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华：佛教学 第四章 佛教向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发展

　　在印度佛教史上，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约前269～前236）是一位有相当影响的划时代人物。他继承父祖的王业，并进一步扩张势力，南灭羯陵迦，西征犍陀罗，使孔雀王朝成为统治除印度半岛南端部分地区外的整个印度及阿富汗南部地区的，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的奴隶制帝国。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专治君王，他以国家的权力保护各种宗教，尤其崇信和保护佛教，实际上把佛教推上了国教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被佛教徒尊称为“法阿育王”。阿育王在全国各地树立石柱石碑，宣传佛教教义；他以目犍连子长老为首座，主持了第三次佛经的结集；他甚至以身自许，皈依佛门，出家为僧。据记载，也正是在阿育王时代，他在目犍连子长老的协助下，派遣传教师，有组织地向全印度及四邻各国传播佛教，扩张佛教势力。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有关记载，有阿育王时期的《摩崖法敕》（第十三），斯里兰卡以佛教发展史为线索的王朝史《大史》（日本译为《大王统史》和《小王统史》）和《岛史》，以及汉译本《善见律毘婆沙》等。

　　《大史》十二章①（此处所引《大史》为韩廷杰、马鹏云译本，1996年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有如下记载：

　　弘扬胜者说教的目犍连子长老，完成了结集之后，注视着未来。他考虑到教法要在边地诸国建立，便于迦刺底迦月派一批一批的长老到一个一个的地方去。他派遣末阐提长老到罽宾和犍陀罗国；派摩诃提婆长老到摩醯娑慢陀罗国；派勒弃多的长老到婆利婆利国；派昙无德的臾那人到阿波兰多迦国；派摩诃昙无德的长老到摩诃勒咤；派摩诃勒弃多到臾那世界；派末示摩长老到雪山地方；派须那和郁多罗二位长老到金地。又嘱咐摩哂陀大长老和目犍连子的弟子郁帝耶、参婆楼、跋陀娑罗长老：你们要在美丽的楞迦岛树立胜者的美妙教法。就把这五位长老派了去。

　　在同一章中，还描述了这些派出去的长老，在所到国家和地区传播佛教的情况。他们分别带去了《蛇喻经》、《天使经》、《无始终经》、《火聚喻经》、《转法轮经》、《梵网经》等经典，使数千乃至数万不等的人群皈依了佛教。据《大史》的第五章载：阿育王派诸长老到四邻各国传教的年代，是他即位的第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前后。就是说，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佛教开始有组织地向四邻各国传播。最早传入佛教的，有北方的“罽宾”，即今天的克什米尔，“犍陀罗”即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雪山地方”即今天的尼泊尔；向南则有“楞伽岛”，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向东则有“金地”，一般指今天的缅甸或马来半岛；《大史》所指其他地方多属今日印度的地区。

　　《大史》的上述记载，出自5世纪时斯里兰卡史学家之手，是否就是信史尚且可以存疑，但阿育王的碑文《摩崖法敕》则是阿育王时代的历史遗存，它的发现证实了《大史》记载的真实性。此碑文云：

　　王复于距其领土六百由旬的邻国——希腊王安条克所住之处，及北部的托勒密、安提柯、马伽斯以及亚历山大四王所住之处，南部的朱拉王国、潘地亚王国和锡兰，皆得法胜。……王使所到之处，皆归顺王所宣示之正法；王使未到之处，闻王如法之教敕及其教法，皆依法行之，或将来当行之。①（此敕文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73页。）

　　阿育王的碑文至少指出以下两点事实：1．阿育王确曾派“王使”到四邻各国宣扬和传播佛教；2．由于他的努力，四邻国家，即以国王名字安条克（前261～前246年在位）、托勒密（前285～前247年在位）、安提柯（前278～前239年在位）、马伽斯（前？～前258年在位）、亚历山大（前272～前258年在位）等为代表的国家，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埃及、希腊、利比亚等西亚北非地区及锡兰岛等都程度不同的成为佛教传播的地方。

　　阿育王去世之后，佛教继续缓慢地向外扩张。在南方，以锡兰岛为中心向东南发展，逐渐传入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以至传入我国云南与泰、缅交界的地区，从而形成了佛教的南传系统。向北以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为中心，逐渐遍及中亚及西亚地区，并传入我国的新疆，进而向中国的内地扩展，再由中国内地传入高丽、日本……形成了佛教的北传系统；在稍晚的时代，又传入我国的藏族地区，形成了佛教的藏传系统。下面，我们分别简略地介绍佛教的这三大支在世界各国的传播情况。

　　第一节南传佛教

　　一、斯里兰卡的佛教

　　南传佛教，又称南传上座部佛教。它的传播中心就是古称“楞伽国”，我国称“狮子国”的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人又称自己的国家为“兰卡”。斯里兰卡是一个岛国，与印度隔海相望，自古就与印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时，印度雅利安人侵入兰卡，征服了土着的夜叉族和那加族，建立了以毘阇耶为国王的第一个印度化的国家。这段历史以神话般的传说被记载在《大史》中。①（见《大史》第6、第7章。）这段历史说明，斯里兰卡在佛教传入之前，已是一个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甚至它的基本民族僧诃罗族也是印度雅利安人入侵楞伽岛后，与土着民族融合的结果。这种文化基础为佛教的传入和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如上文所述，佛教正式传入斯里兰卡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事，但从印度文化与斯里兰卡难以分割的关系中，佛教在这之前已经对斯里兰卡产生影响则是完全可能的。据《大史》记载：释迦牟尼成道后曾三次到过楞伽岛，一次是佛成道后的“第九个月”；第二次是“成佛后的第五年”；第三次是“成佛后的第八年”。①（《大史》第1章。）汉译佛教的着名经典《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经文的开始亦云：“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上述《大史》的记载是属真实，还是传说，我们暂且存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佛教正式传入兰卡之前，兰卡接受佛教的影响是难以排除的。

　　佛教正式传入兰卡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阿育王和目犍连子长老派遣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又译作玛享德）“去教化楞伽岛”，与他同行的还有目犍连子长老的四个弟子、沙弥须末那和居士盘头迦。他们到达兰卡后，受到天爱帝须国王的隆重接待，把他们请进王城，“引进后宫供养”。摩哂陀“在楞伽岛的两个地方，用本岛语言进行说法”。②（《大史》第14章。）而后，因要求听闻佛法的人越来越多，国王就把自己的御花园“大云林园”，“布施给僧团”。③（《大史》第15章。）于是摩哂陀就在国王的支持下在大云林园建造了斯里兰卡历史上的第一座佛寺“大寺”；并在大寺中修筑戒坛，为国王的外甥等56位年轻人授戒，斯里兰卡历史上有了第一批僧人。这就是佛教在兰卡正式传播的开始。

　　摩哂陀在斯里兰卡布教48年。他在天爱帝须国王的支持下，在全国各地建造佛寺，度人出家；他派人从印度请来了佛的锁骨舍利和佛钵，在都城建造塔寺安放；他还在塔寺组织了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第一次佛经的结集，把他从印度带来的以口头相传的“三藏”典籍用僧诃罗语记录下来；为了满足女众的要求，他从印度请来了他的妹妹尼僧僧伽密多，为女众传授比丘尼戒等。通过摩哂陀、僧伽密多的努力，佛教实际上已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天爱帝须去世后，斯里兰卡经历了一场动乱，南印度珠罗国的伊拉罗带兵入侵，并建立了国家。之后，天爱帝须弟弟的后人迦米尼驱逐了伊拉罗，再度统一斯里兰卡。迦米尼在位之时（前161～前137），大兴佛教，在大寺内建造了“好像33天一样富丽堂皇”，以铜板复盖的“铜宫”；并用毕生精力和财力建造了高100英尺的“金鬘大塔”，供奉佛舍利。这两座宏伟建筑的建成标志着斯里兰卡佛教进入兴盛时代。

　　公元1世纪时，斯里兰卡的佛教僧团开始出现分裂，分为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大寺派坚持传统的上座部教义，视戒律为佛法之生命；而无畏山寺派则比较开明。当大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之后，无畏山寺派则接受大乘方广派的教义，而大寺派僧人则认为大乘方广派的教义非佛所传。经过一番斗争，国王沃哈里克下令焚烧了大乘的经书，无畏山寺派处于劣势。此后，无畏山寺派的部分僧人，为避免再遭打击，离开无畏山另居南山寺，形成南山寺派。这样，就形成了以大寺派为一方，以无畏山派和南山寺派为另一方的派系斗争。在摩诃森国王时（274～301），无畏山寺派一度得势，在国王的支持下捣毁了“铜宫”和大寺派的几十座寺庙，国王还在大寺范围内修建了祗多林寺，供养南山寺派的一位比丘帝须，南山寺派自此被称作“祗多林派”。这样，在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上就形成了大寺派、无畏山寺派、祗多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此后的3～5世纪时，由于大乘佛教在斯里兰卡的深入发展，接受大乘教义的无畏山寺和祗多林两派的势力甚至超过大寺派，而两派的斗争也始终没有终止。

　　在这一时期，在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上还有两件大事值得指出。一是佛牙崇拜。摩诃森的儿子云色王（301～328）在位时，印度羯陵迦国的公主和王子将佛牙舍利秘密地带到兰卡，云色王建佛牙殿供养。此后每年一度，把佛牙从王宫迎请到无畏山寺供养，并举行盛大的奉祀典礼。当此之时“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洁事，昼夜不息”。①（法显《佛国记》。）佛牙的崇奉是兰卡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牙的出行几成举国欢庆的节日。第二件大事是大寺派僧人举行了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第二次佛经的结集。这次结集是在兰卡中部的一个称作“阿卢寺”（意译为灵光寺）的寺院中进行的。500高僧依次唱颂律藏、经藏和论藏，然后将全部三藏经文及注释刻写在贝叶上，并审阅、核对了100多遍。这次刻写的经文全部用僧诃罗字，三藏经文用巴利语音译记录，注释用僧诃罗语记录。这次结集历时三年三个月多。这次结集在整个佛教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比较完整的用文字的形式把南传佛教的文献保存下来。5世纪上半叶，出生于印度菩提迦耶的觉音，来到斯里兰卡，他在大寺僧人的支持下，先在格兰塔克拉佛学院学习僧诃罗语，并编着了一部《清净道论》，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后应大寺长老之请，组织译场，把用僧诃罗语着述的注释三藏的典籍全部译成巴利语，从而完成了巴利文大藏经的全部工程。南传巴利文大藏经的最终完成，确立了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主导地位。

