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华：佛教学 第二章 佛教的创立与原始佛教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在距今大约二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由释迦牟尼创立的。自佛教初创至释迦牟尼逝世后的一百年间，佛教内部没有产生大的分歧，基本上保持了释迦牟尼生前所宣扬的教义和所规定的生活方式，史家通常把佛教发展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作“原始佛教”或“早期佛教”、“初期佛教”。

　　第一节 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大约生活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亦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就历史时代而言，相当于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相仿，释迦牟尼所生活的古代印度，也处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思想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这种矛盾和斗争，在社会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各个阶层、各个种族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掌握着世俗社会政治和军事实权的武士阶层以及农民、牧人、手工业者和商人等自由民阶层、奴隶阶层与掌握着神权的婆罗门贵族阶层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新兴的要求革新的沙门（道人）思潮与传统的守旧的婆罗门思潮之间的斗争。

　　一、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就社会政治制度而言，在释迦牟尼所生活的古代印度社会，通行一种等级分明的“种姓”制度。“种姓”是梵文 Varna（音译“瓦尔纳”）的意译，也译作“族姓”，其原意是指颜色、肤色。这一制度，始于雅利安人对古代印度的入侵。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原来居住在中亚地区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向东侵入印度河流域，继而又进入恒河流域，对原来的古印度居民实行种族压迫，土着居民绝大多数沦为种族奴隶。雅利安人肤色白，自称“雅利阿”（梵 ārya），意为高贵之人；土着居民肤色黑，被称为“达萨”（梵仁）Dāsa)，意为蛮族、奴隶。这样，就从肤色上把处于统治地位的雅利安人与被征服的处于奴隶地位的土着居民区分为“雅利阿”和“达萨”两个等级分明的种姓。

　　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雅利安人部落之间的互相兼并，阶级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形成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之“四种姓”，亦即是社会的四个等级、四个阶层。其中，第一个等级为“婆罗门”（梵 Prāhmana），是掌握神权和知识传授权的祭司阶级，地位最高。他们自称是创造宇宙的大神“梵天”的代表，主持祭祀等宗教仪式，独占传达神意、传授知识的特权。在古代印度，宗教气息非常浓重，从决定国家大事到日常的家庭生活，都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按照所谓的“神意”行事，而这些仪式必须由婆罗门来主持，否则就不合法。因此，婆罗门在古印度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第二个等级是“刹帝利”（梵 Ksatriya），他们是古印度社会的世俗统治者，担任国王和文武官员，掌握政治和军事实权，故又称为“王种”或武士阶层、士族阶层。婆罗门和刹帝利都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其中婆罗门为祭司贵族，刹帝利为军事贵族，他们是古印度社会的统治阶级。第三个等级是“吠舍”（梵 Vaisya），包括农民、牧人、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负有缴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义务，属于平民或自由民阶层。第四个等级为“首陀罗”（梵 sūdra），他们是杂工、仆役和奴隶，终身以侍奉前三种种姓为本务，从事劳动但没有任何权力，处于社会的最下层。这四个种姓之间的界限十分森严，如不同种姓之间严禁通婚、共食等，而且世代相承，不能改变。后来，在这四个基本种姓的基础上，按照出身、地域、职业等的不同，又派生出一些亚种姓来。以“四种姓”为基础的种姓制度，是古印度通行的社会等级制度。

　　到了公元前6世纪左右，亦即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古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形态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发展和变化给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带来了冲击。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尽管在有些地区还保留着原始氏族公社制或其残余形式，但就古印度大部分地区而言，皆已进入了奴隶社会。特别是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生产力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不仅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和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的城市邦国。佛教经典和耆那教经典都提到在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古印度有十六个大国，但是各种经典对十六个大国具体国名的记载不尽相同。这些国家大部分分布在恒河流域。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次要邦国。在这些大小不等的邦国之中，有些是由君主统治的奴隶制君主国，有些则属于由贵族寡头统治的奴隶制共和国，在一些地区还残存着若干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部族或部落组织。就十六大国而言，多数都属于奴隶制君主政体，特别是以摩揭陀为代表的君主制国家，势力越来越强大。各个邦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争霸斗争，也愈演愈烈。随着各国之间争霸斗争的不断进行，国家机器的力量也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着政治和军事实权的刹帝利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王权的作用日益突出，他们对婆罗门至上的特权逐渐表示不满，并进而支持各种非婆罗门思潮。同时，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属于“吠舍”阶层的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富裕的商人常常被称作“长者”，受到王者的尊敬。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他们迫切地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因而也对旧有的“种姓”等级制度表示不满。处在社会最下层的“首陀罗”，不但被剥夺了一切参与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权利，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不能得到保障，可以象牲畜一样被任意宰杀，因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也通过逃亡等种种形式，与奴隶主进行斗争。种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引起了古印度社会的急剧动荡，原有的种姓等级制度，特别是婆罗门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统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可以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所生活的古印度社会，如同我国道家和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和孔子所生活的古代中国社会一样，不仅是一个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二、佛教产生的思想背景

　　释迦牟尼所生活的古印度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在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也有着强烈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以反婆罗门教为共同特征的沙门思潮的兴起及其与旧有的婆罗门思潮之间的斗争。

