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山茶宴与日本茶道

　　众所周知，日本的茶和饮茶是由中国传人的。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文化，这已为有关学术界所公认。茶道，其实就是通过饮茶，对人们进行礼仪的教育和道德的修炼。 “茶道”一词，也最早见诸于中国唐代史籍中。但具体而言，关于日本茶道的形成有多种说法，观点不一。本文通过对中国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唐宋以来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的历史考察，试图说明日本茶道与中国禅院茶礼（特别是径山茶宴*之间的传承关系。

　　一．中国禅院茶礼与径山茶宴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祥地，而饮茶习俗则“兴于唐，盛于宋”。中国古人以为，茶具有祛暑消食，除烦去腻，明目益思，去痰醒神，清热解毒等功效，故最初是以茶为药的。唐宋以来中国人饮茶习俗的流行即茶文化的普及还与中国佛教文化特别是与中国禅宗的盛行以及陆羽〈茶经〉的写作和传播密切相关。

　　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佛教提倡清心寡欲、静坐习禅以离尘绝俗，而中国禅宗坐禅，除注重环境寂静外，还讲究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五调”之中，特别是调睡眠、调心与茶之功效有关，因而饮茶习俗首先在佛门得到普及。与封演同时代，被后世尊奉为茶圣的陆羽（字鸿渐）也是在寺院里长大，并隐居在寺院附近写出了〈茶经〉-------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被中国及日本等过茶人共同尊奉为最高的茶学经典。〈茶经〉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及此前的茶的历史，产地，栽培，制作，煮煎，饮用及器具等，对后世中国茶文化（包括佛教中的茶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封演这样评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储之，远近似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雄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当然，此所谓“茶道”是指饮茶之风尚，还不等于今日所谓“茶道”之意。

　　由陆羽，常伯熊所倡导的唐代饮茶之风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文人墨客，官场尤其是朝廷）和禅林僧侣之间，并主要以“茶宴”，“茶礼”的形式表现出来。唐钱起的一首〈与赵吕茶宴〉诗中这样写道“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在茶宴中，人们不仅可以品尝比道士仙酒还要美妙的紫笋贡茶的品茗滋味，还可欣赏优雅，幽静的品茗环境和茶具之美。此情此景确实令人忘言绝虑，俗言顿消。这当为文人墨客的茶宴。

　　在中唐以后，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和禅宗的盛行，茶与佛教（禅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在南方许多寺庙，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嗜茶的禅林风尚。而茶宴，茶礼在僧侣生活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饮茶甚至被列入禅门清规。唐百丈怀海禅师所制的〈百丈清规〉（后世称为“古规”）今已不得而见，北宋时宗 依古规而重新编订的〈禅苑清规〉及此后多次修订的禅林规式之中，均有多处有关举行禅院茶礼（宴）的规定：如以茶汤宴请首座及远来尊宿，或招待大众，或为新任方丈升座等的礼仪规范。而唐宋以后的禅院中还设有“茶寮”，“茶堂”，专职供茶的僧人“茶头”，“施茶僧”，设于法堂内的“茶鼓”等项，以至在禅院中有“谢茶不谢食”，以及“禅茶一味”的说法。

　　寺院茶礼（宴）多在僧侣之间进行。众人团团围坐，主持僧人或司客按一定程序冲沏香茗，依次递给大家品饮。冲茶，递接，加水，品饮等都按一定的仪式进行。到了宋代，岁着茶叶生产区域的扩大，制茶方法的创新，饮茶方式也随着改变，“茶宴”之风在禅林及士林更为流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为宋代杭州径山寺的“径山茶宴”。