　　6世纪以后，无畏山寺一派逐渐走向衰落，从中分化出以苦行修道为特点的“粪扫衣派”、“村居派”及“林居派”。7世纪以后，随着密教在印度的兴起，密教传入兰卡，并在8世纪时兴旺起来。我国唐朝弘传密教的不空，受唐玄宗的派遣，于741年（开元二十九年）与弟子含光等37人赴斯里兰卡。他们“同受五部灌顶。空白尔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本。三昧耶诸宗密印、仪形色像、坛法标帜、文义性相，无不尽源”②（《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由此可知当时密教在斯里兰卡的流行状况。兰卡密教的兴旺一直持续到9世纪。

　　1O～11世纪，斯里兰卡又经历了一次动乱，南印度的珠罗国乘兰卡的内乱，侵占兰卡并统治兰卡长达77年。由于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珠罗国亦改奉印度教，他们推行印度教而大肆摧残佛教，斯里兰卡的佛教自此进入衰落时期。公元1070年，南方鲁忽奴人维阇耶巴忽起事，赶走了珠罗人，建立了波隆纳鲁伐王朝（1070～1234）。这一时期，兰卡的佛教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在国王的支持下，佛教的三大派实现了联合，全国的僧众重新统一在“大寺”之下，上座部佛教确立了自己一统的地位，教派分裂的时代自此结束。

　　12～15世纪的300年间，兰卡的佛教虽处在衰落时期，但仍有四代“巴忽”国王支持和保护佛教，兰卡的上座部佛教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特别是佛教着述的方式，确保自己的主流地位。这一时期，有被后人归纳为“三皈”、“三妙法”、“五史”（指《佛牙史》、《供养史》、《菩提史》、《舍利史》、《佛塔史》）、《五百五十本生故事》等一大批著作问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斯里兰卡为中心的上座部佛教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国门，传入中印半岛，在缅甸，进而在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发展兴旺起来。

　　1505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斯里兰卡，并在一个世纪中占领并统治了兰卡的沿海地区。当时的兰卡分为三个国家，南部的科提王国、北方的贾夫纳王国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只有中部的康提王国保持着独立和对佛教的信仰。殖民者以摧残佛教的方式传播天主教，许多僧诃罗人成了天主教信徒。17世纪中叶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他们又带来了基督教。继之，英国殖民者于1796年进入兰卡，并在20年间攻占了全岛，使整个斯里兰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西方殖民者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下，斯里兰卡的西部及沿岸地区已基本上成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天下，佛教已处在衰亡的边缘。

　　然而，传播了二千多年的佛教必竟在兰卡已根深蒂固。18世纪初，一位名叫萨拉昂卡拉的康提国年轻僧人，决心要复兴佛教。他刻苦学习巴利文，组织“沙弥戒行团”，严守戒律，弘传佛教。在他的主张下，康提国王派出使团到暹罗求法，前后四次，终于在第四次到达暹罗。他们受到暹罗王盛请接待，并与以优婆利上座为首的暹罗使团一起回国。优婆利等为时年55岁的萨拉昂卡拉及数百兰卡僧人授比丘戒，并因之建立了新的兰卡僧团。这一僧团因以暹罗僧为戒和尚，以暹罗仪轨受戒，故称“暹罗派”。12年后，萨拉昂卡拉被封为“僧王”，并亲任戒和尚为兰卡人传戒。暹罗派的创立标志着兰卡佛教的复兴。暹罗派因受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影响，只为高种姓的子弟受戒，遂产生矛盾。另一位年轻的沙弥央纳维摩拉帝须，同几位志同道合者于1799年赴缅甸求戒。他们在缅甸阿摩罗补罗的“金洞”戒坛，由缅甸僧王为他们授戒，而后携带着缅甸王所赐经典、袈裟及三位缅僧回到兰卡。1803年他们在玛杜河建水上戒坛为四方沙弥授戒，创立了“阿摩罗补罗僧团”。此派在之后还五次派僧人到缅甸受戒，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1861年，出生在南方省的因达萨帕，本为暹罗派僧人，因不满暹罗派内部的争执，而与自己的同道赴缅求戒。在缅甸，他们在缅僧王的主持下，以罗曼那地区长老任戒和尚，在僧王寺授戒。他们于1863年回国，并于次年在高尔附近的大河口筑坛传戒，创立了“罗曼那”教派。

　　以上三派教义、仪轨完全一致、都属于兰卡大寺派上座部佛教系统。此三派僧团的创立、是殖民统治下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近代以来，佛教复兴运动此起彼伏，并带有强烈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1848年的反英起义就有僧人参加，起义失败后，康德帕罗长老被除死。而后相继建立的佛教组织和佛学院实际上是为宣传民主，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中心。由于包括佛教界进步僧侣的努力，斯里兰卡终于在1948年获得独立。国家的独立也为佛教的复兴创造了条件。1956年，班达拉奈克通过竞选而出任总理，标志着佛教复兴运动的完成。

　　目前，斯里兰卡的佛教已得到完全的恢复，全国有寺院6000多座，僧人25000多人。其内部仍分为暹罗、阿摩罗补罗、罗曼那三大派系，仍保持着上座部佛教的传统。

　　二、缅甸的佛教

　　南传佛教的另一个传播中心是缅甸。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佛教就已传入缅甸。《大史》所记印度阿育王派“须那和郁多罗二长老到金地”，其“金地”就指今日缅甸及泰国南部的一些地区。有史料表明，在缅甸南部的达通、勃固一带以至泰国南部的佛统一带是古代孟族人居住的地区，佛教曾在那里十分流行，但后来衰落了。在缅甸的中部，在3～4世纪时曾建立过称作“骠国”的国家，它的都城称卑谬。据中国史书称，骠国曾是上座部佛教盛行的国家，所谓“喜佛法，有百寺。……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新唐书·骠国传》）。在11世纪前的缅甸中部的蒲甘一带曾流传过大乘阿利僧派。但以上时代佛教在缅甸流传的情况，由于史料不多难以作出具体的描述。

　　能够对缅甸的上座部佛教作出比较准确的描述，开始于10世纪时建立的蒲甘王朝。蒲甘王朝是缅族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在阿奴律陀国王时（1044～？），立志弘传上座部佛教。他定佛教为国教，尊精通巴利文三藏的长老阿罗汉为国师；他下令取缔大乘阿利僧派，也淘汰了在缅境流行的大乘佛教、密教及婆罗门教，从而确立了上座部佛教的一统地位；他派团从斯里兰卡请回一套完整的巴利文三藏，并与达通一带流传的巴利文三藏核对后重新抄录，珍藏于新建的藏经楼中；他修建了许多佛塔，其中最着名的是瑞德宫大塔。他还创制了缅文，这对缅甸佛教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巨大的贡献。

　　缅甸的佛教与斯里兰卡的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有许多缅甸的僧人到兰卡大寺留学，其中一位是孟族人沙弥车波多。他于1190年与印度僧悉沃利、阿难陀、柬埔寨僧多摩陵陀及兰卡僧罗睺罗等四位异国僧人一同回到缅甸，在蒲甘城北面的让乌建兰卡式的塔寺，称“车波多寺”，宣扬兰卡大寺派上座部佛教，从此形成了缅甸佛教史上第一个教派“兰卡派”，并迅速发展起来。而缅甸原有的僧人则认为，源于须那和郁多罗二长老的缅甸佛教，也是纯正的上座部佛教，于是自称“缅甸派”。再后来，因车波多去世，兰卡派又分化为悉沃里、多摩陵陀、阿难陀三派。

　　13世纪下半叶，元朝蒙古军入侵缅甸，并于1287年推翻了蒲甘王朝。在元军彻退后，缅甸出现了北方的阿瓦王朝与南方的勃固王朝对立的“南北朝时期”。在南方的勃固王朝，本就有着上座部佛教的基础。女王信修浮（1453～1472），以僧人达磨悉提还俗后为相，而后干脆让贤给达磨悉提，自己一心事佛。达磨悉提在位20年（1472～1492）。他曾派遣一个由44人组成的僧团到兰卡学戒，回国后下令全国的僧人都必须按照兰卡大寺的仪轨，重新受戒，从而统一了缅甸的佛教，结束了缅甸佛教长达300年的分裂局面。

　　16世纪中叶，居于南方的缅族人德彬瑞蒂统一了下缅甸，建立了东固王朝，并在他的继任者莽应龙时统一了整个缅甸。东固王朝统治缅甸长达222年。这一时期国家与兰卡交好，崇尚佛教。

　　1752年，东固王朝被孟族人推翻，但缅族人阿琅帕维又起兵进行了恢复缅族人统治的战争，并重新统一缅甸，建立了贡榜王朝。贡榜王朝时代，上座部佛教的中心实际上已从斯里兰卡转移到缅甸。此时，许多有志于复兴兰卡佛教的兰卡僧人到缅甸求戒。他们回国后创立了兰卡的“阿摩罗补罗派”和“罗曼那派”。也是在这一时期，在敏车王（1853～1878）的主持下，2400位高僧在都城曼德勒举行了一次佛经的结集，把经过校订的巴利文三藏镌刻在729块方形的大理石碑上，前后用时5年另5个月。这是缅甸佛教史上一件值得称颂的大事，此“石经”至今犹存。这次结集被缅甸僧人称之为佛教史上的“第五次结集”。

　　自东固王朝始，缅甸佛教内部因如何披搭僧衣而分成两派。主张僧人外出时披搭袈裟可袒露右肩的一派称“偏袒派”；主张僧人外出时披搭袈裟必须覆盖双肩的一派称“被覆派”。这两派的争沦一直持续到贡榜王朝，前后75年，虽以被覆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其影响则波及整个上座部佛教圈。在兰卡的三派僧团中，从缅甸传入的两派，坚持僧人外出时一定要披覆双肩，而自泰国传入的暹罗派则主张可袒露右肩。在尔后缅甸形成的三派中，哆达摩派主张可偏袒右肩，瑞景派、达婆罗派则主张披覆双肩。