　　在释迦牟尼之前的古印度传统社会，婆罗门教是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一直到日常的家庭生活，都是在婆罗门教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婆罗门教以《吠陀》为天书，尊奉“梵天”（宇宙的创造神）、“毗湿奴”（宇宙的护持神）、“湿婆”（宇宙的毁灭神）为三大主神，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婆罗门教宣扬“梵我同一”、“梵我一如”的思想，认为“梵”（梵 Brahman）即“神我”，也就是宇宙的灵魂和精神，它是宇宙一切事物的本体，是唯一真实的永恒的最高实在，而人的灵魂亦即“小我”（梵 atman），则是以宇宙精神亦即“神我”为根本、为本体的存在，或者说，它就是宇宙“大我”的一部分，是宇宙精神在个体上的体现。因此，“我”与“梵”、“小我”与“大我”、个体灵魂与宇宙精神，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由此出发，婆罗门教宣称，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它是生死轮回的主体和承担者，至于如何轮回，婆罗门教宣称，这完全取决于是否信奉婆罗门教，是否按照婆罗门教的教义去行事。如果虔诚信奉婆罗门教，严格按照婆罗门教的教导去思想、去行为，就会获得生活的幸福，死后即可投生天界；相反，如果不信奉婆罗门教，不按照婆罗门教的教导去思想、去行为，则会于来世变为畜生，甚至于下地狱而受到惩罚。婆罗门教还极力宣扬“四种姓”制度的合理性，声称大神“梵天”从口里生出婆罗门，从肩上生出刹帝利，从脐处生出吠舍，从脚下生出首陀罗。这意味着，社会上所存在的高低贵贱不等的种姓差别，都是由宇宙的至上神“梵天”创造的，是神意和宇宙精神的体现，因而也是天然合理的。总之，从根本上来看，婆罗门教的教义是为了维护婆罗门种姓的特权，为“婆罗门至上”的观念服务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在婆罗门教居于统治地位的古印度社会，也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潮。在早期的古奥义书①（奥义书(梵 Upanisad）是对吠陀经典作哲学解释的古印度典籍，以阐释吠陀的终极意义为旨。)中，即可看到古印度新思想的萌芽②（有些学者认为，在吠陀时代，始终存在着与婆罗门教相抗衡的异端思潮。详见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113—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古奥义书的思想家们对吠陀经典所提到的祭祀、神话和宗教仪式进行哲学思考，即力图对宇宙和人生问题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吠陀的神话，表现出与吠陀神学体系相对立的思想倾向。当时的有些思想家，如《广林奥义书》中所提到的郁陀罗迦，就不仅在自然观上反对以梵天为主宰，而且在社会人生观上也明确反对吠陀权威。到了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传统的吠陀权威受到更为广泛的怀疑。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的“婆罗门至上”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给广大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人们发现，信奉婆罗门教就会得到幸福生活的传统说教并不合乎实际。有一些思想家认为，人生的幸福既不能从传统的婆罗门教中寻得，也不能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找到，只有退出世俗的社会，放弃对权力、财富等种种欲望的追求，才能达到心灵的安宁，获得人生的幸福。这些在世俗社会和婆罗门传统之外寻求人生道路的人，即是最初的沙门。

　　沙门（梵 Sramana）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婆罗门教的《泰提利耶森林书》和《广林奥义书》，意为“苦行者”或“修道的人”，是对持异端思想的苦行者、出家人或游方僧的通称。他们退出普通的世俗社会，在森林旷野里修道漫游，思考宇宙人生问题。后来，有些沙门还把追随者组织起来，建立了正规的僧众团体，教授生徒，传播教说。在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这类沙门僧团或派别数量众多，遍布古印度各地，特别是在婆罗门教势力相对薄弱的古印度东部地区，更形成了强大的沙门思潮，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思想传统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谓“沙门思潮”，是对释迦牟尼时代古印度新兴思想派别的总称，佛教也属于沙门思潮中的一种。据耆那教和佛教经典记载，当时的沙门思潮种类繁多，如耆那教经典谓有“三百六十三见”，佛教经典也讲在佛教之外尚有“九十六种外道”或“六十二外见”①（所谓“外道”或“外观”，是佛教对其他思想派别或宗教派别的贬称。佛教称己为“内”，贬他为“外”。）。这些记述虽然不一定确切，但是它确定无疑地向人们表明了当时沙门思潮声势之浩大，种类之繁多。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形相仿，在同时代的古印度思想界，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些新兴的沙门思潮中，各个思想派别或宗教派别之间的具体观点虽然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它们反对婆罗门教、否定吠陀权威的原则立场却是大体一致的。

　　从现存的各种资料来看，在当时的沙门思潮中，除佛教之外，影响较大的有“六师”。“六师”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对传统的婆罗门教思想作了批判。其中，尤以阿耆多一翅舍钦婆罗所创立的顺世论对婆罗门教的批评最为激烈。顺世论主要流行于下层人民中间，它认为世界万物以及人都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最基本的物质原素亦即“四大”和合而成的，一切宇宙事物和现象“皆无因生，自然而有”，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宇宙、主宰宇宙的所谓“梵天”。人死后复归“四大”，因而也没有什么永恒不灭的灵魂。所谓灵魂，只是肉体的属性，身坏命终，人的灵魂和意识也自然随之消失。顺世论者还反对婆罗门教的轮回解脱理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反对禁欲和苦行。在他们看来，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来世，而就在于今生。他们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把批判矛盾直接指向了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再如“六师”中出身于奴隶家庭的富兰那－迦叶，主张“无因无缘”的偶然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偶然的，并由此出发，对社会上的一切宗教道德特别是婆罗门教的宗教道德和因果报应学说表示了怀疑和否定。“邪命外道”（亦称“生活派”）的创始人末伽梨－拘舍罗也以“无因无缘”的自然命定论，对婆罗门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说作了批判。“六师”中毗罗胝部族的着名思想家删阇耶－毗罗胝子，则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为思想武器，反对婆罗门教的神造说和轮回报应说。

　　与上述诸师否定灵魂永恒存在、反对轮回解脱论和因果报应说不同，“六师”中耆那教的创始人尼乾陀－若提子（号称“大雄”），则以另一种理论来反对婆罗门教的学说。他承认灵魂的永恒存在，同意轮回与解脱之说，声称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类都有灵魂，灵魂的本性是无限清净的，它就是轮回与解脱的主体。不过，与婆罗门教所宣称的轮回完全取决于是否按照婆罗门教教义行事不同，耆那教认为，人的现世命运是由前世的“业”决定的，只有通过宗教的修持才能使灵魂摆脱“业”的束缚，获得解脱。耆那教提出，解脱之道有三，即：“正智”（正确的智慧，此指正确学习和理解耆那教教义）、“正信”（正确的信仰，此指正确信仰耆那教经典、教义和“大雄”的教谕）、“正行”（正确的行为，此指正确实行耆那教教义和戒律）；戒律有五，即：不杀生、不欺诳、不偷盗、不奸YIN、戒私财。耆那教否定婆罗门教的吠陀权威，反对祭祀，强调严格的苦行对于灵魂解脱的重要性，提倡诸如绝食、睡钉床、日晒、火烤、投岩、拔发、熏鼻等自我折磨的苦行方法，认为这样才能使灵魂从肉身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