　　径山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郊的余杭径山。是天目山的东北高峰，这里古木参天，溪水淙淙，山峦重叠，有“三千楼阁五峰岩”之称。又有大钟楼、鼓楼、龙井泉等著名胜迹，可谓山明、水秀、茶佳。山中的径山寺创建于唐天宝年间，由法钦禅师开山。该寺初兴牛头禅法，南宋时名僧大慧宗 主持该山，弘扬临济杨歧宗法，提倡“看话禅”，由此道法隆盛。南宋嘉定年间被评为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居灵隐，净慈，天童，阿育王山之前。自宋至元， 有“江南禅林之冠”的誉称。而径山寺的茶文化也历史悠久。据张思齐编于清康熙年间的〈余杭县志〉记载：径山寺僧采谷雨茶者，以小缶储送。钦师（即法钦禅师）曾亲手植茶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他产，今径山茶是也。”径山茶“色淡味长”，品质优良，原用以供佛，宋以来还常用做皇室供茶，并用以招待来山的高僧及名流而举行的茶宴。茶圣陆羽隐居著〈茶经〉之苕溪也是在径山寺附近。北宋时苏轼，南宋时都城南迁杭州，宫廷显贵以及陆游，范成大等文人墨客也都曾慕名赏景品茶，参禅问道。宋孝宗还曾携显仁皇后登临径山，并改题寺名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所书“孝御碑”，历800年之久，至今残碑犹存。朝廷也多次在径山寺举办茶宴来招待有关人士，进行社交活动。因此，使“径山茶宴”名扬天下。

　　由于每年春季，僧侣们经常在寺内举行茶宴，坐谈佛经，并逐渐将茶宴形成为一套颇为讲究的严格程序和郑重的仪式。茶宴常在寺内由大慧宗 所建的明月堂举行。室内摆设整洁，并配有诗画和时新鲜花。宾主在茶桌前就座后，司客按盏奉茶，然后主人（常为主持僧）亲自调茶（即注茶），先客后己，以半盏为度，以示敬意。然后宾主互相致礼，各自举盏闻香，观色，再捧盏呷茶半口，缀饮，细品茶味，且要发出喷喷之声，此一动作连续四次，称“行茶”。毕，客人称谢，主人则谦让答礼。再由司客先客后主再次注茶，宾主方始评茶论事，谈佛诵经或联句赋诗等。径山茶宴有专用茶具，茶室中放有精致的茶台子，内置砂壶，茶盏，锡制茶罐等物。举行茶礼（宴）是径山寺僧修行生活的重要事项，若以待客则非上宾不举行，所用茶叶亦非上等茶末。需要说明的是，与现代中国人饮用散茶（叶茶）不同，宋代人饮茶（包括寺僧饮茶）方法为“抹茶法”，即要将茶叶蒸碾焙干研制为“末茶”，方可饮用。

　　二 中日禅僧的往来与茶宴（礼）的东传

　　中国的茶叶和饮茶方法是伴随着中国佛教文化的东传而输入到日本的。日本学者认为，在圣武天皇时代，中国僧人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药品，茶即为其中之一这是日本文献中有关茶的最早的记载。

　　在宋代，中日禅僧往来年增多。1168年，日僧明庵荣西（1141--1215）入宋求法，由明州（今宁波）登天台山。当年，荣西携天台宗典籍数十部回到日本。1187年，荣西再次入宋，登天台山，拜万年寺虚庵怀敞为师，后又随虚庵迁天童寺，得虚庵所传临济禅法到日本，从而形成日本临济宗黄龙怕法系。荣西在中国的数年时间内，除习禅外，还切身体验到中国僧人吃茶风俗和茶的药用价值，深感有必要在日本推广，于是还带回天台茶种，及天台制茶技术和有关茶书，亲自在日本肥前（今佐贺）背振山及博多的圣福寺山内栽培，并结合自己的知识和体会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书，这是日本最早的茶书。荣西认为，茶是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在荣西的倡导下，有力地促进了日本茶的发展和饮用，因而，荣西被称为日本的“茶祖”。 “日本国的陆羽”。据此有一种说法，以为是荣西最早将中国禅林饮茶仪式（茶礼）传入日本，从而形成了日本人的茶道，并以天台为日本茶道的源头。

