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
　　天主教高伦神父序
　　在十多年前，祈竹仁宝哲进入了我的生命。自始，我们常有友善及有益的定期性会面及交流。在认识仁宝哲不久后，我邀请他来到澳洲柏斯的一所天主教修道院中作客，并把他介绍予我的一众同修弟兄们。至今我仍清楚记得，在把仁宝哲介绍予修道院众神父时，我是多么地以能与仁宝哲为友为荣！
　　在修道院中，仁宝哲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及禅修体验。他的自然、简朴、谦逊及他所描述之禅修体验，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天主教神父的心灵，以致大家对他的该次到访交流至今仍印像深刻。
　　祈竹仁宝哲是一位智人，但他并不遁离世间以追求智慧境界，而是把智慧及慈悲带来这个世界。仁宝哲以一位佛教法师及西藏医学大师的身份，以身作则地向每一位他遇上的人开示友爱、包容、尊重及同体大悲的情操。在五大洲的每一角落，都有受过仁宝哲影响的人。
　　我记得在一次陪同仁宝哲到访他所住持的大藏寺之路上，车子途经西藏以东一个高达一万五千呎的险峰。路的一边是悬崖，另一边则被泥石流堵死了。我们的司机竟然选择在这个险地超车越过前面的大货车。此时，我下望车边险峭的崖壁，心中充满不安。在这一刻，仁宝哲倚身向前，在我的臂上握了一下，他的眼神似是在说：‘放心吧！’。就在这当下，我的紧张情绪完全消全于无形，我甚至更几乎是在享受在仁宝哲身旁这平静的当下一刻。以上所说的，便正是我的这位挚友所散发出的、超越言语的信心及体验。我深信在有幸认识仁宝哲的其他人当中，有许多位也曾有过相似的难忘经验。
　　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是仁宝哲这位以弘法为己任的人之内心流露，同时亦是由仁宝哲的生平片段及内心体验，交识串成的一本见证。透过阅读仁宝哲所分享的生平经历，读者的生命将会有所启发及更趋丰盛。
　　有人说过：‘当你具备了当弟子的条件时，师父便会显现！’。愿读者透过本书而进入这位真正及慈悲的道上大师之生平、经历及体悟，从而唤醒自己的内心世界！
　　祈竹仁宝哲自序
　　在此，我先向我的根本恩师赤江仁宝哲致敬。
　　自一九八六年起，小徒林聪便开始由师徒日常谈天内容中搜集我的生平资料，十多年来不厌其烦地多番追问我生平的细节。近年来，由于祖庭大藏寺僧众及各地弟子的请求，同时为了避免各国弟子及故乡对我生平的失实渲染，我用上了一点时间，由我依回忆口述，林聪、达华译师及卡玛仁青比丘笔录及整理，配合林聪十多年来抄录成的片段，最终才结集成为这本自传。
　　在传统上，本来只有具德大师之辈的生平才会立传流传，后世读者可由阅读这些大德传记而对佛法生出敬重之心。我只是一个凡夫，一生中并无任何足以立传的成就。在这本或许会引人耻笑的自传中，所记载的只不过是一位平凡僧人飘泊大半生的平凡故事，绝对不可与历代大师传记相提并论，其着写目的亦仅仅是让非藏族的读者聊以了解一下西藏文化与藏传佛教僧人生活的点滴而已。
　　第一章──由出生到出家
　　我的生平，只不过是一个平凡僧人飘泊流离的平凡故事，乏善可陈。
　　我于一九三六年夏季藏历七月初一生于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一个小乡村中。嘉绒一带是其中一个藏族聚居的地区，当年由十八土司（即地方领袖）管辖，地大物博，盛产牛黄、熊胆、鹿茸、虫草、松茸及贝母等药材。在十八位土司中，我的生地属于松岗土司属地，村名‘霞渡’，当年人口我猜想约为一千村民及一万邻近居民左右。村中有一座具三百多年历史之寺院，本为觉囊派道场，后由第三世祈竹仁宝哲将其转为格律派，遂成为大藏寺之下寺及由历代祈竹仁宝哲所住持的道场之一。以现代的政治地理域名来划分的话，我的生地现属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脚木足乡，距四川省成都市四百多公里，称为‘川北’地带，区中有大藏寺（Dhe-Tsang，文史上亦称‘答仓’、‘大泽’等异译）等名刹。我们的语言不同于现在被普遍称为‘藏语’的拉萨方言，而是另一种被笼统地称作‘嘉绒语’的地方方言。单就一个嘉绒地区，已经有多种不同的方言。有好些地方，相隔一个村便已是使用另一种方言的地域了。藏地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嘉绒区当然也不例外，而且还是其中一个佛教发展得最早的地域。远在一千多年前，后藏地区的毗卢遮那大师已来到嘉绒一带弘法，由这位大师在嘉绒创立之寺院，被视为西藏佛教最早之发源地。这寺院由我的外公当法台，当年有三百常住僧人，于大法会时则有更多的各宗派僧人同聚修法。在公元十五世纪，格律派始祖宗喀巴祖师的教法正开始在拉萨地区弘扬时，他的心子阿旺札巴祖师却已同时把格律派的教法带到嘉绒地区广弘，并建立了川北名刹大藏寺，亦即我在出家后所隶属的寺院。