　　1885年英军攻占了缅都曼德勒，次年贡榜王朝的施泊王被俘，缅甸全境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信奉佛教的缅甸人民并不甘心自己的殖民地地位，以僧人为骨干掀起了长期的民族解放运动。1906年成立的“缅甸佛教青年会”成为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1921年高僧吴吞摩领导人民开展“不合作运动”；另两位高僧吴欧德玛和吴维萨拉为民族解放与殖民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爱国的僧人和缅甸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终于在1948年实现了独立，建立了缅甸联邦。独立后的缅甸，佛教的发展进入了高潮。出住第一任总理的吴努全力支持佛教，他的政府成立佛教评议会、宗教部和佛教戒行部三个全国性组织，发展佛教教育，弘传佛教文化。在他的支持下，由政府出资，于1954～1956年又举行了“第六次结集”。为了这次结集，在仰光的吉祥山修建了周长600米，高达118米的“和平塔”和“大圣窟”。这次结集，集2500位高僧，历时两年，依据第五次结集的“石经”，用各种版本的巴利文三藏详加校对，然后刷印流通。当结集完成之时，也正是佛涅盘2500周年，全国放假并在大圣窟举行了由政府总统、总理及各国来宾参加的万人庆典，成为一时的盛事。在此之后的1961年修订的宪法还规定佛教为“国教”，虽然紧接着的奈温政府废除了国教化的条款，但仍对佛教实行保护的政策。

　　今天的缅甸依然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全国90％的居民信奉上座部佛教；13万僧人、2万余所佛寺分属三个教派；男子自小都要在寺院中短期为僧，然后还俗；家家供有佛龛，奉佛成为人民生活的一种习惯。

　　三、泰国的佛教

　　泰国，古称暹罗，是中南半岛上的重要国家。泰国佛教的流传亦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度阿育王派使臣须那、郁多罗二长老所到达的“金地”就包括泰国南部的佛统一带，佛统地区出土的许多文物都证实了这种情况。纪元前后，在佛统所在的泰国南部曾建立孟族人的国家称“金陈”，那里也曾出土了属于2世纪时的铜佛像。6世纪末建立的以古城佛统为都城的堕罗钵底国，统治泰国南部长达400年之久。这个时代，泰国南部的上座部佛教有了相当的发展，这里出土的青石佛像、石刻法轮、伏鹿图、古塔、佛足印等文物都表明了这一点。

　　13世纪中叶建立的素可泰王朝，逐渐统一了泰国的南方。在国王坤兰甘亨时期（1277～1317），修建了阿兰若寺，派僧人赴兰卡学习，兰卡国王回赠以“狮子佛像”和巴利文三藏。他还整顿僧制，建立了僧王、僧伽尊长、大长老、上座四级僧官制，创制了泰文。这一时期是泰国上座部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在泰国的北方，10世纪前后并立着三个城邦国家，即兰那泰、帕尧、哈利奔。1338年，兰那泰国王孟莱，吞并了其他两国，建立了以清迈为都城的兰那泰王朝，又称清迈王朝，从而形成了与南方素可泰王朝对峙的局面。兰那泰王朝的初期，佛教受缅甸蒲甘时期的影响，佛教建筑多为缅甸式。到哥那王时（1355～1385），许多僧人到兰卡学习，回国后传播兰卡大寺派佛教，从而使兰那泰的佛教兰卡化。发展到三界王时期（1441～？），修建了着名的大菩提寺，并于1447年在大菩提寺举行了泰国历史上第一次三藏的结集。

　　1350年，素可泰王朝的乌通太守自立为王，定都阿输陀耶城（华人称大城），开创了大城王朝。大城王国与素可泰王朝并立于泰国的南方，历时400余年。大城国的怛莱洛迦王时（1448～1488），迁都彭世洛，将原来的王宫改为佛寺称“吉祥大智寺”，他又在新都建“朱拉摩尼寺”，他自己在此寺出家8个月，并亲着《大本生》一书。此后缅王莽应龙曾一度征服了大城王朝，泰国南部成为缅甸的属国。1590年纳理逊王在战胜缅军后继位，中兴了大城王朝。在尔后的近200年间，泰国的上座部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岌岌可危，一批有志于复兴兰卡佛教的僧人到泰国求法。他们在大城受到国王的礼遇，并请泰国高僧到兰卡传戒，创立了兰卡的“暹罗派”僧团。

　　1767年缅军攻破大城，大城王朝覆灭。但不久，达城太守郑信起义，以吞武里为都城，建立了吞武里王朝。郑信建国后，平定国内各派势力，并打败缅军，收复清迈、统一了缅甸，奠定泰国现在的版图。郑信大力振兴佛教，整顿僧团，收集整理经书，还在攻取万象时，使一尊原兰卡王赠送泰王的玉佛失而复得。然而，郑信的吞武里王朝只维持了15年，本是他的大将的查克里（拉玛一世），乘郑信患病之机，处死郑信及其家属，自立为王，将王都迁至曼谷，这就是相传至今的曼谷王朝（1782～？）。

　　曼谷王朝时代是泰国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代，佛教也因此走向繁荣和成熟。拉玛一世时（1782～1809），在王宫建玉佛寺，供奉那尊从万象取得的玉佛。他对泰国佛教的重大贡献是他组织了泰国佛教史上第二次三藏经典的结集。200位高僧和32位博学的居士，在大舍利寺用5个月的时间将巴利文三藏刻写在贝叶上，并对藏外经典和注释进行了整理和编辑。他还修订了泰国法典，使之符合佛法的精神。在这一时期僧王瓦那拉特着《结集史》，总结南传佛教的9次结集史（前3次在印度，4～7次在兰卡，8～9次在泰国）。在拉玛三世时（1824～1851），他组织高僧将巴利文三藏译成泰文，他还重修大菩提寺，使之成为泰国佛教文化艺术的弘伟的殿堂。在拉玛四世时（1851～1868），他创立了严守戒律的贵族僧团“法宗派”，敕建母旺尼域寺作为法宗派的总部，而普通的大众僧人则称“大宗派”。自此，僧团分成两派并沿续至今。拉玛五世（1868～1910）和拉玛七世（1925～1934）都对泰国佛教作出过贡献，他们分别重新校订巴利文三藏，并用新泰文音译和纸版印刷的方法，编辑印刷三藏典籍；还创立了“大舍利学院”和“皇冕学院”，成为培养高级僧材和开展佛教学术研究的基地。在泰国佛教史上一件最引入注目的工作是1940年开始的将全部巴利文三藏译成泰文。这一工作虽然在此前也进行过，但仅限于经藏，且有不少错误，这次则是在更正前人错误的基础上进行全译。这一工作到1952年才全部完成。总之，泰国佛教在曼谷王朝时代，完成了国教化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走向成熟。

　　现在，上座部佛教几乎是泰国全民信奉的宗教，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5％。全国有佛寺3万座，佛塔10万座。泰国的男子一生中都要到寺院中出家一段时间，国王及王室家族都不能例外。佛教内部仍分为两派，“法宗派”僧人多为王室贵族，所住寺院多为“国寺”；而以平民为主的僧人则属于“大宗派”，他们所住寺院称“民寺”，占佛寺总数的90％。此外，在泰国因有华人和越南人，故有属于大乘佛教的“华宗”和“越宗”。它们也取得了政府的承认，“华宗”有寺院18所，“越宗”有寺院13所。

　　四、柬埔寨的佛教

　　现今的柬埔寨王国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的重要国家。它的历史可分为扶南、真腊、吴哥和金边四个时期。

　　佛教何时传入今天的柬埔寨，从地理概念上讲亦可上溯到公元前三世纪时，须那和郁多罗二长老所到之“金地”，就应包括柬埔寨与泰国南部接壤的地区，但具体情况已难以描述。1世纪时，柬埔寨建立了“扶南国”，我国史书就有关于扶南国的记载。在扶南时期，同时存在着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及婆罗门教，但以大乘佛教最流行。扶南高僧僧伽婆罗、曼陀罗仙在南朝齐梁时代到中国，带来并译出《阿育王传》、《解脱道论》、《宝云经》等许多经典；我国四大佛教翻译家之一的真谛，来华前在扶南修学，后随梁使“赍经论”来华，23年间，译经64部、278卷。据《续高僧传》记载，真谛从扶南带来的经典“几二百四十甲”，如果译成汉文可得“二万余卷”，而他只译了“数甲之文”。由此可知当时扶南的大乘佛教是非常兴盛的。

　　真腊时代（550～802），据我国《旧唐书》记载：“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说明当时婆罗门教是官方的宗教，而民间则流传大乘佛教。

　　吴哥时代（802～1219），柬埔寨的宗教仍以婆罗门教为主，阇耶跋摩二世（802～850）死后谥号“帕拉梅斯沃拉”，其意就是“大自在天”。因陀罗跋摩一世时（877～889），为先祖修建了6座石结构庙宇，成为最早的吴哥建筑；其子耶所跋摩王（889～900）在巴肯山麓营建新城，开始了吴哥窟的建设，到苏利耶跋摩二世时（1113～1150），国势强大，兴建宏大的吴哥寺，使吴哥窟开始形成规模。吴哥窟的兴建一直持续到阇耶跋摩七世时代（1181～1219），历时400多年，是柬埔寨最宏伟的宗教建筑。也正是在阇耶跋摩七世时，据说国王派自己的儿子多摩陵陀到兰卡大寺修习上座部佛教，他回国后传播兰卡大寺派教义，自此上座部佛教逐渐在柬埔寨发展起来。我国元朝使臣周达观1292年出使柬埔寨，他回国后写的《真腊风土记》，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吴哥时代佛教流传的情况。他说：寺院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皆茹鱼肉，唯不饮酒，供佛亦有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俗以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家家皆佛事”等。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柬埔寨，上座部佛教已经成为人民的主要信仰。

　　1431年，泰军攻陷吴哥城，国王被杀，王太子迁都金边，至此柬埔寨的历史开始了金边时代。在这一时代柬埔寨曾一度成为泰国的属国，就宗教而言，也完全纳入了上座部佛教的体系之中。虽然在19世纪中叶柬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但上座部佛教一直处于统治的地位。柬独立后，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从而使柬埔寨的上座部佛教进入了空前发展的时代。现在，上座部佛教是柬埔寨人民的基本信仰，全国90％的人口是佛教徒，比丘和沙弥近9万人，寺院近3千所。与泰国一样，僧团也分为“大宗派”和“法宗派”两派。大宗派多为平民僧众组成，人数众多，法宗派则多为王室贵族出身的僧人组成。柬埔寨男子一生中都要到寺院中出家一段时间．在寺院中学习文化和佛教的知识。

