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礼大师的生平及思想(佛智法师)

　　一、大师的生平及行履

　　知礼大师，俗姓金，字约言，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地区)人，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诞生。其家族有悠远的信佛传统，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居士。

　　大师少年时“神宇清粹，不与众伦”。(《佛祖统记》)公元966年，值遇慈母去世，悲痛欲绝，回首往事，不胜凄沧，遂深感世事无常，生命危促，思择再三，萌发出家修道之念，获父允诺，即入太平兴国寺，投礼洪选和尚剃染出家。大师披缁在身，侍奉师长，恭聆法音，聪明好学，谨遵教诫，深得同门欢喜。十五岁时，大师圆受具足戒，专政律学，恪守僧制。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大师满二十岁，依止天台山螺溪传教院宝云义通大师(公元927—988年)学习天台教观。起初，有位首座老比丘，以其为后学，心存轻视之想，训诫曰：“法界次第，汝当奉持。”大师问曰：“何谓法界?”首座曰：“大总相法门，圆融无碍是也。”大师反诘曰：“既圆融无碍，何有次第?”首座哑然无语，面有赤色，再不敢以年龄相貌取人。(《佛祖统记》)

　　首座之事既经传出，众人惊异大师思维敏捷，辩才无碍。大师亦深知自己虽然出家日久，但于教理还未能登堂入室，以窥一豹，因此，谦恭自守，多处讨教，勤勉刻苦，专心于慧业，不敢起丝毫骄慢之心，经过三年精进修学，大悟天台圆顿奥旨。于是，宝云大师命之接替自己，登台说法。大师意气风发，奋然作声，女口珠妙语，雅俗共赏，阐理精辟，圆融无碍，听者如醉如痴，莫不叹服。与慈云遵式大师一同成为“宝云门下二神足”。

　　宋太宗瑞拱元年(公元988年)，义通大师舍报圆寂。大师继主传教院，弘宗演教，法席隆盛。

　　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大师受请移锡四明祥符寺，大开讲席，学徒云集，不久，人多寺小，不敷应用，遂移驻城东南隅的保恩院，聚众讲法，修忏悔等事。翌年，保恩院院主显通长老感佩大师的懿德嘉行，舍出此院予大师作“长讲天台教法的十方住持之地”。此后，大师声名远播，如日中天，深得十方敬仰。

　　宋咸平六年(公元l003年)，44岁时，日本高僧寂昭等携带其国天台学者源信有关天台教理的二十七条疑问请教知礼大师，大师一一作答。此后，依次撰述《十不二门指要钞》、《别理随缘二十问》、《观心二百问》等著作，大弘天台教观双美之旨，遂使天台宗蔚然再兴。

　　宋大中祥符三年(公元lOlO年)，保恩院蒙皇帝赐名为延庆寺，大师住持寺务之余“竭力尽心，誓愿流通天台教观”。(《尊者实录》《大正藏》卷四六第919页下)精勤讲学，修观著述，并广作忏事，从不使时间空过。所以，遵式大师赞曰：“于今山家一教，旋观海内，唯兄一人而已。”

　　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大师为了普利大众，特创设念佛施戒法会，结聚僧俗善信一万余人，同修念佛法门，大弘弥陀净土思想。

　　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丞相寇准奏请朝廷褒奖知礼大师。宋真宗御赐紫衣袈裟，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又加封“法智大师”的尊号。其间，大师悲悯众生鄙陋无知，感愤学者偏异佛法，故欲焚身供佛，警策世人，后因朝野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的苦苦挽留，诚请住世，并及遵式大师等长老和弟子的诫劝力谏，才不得已改变初衷。

　　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大师在传教之余，勤力笔耕，撰写《修忏要旨》、《观音别行玄义记》、《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等法典，形成完整的天台教学思想体系。

　　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正月十五日，大师结跏趺坐安处法堂，召集学法僧俗徒众，咐嘱后事，简宣《法华经》奥义后，面向西方称念阿弥陀佛圣号百遍，洒脱而逝，春秋六十九，戒腊五十四。