　　诚然，荣西在中国时见过并研究过陆羽的《茶经》及其他有关中国茶的典籍，其《吃茶养生记》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茶的形态，功能，栽培，调制和饮用，也谈到宋代人的饮茶方法。但据日本当代茶道里千家家元，千利休居士十五世千宗室研究认为，有关荣西著《吃茶养生记》的意图可做如下结论：

　　1． 荣西所关心的只是茶在生理上的效能

　　2． 对于饮茶这一行为所拥有的意义，即关于饮茶的行为的思想问题，荣西没有为此附上什么含义。

　　对荣西来说，茶是饮料之茶，除了茶的药学上的，本草学上的效用外，荣西不抱任何兴趣。偶尔引用陆羽及中国文献时，也是为了明确茶的如上效用。这与陆羽式的世界观是不同的。铃木大拙也说“荣西认为茶有药效，能治多种疾病。他可能在中国的禅院留学时看到过沏茶的方法，禅院似乎并不曾特意教授过。 把中国的沏茶方法带回日本的禅僧，是晚荣西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应国师（即南浦昭明）。”村井康彦也认为：荣西对中国自唐以来的饮茶礼仪未予重视，特别是对含有关于寺院茶礼有关规定的《禅苑清规》“无关心”。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不过，也应当看到，正是荣西第一个系统地想日本人介绍了中国的茶文化。其《吃茶养生记》也被日本史书〈吾妻镜〉称为“赞誉茶德之书”。其对于后世日本茶道的形成和流行功不可没。时至今日，每年四月即“开山祖荣西”的忌日里，日本京都的建仁寺，妙心寺等都要举行茶礼以纪念他。

　　在荣西之后，曾是荣西弟子的禅僧希玄道元（1200---1253）于1223年与荣西另一弟子明全相伴入宋。道元曾到过宁波阿育王寺，余杭径山寺，后入宁波天童寺，师事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师如净禅师习禅，受草洞禅法及法衣。归国后，建永平寺，兴圣寺等寺院，倡草洞禅风。道元还依〈禅苑清规〉为基础，制订出〈永平清规〉，作为日本禅寺的礼仪规式。其中有多处关于禅院茶礼的规定。如“新命辞众上堂茶汤”，“受请人辞众升座茶汤”“堂司特为新旧侍者茶汤”，“方丈特为新首座茶”，“新首座特为后堂大众茶”，“方丈特为新挂搭茶”，“赴茶汤”等等，皆有详细的规定。道元的〈永平清规〉是最早记载日本禅院中行茶礼的日本典籍，其对日本镰仓幕时期寺院茶的普及，从而又对日本茶道的形成，是起来十分关键的作用。不过，道元虽到过径山寺，但他所从学的是与径山宗 倡导的“看话禅”相对立的曹洞宗的“默照禅”，可以判断，他对“径山茶宴”特别是在行茶礼仪中的茶具和室内布置重视不够。而真正将径山茶宴传入日本，从而使日本禅院茶礼活动完整化，规范化的是道元之后的日僧圆尔辨圆，南浦昭明和宋代径山寺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

　　圆尔辨圆（1201---1280）是日本佛教历史上著名的禅师，谥号“圣一国师”。1235年因慕南宋禅风入宋求法。在余杭径山寺从无准禅师习禅三年，于1241年嗣其法而归，并带回了〈禅苑清规〉一卷，及锡鼓，径山茶和径山沏茶方法。圆尔辨圆将茶种栽培于其故乡，并最早生产出日本碾茶（末茶），他还创建了东福寺，由此开创日本临济宗东福思派法系。他还以《禅苑清规》为基础制订了〈东福寺清规〉，将茶礼列为禅院僧人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仪作法。其后，曾与圆尔辨圆为同门师兄弟的径山寺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先后赴日弘教，与圆尔辨圆互为呼应，在日本禅院中大力弘扬宗门，使宋代禅风广为流布，禅院茶礼（包括径山茶宴）即其中内容之一。至今，日本国静冈县茶界人士，在每年新茶上市时都要举行集会悼念圆尔辨圆，传颂二山（径山及作为其本山的东福思）茶事。

