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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可生平的几个问题

　　王荣国

　　慧可是菩提达摩在中国最重要的弟子，但学界对其关注远不及对菩提达摩的关注。在慧可的研究中，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拟就慧(惠)可的出生地是严虎牢”还是“武牢”?慧可的俗籍、遇菩提达摩时的年龄、开法年代与地点等问题进行探讨，希冀对菩提达摩禅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现谨呈浅见，以求同行的指正。

　　一、慧可的出生地与俗籍

　　王晖先生在《大祖禅师慧可考——兼沦慧可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提出慧可是何方人，俗姓什么?因“古经籍僧传和近现代佛教文献记述很不统一”，“胡适先生，也未能考证清楚。”相反，他“校注补遗《荷泽神会语录》时，在洛阳找不到这个地方(按：指武牢)，又依慧可以北周灭法之后，南下长江北，便突发奇想，将慧可改为‘武汉人’；周姓源于姬氏，又改其‘俗姓周’。这一改就把慧可变成南朝人周氏了。”造成慧可研究中不一致的看法。王晖根据“时近”的史料《续高僧传》的记载提出“慧可者，俗姓姬氏，虎牢人也。”要求学界“纠正和统一”。[1]在笔者看来，王晖先生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证与论证，难以令人信服。

　　有关慧可是何方人氏，道宣在《续高僧传·慧可传》中说：慧可是“虎牢人”。《佛祖历代通载》亦然；《楞伽师资记》作“武牢人”，《历代法宝记》、《宝林传》、《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嘉泰普灯录》、《佛祖统纪》、《南岳单传记》、《传法正宗记》、《五灯会元》等亦然，《祖堂集》则作“武牢人”，实则与《楞伽师资记》所载相同。显然，道宣的《续高僧传》之后，除了《佛祖历代通载》外，几乎绝大多数的佛教史籍都说慧可是“武牢”人。

　　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宗教词典》“慧可”条作“洛阳武牢(今河南洛阳东)人”。[2]胡适在《楞伽宗考》一文依据《续高僧传》的记载认为，“慧可，又名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3]而他在校注独孤沛撰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并序》中说：“[惠可]时登四十，俗姓姬，武牢人也(武牢即虎牢，唐朝人避讳，改虎作武)。”[4]意思是说，慧可为“虎牢人”，唐代因避“虎”讳而改称“武牢人”。此说为学界所沿用。

　　笔者披览史籍发现，在唐朝以前人的著述中已有“武牢”地名。晋人杜预在《春秋释例》中说：“东虢国，一名武牢，亦郑之制邑，汉之成皋县。”[5]据《汉书》记载：“成皋(县)，故虎牢。”[6]可见《春秋释例》中“武牢”与“虎牢”是同一地方。北齐人魏收所撰的《魏书》中也有“武牢”地名，如：“时官军陷武牢。”[7]“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武牢西叛。”[8]“河内北连上党，南接武牢……”[9]这里“河内北连上党，南接武牢”中的“武牢”，按照空间关系判定，是指北齐时北豫州之“虎牢”，也就是北魏成皋县之“虎牢”。应该说，北齐魏收的《魏书》与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所载的“武牢”都是指“虎牢”。

　　在唐人的著述中固然多使用“武牢”为地名，但也不乏使用“虎牢”为地名。道宣《续高僧传》称慧可为“虎牢人”就是一例。杜佑《通典》载：“汜水(县)……有故虎牢城，即周穆王获虎，命畜之，故曰虎牢。……宋毛德祖戍虎牢……东魏武定中，将陆子章又增筑虎牢城。”[10]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汜水县……古东虢国……一名虎牢。《穆天子传》曰：……东虢因曰虎牢。……至宋武帝北平关洛，置司州刺史，理虎牢。……开元二十九年，白虎牢城移于今理……”[11]《元和郡县志》也有记作“武牢”的。如“河口元置武牢仓……”[12]在四库全书本《元和郡县志》中，凡因避讳而改正的均注出，但上述两则记载都没有加注。可见“虎牢”与“武牢”并存于《元和郡县志》中。唐人李百药撰的《北齐书》中多使用“武牢”，但也有使用“虎牢”为地名。据《北齐书》载：“王南临黎阳，济于虎牢……”[13]据此，笔者认为，胡适所说唐人因避讳将“虎牢”改称“武牢”的说法似应重新审视。