　　后人尊之为天台宗第十七祖，世称“四明尊者”。大师的入室法子众多，杰出者如：广智、尚贤、神照、本如等三十余人，后皆弘化一方，导倡宗风，传佛心灯。

　　大师盛宏天台宗义，以树立天台正统思想为己任，针对一部分天台宗教徒混淆了天台宗与华严宗思想的状况，展开三次大论战，前后历时三四十年。称自家学说为“山家”。广破诸异说(山外派及华严学者)，获得了巨大胜利，匡济宗统，阐明诸祖正法义，从而使天台宗影响力大大超越华严诸宗，呈现出极为兴旺之势。

　　大师在拨乱反正、标宗明旨的弘法过程中，著述繁多，现作简介：

　　二、大师的著作

　　(1)《金光明文句记》，十二卷。内容：论释天台宗重要教义，破斥山外派的异解，对性恶论、三谛、三观、法身、有相、三识等中心议题详细地加以阐述。

　　(2)《金光明经释难扶宗记》，一卷。内容：批驳山外派的异见，扶正天台宗义，讲述修习止观，当以观心为重；法性法相，理事无碍，当体圆融；若心若法，皆是金光明不可思议妙觉真女口。阐明广本观心之义，唱妄心观。

　　(3)《观音玄义记》，四卷。内容；乃智者大师所著《观音玄义》的注释，书中对别理随缘、性恶说等有精辟独到的见解。

　　(4)《四明十义书》，二卷。内容：从十个方面与山外派学者论辩，阐明离法性而观心，只能是妄心观，并非如山外派主张的真心观等论题。本书是宋代山外与山家派“往返各五、绵历七年”论争的内容总结，包括了知礼大师思想的主体部分，极富有学术研究价值。

　　(5)《观无量寿佛经融心解》，一卷。内容：讲述摄万念归一心，以十六种观法求生净土等方便解脱道。

　　(6)《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内容，是对湛然大师所作《法华玄义释笺》卷十四最后一部分“十不二门”的解释和演秘。书中提出妄心观、两重能所、理具事造等论题，对山外派的异说力口以驳斥。

　　(7)《修忏要旨》，一卷。内容：结集大乘佛典中记载的修忏消灾诸法，以《摩诃止观》和《法华三昧仪》中记载的忏摩方式力口以融摄，指导行者如法实践。

　　(8)《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六卷。内容：阐述修行净土法门当以妙观作导规，圆汇于心，即心念佛，即能感得四种净土的思想。

　　大师另有《观音经义收记》、《金光明玄义拾遗记》、《法智遗编观心二百问》、《法智遗论解谤书》、《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金光明最胜忏仪》、《四明尊者教行录》等大量法宝流传于世。

　　三、大师的思想

　　1、妄心观

　　天台宗极力倡导教观双运，解行并进的教学方式，劝化行者研教、明理、实行、证果。因此，台宗历代宜师都十分重视观门的理论体系严密圆满和契机契理。

　　智者大师在《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中提出“观心”的论题，即“以心观心”的特殊体悟诸法实相的方式。到了宋代，台宗内部对观心等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岐，从而导致了长达三四十年的学术争鸣。其中，以知礼大师为代表的山家派为了扶正宗义，对以晤恩大师为代表的山外派异说大加批斥。

　　知礼大师认为“观心”就是要将所观之法集中到心上来认真谛察，强调“妄心观”，即：观心的目的在于转凡心而实现理心，如果抛舍一念妄心(日常的一念)，那么圆观即无从安立。若观理心，则根本无须立观。因为真性理心本来就不是对象性的法，所以，其不能作观察的对象。由此看来，唯有元明妄心才能成为观察谛审的对象，要即此妄心方能观显三谛圆融的妙理。因此，大师讲：“今欲显于妙理，须破染中因果，将总无明心一念阴识为境，以十乘观破之，使染中妙理显现，成于佛界常住之阴。”《十义书》卷上明确地指出行者欲入圣流，超出轮回，必须以十乘妙观为能观，以无始无明为所观，从中摄取“一念阴识”(凡夫日常生活中的一闪念)为观境，逐步体悟性具本有，圆融无碍的诸法实相，趣证佛果。有力地反驳了山外派只讲观实相，不讲观心的主张。

　　知礼大师对山外派著名领袖庆昭大师所讲的：“不独约真心说唯心，亦不须约妄心论唯心，盖约真妄合论说唯心义”提出质疑，指出山外派的这种真实妄合论的调和说并不符合“不变则色心诸法俱真，随缘则色心诸法俱妄”的世界本来面目。如来藏性真圆融，清净本然，常恒不变，乃宇宙万法之本体；阿梨耶识随缘变现，生成森罗万象的大千世界。如来藏真实不变，阿梨耶识所产生的世界变幻不实。因此，二者代表了两种世界的差异，不能简单地拼合为一。

