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明：夏丐尊与弘一大师的法情道义——纪念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

　　今年是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纪念。夏老生于1886年，卒于1946年。他是我国着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浙江省上虞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清末民初曾与鲁迅、经亨颐、许寿裳、李叔同（弘一大师）等同时执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与经亨颐回乡创办春晖中学于白马湖，弘一大师也曾应邀到夏老、丰子恺等集资建造的“晚晴山房”驻锡。1927年后，夏老长期主持开明书店编务，并与叶圣陶先后主编《中学生》杂志，拥有大量读者。他的译着有《爱的教育》、《文章作法》、《半屋杂文》及与叶圣陶合着《文心》等。

　　据姜丹书《夏丐尊传略》记载：

　　民国五、六年间，李（叔同）先生以试验断食故，始与佛为缘，卒至披薙入山。其试验断食之机，乃先生动之也。李入山后，易僧名曰弘一。先生义切生死，诸事为之护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为僧。尝曰：学佛心不在形，故至晚年虽亦皈依佛法，而以居士终其生。

　　夏老与弘一大师是莫逆之交，情谊至深。他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写道：

　　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

　　原来，当时的李叔同在断食与用功之后，只想以居士身份修行，又多次想离开杭州一师。夏老劝阻无效，感到他常去佛寺使自己很孤独，于是愤慨地说：

　　这样做居士不彻底，索性做和尚倒爽快！

　　想不到弘一大师果真在虎跑寺出了家。夏老深受感动，发心尽力护法，吃素一年。后来他又受大师持律与苦行精神的熏陶，接受佛教思想，皈依了佛教。他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的最后写道：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毁谤佛法，可是对佛法见闻不多，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认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不提出断食的话题，也许不会有马（一浮）先生、彭先生（在弘一大师前先出家的弘伞法师）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直为这责任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来，我因他的督促，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其实夏老的信佛，力行佛道，以致最终念佛往生，同样是无量数劫种了善根，获得因缘成熟的结果。

　　姜丹书《夏丐尊传略》还记载：

　　1924年9月，弘一法师在宁波七塔寺挂单，先生前往拜会，并邀至白马湖小住。

　　1928年，先生与丰子恺、刘质平等七人发起，集资为弘一法师在白马湖建筑住所。翌年初夏竣工，用李义山“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句意，题名“晚睛山房”。弘一法师秋凉移此小住，自号“晚晴老人”。……法师圆寂后，先生为编《晚晴老人演讲录》、《晚晴山房书简》等书并作序，《书简》中收有致先生函九十五件之多。

　　1925年11月出版的《文学周报》，刊载夏老所作《子恺漫画集序》，他对弘一大师的宗教气质备极赞扬，写道：

　　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并赞赏弘一大师说：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席子好，白菜好，咸苦的蔬菜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

　　夏老接着深有感慨地说：

　　与和尚数日相叙，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穿衣，何曾尝到真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抚然！

　　1926年9月出版的《一般》杂志，发表夏老撰写的一篇题为《长闲》的小说，他以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写道：

　　他这样自语，就自己所藏的书画中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法师的“勇猛精进”的小额来。

　　“好，这个好！挂在这里，大小相配！”

　　“勇猛精进！”他坐下椅子默念，看了一会。复取了一张空白稿纸，大书“勤靡余劳，心常有闲”八字，用图画钉钉在横幅下，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余劳，才能心有常闲。我现在身安逸而心忙乱啊！”他大彻大悟似地默想。

　　由此可见，在夏老早期文学作品中，已渗透了佛学思想。

　　丰子恺和刘质平都是弘一大师的弟子，也是夏老的学生。钱君匋则师事丰子恺，但又在开明书店工作，他也是个篆刻家、书法家、书刊装帧家，很景仰弘一大师的书法。1929年，夏老在开明书店为大师出版《李息翁临古法书》，其中所收皆为大师在俗时的作品，夏老还为此书亲撰“后记”。钱君匋当时正准备请求大师为他新婚题写对联，请夏老转代央求，但为夏老拒绝。后来，夏老取出旧藏中一副大师赠他用北碑书体写的五言联，联语是：“一法不当情，万缘同境象。”夏老在上联右边写了题记：“君匋思得弘公法书，检旧藏赠之。癸酉秋日，丐翁记。”这副对联在十年浩劫期间被抄走，直到1984年才珠还合浦。失落十多年竟“完壁”归赵，也是人间奇事，钱君匋认为“好像有神护着似的”，格外感到珍贵。