　　有关唐人讳“虎”的记载始见于宋人的著述中，如李防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叶廷珪的《海录碎事》等，但这只是宋人就自己的阅读经验所得出的看法，只能作为参考，而胡适则是将“宋人看法”作为唯一的证据。

　　笔者认为，唐人因避讳而改“虎牢”为“武牢”的是“虎牢关”，而不是“虎牢城”。现阐述如下。

　　其一，唐书中“虎牢城”或“武牢城”的记载。《新唐书》载：“郑州荥阳郡……武德四年置，治虎牢城。”[14]《旧唐书》载：“泛水，隋县，武德四年分萱成皋县。贞观元年，省人泛水，属郑州。显庆二年，割属洛州，仍移治武牢城。”[15]上述的“虎牢城”即“武牢城”。

　　其二，唐书中“虎牢关”或“武牢关”的记载。《新唐书》载：“作昭武庙于虎牢关。”[16]“汜水(县)……本隶郑州，武德四年析置成皋县，贞观元年省，显庆二年隶洛州……有虎牢关。”[17]又载：“破武牢关、金城门、汜水桥。”[18]这里的“武牢关”应在“汜水桥”附近，二者均在“汜水(县)”。因此上述“虎牢关”即“武牢关”。

　　那么，“虎牢关”与“虎牢城”有何区别与联系呢?笔者认为，“虎牢关”属于军事城堡，“虎牢城”则属于地方政区治所之地，但二者在空间应是沟通的。前已述及，在晋人杜预、北齐人魏收的书中已有称“虎牢”为“武牢”的，是指“城邑”、“城”，也就是说，在唐以前即有称：“虎牢城”为“武牢城”。唐代避李渊之祖李虎之讳而改的是“关”，将“虎牢关”改称为“武牢关”。据《册府元龟》载：“梁太祖开平元年七月……又改‘武牢关，为‘虎牢关’。”[19]又据《五代会要》载：“梁开平元年七月……敕改武牢关为军，仍置虎牢关军使。”[20]显然《五代会要》所说的是将“武牢关”改为“虎牢关”并置“虎牢关军使”。这两则记载揭示，原来因避讳将“虎牢关”改为“武牢关”，至此又将关名还原为“虎牢关”。这也说明唐代因避“虎”讳而改的是“虎牢关”，而非“武牢城”。

　　据《通典》记载[21]可知，刘宋毛祖德戍守“虎牢”时，在其旁还有“广武城”，说明在虎牢一带并非仅一座“城”。又据《唐会要》载：“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孟州汜水县武牢关……关城东峰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内。……今绿定觉寺理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墙。伏望号为昭武，以昭圣祖受功之盛。”[22]又引日唐书·武宗纪》载：会昌五年“十月乙亥，中书奏：‘汜水县武牢关……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容，在一堂之内。……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四面置宫墙，伏望名为昭武庙，以昭圣祖武功之盛。……’从之。”[23]从上述记载可知，虎(武)牢关的关城位于山上，关城内原设一堂供奉唐高祖、太武功。

　　那么，虎牢何以会在唐朝以前演化为“武牢”呢?笔者认为要说明这一问题必须从“虎牢”所处的地方政区沿革人手。

　　据《通典》载：“汜水，古东虢国，为郑灭之，郑为制邑，左传曰‘制，岩邑也’。有故虎牢城，即周穆王获虎，命畜之，故曰虎牢。汉谓之成皋县。后汉置成皋关。”[24]由此可知，这里的“虎牢”一词有两方面内涵：其一为关隘，后汉设置“成皋关”，亦即“虎牢关”。此后，关隘一直延续，关名因朝代不同而不同；其一为城邑。原为古东虢国之地，郑灭东号，其地成了郑国的“制邑”，亦即“岩邑”。作为城邑后来演变为地方政区的理(治)所。汉代开始在其地设“成皋县”并设理所。之后随着地方政区的或撤或置，作为理(治)所也或废或兴。

　　据《汉书》记载：“河南郡……县二十二……成皋，故虎牢。”[25]就是说，西汉时设成皋县于“虎牢”。这里的“虎牢”是指“虎牢”及其周围之地。东汉因之。[26]两汉“成皋”作为“县”级地方政区在西晋仍然延续。[27]