　　五、老挝的佛教

　　老挝是位于中南半岛中部的内陆国家，四邻与泰国、缅甸、柬埔寨及我国的云南接壤，也是上座部佛教流传的主要国家。老挝历史上曾长期为扶南、真腊的属国，所以它的宗教发展的历史几乎与柬埔寨相同。在13世纪以前，除本土特有的鬼神和精灵崇拜外，也是一个印度教、大乘佛教等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度。13世纪时，柬埔寨已是一个上座部佛教十分流行的国家，所以在此后不久的老挝南掌国法昂王时（1353～1373），应国王的要求，柬埔寨阇耶跋摩九世派遣20几位比丘和精通三藏的学者，携带一尊称作“勃拉邦”的金佛像、巴利文三藏经典、菩提树苗及大量金银等礼品，以及护送这些礼品的工匠、村民等来到老挝。使团受到法昂王的隆重接待。为柬僧的到来，国王建“波沙曼寺”，并举行隆重的迎佛大典，还把王都改名为“琅勃拉邦”。如此大规模的举动不仅传来了上座部佛教，也使上座部佛教迅速地发展起来。法昂王的继承者桑森泰王时（1373～1416），国家稳定，上座部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建摩那兰寺，并铸造了一尊巨大的青铜佛像供于其中。兰坎登王时（1416～1428），建全了僧爵制；维苏王时（1502～1520），将巴利文三藏译为老挝语，并建维苏寺以供佛舍利。他为了确立上座部佛教的一统地位，曾下令禁止鬼神迷信和精灵崇拜。发展到悉达提拉王时（1550～1571），首都已从琅勃拉邦迁至万象。他在万象建大舍利塔，又称塔銮。此塔占地数百亩，是至今老挝最大的佛教建筑。

　　老挝上座部佛教的鼎盛时代是在苏利亚旺萨王时（1637～工694）。这时老挝的上座部佛教几乎成为中南半岛的中心，连泰国、柬埔寨的僧人也要到老挝来留学。他加强僧团建设，全国设正、副僧王，在县、乡、村三级设各级僧官。他制定了老挝历史上第一部以佛法为基础的法典。

　　1893年，老挝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在法国统治的50年中，殖民者虽然极力推行天主教、基督教，但由于佛教在民众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老挝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极少。1961年的老挝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国王是最高的保护者”。在现今的老挝，上座部佛教几乎是全民的信仰，有僧人一万二千多人，寺院近二千所。

　　六、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上座部佛教

　　以上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情况。此外，我国西南边疆与老、缅接壤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阿昌族、佤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因为地理的原因，也由于自古就与老、缅、泰、柬等国发生着广泛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也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流传的重要地区。

　　上座部佛教何时传入我国的西双版纳及德宏地区有着不同的记载。有云，阿育王派使臣向外传播佛教，就曾到达过包括我国西双版纳在内的“润国”，但因史料缺乏，难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根据我国的傣文资料，上座部佛教是在7世纪中叶由缅甸传入西双版纳的，到8～9世纪已在这一地区得到初步的发展。在14世纪时，中南半岛诸国已经上座部佛教化，上座部佛教开始全面向西双版纳及德宏地区扩展。大约在14世纪中叶，泰国北部以清迈为中心的花园寺派和莲花塘派僧人先后来到西双版纳地区弘传上座部佛教，从而形成了这里的两派，即“摆罢”派，也就是莲花塘派的傣语简称；“摆孙”派，也就是花园寺派的傣语简称。摆罢派保持了原始佛教的特点，以苦修为主，日中一食，不与世人交往，因此人数较少；摆孙派则戒律比较宽松，寺院建在村中，与村民有广泛的交往，发展较快。在德宏地区还流行一种宗派称“摆庄”，据传是从缅甸传入的，戒律甚宽，与摆孙派相似。此外，在德宏地区还流行着“多列”和“左抵”两个派别，他们遵守严格的戒律，故僧人人数很少。

　　13世纪下半叶，随着上座部佛教的传入，缅甸文的巴利三藏也传入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13世纪末创制傣文，之后，这些缅甸文三藏就被译成傣文，并出现了注释这些经书的傣文佛教著作，形成了傣文大藏经。傣文大藏经与巴利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一致，最大的特点是加进了傣族僧人自己的著作。

　　我国傣族等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与缅泰佛教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没有根本的区别，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节北传佛教

　　本章开始已经讲到，印度阿育王时代派使臣向四邻各国传播佛教，向北到达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地区（古称犍陀罗）、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古称迦湿弥罗，我国古代称罽宾）以及尼泊尔（雪山地方）地区；进而向西北发展，进入中亚及西亚地区，有塞琉古王朝（我国史称条支）、帕提亚（即安息）、巴克特利亚（即大夏），也就是说，今天的阿富汗、伊朗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都曾是佛教向外传播的最早的地区之一。公元前2世纪前后，原居我国“敦煌祁连间”一带地方的月支人被匈奴人打败后，向西迁移，他们“击大夏而臣之”，占有锡尔河及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当时，月支内部分为五部，即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称“五翎侯”（见《汉书·西域传》）。而后，贵霜部的翎侯丘就却消灭其他四部，统一月支，自立为王，建立了贵霜王朝，并向南侵占了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北部地区。贵霜王朝传至第三代迦腻色迦王时（约78～120），定都白沙瓦，国力强大，成为当时地跨中亚及南亚广大地区的封建帝国。迦腻色迦王效法阿育王崇信佛教，广建寺塔，兴造佛像，并组织了佛教史上第四次佛经的结集。在他的时代，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一时代，在印度的南部和西北部，大乘佛教开始兴起，故整个月支贵霜王朝统治的范围内，不仅广泛流传着小乘说一切有部，也同时开始了大乘佛教的传播。正因为这样，加之贵霜王朝正处在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所以自公元前1世纪始，佛教的小乘说一切有部及大乘佛教就通过贵霜王朝所辖之地区传向整个古称西域的地方，其中包括我国新疆地区的古于阗国和龟兹国。

　　一、西域佛教

　　1、犍陀罗和罽宾的佛教

　　贵霜王朝的统治中心犍陀罗和罽宾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活动中心，也是大乘佛教产生的重要地区。王朝初期，在这里存在东西两个僧团。犍陀罗的僧团称西方师，名僧很多，以法胜为最早，他着有《阿毘昙心论》；稍晚，则有协尊者，着《四阿含论》；此外，与迦腻色迦王同时代的有世友，他着有《品类足论》、《异部宗轮论》，法救着《法句经》等，他们二人与妙音、觉音四人号称“四评家”。另外还有众护，据说是迦腻色迦王之师。迦湿弥罗的僧团称东方师，在佛学上的成就也是相当可观的。自早于迦腻色迦王百年的迦旃延尼子作《发智论》、《八犍度论》后，他的后继者们又着述了《施设足论》、《识身足论》、《界身品论》、《品类足论》、《集义门足论》、《法蕴足论》等被称为“六足论”的著作及200卷本的《大毘婆沙论》，使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体系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位称作马鸣的佛学大师（又称辨才比丘），他受到迦腻色迦王的特别重视。据《马鸣传》，他本是中天竺人，是迦腻色迦王进攻天竺时，作为条件从天竺请来的。他不仅是佛学大师，还是一位诗人，以他署名的汉译本著作有《佛所行赞》、《大乘起信论》、《六趣轮回经》等。有部的禅法以有部后期的达磨多罗和佛大先为代表。他们二人都是活跃在罽宾的着名僧人，他们禅法的代表著作是汉译本《修行方便禅经》。

　　2世纪时，贵霜王朝地区的大乘佛教也已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阶段。我国东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来华的译经家支娄迦谶，“本月支国人”，他所翻译的经典主要是大乘经，计有《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阿阇世王经》、《兜沙经》（大乘《华严经》的一部分）、《阿閦佛国经》等13部凡27卷（据《出三藏记集》）。这些经典涉及大乘般若、华严、宝积及净土等许多领域。在而后的3世纪时，来华的译经家中，有着名的支谦、竺法护等人，他们也是“大月支人”，他们译出的《维摩诘经》、《阿弥陀经》、《渐备一切智经》、《无量寿经》、《密迹经》、《如来兴显经》、《般舟三昧经》等，也都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当时贵霜王朝地区大乘佛教已相当流行。

　　在这一时代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原来本没有刻造佛像等偶像崇拜的佛教，出现了造像的风潮，形成了独特的犍陀罗佛教艺术。

　　2、安息和康居的佛教

　　在贵霜王朝的西部，是我国古称“安息国”的地方，约相当于今天伊朗、阿富汗的一些地区；在贵霜王朝的北方是我国古称“康居国”的地方，大致相当于今日咸海周边的中亚地区。1～3世纪时的安息和康居也是佛教流行的国家。我国东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来华的着名译经家安士高，是“安息国正后之太子”。他在家时就奉佛持戒；“嗣大位”后，“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晓经藏，尤精阿毘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高僧传》卷1）。这说明，在当时的安息包括王室贵族都信奉佛教。他来华后所译经典计34部凡40卷，主要是小乘经，其中《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等是介绍小乘禅法的经典；另一部分如《阴持入经》、《四谛经》等则多为《阿含经》的节译本。这从又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安息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在康居，2世纪以来来华并译出经典的僧人也不少，如康巨、康孟祥、康僧会、康僧铠等，他们译出的经典虽然不是直接来自康居，但康居国奉佛也是十分清楚的。

