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前言
　　在南洋，宗教活动往往被利用作为社群团结的象徵.当每一个个人祈求经济充裕，以及祈求个人平安与地 安静的同时间，神明又是同一来源的社群群众共同信任的对象。把乡土信仰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可以缩短新居留地和本乡间的地理与精神差距，神明世界所代表的伦理道德 ，又兼能巩固社会秩序和影响个人意识取向。
　　一间庙宇，既有维护原乡传统的功能，又能扮演了共同信仰中心的角色，它其实也是巩固异地团结的组织瘟量，扮演凝聚社会力量的中心角色。许多早期在南洋出现的百年老庙，都可以一再印证这一论述。
　　在今天，建庙也许并不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可是，在那个时代，天灾人祸都难以预料，信仰上的支持就变得很重要了，也只有一批最早的居民想在一个地区安定下来，而且，他们也安定下来了，他们才会在当地安祀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神明香火。
　　客家人正如其他华人社群一样，普遍崇拜观音菩萨，而且相信在客家人最初南来马来西亚之际，他们也已经把这一信仰带来，成为大马客籍村落或各籍为主的社区之信仰一环。
　　在佛教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各地崇祀观音之寺庙，都包括了各属人的捐款参与。尤其全马各地的区都出现水月宫观音崇祀，更不是偶然的现象；水月宫观音极可能是客属人在开拓矿区的时代引进的乡土神兼保护神 。
　　但说到客属人士对观音信仰和佛教的重大贡献，理应是二十世纪，北马客属先贤张弼士等人领倡扩建当地人俗称 “龙撞钟观音”的鹤山大士堂，使它成为后来东南亚最大的佛寺的极乐寺，他们支持了来自福州的妙莲禅师任“钦命方丈“，建立东南亚第一所正规的佛寺。
　　此外，我们仅就清代的情况说明之。
　　（B）最早的客家人观音香火
　　我们有极大的理由相信，最早的客家人供奉观音的庙宇，可能是在马来半岛东海岸吉兰丹的布赖地区。
　　根据S.M.Middlebrook的记录，这座村庄，在他在1933年造访 的200年之前，已经存在，它曾经是金矿区。在1800 年左右，当地采矿为生的华人先民为了反对土酋天猛公(Temenggon，管理内政之大臣）垄断白米之供应与贸易，影响他们的生计，愤而反抗及刺杀对方，导致过天猛公儿子入侵华人矿村，对村民大屠杀。（1）
　　在一九三三年，Middlebrook到布赖去考察时，当地只有二、三名妇女是真正来自中国，他发现布赖村庄当时有七八百名客籍华人，他们已几乎人人以种稻为生，同时他也发觉到布赖华人的皮肤黝黑。他认为这是布赖男人与原住民或泰女通婚的证明。当时也确有这种通婚现象，包括甲必丹的祖母是暹人 。而当时的村民多住在村外私人的耕地，只有约二十家人和店铺的村中；村中的店铺兼住屋，包括村中的观音庙内，组成村中简陋的建筑，它们多用稻灰景象与竹子为材料。（2）
　　布赖村华人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时，仍还有庆祝华人主要的节日。迄今，老年人犹记得在他们还年轻时，布赖村重要的庆典不是农历新年，而是观音诞辰。在这每年一度的节日庆祝工作，往往在观音千秋数个周以前就必须开始预备，以便维持超过十天的各种膜拜庆典仪式。当时人群从哥打巴鲁乘船沿河上来布赖，售卖货物和祭拜典礼、宴乐和赌博，情况相当热闹。所有的神明也从庙里被延请到上轿游列村中为庆祝特备的亚答棚中去。此外，庆祝的仪式不但祭拜华人的神明，马来人的“拿督公”神也受到祭拜 ，还有客家各户先祖矿工的神位等……（3）
　　基于华人最初到达一个地区，必定也把他们心目中的乡士祖神带到当地。因此，布赖水月宫的观音信仰，可能是最初也最早出现在大马的客家村观音香火。它的出现说明，人们对佛教的亲近，又以一种民间信仰的形式南传。