　　佛教虽然把上述的“六师”称为“外道”，但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来看，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与“六师外道”一样，同属于与传统的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中的一种。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当时其他沙门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与其他诸师不尽相同的独特的思想主张，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从精神上解脱现实苦难的新的宗教出路，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释迦牟尼的生平和创教活动

　　在现存的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历史典籍中，对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有着不同的记载，总计起来，约有数十种不同的说法。在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有些说法的年代比较接近，但也有些说法的年代差距甚远，甚至相差好几百年。由于各种说法之间出入很大，再加上印度古代纪年观念淡薄，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可靠的编年史料，因此很难从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抉择出一种确实可靠的说法来，作为厘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的确凿依据。就较为通行的说法而言，南传上座部佛教一般以公元前544年为佛灭之年；北传佛教则一般采用“众圣点记”的说法，以公元前486年为佛灭之年，依佛陀“世寿八十”之通说，则释迦牟尼诞生之年当为公元前565年。这后一种说法，现已为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大多数佛教学者所接受。在早期的佛教典籍中，关于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少部分保存在“经”里，大部分保存在“律”里。这些“经”和“律”，由于传承系统的不同，对佛陀生平的记述和传说也互有出入。大体而言，可分为南传（巴利语）和北传（梵、汉、藏语）两个系统。

　　根据佛教史家的研究①（下述佛陀传记资料部分，主要参照：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二章第一节“佛陀传记资料”第19—24页；《佛光大辞典》之“佛传典籍”条，第2729—273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台湾佛光出版社1989年6月第5版影印本。），在古老的巴利语佛教三藏中并无完整的佛陀传记，只有散见于各处的佛陀生平材料的片断，主要集中在律藏的《犍度·大品》和《犍度·小品》，以及经藏的《长尼迦耶》第16《大般涅盘经》，《中尼迦耶》第26《圣求经》、第36《萨遮迦大经》、第75《摩犍提经》、第85《菩提王经》、第123《未曾有法经》，《杂尼迦耶》第3《憍萨罗集》，《增一尼迦耶·三集》和《小尼迦耶·经集》等。这些巴利文经律中所记述的佛陀生平片断，是现存所有佛教三藏中最古老的佛传材料。至于较完整的巴利语佛陀传记，则是迟至公元5世纪，出生于中印度摩揭陀国的着名佛教学者觉音，为巴利语《本生经》作注时，撰写了长篇序言《因缘记》，记述佛陀的生平，才弥补了巴利语三藏经典中没有佛陀传记的缺憾。

　　在梵语佛典中，现存较早的佛陀传记有：属于大众部律藏的《大事》，属于大乘经典的《神通游戏》，中印度大乘佛教着名论师马鸣（约生活在公元一、二世纪）所作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中印度着名佛教学者摩咥里制吒（约生活在公元二、三世纪）所作的《四百赞》和《一百五十赞》等。

　　在汉译佛典中，则保存有较多的佛陀传记类作品，如：东汉竺大力、康孟祥合译的《修行本起经》，东汉昙果、康孟祥合译的《中本起经》，三国吴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的《普曜经》（内容与梵本《神通游戏》接近）及其异译本唐日照译的《方广大庄严经》，西晋聂道真译的《异出菩萨本起经》，北凉昙无谶译的马鸣《佛所行赞》及其异译本刘宋宝云译的《佛本行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隋阇那崛多译的《佛本行集经》，宋法贤译的《众许摩诃帝经》等。汉译律藏的《四分律》（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合译）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唐义净译）中，也有一些关于佛陀生平的记述。此外，中国历代僧人还依据汉译佛典，编撰有多种佛陀传记，藏语佛典中也保存了一些佛陀传记资料。

　　在上述的各种佛陀传记材料中，或多或少地都包含有一些神话传说的成份。因此，关于佛陀究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在外国尤其是欧洲学者中曾引起长期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佛陀是佛教信徒臆想出来的人物；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在关于佛陀的传说中，尽管有许多无稽的神话成份，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佛陀的历史真实性。特别是早期佛教经典对于佛陀生平活动的记载，一般还较少渲染佛陀的神秘性，而且这些资料对于佛陀成道后四十五年间安居地点的记述也还是合乎情理的。这说明佛典中对于佛陀生平活动的记载包含着某些真实的历史事实。近代以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综合各种佛陀传记材料，尽可能地剔除其中的神话成份，我们可以对佛陀的生平和创教活动作一个大致合乎历史事实的勾勒和描述。

　　相传，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国（梵语 Kapilavastu，巴利语 Kapilavatthu），释迦（梵 Sākya，巴 Sakyā）族人，属于刹帝利种姓。迦毗罗卫在当时是一个小的共和国，共有十个小城，最大的名迦毗罗卫，因以为名。在古印度十六大国中，并没有迦毗罗卫的名字。据巴利文《小尼迦耶》的《经集》记述，佛陀曾自称憍萨罗国人，这或许表明当时的迦毗罗卫已经沦为北印度强国憍萨罗国的附庸。据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原先认定迦毗罗卫城的故址在今天尼泊尔南部与印度邻近的提罗拉科特（Tilorakot）附近，后来，在印度边境巴斯底（Basti）地区的比普拉瓦（Piprahwa）陆续发掘出皂石舍利盒和一批刻有“迦毗罗卫比丘僧伽”字样的赤陶印章，于是又认为这里是迦毗罗卫城的故址。

　　据佛教经典的记载，释迦牟尼族姓“乔达摩”（梵 Gautama，巴 Gotama），名“悉达多”（梵 Siddhārtha，巴 Siddhattha），其父是释迦族的净饭王（梵 Suddhodana），其母摩耶夫人（梵 Māyā）为邻国拘利国天臂城主善觉王之女。①（佛教诸经典关于善觉王的记载各异，有说其为摩耶夫人之父，有说其为摩耶夫人之兄。）“释迦牟尼”（梵 Sākyamuni，巴 Sakyamuni）是后来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据巴利语《长尼迦耶》第3《阿摩昼经》和《小尼迦耶》中《经集》的传说，释迦族属于印度古史传说中的太阳族系，是甘蔗王的后代，为纯正的刹帝利种姓。②（详见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26—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有些学者还根据佛经中佛陀具“金色相”、“身作紫金色”的记述，推断佛陀及其释迦族大概属于古印度的土着人种，而不是属于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