　　3、于阗和龟兹的佛教

　　属于古称西域的我国新疆的于阗和龟兹地区也是北传佛教最早传入的地方。于阗即现在的和田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与克什米尔即罽宾接壤。早在西汉时代，于阗就已建立国家。《汉书·西域传》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据玄奘《大唐西城记》载，于阗的佛教是从迦湿弥罗即罽宾直接传入的，所谓“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王遂礼请，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另据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①（此书汉译本载王尧、陈践编《敦煌吐蕃文书选》，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载，佛教是于阗建国的第165年开始兴起的。据研究，这一年是公元前77年（又云为公元前74年）。就是说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就已传入于阗。从当时罽宾作为大月支贵霜王朝的统治中心，而于阗与其接壤的地理环境看，佛教在这一时代传入于阗是可信的。龟兹是建于古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古国，它的西边邻国是安息和康居。据我国史书记载，“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就有龟兹国存在，龟兹国向汉朝中央的贡品中有反映佛教的器物（《梁书·刘之遴传》）。这表明，龟兹地区传入佛教比于阗还要早。公元l世纪时，于阗和龟兹的佛教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近代以来在这些地区发现过据研究是1世纪时的佛经写本。但这一时期的佛教因为资料不多难以做出具体的描述。公元3～5世纪的我国魏晋时代是龟兹、于阗佛教发展的极盛时代。《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龟兹佛教艺术的代表，着名的克孜尔石窟寺也正是在这一时代开始开凿并形成规模。我国佛教史上被誉为四大翻译家的鸠摩罗什（343～413）就是龟兹人，他的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当时的龟兹主要流传小乘佛教。罗什幼年曾到罽宾学习小乘经论，12岁返回龟兹，“于沙勒国诵《阿毘昙》、《六足》诸门、《增一阿含》，及还龟兹，名盖诸国”（《出三藏记集》），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罗什成年的时期，龟兹的佛教在罗什等人的带动下，大乘佛教已取代了小乘佛教的地位而兴盛起来。

　　在于阗，3世纪时是大小乘佛教同时并存。《高僧传》卷4朱士行传记载：“魏甘露五年”，即公元260年，颖川人朱士行出家为僧，为“远迎大品”《般若经》，“发迹雍州，西涉流沙，既至于阗”。在于阗，他果然写得“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六十万言”。但当他派弟子送经返回洛阳时，于阗的小乘学众以“惑乱正典”为由，报告国王。加以阻止。经朱士行的努力，证明“大品”经也是佛之大法，大众信服，遂得以送回洛阳，后由竺叔兰译出，名为《放光般若经》。这段记载说明，在当时的于阗，小乘佛教还处在主导地位，受到王室的支持，但大乘佛教也有相当的流传。发展到4世纪以后，于阗流行的就主要是大乘佛教了。4世纪末，东晋名僧法显在西行求法的途中，经过于阗，他在《佛国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藏文《于阗教法史》①（此书汉译本亦载《敦煌吐蕃文书选》。）亦云：“大乘人如马身之毛，小乘人如马耳之毛而已。”

　　5世纪以后，于阗、龟兹地区处于动乱的年代，佛教虽然还在发展，但已处于低潮，而以吐鲁蕃为中心的高昌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在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实现了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安西都护府从高昌迁至龟兹，佛教再度兴盛。据《大唐西域记》载，当时的于阗“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大乘教法”。武则天之时，从于阗取回梵本《华严经》，并请于阗高僧实叉难陀来到长安，给予很高的待遇。在实叉难陀的主持下翻译出着名的80卷本的《华严经》。这一时代，来内地的于阗高僧还有提云般若（天智）、智严等，他们亦翻译了不少经典。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于阗的佛教仍然十分兴旺。同一时代的龟兹及疏勒、焉耆等地区，佛教依然十分流行，但以小乘佛教为主。

　　进入8世纪以后，由于吐蕃的东进，加之9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入侵，新疆地区以于阗为中心的西部，佛教逐渐衰落，并最终在11世纪初，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的统治而走向衰亡。在以高昌为中心的东部，佛教因受内地和吐蕃藏传佛教的影响依然流传了几个世纪，尽管伊斯兰教的势力在逐渐扩张，佛教存在的地区越来越小，但始终也没有完全消亡。

　　二、中国汉地佛教

　　真正意义的北传佛教是以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为中心。今天北传佛教流传的主要国家，如朝鲜的佛教、日本的佛教、越南的佛教等，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他们的根都在中国汉地。这些国家的佛教不仅是从中国汉地传入的，就是其使用的经典和尊奉的教义也都与中国汉地的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北传佛教又可直称为汉传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汉地，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即我国两汉之际，一批外籍僧人通过古丝绸之路，经西域诸国把佛教传入我国的汉族居住的地区。我国史书中记载佛教传入汉地的比较可信的史料，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的一条材料。此注文称：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这条记载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汉王朝的一位太学的学生景庐向大月支的使臣学习《浮屠经》。也就是说在公元前后的西汉末年，佛教已传入中国汉地，并引起一部分人的关注，其中有人开始学习佛教的经书。几十年后，也就是东汉初年的汉明帝年间（58～75），由于汉光武帝刘秀的四子、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的率先奉佛，使佛教在一部分皇室贵族及其亲信中得以传播。《后汉书·楚王英传》载：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衍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盛馔”。

　　这条记载指出，不仅作为皇室成员的楚王刘英已经奉佛，而且在他的影响下，在他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佛教信徒，这其中有出家的僧人（桑门）和在家的居士（伊蒲塞）。这一比较确实的历史情况，在中国佛教的史传著作中也得到反映，这就是“汉明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高僧传·摄摩腾传》载：

　　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邀）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也。

　　《高僧传》的记载更具体化，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东汉初年佛教在汉地初传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东汉初年，一批外国的佛教僧人已经来到中国的汉地，并在汉明帝的支持下，在洛阳建起了第一座佛寺即白马寺，还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如果参照《楚王英传》的记载，佛教史传中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应该说是可信的。要指出的是，汉明帝之时的东汉初年，佛教只是在个别地方的初传，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距汉明帝在位一百余年后的汉桓帝时（147～167），佛教在中国汉地的传播出现了一个转机。这一方面与当时动荡的历史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最高封建当局奉佛和扶植佛教的行为，促使佛教逐渐发展起来，所谓“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①（《后汉书》西域传。）在这一时代，包括紧接着的汉灵帝之时（168～189），着名译经家安士高和支娄迦谶来到洛阳，他们第一次把小乘禅学和大乘般若学的经典翻译介绍到中国汉地，对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时，不仅桓帝本人在宫中立“浮屠之祠”，在民间，修寺造像的风气业已形成。《后汉书·陶谦传》载：

　　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阇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这条记载表明，在东汉末年，佛教在中国汉地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传播，并在民间百姓中造成一定影响。当时不仅建造的佛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且诸如浴佛这样内容丰富的佛教节日活动也已开始流传。另从《出三藏记集》卷5所录僧睿的《喻疑》一文所云“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裕义，迁之以配说”的情况看，当时的广陵（扬州）、彭城（徐州）一带佛教已相当流行，不仅上层官吏中有出家者，而且出家者中的有文化的“贤”者，亦开始了讲经活动。发展到三国时代，佛教的传播有了新的突破。当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高僧传》卷1）。即当时虽然有了众僧，但还没有严格的佛教律仪，僧人只是剃除了须发，穿上僧衣而已；他们进行的佛事活动，也只是效法当时流行的“祠祀”。中天竺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后，译出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律典《僧祗戒心》，并“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于此”。①（《高僧传）卷1昙柯迦罗传。)就是说，自昙柯迦罗译出《僧祗戒心》后，中国汉地才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和真正意义的僧人。在吴地，东汉末年尚没有佛教，此时也成了外籍僧人的涉足之地。先是天竺人维祗难、竺将炎及月支人支谦等来到吴地译经，而后则是康居人康僧会于吴赤乌十年（247）来到建业，在孙权的支持下首建佛寺称“建初寺”，并译出《六度集经》等。

　　西晋时期（265～316），佛教亦稳步地向前发展，地域扩大。外籍来华译经的僧人着名的有竺法护、安法钦、法立、法炬、无罗叉、竺叔兰、疆梁娄至等，译经的地方也从洛阳等少数地区发展到敦煌、天水、长安、广州、淮阳、陈留、相卅等许多地方。据记载，当时仅洛阳、长安两地的佛寺就有180所，僧人3700余人（唐法琳《辩正论》）。

　　佛教的大发展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这一时期，佛教在历代封建帝王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在东晋，首先是因为帝王的笃信而使佛教深入统治阶级的上层，皇室的宫廷成为高僧出入的场所，甚至内宫的太子、后妃也皈依佛教成为佛门弟子。在东晋时贵戚名门与僧众交往、清谈与佛教的结合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当时首都建康的道场寺和庐山的东林寺成为佛教的两大中心。在这里集中了以慧远、法显为代表的一大批硕学高僧，进行翻经和着述活动。在北方则是由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的“十六国”。首先灭亡西晋统一北方的是后赵的石勒。石勒和他的后继者石虎，在“佛是戎神，正所应奉”的思想指导下，极力崇扬佛教，信奉名僧佛图澄。佛图澄在后赵的数十年间“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①（《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继后赵之后是氐族的前秦，前秦苻坚时代，出现了名僧道安（312～385）。道安是佛图澄的弟子。佛图澄去世后，道安率徒众400余人至襄阳，先住白马寺，后创檀溪寺，一住15年，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僧团。道安为这个僧团制定了“僧尼轨范”，每日“斋讲不倦”，虽“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重”。②（《高僧传》卷5道安传。）道安在襄阳考校经典，整理译经目录，着疏作序，著作了对中国佛教具有深远影响的一大批著作，开创了对中国佛教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义理之学”，从而成为当之无愧的“德为物宗，学兼三藏”的一代宗教领袖。

　　继前秦之后是羌族人建立的后秦。后秦的姚兴时代（394～416），着名的翻译家、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姚兴“崇爱三宝”。以“国师之礼”“迎什入关”。罗什在姚兴的支持下，在长安组织了一个三千余僧的庞大僧团。这个僧团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同时讲说新译经论，探求义理，从而把中国佛教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所谓“自像教东迁，在兹为盛”。①（《高僧传》卷3“论”。）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佛教在中国的南方极度澎涨。据法琳《辩正论》载，萧梁时代有寺院2016所，僧尼82700人。应该说，这是一个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南史·郭祖深传》如此记述当时佛教的情况：“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指寺院内供役使的奴仆），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就是说，当时仅都城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余人。萧梁的立国之君梁武帝崇佛达到极点。他为了推动佛教的发展曾四次舍身寺院；他着《断酒肉文》，以皇帝的权威确定了中国汉地僧众素食的戒律；他亲自讲经、注经，“制《涅盘》、《大品》、《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②（《梁书》卷3武帝纪下。）等。

　　结束十六国，完成统一北方的北魏朝，13代帝王除世祖拓拔焘外，都是崇佛的。北魏初年，天下寺院有6478所，僧尼77258人，而到了北魏末年，僧人人数迅速扩展，有所谓“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③（《魏书》卷114释老志。）北魏时代开凿了着名的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开凿洛阳龙门石窟历时23年，役人力802366个。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营建佛寺不遗余力，仅都城洛阳就有佛寺一千余所。胡太后在洛阳建造的永宁寺，寺中“九级浮屠”，“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④（《洛阳伽蓝记》卷1。）“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令端门”…。真可谓“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