　　（C）分布东西马各地的客家人观音信仰留痕
　　北马最早崇祀观音的是槟城屿广福宫，它当然并不全是客人为主的，而是属于全体广东、福建之华人先民共同的公庙；在它1800年建庙碑文，捐款的客人可考的有永定人胡武撰，他也是海珠屿大伯公的倡建人（4）；
　　在1864年重修时，即有永定人胡泰兴、惠州人黄陈庆等捐缘 。庙中文物，还包括1803年甲必丹胡始明曾偕两名儿子臻麒及臻麟送的“钦崇福泽”匾，流传于当地客家人的早期的说法认为这位捐匾给广福宫的甲必丹据说也是客人（5）。在中马，吉隆坡是惠州为主的客家人开辟的地区，当地安邦区的登彼岸观音佛堂，建于约1884年间，其中有1889年由信徒送的客家惠州乡士神谭公仙师香炉，即说明信徒以客属为主。安邦的莲花庵，名字相承丰顺县的莲花庵，内有惠州府会馆1889年送的大理石炉。两庙文物说明了两庙与当地客属主导的惠州社群有极深渊源。
　　马六甲观音堂是福建人为主的青云亭之外，另一间祀观音的庙宇，创庙于1895年；从它1896年的捐缘碑，我们可以发现到，它曾远赴吉隆坡、芙蓉、新加坡、柔佛捐款，其中不少捐款人可证明为客籍人（6）。彭亨劳勿观音堂，1910年设立之前，原本就是谭公爷为主祀，后来才改成以观音为主祀，亦肯定与各属有关。
　　砂劳越古晋达明路林华山观音堂其后头原为“福善堂”是崇拜“无极天尊”的先天教斋堂，成立于1867年前，现观音堂最久的可考文物，是1902年留下的对联；在1907年的捐缘碑上，它的绝大部份捐款人都是来自当时客家矿工集居的帽山地区，说明这是一 间客家人的观音庙。而帽山的慈云阁，据说在1890年之前已有庙宇， 庙中可考之最早文物有赖超先在1902 年敬送的铜钟。
　　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马来西亚多处都出现像布赖一样崇祀观音的庙宇都叫“水月宫”，而且，大都是在当年的金矿或锡矿产区。
　　从田野考察发现，砂劳越第一省新尧湾水月宫据说是客属人在1850年建，现有门额是1886年由陈尊盛奉送 (7)。新古毛的岳山古庙，藏有一块1897年的“水月宫”匾，其附近观音阁建于1904年。霹雳州怡保的水月宫拥有一块志明明绪十六年冬(1890/91)的云板，是肇庆四会人范昌明所赠，这是怡保区已发现的华人文物中志年最早的。金宝务边街的“金宝古庙”，留下的光绪三十(1904/05)香炉已说明它原名水月宫、 当时捐赠的信众包括了古网州、东莞、新安、四会、惠州、增城、广宁、南番顺人。霹雳出现非客籍捐赠水月宫的情形可能是帮派之争消除后，各帮派语系对观音信仰共同扶持的证明，这是信仰原本不分帮派的现象重现。
　　马来西亚最早的水月宫香火可能是在吉兰丹布赖，其历史比槟城更早，可以远溯到十八世末。但是，由于马来亚共产党在日治时代后展开了反英殖斗争，紧急状态时期，英军为了对付马共，利用行政手段坚壁清野拆散当地以及活望生的客人村落，于1948年起将当地客籍人分散到瓜拉丁加奴二十哩外、彭亨州的瓜拉立卑以及南方的柔佛古来附近 ，形成几个不同的布赖新村，结果吉兰丹水月宫的香火便随著先辈分成几组小群到异地一切从头开始的过程，迁州过府的在几个地区都分香建庙，香火分散上述各地新村去了(8)。
　　值得玩味的是槟城广福宫，宫内亦有一块无桌，志明是1896年，由当地著名的佛徒陈西祥娘所赠，上刻“水月宫”。 其来历如何？或者槟城亦曾有水月宫香火？暂时不得而知。
　　有关“水月宫”的香火来源，据砂劳越的说法，是来自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四公里的“天竺岩”(9)，而吉兰丹方面原住的布赖客家人，因时间经过约三百年的变化，对祖籍多是概念模糊，已不可考，因此很难知悉他们的先人是否亦来自河婆。但新古毛、怡保、金宝、早期都有河婆人采矿。因此，说水月宫香火来自河婆是可能的。