　　关于释迦牟尼的出生，佛教经籍里有不少神话性的传说。据说，摩耶夫人梦吞白象而怀孕，临分娩前，依古代印度习俗，回娘家天臂城待产。途经善觉王为其夫人蓝毗尼建造的花园蓝毗尼园（梵 Lumbini），于园中无忧树下小憩，即于树下产下太子。后来，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于即位二十年时（约公元前249年），亲自来蓝毗尼园佛诞处敬礼，并立石柱以为标志。l897年，阿育王石柱出土。最近，国际考古专家组经过对阿育王石柱和新近考古发现的考察，确认释迦牟尼的确切诞生处即为现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摩耶夫人庙的摩耶夫人像下。①（详见《人民日报》1996年2月6日第7版新闻报道《尼泊尔认定释迦牟尼诞生处》。）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是后世佛教四众信徒（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欢喜节日，称作“浴佛节”。据佛教经典的传说，摩耶夫人于蓝毗尼园无忧树下生下悉达多太子时，有二龙王难陀和伏波难陀，吐清净水，一水温暖，一水清凉，灌太子身。又说，佛陀出世时，无忧树下生出七茎莲花，大如车轮，刚出世的太子即落于莲花之上，无人扶持，自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谓“天上地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后世的佛教徒便根据这种传说，在纪念佛陀诞生的仪式上，于佛堂中或露天下净地设灌佛盘，在盘中的莲台上安置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释迦太子金像，然后灌以香水，以表示庆祝和供养，称作“浴佛”或“灌佛”。不过，在南传和北传的不同佛典中，对释迦牟尼诞生的日期，有着多种不同的记载。我国明、清之后以至于今日，我国多通用四月八日为佛诞日，并于是日举行隆重的浴佛仪式。

　　据说，在悉达多太子诞生后七日，摩耶夫人就去世了，太子遂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梵 Mahāprajāpati）抚养成人。太子少时，在父王和姨母的关怀下，接受了良好系统的教育，不仅对以四吠陀和五明②（“五明”为古印度五种最基本的学艺，包括：“声明”，即语言、文典之学；“工巧明”，即工艺、技术、算历之学；“医方明”，即医学、药学及咒法之学；“因明”，即论理学、逻辑学；“内明”，即专心思索宇宙和人生因果妙理的宗教学。）为主要内容的古印度传统文化悉皆通晓，而且还深研兵法和武技，为将来继承王位作准备。太子十六岁时，净饭王为他办了婚事，娶邻国天臂城的表妹耶输陀罗（梵 Yasodharā）为妻，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罗睺罗（梵 Rāhula）。青年时代的悉达多太子，象当时的贵族青年子弟一样，过着奢华的生活，极尽声色之娱。他的父亲净饭王特意为他建造了冬、夏、雨三座宫殿，供冬季、夏季和雨季轮换居住，并挑选出很多宫人美女服侍他。在巴利语《增一尼迦耶》的《柔软经》①（巴利语《增一尼迦耶》的《柔软经》与汉译《中阿含经》第117《大品柔软经》相应。此处引文转引自：(英）渥德尔着、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第l版。)中，佛陀曾自述其出家前的生活说：“雨季四月，吾于雨殿，足不下廊，享尽人间奇妙音乐。”在另一部早期佛教经典巴利语《中尼迦耶》第26《圣求经》②（巴利语《中尼迦耶》第26《圣求经》与汉译《中阿含经》第204《罗摩经》相应。此处引文转引自：(英）渥德尔着、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第l版。)中，佛陀对其徒众说：“诸比丘众，我成道前，尚无正觉，乃一迷途众生。”

　　过着世俗享乐生活的悉达多太子，何以会萌生出家的念头呢？对于这个问题，佛教经典中有着不同的记载和传说，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大概与悉达多太子本人的性格有关。据说，太子七岁时，在释迦族的一次插秧祭典上，其他人都在奏乐取乐，唯有太子一个人独自坐在田埂上，陷入了沉思。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步出豪华的宫殿，逐渐接触到人间疾苦的时候，更由惊讶而转入痛苦的思索之中。他对当时人们在种姓等级制度的压迫和自然界的威胁下所经受的种种苦难深表关心，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深感悲哀。据说，有一次他到野外去游散，看到农夫在炎炎烈日下辛勤耕作，忍受着饥渴劳苦；同时，耕牛的脖子上勒着绳索，身体受着鞭打；田里翻出的小虫也被飞来飞去的鸟雀争着啄食。由此，太子深切地感到世间的残酷和生命的悲惨。后来，太子在从都城四门出游的时候，又不断遇见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的老人，辗转呻吟、痛苦不堪的病人，以及失去生命、尸体僵硬的死人，更加痛切地感到人生的痛苦和无常从而萌发了出家修道的念头。①（郭良鋆教授指出，太子“四门出游”的传说出自巴利语《长尼迦耶》第14《大本经》，不过，在《大本经》中，佛陀讲述的是过去佛毗婆尸太子的出家故事，后来的佛典把这个故事移植到了佛陀释迦牟尼本人的身上。）

　　悉达多太子出家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或许与他本人及整个释迦族在当时所面临的处境有关。释迦族作为一个弱小的共和制城邦，在当时面临着被周围强大的专制国家吞并的危险，而且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防止或抵御强国的侵略。身为太子的悉达多，虽然物质生活富足，但是在精神上不可能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在早期的佛教经典《神通游戏》中有个传说，谓摩耶夫人怀胎时，曾有婆罗门相士预言，未来的太子或者成为统治世界的转轮王，或者出家成为佛陀。这个传说实际上反映了悉达多太子面对着当时的现实，必须选择一条非此即彼的生活道路：要么做政治的王，率领释迦族抗击强敌；要么做法王，引导人们寻求一条人生解脱之路。这时的悉达多太子，想必深切地体会到，即使身为统治世界的转轮王，恐怕也不能摆脱无常的逼迫，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人生的痛苦和烦恼。