　　大师认为凡夫的心是一体两面，一面是随缘之心，即妄心；一面是不变之性，即佛性。前者是特殊的主观认识，是随着客观外境的不断变化而随机转变的；而后者则是普遍的理性，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大师主张通过对第六意识(妄心)作智慧的观察，从而体悟真心，成就佛果。可知，这种以色心实相论为出发点的妄心观法与山外派以第八识、第九识的唯心观(真心观)显然不同，并且在度生的事业上，更比山外派善巧方便，真可谓三机普被，利钝全收。

　　2、别理随缘

　　知礼大师在与山外派学者论辩的过程中，随着对智者大师、湛然大师等台宗诸祖的学说所作的充分发挥和深刻的演秘，其思想亦变得愈来愈精邃。

　　大师在《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下曰：“他宗明一理随缘作差别法，差别是无明之相，淳一是真如之相，随缘时则有差别，不随缘时则无差别；故知一性与无明和合方有差别，正是合义，非体不二，以除无明无差别故……应知不谈理具，单说真如随缘，仍是离义……故知他宗极圆，祗云性起，不云性具，深可思量。”即认为真如缘起的涵义，别、圆二教所说不同，别教所讲的真如，超然在差别的事相之外，亦即是和事相隔别的理体’，其随缘所生的一切法，生法的功用全在于无明。所以称为“别理”，或称作“但理”。圆教则认为真如理体中本来具足差别的事相，事理相即，融汇贯通，其随缘而作一切诸法，乃是举体随缘，举体不变，即不变而随缘，随缘而不变。可知圆教的随缘是立足于性具的原理，因此是修性不二，修中三千，已是性中三千所本具，故称理具随缘。

　　山外派学者认为只有真如才能随缘，以为随缘的便属终顿圆教，而别教真如是不能随的，因此群嚣嚷嚷，反对大师讲别理随缘。而大师则讲真如随缘通于两教(别圆)，将随缘作为圆别二教皆具足的能力，而另把是否谈性具作为区分“别”“圆”的标准。这就是大师在《十不二门指要钞》中所指出的“故知若不谈体具者，随缘与不随缘皆属别教”的义旨所在。

　　由于别理随缘是知礼大师立足于天台性具说而加以阐显的微妙之法，对后世天台思想发展影响颇大。故宋代法登大师赞曰：“立别理随缘，乃中兴一家圆顿之教。”(《议中兴教观》)

　　3、性具思想

　　知礼大师的性具思想源于智者六师“一念三千”的命题。大师契会祖意，强调性具十界、十界互具互容，指出不变随缘之心(妄心)和随缘不变之性(法性)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三谛圆融的法体。即为“介尔有心，即具三千”。

　　大师在《十不二门指要钞》中讲：“他宗明一理随缘，作差别法，差别是无明之相，淳一是真如之相；随缘时则有差别，不随缘则无差别，故知一性与无明合方有差别，正是合义，非体不二，以除无明无差别故……今家明三千之体随缘起三千之用，不随缘时三千宛尔，故差别与体不二，以除无明有差别故。”明确指出差别不仅是无明的产物，亦是法体固有的成份，若欲除去无明，关键不在于除息差别，而是在于主观认识上达到“圆断圆悟”。即：“三千在理，同无明；三千果成，咸称常乐；三千无改，无明即明；三千并常，俱体俱用。”