　　南宋开庆元年（1259），日僧兰溪道隆门下弟子，南浦昭明（1236—1308，谥号“元通大应国师”）入宋求法，在杭州净慈寺拜虚堂智愚为师。后虚堂奉御诏主持径山法席，昭明亦追随至径山续学，在住山5年间，南浦绍明不但勤研佛学，而且认真学习径山茶的栽、制技术和寺院茶宴仪式，于咸淳三年（1267）辞山归国，带回中国典籍多部及径山茶宴用的茶台子，饮茶道具等，并传播径山寺的“点茶法”和“茶宴”礼仪，从而宋代禅院茶礼完整地传入日本，日本茶道更趋规范。日本《类聚名物考》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竺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人。”日本《虚堂智愚禅师考》也载：“南浦绍明从径山把中国的茶台子、茶典七部传来日本。”茶典中有《茶道清规》三卷。表明中国宋时的径山茶宴和日本茶道有直接关系。

　　虽然在圆尔辨圆，南浦昭明之前，日本禅院中已传入和流布宋代禅院茶汤（茶宴）的有关规定，但“当时认为举行茶礼所用的茶道具采用唐物（按即来自中国的茶具等物），是庄严的装饰，是茶宴举行的要件”，而自宋高僧无学祖元来日本后，更主张要在茶室内悬挂宋徽宗及牧溪，赵干，李孤峰等中国名画家的作品，张贴径山祖师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等书法墨迹，要用中国花瓶，花盆以及摆设时新鲜花，要用天目茶碗沏茶等等，以作为珍贵物品的象征。因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茶道界多将圆尔辨圆和南浦昭明等人将径山茶宴的传入作为日本茶道的初起。这在日本〈本朝高僧传〉，〈类聚名物考〉，〈禅与茶道〉（铃木大拙著），〈茶之文化史〉（村井康彦著）等文献中都有类似的说法。

　　三．“溶合和汉”与日本茶道的完成

　　日本镰仓时代（约12世纪末到14世纪上半叶）是中日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之一。明庵荣西归国后，其为幕府将军源实朝“劝茶”疗疾之经过促使幕府当政更加醉心于宋朝的禅法和茶文化。幕府遂多次遣使节（僧人）入中土求法，或延请中国禅师赴日弘法。圆尔辨圆，南浦昭明之后，又有众多的日僧入宋（特别要朝礼径山寺）问法，而中国禅僧东渡“游行化导者”亦日众，故出现了继唐时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问僧之后，两国文化交流的又一新局面。除佛教典籍外，中国禅院茶礼，宋代民间的饮茶习俗（如斗茶），茶种及茶具等也都传入日本。同时，还有大量的被称为“唐物”的中国绘画，书法及工艺品也被运往日本，从而带动了茶礼，茶宴之风在日本社会的流行。特别是宋代流行的“斗茶”习俗传入日本后，风行于镰仓时代末期至室町时期（约14世纪至16世纪）。

　　斗茶又称“茗战”，起于唐而盛于宋。中国人在斗茶时除品茶之优劣外。还十分注重水质和茶具。在日本，“斗茶会”的形式模仿宋禅院茶礼，而斗茶的内容则重在竞猜茶之产地及品种，即辨别末茶之“本茶”（即当时被列为日本首席名茶的 尾茶，后为宇治茶）和“非本茶”，论褒贬，争输赢，斗茶结束后则入酒宴席。随着类似的斗茶会在日本武士及庶民间的广泛流行，茶会场摆设及酒宴日趋奢华，斗茶的玩法也渐花样翻新，甚至有借茶聚会大行赌博之事，以至于朝廷颁发《建武式目》，宣布“应该制止群饮佚游”的“茶聚会”。禁令虽下，斗茶会不仅未被禁止，反而在日本更为流行。此时，茶在日本已摆脱作为药物和生理必须年之性质，进而成为纯游艺娱乐之物，同时这样的斗茶会亦流行于玩乐而失去了茶礼（宴）原有的意义。