　　人生痛苦的原因何在呢？有没有解脱痛苦的方法和出路呢？悉达多太子思索着这些问题，陷入了无限的感伤、烦恼和痛苦之中。后来，他从一个出家修道的沙门那里听到了出家修道可以摆脱人生痛苦的道理，便萌发了出家修道的念头。29岁②（一说释迦牟尼于19岁时出家。）的那一年，释迦牟尼毅然抛弃了太子的高贵地位，离别了父王和妻儿，出家修道去了。

　　释迦牟尼出家之后，四处周游，寻访名师，冀求正道。据说，他曾慕名前往毗舍离城的跋伽仙苦行林，向以善于修道而闻名的跋伽婆（梵 Bhārgava）求道。但他见林中的修道者，只是为求来世升天而修种种苦行，觉得这不是解脱的正道，便离开了跋伽仙苦行林。后来，他向南越过恒河，来到中印度大国摩揭陀国的都城王舍城。据说，当时的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王曾邀请释迦牟尼进宫接受供养，并以王位相许劝他还俗。释迦牟尼意志坚定，不为所动。频婆娑罗王非常钦佩，祈请释迦牟尼“若得正道，先来度我”。后来，释迦牟尼觉悟正道，依约来王舍城传教，频婆娑罗王成为最早皈依佛教的国王。

　　在王舍城附近，释迦牟尼继续寻访名师，得遇贤人阿罗逻－迦罗摩（梵 ārāda-kālāma）①（一说阿罗逻－迦罗摩住在毗舍离。）。阿罗逻－迦罗摩要求释迦牟尼过严格的梵行生活，断离YIN欲，修习禅定，达到“无所有处”，进入意识上一切空无所有的甚深静虑状态。不久，释迦牟尼即达到了阿罗逻－迦罗摩所教导的一切。阿罗逻－迦罗摩甚为叹服，建议释迦牟尼与他共同领导自己的沙门团体。然而，释迦牟尼不满意于阿罗逻－迦罗摩的学说，认为此道难臻解脱之境，便婉言谢绝了。

　　仍未成道的释迦牟尼又去寻访另一位着名的沙门师郁陀迦－罗摩子（梵 Udraka-rāmaputra），结果也是一样。只是郁陀迦－罗摩子所教习的禅定可以进一步达到“非想非非想处”，粗想可断（“非想”），细想犹存（“非非想”），也不能达到无念、无受、离执、离缚的解脱境界。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释迦牟尼决定离开郁陀迦－罗摩子，去寻求一条自己修道之路。在憍陈如等五位侍从的陪伴下，释迦牟尼来到摩揭陀国伽耶城②（伽耶(梵 Ggyā）亦称佛陀伽耶（Buddha Gaya），在今印度孟加拉邦巴特市（Patna）西南之伽耶市。)南方的优楼频罗村（梵 Uruvilva）苦行林。该地位于恒河支流尼连禅河畔，河水澄澈，林木幽深，沙岸平铺，景物宜人，为静坐潜修的理想胜地。释迦牟尼决定按照当时通行的修道方法，在这里实行严格的苦行。据说，在六年的苦行期间，释迦牟尼日食一麦一粟或七天一食，结果形体枯瘦，身心衰竭，却仍然一无所获。由此，释迦牟尼逐渐意识到，过分的苦行并不能使人觉悟真理，必须另外寻求一条真正的解脱之路。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有一次坐在树下沉思，进入了所谓的禅定期境界，顿时获得了身心的愉悦。释迦牟尼觉得，这也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悟道方法。于是，他放弃了苦行，走出苦行林。随从共修的五位侍者误以为释迦牟尼已退失了修道之心，遂舍之而去。

　　释迦牟尼放弃苦行后，到尼连禅河洗净了浑身的污垢，并接受牧女难陀波罗奉献的乳糜，逐渐恢复了身体健康。之后，他渡过尼连禅河，来到伽耶山旁一棵繁茂的荜钵罗树下，敷草为座，东向跏趺坐于其上，端身正念，静心默照，思惟解脱之道。据传，在释迦牟尼静修期间，常有YIN女魔王前来扰乱恐吓，释迦牟尼意志坚定，毫不动摇，彻底降服了情欲与威势的侵扰。他集中全部精神，排除一切障碍，摄心正念，不起纷扰，终于在第七天①（一说释迦牟尼在第七七日(第49天）悟道成佛。)夜晚，逐渐脱离了一切烦恼执着，顺次经历了禅定的四个阶段，达到了无所谓乐与不乐的绝对清净境界。接着，他运用最大的智慧谛观思惟，于初、中、后夜分别获得了三种神通智慧，即佛教所谓的“三明”：他先于初夜忆起了前世的生活，获得了悉知一切众生在过去世（宿世）苦乐之事的“宿世明”；继于中夜悟见整个宇宙是一个业报和转生的体系，众生都按照他们的行为（“业”）而于来世轮回流转，恶行得恶报，善行得善果，由此获得了悉知一切众生在未来世生死情况的“天眼明”；最后，他发现了“四谛”，觉悟到人生是苦，明白了人生痛苦和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懂得了消灭痛苦的根本方法，证得了断除一切烦恼（佛教称之为“漏”）的“漏尽明”。这样，释迦牟尼在35岁②（在佛教经典中，除释迦牟尼35岁成道之说较为通行外，另有释迦牟尼30岁、31岁成道之说。）的时候，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解脱，达到了大彻大悟、自在自为的人生最高境界。从此以后，释迦牟尼便被人们称作“佛陀”（梵语Buddha，巴利语同），意为“觉悟者”。后来皈依他的信徒们，又把他尊称为“世尊”（梵语 Bhagavat，巴利语 Bhagavā 或 Bhagavant，音译“薄伽梵”），意为“世界上最尊贵者”。释迦牟尼于其下悟道的荜钵罗树，也被佛教徒尊称为“菩提树”或“觉树”，意指佛陀在此种树下觉悟到了最高的菩提智慧。

　　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也是后世佛教徒重要的欢喜节日，称为“成道节”。其具体的日期在佛典中有多种不同的记载，有谓是二月八日，有谓是二月十六日，有谓是四月八日，有谓是十二月八日，等等。我国多以夏历十二月八日（腊八）为佛成道日，并于是日举行隆重的法会，以为纪念。