　　其实，“水月”本是佛教用词，佛教大乘十谕之其中一谕，即以水月譬诸圣之无实体，智度论六曰：“解了诸法，如幻 ，如焰、如水口月……”(10)。一心观水相入水定的水月观音，亦是中国流传极广的一种观音造型；法国罗浮宫所珍藏的水月观音，是唐朝中期的作品，采用了半跏跌坐大海岩石上的造型(11)，可见这是中国流传极广的观音造型。而飘洋过海的人们，要在海上冒风 浪之险远到异地采矿， 更是险上加险；先民以水月观音为心理依从及祈求保护之寄托， 亦折射出南来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开拓时代的辛酸。吉兰丹等地的“水月宫”出现于矿区，又因紧急状态，而出现了分香及迁移，正反映出先辈的苦难历史。
　　(D)从民间观音信仰朝向佛教寺院
　　到了槟城极乐寺的出现 ，其过程又标志历史进入另一阶段，它的发展代表著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北传佛教信仰，在东南亚正式有了庙宇，开技散叶。它由一八九一年 建立在亚依 淡白鹤山上一座木构大士殿，发展成福建鼓山寺的海外别院，再后来演变至今日东南亚历史性宗教名胜，个中有不少客家领袖的功劳。
　　据韦宝慈1907年撰《槟榔屿白鹤山极乐寺碑记》，我们可从这块现存寺中的碑记得知，槟城鹤山极乐寺原本是以大士殿为主殿，主祀观音的古庙。3年后立的《槟城极乐寺碑》则说明，当时“草架茅舍”有了改变之机运，是得力于妙莲获得代
　　理领事的嘉应客家人张煜南答应发动捐献。其后，当时北马著名的众客家领袖，对推动极乐寺的发展不遣余力。
　　在中国佛教史上，来自福州的极乐寺开山长老妙莲，是唯一曾往北京请得《龙藏经》，并获赐紫衣殊荣的东南亚寺院住持高僧。他在极乐寺藏经楼留下的《龙藏经》和“奉旨回山”的仪仗牌以及“钦命方丈”的匾额。
　　极乐寺全部工程，历十五年完成，总计建筑费十七万九千六百余大元。六位主要的倡建助缘人，都是客家人，而且除张鸿南、张振勋(弼士)、张煜南、谢荣光、戴春荣、郑景贵皆曾出任信托寺产的大总理。五大总理中，除了郑景贵之外，其它四位都是历任清廷驻槟领事。郑景贵则曾经捐银十万，作为清廷在安南对法国战争的捐输，另一方面，发出护照予妙莲长上京请《龙藏经》的当时领事其实便是谢荣光的女婿梁碧如。上述各人都曾获清廷封官衔，而且与张弼士相知。妙莲长老得于北上请经 ，亦可能是得自其中的渊源。
　　一九零四年九月，妙莲法师 获颁《龙藏经》，并获得御赐紫衣的年与月，正好与清廷对张弼士任命的年与月相符相同。妙莲长老到北京请得《龙 藏经》的同年同月，张弼士也备受清廷皇恩浩荡，清廷提升太仆寺少卿张弼士为太仆士正卿，并
　　担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为闽广铁路，负责海外招商及推动各地总商会成立。同时，张弼士也兼任槟榔屿管学大臣，在槟城 积极推动中华学堂。(12)
　　极乐寺，建寺成功，和当时出钱出力倡导闽粤人捐助的客家领袖，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其中一个的原因，也当然是由于他们信佛拜观音。
　　(E)小结
　　无可否认极乐寺创建之前，清代的大马客家人已引进的观音信仰，也无可否认它们大多是香火庙。它们固然可以说明是佛教信仰渗透客家移民社会及深入民心的一种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认识，这种观音崇拜，主要是表现信仰习俗的认同，信徒大多是抱著“求神拜佛”的心态，而不曾真正主动认识到佛教的教义。因此在马来西亚早期的观音信仰基本上也就成为地区上的共同信仰及团结象徵，以至各个社区或个人的“保护神”；却不一定随著观音庙的建立就会出现活跃的佛教活动。如此的信仰，人们兴趣讲述妙善三公主的故事、藉演戏酬神办庙会欢庆，甚至喝酒赌博；他们这一类的热心甚或超越了对佛教的五戒十善或深入经典教义的注重。既然民间信仰色彩的观音崇拜重演中国所会出现，因此，也就不难想像中国一般的情形出现在马来西亚：非佛教正统的民间教派，藉供奉和重新诠释观音信仰传教的例子比比在马来西亚历史上也皆是；相信十九世