　　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时代，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佛教思想空前活跃，以智□、灌顶、吉藏、慧远、玄奘、窥基、道宣、法藏、澄观、惠能、神秀、善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佛教思想家，以对中国佛教独特的理解和令人钦佩的着述活动，创立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佛教宗派；高丽、日本等邻国派遣一批又一批留学僧到中国学习佛法，并把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带回各自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祖庭的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中国汉地成为真正意义的北传佛教的中心。这一时期，在佛教寺院的建造、石窟寺的开凿、佛像的雕塑、佛教典籍的翻译和着述，以及佛教对世俗文化生活的影响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切，使佛教在隋唐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一种不可取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正因为这样，到唐代中叶佛教的发展已成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有所谓：

　　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铈，僭似宫居。①（《旧唐书》卷18武宗记。）

　　遂引起一场唐武宗发动的“废佛”事件。这次废佛，除保留一部分“精妙者”，如两京的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庄严寺外，拆除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折招提兰若（小寺）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②（《旧唐书》卷18武宗记。）从这一组数字中足见当时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唐末五代以来，中国汉地佛教虽然再没有出现过如中唐以前那样备受朝廷重视，澎勃发展的兴旺情势，甚至统治者还不时地发布有关建寺、度僧的限令。但是，这只是个别的情况，宋以后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并没有放弃对佛教的支持和利用，如北宋初年的太祖太宗时代就作了几件对中国佛教说是很大的事，一件是派使臣在益州（成都）雕刻大藏经板。这就是中国佛教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开宝藏》不仅开了中国刻藏史的先河，它的影响还波及四邻地区的契丹、西夏，甚至到达高丽。在此后的两宋年代，国内外接连进行了《契丹藏》、《金藏》、《高丽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等汉文大藏经的雕印。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第二件是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在京城设译经院，请天竺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译经，译经284部、758卷，宋太宗还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成为一时之盛事。这不仅使中断了一百余年（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至此）的译经事业得以恢复，也是中国译经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第三件是宋太宗派内侍张廷训、张仁赞分别到五台山和峨眉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和金铜普贤菩萨像，重建五台十寺和峨眉五寺①（《佛祖统纪》卷43。），从而在官方的支持下促成了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这一最高统治者对佛教支持的政策，在同一时代的辽、金诸帝，以及此后的元、明、清诸代帝王都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改变。在辽、金时代，在最高当局的支持下，继承隋唐，基本完成了《房山石经》的雕造及《契丹藏》、《金藏》的刻印；元朝的第一代君王世祖忽必烈，以“护法”自称，对佛教护持有加。《佛祖历代通载》的作者念常，以数千字的篇幅“敬录”元世祖崇信三宝、供养众僧、重整大藏等“以弘教为己任”的事迹。②（《佛祖历代通载〉卷22。）明朝的开国之君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即十分关注佛教，大力整顿教务，将全国寺院区分为禅、讲、教三类；共同修习《心经》、《金刚》、《楞伽》；建立全国及地方的四级僧官制，按级给俸；颁布《申明佛教榜册》等，约束僧人行为等等，基本上确立了明清时代管理佛教的模式。有明一代，在帝王主持下官版大藏经的雕造就有洪武朝的《南藏》和永乐朝的《北藏》；在清朝，在雍正朝又组织了规模弘大的清《龙藏》的雕造。正因为历代帝王的信奉和对佛教的扶植，佛教发展的势头一直没有减弱。在北宋的真宗朝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仁宗朝有僧385520人，尼48740人；南宋高宗朝有僧20万。①（《佛祖统记》卷53。）元朝世祖时代，据官方统计，全国有寺院42318所，僧尼合计213148人。②（至于十八年宣政院的统计。）明朝没有记载，清朝初年有寺79622所，僧尼118907人。③（《太清会典》卷l5。）但到了清朝末年全国僧尼约有80万人。④（太虚《整顿僧伽制度论》。）

　　以上是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及中国汉地佛教的基本情况，因为下章还要专章讲述，这里只述其概貌。

　　三、朝鲜佛教

　　纪元前后，在今天的朝鲜半岛同时存在着三个国家，朝鲜史称“三国时代”。在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国大陆接壤的地区是高句丽国，在半岛南方洛东江流域地区是新罗国，而在汉江流域地区立国的称百济。佛教正是在朝鲜的“三国”时代从中国内地先后传入半岛的三个国家。

　　高丽僧一然所着《三国遗事》记载了佛教初传三国的历史情况：

　　小兽林王即位二年壬申，乃东晋咸安二年晋孝武帝即位之年也，前秦符坚遗使及僧顺道，送佛像经文。又四年甲戌，阿道来自晋，明年已亥二月，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高丽佛法之始。

　　这种记载还见于《海东高僧传》、《三国史记》。就是说在半岛的三个国家中最早传入佛教的是北方的高句丽，时间大约在4世纪中叶的372～374年间。

　　据《三国遗事》记载，佛教传入百济是“第十五（《僧传》云十四，误）枕流王即位甲申（东晋孝武帝大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陀至自晋，迎置宫中礼敬。明年乙酉，创佛寺于新都汉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济佛法之始”。东晋孝武帝大元九年，是公元384年。关于这条记载，史家没有异议。

　　但说及新罗何时传入佛教，记载就很不明确，比较可信的说法亦是《三国遗事》的记载，该记载云：

　　第十九衲祗王时（417～458）沙门墨胡子自高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于家中作堀室安置。……又至二十一毘处王时，有我道和尚。与侍者三人，亦来毛礼家，仪表似墨胡子，住数年，无疾而终。其侍者三人留住，讲读经律，往往有信奉者。

　　据《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分析，此处所云“墨胡子”和“我道”是同一人，“墨胡子”是就其相貌而言。依此记载，佛教传入新罗最晚，约在公元5世纪时。

　　1、三国时代的佛教

　　三国时代，佛教初传，故流传情况的记载不是很多。仅从不多的记载中知道，佛教自传入高句丽后，即受到几代帝王的重视，到十九代广开土王（392～412）即位的第二年，在平壤建造了九座寺院。广开土王五年（396），东晋僧昙始“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①（《高僧传》卷10昙始传。），这对推动高句丽佛教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作用。发展到二十五代平原王时（559～589），高句丽出现了一位高僧义渊，他受丞相王高德的派遣，入华问法。当时北齐都统法上“所部僧尼二百万，而上纲纪将四十年”。他向义渊宣讲了佛教初传的历史，回答了义渊的问题。②（《海东高僧传》）义渊回国后，成为在高句丽弘传佛教的“法门梁栋”。与义渊同时，还有一位着名的高句丽僧人僧朗，他在南朝齐时来华，在摄山栖霞寺师事法度，梁武帝时曾派十僧向他学习“三论”，被称为“摄山大师”，成为中国三论宗的先驱。中国南朝时代，来华求法的高句丽僧人还有许多；同时，在这一时代，佛教通过高句丽僧人传到日本。

　　百济佛教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也已发展起来。百济僧人不仅通过高句丽不断来华学习汉地佛教，还远涉重洋，到印度求法。其中最着名的是谦益，他在印度五年“赍梵本阿毘昙藏及五部律归国”。入华求法僧，先有发正在“梁天监中”来华，在中国一住三十余年；稍晚有名僧玄光，于南朝陈时来华，“求中土禅法”，得南岳慧思大师印可，“密授法华安乐行门”。①（《宋高僧传》卷18玄光传。）玄光回国后，建道场，弘传天台教门。在当时的百济“僧尼寺塔甚多”。②（《周书》卷19百济。）

　　新罗佛教传入最晚。相传法兴王时代发生了一场争论，王“欲兴佛教”，但群臣反对，近臣异次顿为弘传佛法宁肯自己被杀，从而感动了君臣，从此归信佛教。③（《三国遗事》卷3。）发展到6世纪中叶的真兴王时（540～575），入华求法的高僧陆续回国，带回佛舍利及经论典籍，佛教开始兴旺起来。

　　2、新罗王朝时期的佛教

　　进入中国的隋唐时代，成批的新罗留学僧来到中土，学习佛法，据学者根据中国僧传著作统计，隋唐时代来华的新罗僧人有117人。这些留学僧人回到新罗直接推动其佛教的发展。从半岛形势说，7世纪下半叶，新罗借助唐军的军事势力，灭亡了高句丽和百济，统一了半岛，结束了“三国时代”。这一统一的国家局势也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代半岛的佛教可以说进入了它的兴旺时代，不仅踊现了如元晓、义湘等一大批义学名僧；同时还出现了如阿曲县的“灵鹫山”、溟州海边的“洛山”和溟州的“五台山”等这样具有本土化的佛教信仰，反映了当时半岛的佛教发展已经相当深入。

　　这一时代，入唐求法的高僧们返回半岛后，创立了与中国汉地佛教大体相同的佛教宗派。首先是华严宗。它的创始人应是入唐求法僧义湘（625～702），他与元晓同行入唐，元晓中路返回，义湘渡海入中国后，至长安投终南山至相寺智俨门下，学习华严教义，与唐代中国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为同学。义湘在唐十年，于唐仪凤元年（677）回国，在文武王的支持下，在全国建华严道场10处，“开演华严，宣扬法界”，成为新罗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被尊为海东华严宗初祖。义湘的著作有《华严一乘法界图》、《大华严十门看法观》、《法界品钞记》。义湘门人有称“十大德”者。

　　元晓亦是与新罗华严宗有着密切关系的着名僧人。元晓29岁出家，曾与义湘结伴入唐，但中路“雨夜”悟道，返回本土。此后名声越来越大，为新罗之“十圣”之一。元晓一生着述有86种，涉及面相当广，但他学说的根本还是华严学，元晓有关华严的著作有《华严纲目》、《华严经疏》、《华严经宗要》等，他的华严学被称为“海东宗”、“法性宗”。

　　圆测（613～696）是新罗王子，15岁来长安，修习经论，后师事玄奘，成为玄奘的着名弟子，他虽老死于洛阳佛授记寺，但他的唯识学在国内的影响很大。他死后，新罗学僧道证、胜庄等回国，传扬圆测的法相唯识思想，发展到道证的弟子太贤时，法相唯识一宗已有相当的传播，故太贤被称为新罗的“瑜伽祖”。太贤的著作已发现有52种，仅次于元晓，是新罗的三大著作家之一。