　　“成皋”在北朝的北魏仍为县级地方政区。据《魏书·地形志》记载：“荥阳郡领县五”，其中“成皋，二汉、晋属河南，后属。”[28]可见“成皋”仍然延续两汉西晋作为县级地方政区的传统，而“虎牢”之地也仍然归属成皋管辖。又据《魏书·地形志》记载：“成皋郡，天平元年分荥阳置。领县二……西成皋，天平元年分荥阳之成皋置，州、郡治。有厄井、汉高祖坛、汜水、成皋城。巩，二汉、晋属河南，天平初属。”[29]可见到东魏天平元年(永熙三年十月十七日改元)，成皋之地从荥阳郡分出，另设“成皋郡”管辖“西成皋”与“巩”二县。位于汜水之滨的“虎牢”归属“成皋郡”的西成皋县。

　　《隋书·地理志》记载：“荥阳郡，旧郑州。开皇十六年置管州。大业初复曰郑州。统县十一。”这十一县是管城、汜水、荥泽、原武、阳武、圃田、浚仪、酸枣、新郑、荥阳、开封。[30]又载：“汜水，旧曰成皋，即武牢也。后魏置东中府，东魏置北豫州，后周置荥州。开皇初曰郑州，十八年改成皋曰汜水。大业初置武牢都尉府。”[31]可见，隋开皇十八年改“成皋县”为“汜水县”，隶属于“荥阳郡”。“虎牢”之地则属于荥阳郡汜水县。《旧唐书·地理一》载：“泛水，隋县。武德四年，分置成皋县。贞观元年，省人泛水，属郑州。显庆二年，割属洛州，仍移治武牢城。垂拱四年，改为广武。神龙元年，复为泛水。开元二十九年，移治所于武牢。成皋府在县北。”[32]据《新唐书·地理三》[33]所载相同。

　　基于上述可知，“虎牢”在先秦作为“城邑”，汉代起至唐代也只是作为地方行政区的理(治)所之地，从来没有作为县级以上地方行政区。这就决定了“虎牢”改为“武牢”很可能始于民间。因为作为地方行政区之名的变更，要经过官方的批准。而作为理(治)所之地的“虎牢”，属于地名，民间最初可能因“虎”与“武”音相近，将“虎牢”误说为“武牢”，而“武”字也正好体现了“虎”的精神，遂相沿下来。大概在唐以前即为官方所接受，也将“虎牢城”称为“武牢城”并载人史籍。到了唐代则将“武牢城”邻近的“虎牢关”也改称“武牢关”，以避虎讳也。

　　慧可禅师的出生地应该是在“虎牢城”或“武牢城”及其附近，不太可能出生在虎牢关城之中，因为关城内一般没有民众居民点，也没有资料显然慧可的父亲出身行伍。因此，可以直接称慧可为“虎牢人”或“武牢人”。不必如胡适附加说明“武牢即虎牢，唐朝人因避讳，改虎作武。”[34]古籍记载中通常有袭用古地名的习惯，《续高僧传·慧可传》实际上沿用了周穆王时的古地名“虎牢”。但要注意的是，不能称“虎牢”或“武牢”为慧可的俗籍，因为“虎(武)牢”不是县一级以上的地方行政!区。若说慧可的俗籍，则属北魏豫州荥阳郡“成皋县”[35](即今河南省荥阳市，而“虎牢”则属于今荥阳市汜水镇[36])。所谓慧可为“洛阳虎牢人”之说不合史实。至于慧可的俗姓，佛教史料记载几乎没有歧异，都认为慧可俗姓“姬”。石井光雄认为，慧可“俗姓周，武汉人”[37]的观点无法成立。

　　二、慧可遇达摩的年龄

　　慧可遇菩提达摩时的年龄史籍记载中有“四十岁”与“十四岁”两种：

　　《续高僧传·慧可传》载：慧可“年登四十，遇天竺

　　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

　　以为师，毕命承旨。”[38]

　　《历代法宝记·惠可传》载：“惠可禅师，俗姓姬，

　　武牢人也，时年四十，奉事大师六年。”[39]

　　《楞伽师资记·慧可传》载：“可禅师，俗姓姬，武

　　牢人，年十四，遇达摩禅游化嵩洛。”[40]