　　释迦牟尼自35岁悟道成佛，于此后的45年间，在恒河两岸到处奔走，宣扬自己的学说，吸收信徒，组织僧团，形成了新的宗教派别——佛教。

　　根据佛教经典的传说，释迦牟尼初成道时，对于是否传道说法，颇感犹豫，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觉悟到的人生真理深奥难解，而众生又多耽于情欲，对他的教法恐怕难以理解。这寸，梵天王娑含波帝出现在佛陀的面前，恳请佛陀住世说法，拯救众生。出于对众生疾苦的悲悯，释迦牟尼决定宣说真理，启发愚蒙。

　　据说，释迦牟尼本打算先向他曾问学的两位老师阿罗逻—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讲说自己所觉悟到的人生真理，但是不久他就听说这两位老师已经去世了。他又想起曾跟他一起修道的憍陈如等五位侍者，便前往波罗奈城①（波罗奈城(梵 Vārānasi 或 Vāranasi，巴 Bārānasi）是中印度古王国波罗奈国的都城，即今印度北部之瓦拉那西市（Varanasi）。)西北的苦行林鹿野苑②（鹿野苑(梵 Mrgadāva）位于今北印度瓦拉那西市（Varanasi）以北约六公里的沙尔那斯（Sārnāth）。)，去寻找他们。据说，当释迦牟尼向他们走来时，这五位侍者本来打算不向他致敬，但是释迦牟尼的端庄尊严却使他们身不由己地起身相迎，并且向他表示敬意。不过，他们对释迦牟尼放弃苦行仍然感到不解甚至气愤：既然修习苦行尚难以觉悟，那么，放弃苦行不是离觉悟更远吗？释迦牟尼以自己出家修道以至于悟道成佛的亲身经历教导他们说，自我放纵是庸俗粗鄙的，自我残虐则是疯狂痛苦的，出家修道的人要想获得生活的幸福和精神的解脱，就必须避免放纵情欲与自苦自虐这两个极端，而行中正之道，过适中的生活。接着，释迦牟尼又向他们讲说出家修行的八种正道以及自己觉悟到的四谛等人生真理。这五位侍者终于消除了疑惑，彻底皈依了佛陀的教法，并获得了精神解脱。后来的佛教史传把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在鹿野苑的这次说法，称作“初转法轮”。所谓“转法轮”，是佛教的一种譬喻，即以回转战车可以碾碎敌人，譬喻佛陀所说的教法于众生中回转，即可破碎众生的烦恼与迷惑。释迦牟尼在鹿野苑为五位侍者宣讲八正道、四圣谛等佛教真理，乃其成道后的初次说法，故称“初转法轮”。释迦牟尼初转法轮时所化度的五位侍者，是第一批正式皈依佛教的出家僧人，被称为“五比丘”。五比丘的名字，佛教诸经论说法不一，按照通行的说法，他们是：阿若憍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摩诃男拘利。其中，憍陈如与阿说示为释迦牟尼母系之亲属，跋提等三人为释迦牟尼父系之亲属。

　　这样，释迦牟尼便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僧伽团体，佛教也具备了佛（导师）、法（教法）、僧（僧伽）“三宝”。此后，释迦牟尼便自称“如来”（梵语 Tathāgata，巴利语同），意为如实而来，证成正觉。

　　初转法轮后，释迦牟尼吸收更多的新成员加入他的僧团。当时，在波罗奈有一个富商之子，名叫耶舍，因厌离尘世，出家到鹿野苑皈依佛陀。耶舍的父母和妻子在听了佛陀的说法之后，也成为佛教的信仰者，他们是最早皈依佛、法、僧三宝的优婆塞和优婆夷。接着，耶舍在波罗奈城的四位出身富商家庭的朋友以及在乡村的五十位朋友也来到鹿野苑看望耶舍，他们在聆听了佛陀的说法之后，也请求出家，加入佛陀的僧团。这样，释迦牟尼便有了六十位正式出家的弟子。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释迦牟尼吩咐他的弟子们周游各地去说法传道，并授权他们吸收新成员加入佛教僧团。

　　此后，释迦牟尼又回到他曾修道的摩揭陀国伽耶城附近的优楼频罗苦行林。在那里，有蓬发苦行者迦叶部族的三兄弟优楼频罗迦叶、那提加叶和伽耶迦叶，他们信仰拜火教，有弟子千人，影响颇大。经过释迦牟尼的教化，迦叶三兄弟放弃了原来的信仰，转而皈依佛教，率弟子加入了佛陀的僧团。

　　化度三迦叶后，释迦牟尼又依约前往摩揭陀国的都城王舍城，化度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恭敬迎接，虔诚皈依，并于迦兰陀长者（梵 Kalanda）所奉献的竹园中为释迦牟尼建立精舍①（“精舍”亦称“精庐”，意为智德精纯之士的舍宅，后来常用以指称佛教寺院。），殷勤供养，称为“迦兰陀竹林精舍”。竹林精舍位于王舍城北，是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寺院。释迦牟尼在世时，多居于此处说法教化，竹林精舍因而成为全世界佛教徒所共同敬仰的佛教圣地。

　　释迦牟尼在竹林精舍说法传教时，王舍城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的着名异教徒舍利弗（巴 Sāriputta，旧译作“身子”）和目犍连（梵 Maudgalyāyana，巴 Moggallāna），慕佛陀之名，率二百五十人前来皈依。据说，他们的老师、古印度当时着名的思想家、“六师”之一的删阇耶（梵 Saniaya），为此事而口吐鲜血。皈依佛陀后，舍利弗和目犍连常随从释迦牟尼，辅翼教化，为佛教的确立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释迦牟尼的两大高足。在释迦牟尼的众弟子中，舍利弗以聪明胜众，被誉为“智慧第一”；目犍连则以神通着称，被誉为“神通第一”。