　　性具三千是以知礼大师为代表的山家派的宇宙论、根本世界观。随缘之心和不变之性是性具三千的两种展开方式，亦是凡圣世界诸差别及生死流转、涅槃还灭的根据。

　　大师认为性具三千既是逻辑前提的一般性概括，也是果佛所证的终极真理，而对于性具三千的体悟，则应在随缘之心和不变之性之间，遵照六即成佛的修行次第逐渐成就。大师虽然认为性具三千即诸法实相的特性，举一全收，而同时，大师更注重“全理成事，定分内外，彼此角立”的矛盾事物在性具中的融摄与互具互收，故其在《四明十义书》中讲：“今据此教文，若内若外，若心若色，趣观一境，皆具三千，以互具互收故也。”并讲：“故了万法唯心，亦了万法唯色，万法唯声、唯香、唯味、唯触等。”色是心的客观内容，离开色，心则变得空洞而莫可名状；心是色的主观印象，离开心，则色亦无法被认识。故知，心具是指内心，而色具则属外色，依内心观察外在一切法，观外色而一切法趣于色。所谓内外的区别，只不过是心与境的相对概念而已。即如湛然大师大《止观辅行传弘决》中所讲的“若色心相对；则有色有心，论其体性，则离色无心，离心无色，若色心相即，二则俱二，一则具一。”如此，色亦具足三千，五蕴充满全法界，在妄心之中，既有心之三千，也有色之三千，内外融泯，即称性具三千。

　　4、理毒性恶思想

　　理毒，又称理性毒害。理，是理体、真如义。毒，是毒害，相当于恶。

　　山外派智圆法师认为理性自体是无染，因无明之迷，生起一切现象而成毒。理毒并不是真如法性本具的，故理毒可灭；性恶，即性毒，性恶法门不能破，性毒无法灭除，故理毒非性恶，可知这种理论受《大乘起信论》的真如思想影。向颇大。

　　知礼大师作《<对阐义抄)辩三用》对智圆法师的说法加以问难。指出智圆法师的观点只是别教的说法，没有达到圆教的水准。圆教主张理毒即性毒。智圆法师以为所迷的真如理性不具有“三障”(烦恼、业、果报)的污染，而是因无明之迷而另有三障。这种别教的说法导致圆融相即的“即”字的意义也就不能成立。而圆教则不同，它认为所述的真如理性原来就本具三障污染，所以在事相上时时现出三障，在其还原而成就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时，染毒仍在，三障与三德可以互具互融，这样才合乎圆融相即的“即”字的意义。

　　圆教所消伏的理毒，是自体中内藏的性毒——性恶。消伏性恶的圆教，不必别教那样能所因果对立，纯然是应无所住的自然运行，至于能消伏的一心三观及所消伏的理毒，当体即是不二，这是圆教的旨趣所在。

　　众生既有善性(性善、修善)，又有恶性(修恶、性恶)；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众生须要通过内在矛盾的同一展开，即内在转化工作的展开，断除修恶(贪嗔痴等烦恼)，真正体达性恶(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之心)，由此善观自心，自度度人，如法修持，方可走上菩提光明大道，圆满究竟的佛果。

　　5、净土思想

　　知礼大师除了主张天台止观修行法外，还特别重视智者大师在《观经疏》中所倡导的净土实践。大师以《观经疏》为主导思想，用台宗独特的圆顿观法组织念佛法会，并结净土莲社，邀集同道称名念佛，且勤修忏业，清净身口意三业，除去贪嗔痴诸毒，生起清净心，虔诚礼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师在隆兴台宗的同时，兼宏净土思想作为修行辅助，并着《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观无量寿佛经融心解》等法典，广为流通，平常忏事也以修弥陀忏为主。大师所创设的念佛施戒法会，后历时一百九十年而不废。如此台净双修，对后世台净二宗更趣融合影。向殊深。

　　四、大师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中国历史进入宋代以后，是佛教与我国传统文化全面融合的深入阶段。知礼大师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渊博的学识、精严的功行、高尚的情操、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积极推动台宗的义学向高层次发展，并针对一部分台宗门人(山外派)混淆天台宗与华严思想特点的状况，展开三次大论战，匡扶宗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天台宗的思想体系，为台宗的再次复兴且超越于华严宗之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师解行并重，慈风远被，弘法利生，不遗余力，深得道俗敬慕、皇室尊崇。大师接受诏赐紫袈裟及“法智大师”的尊号，广修寺宇，提高了僧众的社会地位，有力地扩大了佛法传播于世的范围。

　　大师创建念佛施戒会，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大化世俗，影。向深远。因此，《佛祖统记》卷八赞曰：“四明法智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东征西伐，再请教诲，功业之盛，可得而思……判实判权，说修说性，凡章安，荆溪未暇结显诸深法门，悉表而出之，以为驾御群雄之策，付托诸子之计。自荆溪而来，九世二百年矣，弘法传道何世无之，备众体而集大成，辟异端而隆正统者，唯法者一师耳……”功业威威，言传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