　　以上三则引文中，《历代法宝记》与《续高僧传》都说慧(惠)可遇菩提达摩时年龄是“四十岁”，而《楞伽师资记》则作“年十四”。笔者认为，如果要确认《楞伽师资记·慧可传》的“年十四”遇菩提达摩的记载为正确。我们就要对《续高僧传》与《历代法宝记》“四十岁”遇达摩的记载提出令人信服的否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无法解释慧可遇菩提达摩时已是“外览坟素[索)，内通藏典”。[41]所谓“藏典”是指佛教典籍；所谓“坟索”则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简称。“三坟”指山坟、气坟、形坟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指“少吴、颛顼、高辛、唐、虞之书”。“八索”为“八泽之志”，“九丘”为九州之志。可见，慧可在遇菩提达摩时已是一位很有佛学素养的僧人，而且还博览儒家等中国古代典籍。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要做到“外览坟索，内通藏典”显然是困难的。《楞伽师资记·慧可传》中“年十四”是传抄过程导致的错误，将“四十”误为“十四”。这是比较能让信服的解释。而且就本证而言，《楞伽师资记·慧可传》的这则记载还存在脱漏现象，即“禅”字之后脱“师”字。总的看来，《楞伽师资记·慧可传》的“可禅师，俗姓姬，武牢人，年十四，遇达摩禅游化嵩洛”的记载存在“脱漏”与“颠倒”。正确的应是“可禅师，俗姓姬，武牢人，年四十，遇达摩禅[师]游化嵩洛”。

　　《祖堂集·达摩传》载：“菩提达摩和尚……潜过江北，人于魏邦。……大师自到东京，有一僧名神光，昔在洛中久传庄老，年逾四十，得遇大师，礼事为师。”[42]就是说，慧可年过四十遇菩提达摩。与上述记载相近。又《慧可传》载：“慧可禅师……年十五，九经通诵。至年三十，往龙门香山寺年三十二，却步香山，侍省尊长。又经八载，忽于夜静见一神人而谓光曰：‘当欲受果，何于此住，不南往乎而近于道?’本名曰光光，因见神现故，号为神光。……遂辞师南行，得遇达摩，豁悟上乘。”[43]可见，此处也是说慧可四十岁遇达摩。《景德传灯录·慧可传》载：慧可“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终日宴坐。又经八载，于寂默中倏见一神人……光(按：神光，即慧可)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传衣事迹，达磨章具之矣。”[44]可见《景德传灯录·慧可传》关于慧可遇达摩时的年龄与《祖堂集》的记载相同。显然，即使晚出的注入惠能一系禅宗理想成分的《祖堂集》与《景德传灯录》也是说慧可四十岁或四十岁出头遇菩提达摩。

　　基于上述可以认定，慧可“年登四十”遇菩提达摩为正确，“年十四”为误。

　　三、有关“道育、慧可，此二

　　沙门，年虽在后”的解读

　　《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与慧可遇菩提达摩年龄问题相关的则是如下记载：“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谘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以下为介绍‘二人四行’的文字，从略)”[45]其中“年虽在后”一语颇为费解。学界一般认为，道宣《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的“二人四行”的文字源于昙林作序的《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其序称：“于时，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携志高远，幸逢法师，事之数载，虔恭谘启，善蒙师意，法师感其精成，诲以真道。(以下为介绍‘二人四行’的文字，从略)”[46]《景德传灯录》中的《菩提达磨略辨大乘人道四行》昙琳序称：“于时，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俊志高远，幸逢法师，事之数载，虔恭谘启，善蒙师意，法师感其精成，海以真道。(以下为介绍‘二人四行’的文字，从略)”[47]可见，这里所引两个本子的昙林(琳)序文，只差一字，前者称“携志高远”，后者称“俊志高远”，两则引文的含义相同。但与上述《续高僧传》的记载对比，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续高僧传》称“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昙林(琳)序则称“幸逢法师，事之数载”。二者含义不同，说明上述《续高僧传》的记载很可能依据的是另一种版本的昙林序(此种版本的序，或许有待发现，或许已失传了)。不过对比《续高僧传》的“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铣志高远”的记载与昙林序中“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俊志高远”的记载，很显然《续高僧传》所谓“年虽在后”并非道宣撰写传文时的口气，而是他采纳昙林序时，缺乏精细的文字处理保留了昙林的口气，从而导致后人理解上的困难。从“年虽在后”或“年虽后生”判断，昙林的年龄比道育、慧可的年龄大得多，故称道育、慧可“年虽在后”或“年虽后生”。笔者推测，当慧可40岁(或40岁出头)遇菩提达摩时，昙林至少是接近50岁的人了。这也是道宣文字处理不精细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有关昙林年龄的历史信息。