　　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泉州，夏老在上海收到大师侍者妙莲法师寄发的“诀别书”：

　　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两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以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前所记月日系农历又白。

　　夏老悲恸万分，亲自撰写了挽联：

　　垂涅盘赋偈相诀，旧雨难忘，大鸣应有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夏老亲自编辑《弘一大师永怀录》并作序道：

　　集中作者不尽为佛徒，凡所论述，皆各抒所感，伸其敬慕，不必皆合佛法，亦不必一一以佛法绳之。一月当空，千潭齐印，澄清定荡，各应其得。

　　复老留学日本，极其欣赏日本文化艺术，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却深恶痛绝。“一·二八”事变后，他拣来日本飞机炸毁学校的一块弹片放在书桌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放松对侵略者的警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夏老深居简出，教员也不当了。1943年冬天，他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虽然他的日语说得很流利，但严正拒绝用日语回答日本侵略者的审讯。他的高风亮节和爱国精神，赢得了广大群众和佛教徒的尊敬与拥戴。

　　1943年，在上海玉佛寺举行弘一大师圆寂一周年纪念会上，我有幸亲近夏老，他穿着蓝布长衫，银发短须，操着浓厚土音的绍兴话，兴致勃勃地谈述了弘一大师的德行与事迹。当时我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他慈祥朴素，平易近人，毫无大作家的架子，谆谆劝导我们年青佛教徒要以弘一大师为榜样，认真做人，止恶修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的教诲，成为我学佛的座右铭，永远不会忘记。

　　1944年，夏老参加“上海普慧大藏经刊行会”的《南传大藏经》翻译工作。该会由盛幼盦居士捐款50万元于1943年在静安寺集会，决定由兴慈、应慈、圆瑛、夏丐尊、黄幼希、赵朴初等人组成，依功德主盛普慧立名。编译计划中有翻译《南传大藏经》以与北传经籍汇合，使如来一代时教圆满无缺。《南传大藏经》即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三藏典籍，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我国云南傣族地区。在西双版纳等地区只有傣文本，没有汉译本。夏老与芝峰、江?百和范古农等根据日文本《南传大藏经》翻译成汉文，可惜由于因缘没有具足，仅译了一部份，即南传长部经、中部经（相当于汉译的《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本生经》、《发趣论》，对南北传经进行比较研究，作出可贵的贡献。同年11月25日，夏老在《致大晚报记者书》中表示对民族危机深为关切，相信抗日正义战争必胜，他信奉佛教救世度人的教义，力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并广修六度四摄以净化社会。

　　1946年4月23日的晚上，我接到陈海量居士的电话，通知夏老病危，要我到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寓所参加助念，当我赶去时，夏老已处弥留时刻，在他床前，点燃着安息香，大家不停地持念“南无阿弥陀佛”，缭绕的香烟和喃喃的佛号声凝成了宁静的气氛，就在这时，夏老悄然地离开人间。他很安祥，没有痛苦。根据他生前的信愿，他已成为净土宗学人，往生极乐国土。

　　夏老是一向悲天悯人的，他兴奋地盼到了抗日胜利，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观，所以他虔修念佛法门，期望得到解脱。临终时，他只以弘一大师的遗物事相托，没有其他遗嘱。往生后二十一天，他的儿子若孙、女儿满子等遵照他的遗愿在上海法藏寺将遗体火化。他的骨灰安葬于浙江上虞夏老故居“平屋”的山丘上，终年六十岁。

　　1986年6月15日，在夏老的故乡上虞举行隆重集会，纪念这位被重庆新华社誉为“中国民主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诞生100 周年，逝世40周年。重修了他的故居“平屋”。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缅怀先德共寄追思的文稿，我也写了篇《夏丐尊与弘一大师》刊载于本刊1986年9月30日出版的总第33 期，主要是介绍夏老与弘一大师的甚深法缘。

　　我与夏老也有特殊因缘，从玉佛寺初识，蒙他开示教导，到后来他参加翻译《南传大藏经》，从陈海量居士处拜读他的手稿，最后又获参加助念送别，他的光辉形象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在他往生45周年纪念的日子里，由衷祝愿他乘愿再来，广度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