓越贡献，1965年斯里兰卡佛教僧伽大会授予他“三藏大师”的称号。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辑出版了《祝贺罗睺罗的佛学研究》一书，总统贾亚瓦德纳亲自参加该书首发仪式，表达对他的敬意。现在他的很多著作被译成法、德、西班牙、意、中、缅、泰、僧伽罗、泰米尔、越南、英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

　　此外A．W．P古鲁吉（1928～）也是当代佛教界有名的学者。他曾获梵文和印度史名誉博士，哲学博士、担任过斯里兰卡文化部佛教百科名誉顾问、智增大学梵文系主任、教授、名誉校长等职，发表有关用僧伽罗语和英语撰写的佛教论文百篇以上，第十六届世佛联大会被选为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