　　四、慧可开法的年代与地点

　　有关慧可开法的年代与地点。《续高僧传》载：慧可“以天平(534—537)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48]引文中的“天平之初，北就新邺”是说，慧可于天平初年北上孝静帝新近迁都的邺城。据《续高僧传·菩提留流传》载：永熙三年二月，永宁寺塔毁于火。“七月，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挟，西奔长安。至十月而洛京迁于漳邺。”[49]就是说，永熙三年十月孝静迁都“漳邺”，即临漳邺都。从此，北魏分为东魏与西魏，孝静帝为东魏。有关此次迁都的过程，《魏书·孝静纪》说的更清楚。《魏书》记载：“孝静皇帝……冬十月丙寅(十七日，534年11月8日)，即位于城东北，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庚午(廿一日，11月12日)，以太师、赵郡王谌为大司马，以司空、咸阳王坦为太尉，以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以开府仪同三司高昂为司空。……丙子(廿七日，11月18日)，车驾北迁于邺。……十有一月……庚寅(十一日，12月2日)，车驾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徙邺旧人西径百里，以居新迁之人。分邺置临漳县，以魏郡、林虑、广平、阳丘、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为皇畿。十有二月……庚午(廿二日，1月11日)，诏内外解严，百司悉依旧章，从容雅服，不得以矛钐从事。丙子(廿八日，1月17日)，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为大使，巡谕天下。丁丑(廿九日，1月18日)，赦畿内。闰月(按：此为闰十二月)……”[50]就是说，永熙三年十月十七日，孝静帝即位于洛阳城东北，大赦天下，并宣布改元，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十月二十七日(11月18日)，正式迁都邺城，前后经历15天抵达邺都。抵达邺都后一直处于戒严状态，至十二月二日，开始下诏内外，宣布解严，王朝的中央各部门开始运转。十二月二十九日，大“赦畿内”，即引文所说的“皇畿”，包括“魏郡、林虑、广平、阳丘、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又据《魏书》载：“兴和二年(539)春，诏以邺城旧宫为天平寺。”[51]东魏孝静帝诏改邺城旧宫为天平寺，应是以此纪念天平迁都与改元。这一举动表明孝静帝开始重视佛事。“天平”年号共4年。基于上述，笔者认为，所谓慧可“天平之初，北就新邺……．”不可能是在“天平元年”(534)，最快在“天平二年”春季。至于慧可在邺城“盛开秘苑”则是在天平年间以后的事。

　　慧可“盛开秘苑”的邺城在何处?学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在今河南安阳县境内，有的认为在今河北临漳县境内。20世纪30年代起，考古学家们就对邺城遗址进行勘探，至20世纪80年代已基本上探明邺城的位置。据《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说：邺城遗址在河北临漳县境内，位于县城西南20公里，南距安阳市区18公里[52]。邺城由邺北城与邺南城两座相连的城组成，曹魏时的邺城位于邺北城，北朝的东魏、北齐建都于邺南城，但邺北城仍继续使用。[53]据此可知，慧可开法之地“新邺”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县城西南。

　　总之，“虎牢城”别名“武牢城”始于唐以前，唐代因避讳而改的是“虎牢关”。慧可出生于虎牢城及其附近，称之为“虎牢人”或“武牢人”均可，不必附加说明因避讳而改。其俗籍则是北魏豫州荥阳郡“成皋县”。慧可确是“四十岁”或“四十岁出头”遇菩提达摩。《楞伽师资记》中的慧可“年十四，遇达摩禅游化嵩洛”中的“十四”当为“四十”颠倒所致。《续高僧传·慧可传》记载的“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中“年虽在后”是道宣撰僧传时采自昙林序，文字处理不精细而保留了昙林的口气，无意中为后代保留了昙林年龄的历史信息。慧可“北就新邺”开法的年代最早早不过“天平二年春”，其开法地点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县城西南。