　　根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释迦牟尼成道后的第三年，出身于王舍城近郊婆罗门家庭的摩诃迦叶（巴 Mahā-kassapa），也到竹林精舍皈依佛陀。摩诃迦叶不好五欲，人格清廉，虽出身于豪富之家，却特别能吃苦。他常行头陀，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中最无贪着之念者。被誉为“头陀第一”。摩诃迦叶深受佛陀的信赖，据传，佛陀曾分半座予他。在释迦牟尼入灭后，摩诃迦叶成为佛教僧团的统率者。后来，我国佛教的禅宗，便奉摩诃迦叶为西天初祖。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拈花微笑”的典故，即谓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拈花示众，众人皆不解其意，唯有摩诃迦叶心领神会，破颜微笑，释迦牟尼遂将自己的微妙正法付嘱迦叶。这一故事虽系后世敷演而出，但它作为一段神奇而美妙的佛教传说，在我国禅林乃至民间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流传甚为广远。

　　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居住的几年期间，由于频婆娑罗王的大力支持，佛教在摩揭陀这个中印度大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佛陀这里来求法修道的，不仅有商人子弟，而且还有许多贵族青年。据佛教经籍的记载，由于佛教势力的迅猛发展，曾一度引起当地人士特别是婆罗门家族的骚动和反对。但是释迦牟尼并不退却，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教法能够引导人们追求生活的幸福和精神的解脱。

　　释迦牟尼在其成道后的最初几年间，也曾回到过自己的故乡迦毗罗卫。他的异母弟难陀（梵名 Nanda，巴利语同）①、（一说难陀是佛陀姨母的儿子，也就是佛陀的表弟。）儿子罗睺罗（梵 Rāhula）、堂弟提婆达多（梵名 Devadatta，巴利名同，亦译作“调达”）、阿难（梵名 ānada，巴利名同）等一批释迦族贵族青年，以及出身于首陀罗种姓的理发匠优婆离（梵名 Upāli，巴利名同），皆蒙其教化而剃发出家。据说，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因儿、孙相继出家，十分痛苦，遂请求释迦牟尼，在未征得其人父母许可的情况下，不得为人授戒出家，尤其是对于要求出家的未成年人来说，更应如此，以免给人带来骨肉分离的痛苦。释迦牟尼同意了父亲的请求，并把它列入到佛教的戒律之中。数年之后，净饭王病危，在外地传教的释迦牟尼又专程赶回迦毗罗卫，为父王临终说法，扶棺送葬。大概在释迦牟尼这次回乡期间，他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和妻子耶输陀罗也皈依佛教，剃发出家，成为佛教僧伽中最早的比丘尼。据说，佛陀一开始不允许妇女出家，由于摩诃波阇波提出家意志坚决，再加上阿难的一再劝请，佛陀才开了方便之门，允许妇女出家。所以后世妇女信佛，必供奉阿难，称之为“欢喜尊者”①（阿难梵名 ānanda(巴利名同），意译为“欢喜”、“庆喜”，故称“欢喜尊者”。)。至此，在佛教团体中即已具备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之“四众”。

　　为了使佛教更广泛地传播于印度各地，释迦牟尼又前往中印度大国憍萨罗国的都城舍卫城，继续传教说法。当时，憍萨罗国的国王为波斯匿王（梵名 Prasenaiit，巴利名 Pasenadi，意译作“胜军王”、“胜光王”等），暴恶无信，后蒙释迦牟尼的教化，皈依佛教，成为佛陀教团在舍卫城的最大支持者和保护人，为佛教在中印度北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当时，舍卫城信仰佛教的重要人物还有太子只陀（梵 Jeta，或译“逝多”）和大臣须达多（梵 Sudatt。）。须达多天性仁慈，乐善好施，夙怜孤独穷苦之人，人称“给孤独长者”。其时，只陀太子在舍卫城南拥有一片园林，流水清净，林木茂盛，因主人之名而称作“只园”或“只林”（亦译作“逝多林”）。须达多长者打算出重金购置此园，于园中建造精舍，供释迦牟尼及其僧团长期安住，传道说法。只陀太子乐于成人之美，但他仅同意把花园的地面卖给须达多，自己则将园中的树木献给佛陀。精舍建成后，以只陀太子和须达多长者（给孤独长者）二人的名字共同命名，称作“只树给孤独园”，这就是所谓的“只园精舍”，也称作“只洹精舍”。它与摩揭陀国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并称为佛教最早、最着名的两大精舍，而其规模及建制，比竹林精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释迦牟尼在此居住说法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只园精舍可谓是释迦牟尼传教说法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

　　除了长期在竹林精舍和只园精舍说法传道外，释迦牟尼还经常巡历印度各地，说法布教，足迹遍及恒河两岸。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释迦牟尼都平等施教，普遍化度。在他所教化的人中，既有国王后妃、贵族大臣，又有平民百姓乃至奴隶乞丐、强盗妓女。他以慈悲救世的胸怀，把一切人特别是那些处于危难痛苦中的人，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儿女一样，加以爱护，给予慰藉。据佛教史传的记载，佛陀曾亲自为生病的比丘洗涤脓血，替瞎眼的比丘穿针缝补。当听说自己家乡的释迦族和拘利族因争水而发生打斗时，他不辞劳苦，特地远道去替他们调解。当毗舍离城流行瘟疫时，他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进城去视察灾情，慰问病人。佛教在印度各地的迅速传播，与释迦牟尼所提倡的这种慈悲平等、普度众生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佛教虽然在印度各地逐渐传播开来，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思想斗争异常尖锐复杂，释迦牟尼的创教活动实际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随着佛教势力和影响的日渐扩大，更引起了异教徒特别是婆罗门教徒的恐慌和仇恨，他们想方设法，试图毁坏释迦牟尼和佛教的声誉，阻挠佛教的发展。佛典中记载说，某些异教徒曾诱使一个名叫孙陀利（梵 Sundari）的YIN女，冒称是释迦牟尼的侍妾，当众诽谤释迦牟尼，然后又雇用凶手将她杀死，并诬告佛教僧团的比丘们为掩盖释迦牟尼的罪恶而杀害了孙陀利。然而，真正的凶手因酒醉而吐露了事情的真相，使这一阴谋彻底败露。又传说，佛陀曾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钵而返。与这些事件相比，释迦牟尼的得意弟子目犍连之死，则更是极端的例子。据佛教史传的记载，释迦牟尼晚年居于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时，目犍连进城乞食，惨遭嫉恨佛教僧伽的婆罗门教徒的围攻，目犍连被他们用瓦石击杀，死于非命。从这些佛教传说中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新兴的宗教，佛教其实是在当时残酷的社会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艰难地发展起来的。

