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四论”著作时间考 余池明 [内容提要]印光大师佛教“四论”的发表是净宗十三祖出世弘化的标志性事件，而印光大师撰着“四论”的时间尚无确切的记载，本文根据大师文钞及有关文献考证大师写作“四论”的时间以及相关的高鹤年居士到普陀山取大师文稿的时间。 [关键词]印光大师 净土 高鹤年 本文所说印光大师“四论”是指《佛学丛报》1914年2月15日第九期所载的《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和3月15日第十期所载的《宗教不宜混滥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诚如《觉有情》半月刊编者陈法香所说“此四论文，可谓印光大师初转*轮。从此龙天推出，大放光明矣。”但目前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印光大师何时撰此四论，大师文钞没有明确记载；二是关于高鹤年居士何时到普陀山法雨寺把这四论带到上海推荐给《佛学丛报》，《印光法师文钞》有不同的记载，学界多持民国元年一说，如“印光大师行业记”、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沈去疾《印光法师年谱》等。笔者认为民国一年说不准确，因此谨依印光大师文钞和《名山游访记》、《高鹤年居士年谱》、《印光大师永思集》等相关资料，对大师作此四论的时间以及高鹤年居士取此四论的时间进行考证。 一、关于印光大师撰“四论”的时间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复高鹤年居士书八中说：“又谓不慧芜语，为当机之法，一展卷令人如渔父误入桃源等，何失言之甚也。将欲引不慧而进之，则不慧身虽未老，心力早衰。日见其退，寸步难进矣。又呈示黎公，蒙悯其愚诚，录存备印，益觉惭愧无地耳。果如是，是以腐草投彼宝山，以残羹杂于王膳，黩人耳目，赧我面颜，取憎阅者，有浼法道。又况前三论系开如和尚于前年冬月命作，以供尚贤堂演说之稿。念佛法门普被三根论，即于是冬载于彼堂纪事。余二篇用与未用，不得而知。若谓文虽鄙拙，意诚可悯。当于前三论，署释开如名。宗教不宜混滥论，署释常惭名。印光二字，千祈勿书。”这里说“宗教不宜混滥论，署释常惭名。”“前三论，署释开如名。”则前三论指《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和《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大师谈及四论中前三论著作时间为前年冬月，只要确定此信的撰写时间，就可以确定前三论的著作时间。遗憾的是大师此信只署“元宵日泐”，没有署年份。但如果把此信内容与高鹤年居士《名山游访记》所记民国二年阴历八月参访普陀山时印光所作开示与复高鹤年居士书八对照，发现二者有惊人的共同点： 其一，都提到紫柏大师大悟以后，游历名山大川 《名山游访记》：八月十四日，至法雨寺藏经楼，谒印光大师。师云：“多年不见，今日相逢，难得难得!昔紫柏大师大悟以后，游历名山大川，随方设化以广见闻，圣地道场，无不亲历其境，以其色力健强，日行三百里。以后游者未闻其人。近来赖佛偷生之徒，奔南走北，贩卖零碎以求微利，虽名山圣地，绝无一点景仰之心。” 文钞三编卷一复高鹤年居士书八：“昔紫柏大师大悟以后，游历名山，以广见闻。凡中国所有名山圣道场地，无不亲历其境，以其色力强健，日行三百余里故也。后此能若是之游者，未闻其人。近世以来，多有赖佛偷生者。禅教律净，一无事事。唯奔南往北，贩买零碎东西，以求微利而恣所欲。虽至名山圣道场地，绝无一念惭愧景仰之心。居土即俗修真，随缘进道，执持一句弥陀，当做本命元辰。抱着惭愧二字，以为入圣阶梯。圣地不厌屡登，录其迹以开人耳目。” 其二，都谈到遏制洋纸之害 《名山游访记》：八月十六日上午，高居士先至藏经楼大师处坐，大师谈：“近时有用有光洋纸印经者，其害最深，甚于洪水猛兽。因此种纸，不二三十年即朽坏无余。烦与诸大居士相商，勿惜慈力，出广长舌，通告各经房刻经处，令其改过，勿以流通故断灭佛种。遏此陋风，以永圣教。” 文钞三编卷一复高鹤年居士书八：“又洋纸之害，甚于洪水猛兽，穷国屈民，断灭儒释圣教，其祸无有底极。于初四日已为黎公略言其概，祈居士勿惜慈力，遍与诸居士言之。令立一章程，凡佛祖经论，概勿用此纸印。又须通告各刻经处，令其一体知悉。庶不至以流通而致速灭亡。此不慧痛心疾首吁诉无门者。今欲以居士为绍介，恳祈诸大居士各各发菩提心，出广长舌，遏此习风，以永法道。谅必悯我愚诚，特为遍告耳。” 其三，都提到劝高鹤年居士不再行脚 《名山游访记》：八月十七日，高居士出门，适遇大师偕引缘、了清诸师来其住处，遂同往般若精舍，访昱山大师。由三圣堂取道，经磐陀庵，大师见高居士行走不速，精神全无。遂云：“居士如此，如何行脚?愚见可以止步休歇矣。纵欲广游，以神不以身。弥陀三经，华严一部，当作游访路程。宴坐七宝池中，遍游华藏世界。神愈游而身愈健，念愈普而心愈一。其寂也一念不可得，其照也万德本具足，寂照圆融，真俗不二。十世古今，现于当念。无边刹海，摄归自心。较彼披星戴月，冒雨冲风，临深渊而战兢，履危岩而惊怖者，不啻日劫相倍矣。鄙见如是，不知居士以为何如?”高居士答言：“承示领悉。奈有上求下化之愿，又恐道力不充，业障牵缠，为境所转，故愿行脚受一番磨折。” 文钞三编卷一复高鹤年居士书八：至正月初七得接手教，方知去岁仍复游杭，皖等省，欲至北京，以天寒身病而返，居士诚可谓为法忘躯者也。然以光愚见，似乎可以止步休歇矣。纵欲广游，宜以神不须以身。弥陀三经，华严一部，当作游访路程。宴坐七宝池中，遍游华藏世界。神愈游而身愈健，念愈普而心愈一。其寂也一念不可得，其照也万德本具足，寂照圆融，真俗不二。