　　纪的林华山观音堂即此例，从它留下的联匾诸多“三期普渡”及推崇“无极天尊”，可知它在佛化之前，原来突出了先天教的民间教派色彩。但另一方面，它所供奉的观音，却是 吸引了不少信众，成为支持其庙宇长期操作的来源。 无论如何，我们也可以说，这样一些社区上的观音信仰，不但把观音崇拜播散到马来西亚各地，也保存了移民到马来西的华人继续接受佛教特明的种子。由于人们在不同地区建庙，保持了对观音的崇拜，因此，对佛教的亲切才不致于因人在异地而消减。等二十世纪初以来，来自中国的法师陆继南下，在马来西亚各地传教之际，基于各地人们保持的观音崇拜，对佛教才不会感到陌生，一些先天教斋堂转化为佛教是自然的。即使吉兰丹布赖等地的客家人，有不少都早已混杂了其他种族的血统，也不知祖籍在那里，可是，“水月宫”的香火却使他们自认是佛教徒， 也保持自认是华族的共同象征。观音的香火甚至因为当地客籍代代有人与当地泰族的通婚与交流， 马来西亚吉兰丹的南传泰文化佛教寺庙，也找到立足范围。南传的暹罗寺庙，供奉源自北传的观音，而且是中国的观音造型，在马来西亚是相当
　　普遍的。
　　注释：
　　(1)S. M. Middlebrook, M.C.,Pulai: An 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in Kelanta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s Soiety
　　Vol.11(2)pp152.
　　(2)同上，pp 153-154.
　　(3)李成友：〈白头村民适话当年，布赖村历尽沧桑〉，载《吉兰丹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暨扩建落成开幕双庆特刊》。
　　(4)胡巨川《中川胡氏源流》，载胡以按编《中川史志》，页7。
　　(5)黄尧：《马　星华人志》，页65，黄尧称胡始明为永定富商胡泰兴祖父。但这种说法显然缺乏根据。另，地方史家陈剑虹考据胡始明为香山人，是否客籍香山人则依旧待考。
　　(6)其中包括姚德胜，饶喜娘等名字出现，这基本上反映本庙的捐款人是以广州语、客语系人士的捐献者占大多数。
　　(7)有关1850年 开庙的说法，源自传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三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87)， 页1361。刘伯奎《砂 劳越河畔的华人神庙》(砂劳越：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则指香火是1870年代由一位西婆罗州移民，以广东河婆带入香火，参页72。
　　(8)马来西亚华族历史及文物调查工委会丁加奴州研究员王雅浩提供之田野采访资料。
　　(9)刘伯奎《砂 劳越河畔的华人神庙》(砂劳越：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页72。
　　(10)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台湾，天华出版社，1982)，页668。
　　(11)后滕大用《三十三体之应化》载《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广福宫，1988)，页263。
　　(12)王琛发《极乐寺龙藏经：反映晚清华侨政策之一瞥》，载《无尽灯》季到164期 (马来西亚：佛总。19 99年4月 6日)，页27-31。
　　摘自《无尽灯》第27期 王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