　　释迦牟尼在其晚年，还受到了来自佛教僧团内部的严峻挑战，挑战者即为随其出家的堂弟提婆达多（ Kevadatta，亦译作“调达”）。据传，提婆达多幼时与释迦牟尼及难陀共习技艺，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常喜与释迦牟尼竞争。随释迦牟尼出家后，提婆达多亦曾善心修行，精进不懈，但到后来，逐渐与释迦牟尼产生了意见分歧。在摩揭陀国阿阇世太子①（阿阇世(梵名 Ajāta？atru,巴利名 Ajātasattu）为佛世时中印度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与皇后韦提希夫人所生之子，及长，立为太子。据《善见律毗婆沙》卷2记载，阿阇世于佛入灭前八年即位，执政三十二年吞并邻近诸小国，奠定了古印度统一的基础。)和一部分僧众的支持下，提婆达多公然向释迦牟尼发起挑战，认为佛陀年事已高，应由自己取而代之，领导整个佛教僧团。提婆达多的这一做法，遭到了释迦牟尼及大部分僧众的坚决反对。在佛陀教团的日常生活中，释迦牟尼本来为僧众制定了“四依行法”，即：尽形寿树下坐、尽形寿着粪扫衣、尽形寿乞食、尽形寿病时服陈弃之药。在实行四依行法之时，佛陀允许僧众接受施主的邀请而吃饭，允许僧众穿着施主赠送的衣服，允许僧众吃净鱼净肉，允许僧众雨季不必住在树下。提婆达多为了在佛教僧团中制造分裂，故意提出与佛陀“四依行法”不同的所谓的“五法”②（佛教经籍中对“提婆五法”具体内容的记载不一。《毗尼母论》卷四载“提婆五法”为：尽形寿乞食、着粪扫衣、不食酥盐、不食鱼肉、露坐。《大毗婆少论》卷一一六举“提婆五法”为：尽寿着粪扫衣、尽寿常乞食、尽寿唯一坐食、尽寿常居向露、尽寿不食一切鱼肉血味及盐酥乳等。本文中所举“提婆五法”的内容，乃据巴利语律藏《小品》的记载。），即：应住于林中而不应住在村中、应乞食而不应接受邀请吃饭、应着粪扫衣而不应穿施主赠送之衣、应住在林下而不应住在屋内、应不吃鱼肉而不应吃鱼肉。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为提婆达多的“五法”所迷惑，指责佛陀贪图享受、生活奢侈。提婆达多趁机率领五百徒众脱离佛陀的僧团，另外组建自己独立的教团，以示与佛陀彻底决裂。据说，提婆达多还教唆阿阇世太子弑父继位，自立为王，并多次阴谋杀害佛陀。传说提婆达多曾从灵鹫山③（灵鹫山，梵名 Grdhrakuta，巴利名 Gijjhakuta，音译“耆崛”。该山位于中印度摩揭陀国都城王舍城东北，简称“灵山”。山形似鹫头，又兼山中多鹫，故亦称“灵鹫山”或“鹫峰”。佛陀生前常在此讲经说法，遂成为佛教胜地。）上推下一块巨石，想把佛陀砸死，但石头为山体所阻，只有一片碎石擦伤了佛陀的脚面。在弑父继位的阿阇世王的支持下，提婆达多的教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直到后来阿阇世王翻然悔悟，皈依佛陀，才真正确立了释迦牟尼在佛教中的正统地位。不过，提婆达多派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我国唐代高僧义净（635—713）到印度求法时还看到，提婆达多派作为佛教的支流仍然在印度存在并有着一定的影响。

　　根据佛教经典的记述，释迦牟尼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半是在摩揭陀国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度过的。但是，在临去世前不久，释迦牟尼决定离开王舍城。按照行走的路线推测，他也许是要到憍萨罗国的舍卫城去，那里有他曾居住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只园精舍。在艰难的旅途中，年事已高的释迦牟尼患了重病。在弟子们的帮助下，释迦牟尼勉强行进，最后来到末罗国①（末罗国(梵 Malla，巴利语同）是佛陀时代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亦作末罗国、摩罗国、末利国等。该国位于中印度恒河之北，迦毗罗卫国之东，为末罗族聚居地。)都城拘尸那迦城②（拘尸那迦(梵 Ku？inagara,巴 Kusināra）亦译作“拘尸那揭罗”或“拘夷那竭”，约相当于今印度联合邦的迦夏城（Kasia）。)外的娑罗树林。佛陀吩咐阿难在四面各有一双同根娑罗树的林间铺好僧伽梨，佛陀头北面西，右胁而卧，于午夜安然入灭，世寿80岁③（关于释迦牟尼的世寿年岁，佛教诸经说法不一，除80岁之说较为通行外，尚有80余岁、84岁、79岁等多种说法）。据说，佛陀入灭时，其周围四双娑罗树中，各有一株因悲伤而惨然变白，枝叶花果逐渐枯萎，形成“四枯四荣”的奇异景象。其枯萎变白的娑罗树，犹如白鹤，故佛陀入灭处的娑罗树林亦被称作“鹤林”。据佛教经典的记载，释迦牟尼的遗体火化后④（火葬是古印度僧人死后处理尸体的通常的方法，称作“荼毗”(巴 Jhāpita），意为燃烧、焚烧、烧身。)，舍利均分为八份，摩揭陀国的阿阇世王、毗舍离的离车族、迦毗罗卫的释迦族、阿罗迦波的跋离族、罗摩伽摩的拘利族、吠特岛的婆罗门、波婆国的末罗族和拘尸那迦的末罗族，各得一份，起塔供养。这一古老的传说，已为近代的考古发现所证实。①（1898年，法国人皮佩(W.C.Peppe）在尼泊尔南部的皮普拉瓦（Piprāvā）发掘古塚，在古塚内发现一大一小两个蜡石壶，皆装有骨片。其中小壶盖上刻有阿育王时代或该时代以前使用的 Brahmi 文字的铭文二行，内容是：此乃佛陀舍利龛，为着名的释迦族及其妹、妻子等所奉祀。由此铭文可以推知，此乃佛陀入灭后八国均分舍利时迦毗罗卫的释迦族所分得的那一份佛陀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