　　上述情况到了室町时期中叶的东山时代开始转变。日本杰出的艺术家能阿弥起而改革流俗，设计出了与书院茶事相适应的书院式茶室装饰和室内台子装饰的式样，将日本贵族社会性游艺的茶汤与寺院茶礼混合而成为“台子饰茶会”，又称“书院式台子茶汤”，成为迈向现代茶道的第一步。而进一步完成从追求饮茶形式到追求精神解脱的转变的是奈良名寺禅僧村田珠光（1422--1502）。村田珠光曾为能阿弥之花道弟子。他在读书习禅时常因瞌睡而犯愁，医生嘱其吃茶养心。于是他集阅了《茶经》，《茶谱》等许多中国茶书，遂倾心于茶汤，并习孔子儒学。后在奈良大德寺与一休禅师交游参禅，被告知“禅茶一味”之细委，并自一休处得到宋圆悟克勤禅师手书墨迹（按即茶禅一味）。由此，珠光从禅宗的世界中最终发现了茶道的最高理想，并根据“茶禅一味”精神对茶室及茶具作了精心的改良，将书院式的大茶厅改为四叠半小草房，称“数寄（日语“好道之嗜意）屋”，将茶台子，茶水筒，茶勺子等茶具均改用木制或竹制，并提倡任何花草均可作装饰欣赏，此即为“茶庵茶”，其中所体现的为“佗 茶”精神。“佗 茶”日语原意为古朴典雅，村田珠光还将自己的茶道观凝聚在一篇被称为《心之文》的短文中，并作为秘传之书传给了弟子。文中提到“此道之一大重点是溶合和汉之界线，甚重要，应注意也。”“溶合和汉之界”是指在茶事及茶具上要协调使用“和式”（日本式）与“汉式”（中国式），禁止只注重唐式茶具和习俗的茶会。由此出现的是在中国，日本都不曾出现的新的茶道论：雅趣茶，其以和，敬，清，寂为精神必备。日本现代茶道的规式由此定型。

　　珠光之后，禅僧武野绍鸥（1503---1555）继承并发扬了“草庵茶”，深化了其中的佗 茶理念，使茶道在室町末期日渐隆盛。其后，千利休（1522---1591）进一步改良书院茶道与草庵茶，使其进一步向日本化发展。千利休把茶道从上层社会普及到民间，成为日本茶道“鼻祖”。 以后，日本茶道又发展成多种流派，但它们大同小异，其基本精神为千利休总结的“和、敬、清、寂。”四规，且须由茶室，庭院及茶道具作为基本要素来贯通，体现之。由此，由中国传入的径山茶宴暨宋代禅院茶礼转变为纯粹日本式的茶道，而千利休茶道亦由其子孙世袭相传，成为日本千家正统茶道并延传至今。

　　综上所述，关于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可作如下结论：从中国茶文化（特别是禅院茶礼）的传入到日本茶道的完成实为一过程，其中，明庵荣西的《吃茶养生记》肇其始，希玄道元的《永平清规》启其端，圆尔辨圆，南浦昭明将“径山茶宴”输入，并使之在禅院中流行，其作用至为关键，使茶道的基本要件已经具备，村田珠光“溶合和汉”之功乃在正式创立日本茶道，千利休进一步使茶道系统化，本土化，从而成为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

　　日本茶道在形式上属于“艺道”的一个分支，它又是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本人心灵的寄托。其形成及流行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种说法以为，茶道中的“茶礼”乃是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礼法的基础”可以说，日本茶道是日本文化的重要体现，它与当初传入时的中国禅院茶礼有很大的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日本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与禅相通，是中日佛教文化（禅）交流而孕育出来的，而且日本茶道的诸要件和基本要求亦由中国禅院茶力特别是“径山茶宴”脱胎而来的。