十世古今，现于当念。无边刹海，摄归自心。较彼披星戴月，冒雨冲风，临深渊而战兢，履危岩而惊怖者，不啻日劫相倍矣。鄙见如是，不知居士以为何如。 根据“去秋尊驾去后”之语可以判断，写此信前一年秋天，高鹤年居士到普陀见过印光大师，再根据以上三个方面内容的吻合和秋天时间的吻合，可以推断文钞三编卷一复高鹤年居士书八是写于民国二年（1913年）八月高居士参访普陀之后一年的元宵日，即甲寅年正月十五（民国三年1914年2月9日）。而不可能是《方外来鸿》和沈去疾《印光法师年谱》所标的民国元年（1912年）。确定了该信的时间，那么根据信中说的“前年冬”就可以确定《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和《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三论作于壬子年冬月（十一月）。 二、关于高鹤年居士携大师文稿到上海拟登佛学丛报的时间 印光大师本人有两说：一是三编卷一复丁福保居士书三中所说的民国二年，一是续编卷下嘉言录题词并序、续编卷上复姚维一居士书、续编卷上复吴沧洲居士书三、三编卷四复卓智立居士书一等多处所说的民国元年（纪元），但以文钞与《名山游访记》及《高鹤年居士年谱合参》，有以下几点：首先根据《高鹤年居士年谱》记载，高鹤年居士民国元年春避难上海，主要活动在上海和游历河北、山西和湖南等地，不见有到普陀山参访的记载；其次，民国二年八月高居士参访普陀山见大师时，大师有“多年不见，今日相逢，难得难得!”的话，这就排除了高居士民国元年参访过普陀山取稿的可能；第三，三编卷一与高鹤年居士书一中，大师说：“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可知高居士至普陀取稿在秋天，与民国二年阴历八月吻合。因此，可以推断民国二年之说成立。反之，如果假设高居士取稿时间在民国元年秋天，那么我们看一下，高居士在民国元年阴历七、八、九月的情况。据《名山游访记》，该年七月初九，高居士由浔阳到汉口游访，七月十三日坐火车北上，七月十七到八月初在五台山，八月十一到八月底由直隶经湘鄂到南岳，九月由南岳回沪经湖南游访，十月抵沪，整理《佛经流通》，催印《佛学丛报》，请月霞法师讲经，一直没有分身去普陀山的记录。这就证明高居士取稿时间不可能在民国元年，反证民国二年成立。如何解释大师多处所说民国元年？大师所记当为大约时间，即《佛学丛报》创刊的年代，如续编卷上复吴沧洲居士书三（民国二十年）大师说：“民七，徐蔚如，与光未曾一面，因民元年见佛学丛报，载有常惭数篇”，其实《佛学丛报》民国三年才登载大师四论。至于高鹤年居士《大师苦行略记》：“民国元、二年，狄楚青居士发心办《佛学丛报》，余至海上，索师文稿编入《丛报》”乃是把《丛报》创刊和取稿两年的事情一起记之，没有分开。 附带地本文也证明觉有情半月刊编者陈法香考证三编卷一与高鹤年居士书一为民国三年阴历四月初八日所写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信中也提到“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既然证明高鹤年居士取印光大师文稿为民国二年秋天，那么此信当然写于民国三年四月初八。（按，印光大师此信只署四月初八，未署年份） 附：文钞三编卷一与高鹤年居士书一 光幼失问学，长无所知。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录一二以自备览。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窃思丛报，乃诸大居士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其义理洪深，若天高地厚。其文词妙丽，如玉振金声。光文列中，何异掷瓦砾于珠林，布荆棘于琼苑，徒刺雅目，无益赏心，惭愧惭愧。根祺师回，又令作论。但以色力尪羸，眼目昏花，欲不奉命，恐负盛情。因将先所支差旧稿，誊写五篇，其体裁语句，鄙陋卑劣。阁下阅之，当发一笑。然彼此相知，或不见怪。至于登报，则恐贻笑于大方家矣。（四月初八日） 按印光大师隐居普陀山，初无人知。高鹤年居士游山，乞其论文四篇。一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二宗教不宜混滥论。三佛教以孝为本论。四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皆登于上海狄平子居士创办之佛学丛报。其第一篇，署名常惭，登于丛报第九期。系民国三年阳历二月十五日，即民国二年阴历九月初二日（阴阳历日，语不可解，恐有误字。）出版。其第二篇，亦署名常惭。第三第四篇，则署名普陀僧。此三篇，则于丛报第十期中登出。此四论文，可谓印光大师初转*轮。从此龙天推出，大放光明矣。承鹤年居士出示右书，未举年份。推书中所云，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则右书确为民国三年阴历四月初八日所写。此书至有佛教历史价值，未见于正续文钞，爰付本刊以公诸世。 觉有情半月刊编者陈法香识 本文结论：印光大师四论中的《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和《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三论撰于壬子年冬月（十一月）。高鹤年居士到普陀取印光大师文稿的时间为民国二年阴历八月（1913年9月）。由于资料限制，大师写作《宗教不宜混滥论》的时间尚不可考，有待将来有新资料出现时解决。（余池明 2005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