　　注释：

　　[1] 王晖在(大祖禅师慧可考——兼论慧可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说：“慧可出生于公元487年，依南北朝两个年号纪时，则是南齐永明五年，北魏太和十一年。慧可究竟是南朝人还是北朝人?俗姓什么?古经籍僧传和近现代佛教文献记述很不统一，对禅宗史研究做出贡献的胡适先生，也未能考证清楚。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道原编的(传灯录》记载：‘慧可大师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然而‘武牢’既找不到实际的地方，也不见古今地名辞典。近现代研究禅宗学者依慧可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出家，乃定是洛阳武牢人；后来又发现他经常洛阳东邺都(今河北临漳县与大名县一带)说法，于是又将‘武牢’二字注解为洛阳东。胡适先生校注补遗《荷泽神会语录》时，在洛阳找不到这个地方，又依慧可以北周灭法之后，南下长江北，便突发奇想，将慧可改为‘武汉人’；周姓源于姬氏，又改其‘俗姓周’。这一改就把慧可变成南朝人周氏了。清史志学家章学诚说：‘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查找距慧可三、四十年代的史料，唐《续高憎传》记载：‘释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虎牢乃古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相传周镇，相传周穆王获虎为柙畜于此，故名。此地正在洛阳与邺都之间，与慧可出家演化的范围相吻合。慧可何方人氏，笔者认为，宋代以来的传讹及至当代《宗教辞典》等工具和文献中的错误记录，应该依据‘时近’的史料和符合实情的记载予以纠正和统一：慧可者，俗姓姬氏，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人也。”(释光明主编：(达摩禅学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下册，第407—425页。)

　　[2] 《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1127页。

　　[3] 胡适：《楞伽宗考》，《胡适说掸》，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4] 《胡适集外学术文集》，《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册，第467页。

　　[5] 《春秋释例》7，《土地名·东虢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汉书》卷28上，《地理上》，《二十四史》，第2册，第40l页。

　　[7] 《魏书》卷一百五之三，《天象志一之三第三》，《二十四史》，第6册，第616页。

　　[8] 《魏书》卷一百五之四，《天象志一之四第四》，《二十四史》，第6册，第628页。

　　[9] 《魏书》卷89，《李洪之传》，《二十四史》，第6册，第495页。

　　[10] 《通典》卷177，《州郡七·古荆河州》，中华书局，1988年，第5册，第4653页。

　　[11] 《元和郡县志》卷6，<河南道·汜水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元和郡县志》卷6，(河南道·河阴县》。

　　[13] 《北齐书)卷3，《帝纪第三·文襄》，《二十四史》，第7册，第14页。

　　[14] 《新唐书》卷38，《地理二·郑州荥阳郡》，《二十四史)，第真l册，第271页。

　　[15] 引日唐书》卷38，《地理一·汜水》，《二十四史》，第10册，第378页。

　　[16] 《新唐书》卷8，《武宗纪》，《二十四史》，第11册，第80页。

　　[17] 《新唐书》卷39，《地理三·河北道》，《二十四史)，第11册，第276页。笔者认为：《旧唐书》所载的“泛水(县)”，与《新唐书》所载的“汜水(县)”，应是相同的。

　　[18] 《新唐书》卷》6，《五行三》，《二十四史》，第11册，第257页。

　　[19] 《册府元龟》卷540,《关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五代会要》卷26，《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通典》卷177《州郡七》载：“汜水，古东号国……有故虎牢城，即周穆王获虎，命畜之，故曰虎牢。汉谓之成皋县。后汉置成皋关。宋毛德祖戍虎牢，后魏昼夜攻围，二百日方破。其侧有广武城。东魏武定中(542—544)，将陆子章又增筑虎牢城。后魏孝文帝置东中郎将府于此城中。”(第五册，第4653页)。

　　[22] 《唐会要》卷12，《庙制度》，中华书局，1955年，上册，第298—299页。

　　[23] 《旧唐书》卷19，《武宗纪》，《二十四史》，第二十0册，第172页。

　　[24] 《通典》卷177，《州郡七》，第五册，第4653页。

　　[25] 《汉书》卷28上(地理上》，《二十四史》，第2册，第401页。

　　[26] 《后汉书》卷28上(志第十九·郡国一)载：“成睾，有旃然水。有瓶丘聚。有漫水。有汜水。”(《二十四史》，第3册，第873页-)“成睾。即。成皋”。

　　[27] 《晋书》卷14(地理上》载：“成皋，有关，郑之武牢。”(《二十四史》，第4册，第1真6页。)

　　[28] (魏书)卷160中，《地形志中第六》，《二十四史》，第6册，第650页。

　　[29] (魏书)卷160中，《地形志中第六》，《二十四史》，第6册，第650页o

　　[30] (隋书)卷30，《地理中》，《二十四史》，第7册，第216页。

　　[31] (隋书)卷30，《地理中》，《二十四史》，第7册，第216页。

　　[32] (旧唐书)卷38，《地理一》，《二十四史》，第10册，第378页。

　　[33] 《新唐书》卷39，《地理三》，《二十四史》，第11册，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