　　今天，有五百年历史的日本茶道迎来了空前繁荣。茶室、茶庭遍及日本各地；茶事、茶会已成为各种文化活动中的主要项目之一，千姿百态的茶道已成为日本美的象征；有关茶道文化的电影、电视片、美术展、著述比比皆是。据统计，参加茶道活动的人有五百万之多。

　　但对于“茶道”的内涵，甚至连文化修养很高的日本学者，对其也不甚了解。在日本，大多数“茶道”文化工作者，也只是从艺术与礼仪角度，钻研其一点皮毛而矣。由于全面论述茶道，给其定义者为数不多，以下仅以谷川澈三、久松真一、熊仓功夫诠释为例，试探日本茶道文化奥秘。

　　1．美学中心论。1977年，谷川澈三发表了《茶道的美学》一书。他以艺术的隔离性为根据，将茶道定义为：以身体的动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他指出：所谓艺术的隔离性是有意识地与自然的世界和日常的世界隔开。以此来确立艺术世界的自身的独立性。油画的画框，水墨画的装裱，雕刻作品的台座，舞台的帷幕，都是艺术隔离性的表现。而在茶道里，同样是喝茶却不能像平时喝茶那样随便，而要求按规定动作喝；同样是行礼，不能随自己的判断行礼，而要求在规定的时机行规定的礼，说规定的话。甚至一个“榻榻米”，走几步都有规定。由此，茶道不能不归属于艺术范围。谷川澈三先生将茶道的内容归纳为四个因素：艺术因素、社交因素、礼仪因素、修行因素。

　　这四个因素是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艺术因素凌驾于其他三个因素之上，它通过渗透到其他三个因素之中而体现出它的职能。尽管在形式上四者缺一即不成其为茶道，但除艺术因素以外的社交因素、礼仪因素、修行因素是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得到特殊的发挥的。如在庄严的献茶式上，礼仪因素就占了主要位置；在熙熙攘攘的大茶会上，社交因素就取得了主导地位；当一个茶人自点自饮时，修行因素就获得了重大发挥。如用图进行说明的话，对四边形里的任何一个顶点加力，都会使其顶点突出出来，并且不会破坏四边形的基本结构。谷川澈三先生的这一学说，受到日本茶道界的尊重。

　　2．综合文化论。久松真一先生(1889—1980)，从宗教的角度对茶道进行了分析。他给茶道下的定义是：茶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茶道文化具有综合性、统一性、包容性。其中包括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茶道文化的内核是禅。主张“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禅十分重视日常生活的修行，即修行不必去读经，而要求在起居饮食的修练上下功夫。茶道忠实地实践了禅的这一思想。茶道对庵(茶庭茶室的别称)；把远隔世俗的禅僧脱化为在家的茶人。茶道使禅与庶民生活相结合，创造了新的禅文化。这个新的禅文化生活包括了人间生活内容的全部。喝茶、吃饭等极其寻常的事物里包含着不寻常的宗教。久松真一赞赏茶道实现了真正的禅的理想。久松先生将茶道舆禅联系起来的研究，以及对茶道所作的“综合文化体系”的定义，受到日本茶道界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3．茶道艺能论。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茶道进行了分析。他主张茶道是一种室内艺能。艺能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个艺术群。它通过人体修练来达到个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的。它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不同，它不提供供人欣赏的作品。它的一次艺术的创作在完成的同时便消失。它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这一艺能活动，只要自己在其中自得其乐便是成功。日本的艺能包括茶道、花道、香道、剑道、弓道、能乐、俳句、歌舞伎、相扑等，分为三大类：舞台艺能、民俗艺能、室内艺能。茶道属于室内艺能。熊仓功夫先生指出：室内艺能是只能在私人生活的居住空间或与其类似的空间里才能进行的艺能。它不仅要求集结在室内的人都参加表演，而且要求室内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空间，室内人的一举一动都要求格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活动。室内艺能的气氛是高密度的、紧张的。熊仓功夫先生是日本茶道研究领域的中坚，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内外的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