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强盛之国。如果说，汉代艺术如同一个巨人从莽莽林海中登上高山之巅，有着俯瞰大地般的气魄，那么，唐代艺术犹如花团锦簇的世家子弟，有的是“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的气度。
　　在这个充满自信的社会中，佛教在初唐之际，虽然不被官方重视，李世民有意识地崇道抑佛，但佛教仍然可以在社会上活动，相反，这一现实反而刺激它更主动地适应儒家思想统领下的社会需要。
　　到盛唐之时，佛教由于经过武则天执政时的大力倡导，已经相当普及。文人相互之间探讨义理，或在寺院苦读经书以应科举，或在空余之日相邀游览佛寺建筑，观赏壁画雕塑，几乎成为唐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当时京城附近寺院林立，塑像、壁画丰富，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就分列出太清官、荐福寺、兴善寺、慈恩寺、龙兴寺等六十五座寺院庙观，每一座庙宇都有不止一铺的雕塑和壁画。如唐人段成式《寺塔记》卷上所述：
　　常乐坊赵景公寺的华严院中，鍮石卢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寺有小银像六百余躯，金佛一躯，长数尺，大银像高六尺余，古样精巧。
　　安邑坊玄法寺……铸金铜像十万躯，金石龛中皆满，犹有数万躯。
　　翊善坊保寿寺……有僧杨法成……后塑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意蔓，其膀子有一百四十，日鸟树一，凤四翅，水肚树，所题深怪，不可详悉。
　　寺院造像有的来自内廷，《寺塔记》记“崇义坊招福寺”“长安二年，内出等身金铜像一铺，并九部乐，南北两门额，上与歧薛二王亲送至寺。”《历代名画记》卷三“敬爱寺：佛殿内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更多的塑像出自当时当地民间匠师之手。
　　唐代雕塑造像已经塑、画分工，一尊造像的塑者是一人，装彩是另一人，造像背光的雕刻又是一人，如“敬爱寺”佛殿有弥勒菩萨塑像，“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东大殿的弥勒造像是张寿之弟张智藏塑，陈永承完成。西大殿的弥勒造像由窦弘果塑，三处弥勒的“象光及化生等，并是刘爽刻”。
　　其中窦弘果是内廷塑工，职尚方丞，他还塑有殿中门西神及东禅院四大金刚、狮子、昆仑、讲堂圣僧等。他和张爱儿、王耐儿、毛婆罗、孙仁贵、金忠义、赵云质等塑匠都是被公认的“巧绝过人”的名工艺师。
　　唐代寺院造像除了一般常见的“圆雕”外，还有一种所谓“壁塑”，又叫“画塑”、“影塑”。它是在墙面上另堆塑出凸出的人物造型，造型后半部和墙面联成一体，犹如浮雕(浮雕是刻，影塑是塑)一样。塑成后连同墙面一起装彩。现在印度的塑匠仍然擅长此法，而北朝敦煌石窟亦有此技法运用，所以这一技法本是汉人的再创造再传到印度，还是从印度传入，为唐人所用尚不得而知。
　　当时的壁塑大师，历来首推杨惠之，据说他还首创了“山水影壁”，曾给宋代画家郭熙很大启发。
　　杨惠之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开元年间，《五代名画补遗》说他：
　　杨惠之，不知何处人，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巧艺并著。而道子声先独显，惠之遂都焚笔砚毅然发奋，专肆塑作，能夺僧繇画相，乃与道子争衡。时人语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又说：
　　惠之之塑抑合相术，故为古今绝技。惠之曾于京兆府塑倡优人留杯亭像，像成之日，惠之亦手妆染之，遂于市会中面墙而置之，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也。
　　杨惠之的作品没有遗存，从记载中看，他的作品主要是“塑”，并且自己妆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