　　禅宗传入新罗也很早。根据记载，在新罗时代由于留学学僧人数较多，故所传禅宗南宗一系形成许多门派，所谓“禅门九山”。九山是：1．迦智山派，创始人道义，他在唐37年，为百丈怀海门下。2．实相山派，创始人洪陟，入唐后在马祖道一门下智藏处学禅，归国后在智异山创实相寺，传马祖系禅法。3．曦阳山派，创始人智诜（824～882），属黄梅道信之旁系，在曦阳山建凤岩寺传禅。4．桐里山派，创始人惠哲，宪德王六年（814）入唐，文圣王元年（839）回国，在武州洞里山的大安寺传禅，形成洞里山派。5．凤林山派，创始人玄昱（787～868），兴德王二年入唐（828），回国后住南岳实相寺。发展到弟子审希时（855～923），在昌原郡建凤林寺传法，形成此派。6．圣住山派，创始人无染（800～888），唐长庆初年入唐，在唐25年，会昌五年回国，受到新罗帝王的礼遇，在熊川圣住寺传法，门下弟子二千余人。7．阇崛山派，创始人梵日（810～887），兴德王时（826～835）入唐，参学于马祖道一的弟子盐官齐安大师门下，随侍6年；后又到青原系药山惟俨处求学，得其印可。会昌六年（846）回国，应溟州都督金公之请住崛山寺，形成一派。8．师子山派，创始人道允，唐长庆五年（825）入唐，师从马祖道一的弟子南泉普愿。在唐二十余年，于唐大中元年（847）回国，住“枫岳”，参学者众多，到弟子折中时，移居江原道原州郡师子山，遂形成一派。9．须弥山派，创始人利严（870～936），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入唐，投洞山良价弟子云居道膺门下，后梁乾纪元年（913）回国，高丽朝太祖待以师礼，并敕令在海州择灵地构精舍居之，即须弥山广照寺，形成一派。

　　与上述华严、法相、禅宗的传入同时，密宗和净土宗也从唐朝传入半岛。从当时新罗佛教的情况看，它是处于中国汉地佛教全面向半岛移植的时期。

　　3、高丽王朝时期的佛教

　　进入五代及北宋时期，半岛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高句丽旧地建立后百济、后高句丽政权，与新罗并立，史称“后三国”。公元918年，后高句丽的将领王建自立为王，国号高丽，并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消灭了新罗、后百济，再度统一半岛，开始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的高丽王朝（918～1392）。

　　高丽王朝的历代帝王都崇奉佛教。文宗时（1047～1082年）国家下令允许每户有三子者可令15岁以上的一子出家。这一时代国家赐给寺院大量土地，如文宗时一次加赐大云寺良田一百顷。这些寺院的土地享有免税特权。正因为帝王的建寺度僧及赐田等支持佛教的行为促使僧人人数急骤增加，寺院经济迅速发展，佛教的影响日益扩大。

　　这一时期，高丽佛教与汉地佛教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天台宗早在唐代就传入半岛，大量的天台教文在半岛流传。经五代战乱，这些天台宗经籍在汉地失传。吴越王钱□遣使赴日本、高丽“求之”，高丽派名僧谛观携天台教文到吴越。这些典籍的回传对宋代天台宗的“中兴”起了很大作用。高丽文宗朝时，文宗的第四子僧人义天入宋求法。义天带来了汉地已失传的许多典籍，如华严宗的《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疏》等。义天入宋后，除修学华严、戒法外，最主要的是师从杭州天竺寺慈辩大师从谏学习天台教义，并亲赴天台山参拜智顗祖师塔。义天在宋14个月，高丽宣宗三年（1086）回国，带回章疏3000余卷。宣宗大礼迎接，令住兴王寺。肃宗二年（1097），落成国清寺，义天为第一任住持，开讲天台教法，受学者千余人，开创了高丽的天台宗。

　　高丽时代的初期，由于天台宗的流传，禅宗曾一度沉寂，至明宗、熙宗时代，出现了一位高僧知讷（1158～1210）。他创立定慧社，以松广山吉祥寺为基地，以《坛经》为根本经典，修禅说法，门下弟子不计其数。吉祥寺熙宗改称“曹溪山修禅社”，曹溪宗由此得名。曹溪宗的成立使高丽时代的禅宗达到鼎盛。知讷之后，直到高丽朝灭亡，曹溪一宗的法脉一直没有中断，16代传入中的慧谌、混元、天英等都曾被封为国师。

　　高丽时代佛教的另一件大事是《高丽大藏经》的雕造。显宗时代在国王的主持下，开始大藏经的雕造，到文宗年间完成，刻经1106部5048卷。这是《高丽藏》的初雕藏。此藏经板奉安于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被蒙古军烧毁；高宗二十三年（1236）再雕大藏经，至三十八年（1251）完成，雕经1512部、6791卷。这就是《高丽藏》的再雕藏。此藏经板现藏伽耶山海印寺。《高丽藏》是北宋《开宝藏》的复刻藏，是极为珍贵的版本。

　　4、朝鲜王朝时期的佛教

　　1392年，高丽朝的武臣李成柱自立为王，建立了朝鲜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1392～191O）。

　　李氏朝鲜王朝时代，佛教发展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李氏王朝除第一代太祖仍崇尚佛教，尊曹溪宗自超为王师，以天台宗祖丘为国师，并进行印经，饭僧等佛事活动外，从第二代太宗起就一改以往崇佛的政策，施行崇儒排佛，下令限制佛教寺院的数目，全国除法定的242个佛寺外，其他寺院的土地和奴婢一律充公。这一削减寺院的政策也使在高丽时代流传的佛教的11个宗派削减为7个，即曹溪宗、天台宗、华严宗、慈恩宗、中神宗、总南宗、始兴宗。同时太宗还取消了任命王师、国师的制度，严格了出家的度牒制。发展到世宗时代，又进一步把7宗合并为禅宗和教宗两宗，限定禅寺18所，住寺僧人1970人；教寺18所，住寺僧人1800人。佛教被进一步削弱。进而，在成宗之后（1470～？），禅教两宗在都会的寺院尽皆被废，两宗实际上名存实亡。僧人们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持佛教的一线生机，只好退居山林，所以学者们称这一时代的佛教为“山僧佛教时代”，其特点是没有宗派的无宗山僧集团，他们被禁止出入城市和都会，僧人的地位极其低下。然而，有一千多年发展历史的朝鲜佛教其生命力极强，僧人们在困境中顽强地维护着佛教的命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专心修禅讲经，形成“理判僧”；另一部分人则专门经营寺院，以维护教团的存在和发展，称“事判僧”。他们都对朝鲜佛教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591年，日本丰田秀吉入侵朝鲜，并于第二年攻陷汉城。名僧休静（1520～1604）动员全国僧人参战，义僧军数千人，与名将李舜臣、明将李如松、邓子龙等协同作战，在收复平壤、开城和汉城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抗倭战争的胜利，拯救了国家，也拯救了佛教，休静成为朝鲜时代中兴佛教的一代高僧。休静有弟子1千余人，他去世后，四大弟子惟政、彦机、太能、一禅为首形成西山门下的四大派。与休静的西山派同时，还有以善修为代表的教派。他们共同影响了近代韩国佛教僧团的形成。

　　5、近代朝鲜佛教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910年又迫使改国号的大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占领朝鲜。亡国环境中的朝鲜佛教，解除了僧人入城的禁令，佛教开始有了一定的恢复，但又受制于日本殖民政权。

　　目前，因朝鲜南北分裂，在北朝鲜设有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有寺院60余所；在南韩，佛教更加盛行，主要分两大宗派，一是曹溪宗，尊高丽时代的知讷为创立者，以松广寺的“曹溪山修禅社”为本山，最高首领称宗正，有寺院1315所，僧人13000人，信徒据说有450万。另一派称“太古宗”，创于1970年，以高丽时代的太古善愚为宗祖，有寺1601所，僧人2300余人，信徒一百多万。此外，还有圆佛教、真言宗、佛入宗、净土宗等许多小教派。

　　四、日本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日本，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私传”说，即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522）汉族移民司马达止来到日本，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为日本有佛教之始（《扶桑略记》）；另一种说法为“公传”说，即日本钦明天皇七年（538）朝鲜百济圣明王派使臣到日本，向日本朝廷献释迦金铜像及幡盖经文等，天皇“敕授苏我稻目宿祢大臣，令兴隆也”（《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目前日本学术界普遍认定公传说的538年为佛教传入日本的始年。

　　1、日本佛教的初传时代

　　日本佛教的发展得力于用明天皇之子圣德太子（574～622）。他在推古天皇时，以皇太子身份“摄政”，“行天皇事”。在他的时代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其中的第二条明确提出“笃信三宝”。这表明崇信佛教并以政令的方法推行佛教已是当时日本最高当局的基本政策。正是在圣德太子时，日本第一次派使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随行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此后又连续四次遣使。他们不仅在中国学习汉文化和政治制度，也全面地在汉地学习中国佛教。圣德太子本人师事高丽僧惠慈，学习大小乘典籍，并撰述《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义疏》。这对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上述原因，在圣德太子时代佛教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推古三十二年（624）时，在全国有佛教寺院46所，僧尼1385人。

　　圣德太子死后，孝德天皇第一次设年号“大化”（645）。大化二年（646）颁布革新诏令，经过半个世纪，在日本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大化革新”。在大化革新年代佛教又有了新的发展，持统天皇六年（692），全国佛寺已增至545所，国家设全国性的僧官称“僧正”，其下设僧都。在孝德天皇时还任命“十师”主持兴隆佛教的事务。

　　2、奈良时期的佛教（710～794）

　　天明天皇和铜三年（710）迁都平城（奈良），开始了日本史上的奈良时代。此时正当中国的唐朝盛世，大批在唐的留学僧回到日本，他们在唐朝佛教的直接影响下，传播并形成了奈良时代的“六宗”，即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这六个佛教宗派都有自己的传承法统和传法的基地。如三论宗，它的初传是曾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论之旨”的高丽僧慧灌。慧灌到日本后奉旨住元兴寺，曾任僧正。慧灌的传人福亮是汉人，曾师从吉藏，再传智藏的弟子道慈，于大宝元年（701）入唐，“究三论之旨”；养老二年（718）回国盛传三论，被日本三论宗奉为三祖。他所住持的西大寺也是日本三论宗传法的中心之一。

　　成实宗即讲论《成实论》的一派僧人。天武天皇时（673～686）百济僧道藏来到日本讲《成实论》，着《成实论疏》16卷。此书成为此后成实宗人讲论《成实论》的基本教科书。

　　法相宗是日本僧人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629～700）在孝德天皇时（653）入唐，师事玄奘，齐明天皇六年（661）返归日本，以元兴寺为中心弘传法相宗义理。此为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传。第二传为智通、智达，他们于齐明天皇四年（658）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也在元兴寺弘传法相宗。三传是来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他们奉命入唐，从玄奘的再传智周修学，回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传法相宗义；四传称玄□，元正天皇养老元年入唐，也从智周修习法相，太平七年（735）回国，也在兴福兴弘传法相宗。在日本佛教史上，前两传称“元兴寺传”，后两传称“兴福寺传”。

　　传播华严宗学的是新罗僧审祥。他在日僧良辨的请求下在金钟道场讲《华严经》，这被认为是日本华严宗的正式创始。审祥本人曾入唐从中国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学华严宗义。日本华严宗尊审祥为初祖，尊良辨为二祖。在奈良时代，东大寺是华严宗的中心道场。

　　律宗传入日本较晚，正式传入者是着名的唐大和尚鉴真（688～763）。唐天宝元年（742）日僧荣睿、普照在唐留学，敬仰鉴真的律学造诣，请他“东游兴化”。鉴真决定亲赴日本，但一连五次都失败了。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鉴真双目失明，且已是64岁的老人。但他并没有灰心并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第六次东渡时，成功地到达日本，同行者有弟子法进、昙静等24人。到达日本后的鉴真，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先在奈良东大寺建戒坛，为皇室成员以及沙弥440余人授戒；而后天皇把新田部亲王的旧宅赠给鉴真，鉴真在此建唐招提寺，成为他传戒的道场。此后又在下野的药师寺和筑紫的观世音寺建戒坛。经过鉴真的努力，中国的律宗被移植于日本。

　　奈良时代佛教的另一大事，是在国家的主持下建东大寺和国分寺。东大寺称“总国分寺”，前后用时10年。与此同时在全国建国分寺。这些寺院都有一定的封户和土地，如东大寺有受施土地100町，可垦荒地4000町，封户7500户。

　　3．平安时代的佛教

　　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迁都平安（今京都），开始了日本史上的平安时代（794～1192）。平安时代中日文化和佛教的交往十分频繁，遣唐使及留学僧往来不断；日本朝廷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对佛教的监督和管理，检校僧尼、整肃寺规、清理寺产，并禁止向寺院施舍土地等。同时朝廷则鼓励对佛教义理的阐释。这一时期，奈良时代的佛教六宗如法相、三论等都有所发展。这一时代与奈良时代不同的是出现了两个新宗派，即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者是名僧最澄（767～822）。他12岁在奈良大安寺出家，年20在东大寺受具足戒，后独自上北方的比睿山结庵修行，诵《法华》诸经，以“上求菩提，下救众生”的菩萨行为追求之目标。他在比睿山的修行引起天皇的注意，受到召请，并因此而出名。而后他在比睿山建一乘止观院。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最澄上疏天皇请求入唐求法，天皇以“天台法华宗还学僧”的名义派最澄入唐。最澄一行首先到达唐明州（宁波），后在台州龙兴寺拜见修禅寺座主道邃，从受天台教法。而后又登天台山，从湛然的弟子行满受法。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学习了天台、密宗、禅宗和大乘戒法，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回国。回国后，他上疏天皇，请求在奈良六宗之外“更加天台法华宗”，得到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备了比睿山一乘止观院为中心的教团及其读经、修行的各项制度，完成了日本天台宗的创立。

　　日本天台宗以《法华经》及智顗的“天台三大部”为基本经典，以中国天台宗的“五时”、“八教”的判教说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理论为基本教义。但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台密合一、教戒一致的教义及护国的思想。所谓台密合一，即在天台宗教义的基础上，规定《大日经》、《孔雀王经》等密教经典为本宗的“护国真言”，信奉者必读；同时按密教仪轨举行灌顶和进行修法。这种台密合一的教法经弟子圆仁、圆珍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日本的“台密”。所谓“教戒一致”，即只承认大乘戒，认为以《四分律》为依据的戒律是小乘戒，从而把奈良六宗一律贬斥为小乘。所谓“护国”思想，即认为他弘传天台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积福灭灾”、“镇护国家”，因而特别重视以“护国”和“灭灾”为目的的祈祷、诵经和修法。

　　日本的真言宗是与空海的名子联系在一起的。空海（774～835）出身豪族，自幼随舅父学习儒家经典，亦涉猎佛书，因受密教经典《虚空藏求闻持法》的影响，在20岁时投石渊寺勤操出家为僧。后读《大日经》，不解其义而决心入唐求法。延历二十三年（804）他与最澄等一起随遣唐使臣渡海赴唐。到达长安后，投于青龙寺不空弟子惠果门下，受胎藏界和金刚界灌顶并修习密教经典和仪轨。惠果去世后，于日本大同元年（806）携带142部密教典籍等回到日本，先住筑紫的观世音寺，第二年入京获准传布密教，并以京都北的高雄山为传布密宗的基地。自此标志着真言宗的创立。弘仁十四年（823）嵯峨天皇把京都的东寺赠给空海作为真言宗的根本道场，此寺又仿唐青龙寺称“教王护国寺”。因空海以东寺为传法中心，故其所传密教又称“东密”。空海所传真言宗影响较大，他去世后形成多种门派，主要有“广泽六流”，即以广泽的遍照寺为传法中心的一派；“小野六流”，即以小野的曼荼罗寺为传法中心的一派。

　　空海的真言宗直接源于汉地的密宗，但又有新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判教说方面。他着《辨显密二教论》，认为《大日经》、《金刚顶经》是法身佛所说，是深奥秘法，而其他经典则是应、化身佛所说，是“显略逗机”，即佛依据众生的根机所说的浅显的道理。他着《十住心论》，把一切教法按信奉者心境分为十种等级，把真言宗摆在了最为深奥第一的位置。

　　与最澄的天台宗和空海的真言宗同时，净土信仰在平安时代也开始流行。这种念佛往生西方的法门是在天台宗内部形成的一种法门，其代表人物有空也（903～972）、源信（947～1017）、良忍（1073～1132）等。

　　4．镰仓时代的佛教

　　平安末期，以直接经营庄园的庄官、郡司、土豪为代表的武士阶层兴起，并逐渐形成了以皇室后裔出身的两大武士集团，一是以源氏为首的关东武士集团，一是以平氏为首的关西武士集团。最初平氏集团一度掌握政权。日本永寿三年（1184）源氏的源頼朝以镰仓为政治中心，发兵入京，并在第二年消灭了平氏集团，实际掌握了全国政权。建久三年（1192）源頼朝受任“征夷大将军”，标志着镰仓幕府执政时代的开始（1192～1333）。

　　这一时代日本佛教的最大特色是形成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同时从中国传入了禅宗。

　　净土宗是镰仓时代建立最早的新宗派，创始人源空（1133～1212）。源空4岁出家，13岁上比睿山学天台三大部，15岁受戒，三年后师事黑谷睿空，睿空为他起了源空法号。此后他广读净土经疏，着《往生要集》等，确立以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为经典依据的口称念佛法门。建元九年（1198），他与弟子证空、真观等编着了《选择本愿念佛集》一书，标志着日本净土宗的创立。

　　源空净土宗的中心教义是口称念佛，认为“往生之业，念佛为本”，只要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可获得佛的一切智慧与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源空净土宗的这一教义简单易行，故迅速地在日本传播开来。源空死后，由于弟子们对他所传教义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出现了许多流派、主要的有一念义派、多念义派、西山义派、镇西派、九品寺派等。

　　在源空众弟子中影响最大的是亲鸾。亲鸾所创净土真宗虽为源空净土宗的一个支派，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实际上已成为与源空净土宗相区别的一个独立的宗派。亲鸾着《教行信证》一书阐释并建立了自己的教义体系。源空注重口称念佛之“行”，而亲鸾则是以“信心为本”，注重于“信”。他认为，对弥陀净土及其愿力的信心即“一心”，才是“真正报土之真因”。另一个区别是“恶人正机”说。所谓“正机”即正因，认为阿弥陀佛发大愿所要拯救的主要对象是“恶人”。“恶人”，主要指农民、渔民、猎人、武士、商人等，他们在从事生产劳动和经营活动中必然要“杀生”；自然恶人也包括犯十恶、五逆之罪的人，亲鸾把自己也划入“恶人”行列。此外，在“信心为本”的教义下，净土真宗不强调出家，也不重视修持，不禁止娶妻生子和食肉。亲鸾如上的这些主张使净土真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与净土宗有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派别是一遍的时宗。一遍（1239～1289）13岁出家，原名智真，初学净土宗西山派，修习称名念佛法门。在多年的潜心修行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将自己的这一独特的见解概述为“六字名号一遍法”。六字即“南无阿弥陀佛”。他认为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遍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原名智真的他自此也以一遍自称。一遍的信徒被称作“时众”，而其教团则称为“时宗”。

　　日莲宗是镰仓时代创立的另一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以创始者日莲的名字命名的日本佛教宗派。日莲（1222～1282）今日本千叶县人，出身渔民家庭，12岁时师事家乡清澄山寺僧道善，16岁从道善出家，初名莲长。在出家以后的十余年间，他先后到镰仓、京都、比睿山、高野山等大寺中游学，研习俱舍、成实、律宗、法相、三论、华严、真言、天台以及禅宗等诸家的学说，积累了丰富的佛学知识，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佛学观点。日本建长五年（公元1253年）他回到家乡，面向他昔日的师父及僧众第一次演讲了他所创立的新的法门。他提出《法华经》是一切佛法中之最高经典；“妙法莲华经”五字经题具足一切佛法，唱念此经题即可成佛，同时批评其他诸宗。这是被日莲宗看作立教开宗的大事，他自此也改名日莲。由于他的观点触犯了各宗各派，特别是净土宗，他遂遭到驱逐，师父也与他断了关系。之后，他在名越的松叶谷建庵室传法，每日诵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引起信众的注意，发展了最初的一批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