　　由于嘉绒地带紧贴汉地，这的文化亦深受汉地的影响。在嘉绒，不但藏传佛教的主流格律派盛行，其他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乃至在其他藏区甚为式微的觉囊派及藏地的原始信仰苯教都甚为活跃。汉传佛教、汉地的道教乃至罗马天主教、回教及基督教等在此地当年均已有道场及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我出生的家庭也有浓厚的汉文化影响。家父次仁般措(TseringPhuntsok)是当地望族背景，为人善良，甚得村民之拥护尊敬，乃至后来文革时期他虽被定位为旧社会领导层，却因民众多次代说好话而得以幸免于难。家母达西拉姆(TashiLhamo)是当地的著名美女，有一点汉族血统，比家父小十五年。她的父亲（即我的外公、第六世祈竹仁宝哲）生于附近的大藏寺一带，外婆的家族却是混杂汉、藏血统的，据说族史上溯一位似乎是来自湖广地区的汉人军官。故此，家母的生活习惯中有不少与汉族相似，她的亲戚中有些仍保留汉地的习俗，例如供奉土地公、灶君及关公等，这些习俗我从小便看惯了。
　　在我出生前，据说家父与家母留意到不少吉祥的征兆，家母更不断梦到当地山上的隐士第五世悉弘仁宝哲飞来降落于我们屋中的天台上。
　　由于后来大家都认为我是悉弘仁宝哲(ShrivamRinpoche)之转世，在这不妨说一说他的历代生平。第一至第三世的悉弘仁宝哲都是嘉绒圣地观音桥附近的人。这个圣地离我的生地也不算太远，乃因供奉由著名藏王松赞干布所修之五尊观音像其一而闻名，同时它亦被尊为金刚瑜伽母的圣地之一。第三世悉弘仁宝哲在这圣地附近的一个小山洞中修行多年，得到极深的成就。在出关后，他到了我的生地而圆寂。第四世悉弘仁宝哲生于我的生地，后来在当地山上修建了一间小茅蓬而闭关终生。在他圆寂后，又转生于附近村落一个贫农家中，父名‘固努依’，母名‘嘉生’。这位第五世之悉弘仁宝哲积美仙藩多杰(JigmeyZhanphenDorje)自幼便显出非凡能力。有一次，他力称某块石头中有一虫被困在内，由他的兄长打碎石后果然见到是如此。在他修护法供养时，有时会有火光由他的手鼓中发射出来（这个手鼓后来被呈交予我）。他又能在一小时内，行走常人必须走上一天的路程。此外，还有种种迹像显示他能役使护法代为办事。在他年约二十岁时，他入了一座宁玛派寺院学法，然后便入关准备作长达三年又三个月之闭关。在离家入寺前，当地一位历算师预言悉弘仁宝哲及其弟将永不返原乡。果然，在闭关期中仁宝哲预言自己将圆寂，并向其弟嘱咐后事。其弟力求兄长把他也带走，最后兄弟二人均死于关房中。仁宝哲生平曾撰著不少论作，但现今已失传。在仁宝哲生前，家母在十三岁时曾见过他一面。
　　家母生我时十分年青，大约是十八岁左右，我只在母胎中呆了七个月便出生了。据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早上八、九点时份，天上仍看到日、月及星同时高挂，村民都视之为少见之异像，因此认为我是一个身份特别的人，而且预言我一生将会常逢佳运（我在后来懂事后，尤其是在经历劳改的那个痛苦年代，常怀疑这种说法！）。我在出生时，是被一层奇怪的胎衣包盖的，看似一个肉球。当时家由邻村邀来了一个有多次生产经验、年约二十岁左右的亲戚度卡(Dolkar)帮忙接生。度卡看到我这个怪胎，便仓惶地找来一个藤篮，向家母说：‘你怀的是假胎，只生了一团肉下来，让我马上取走埋了吧！’。家母却坚持要看一下这个‘怪胎’才肯心息，便把这个肉团取了过去细看，发现胎衣下似乎另有东西，便强行扯开胎衣而把我取出了。当时我比一般正常的婴儿小得多。这些事是后来我长大后听说的，度卡后来也常常不好意思地谈及她当年如何差一点就把我埋了的趣事。这个亲人一直很少叫我的真名，只惯叫我外婆对我的匿称‘阿多’。‘阿多’是我们土话中‘阿小’的意思，取这个小名是因为我出生时比其他初生婴儿小得多的原因。其他老村民亦大多以这个小名叫唤我，在记忆中家母好像也一直从没认真地用我的真名叫唤过我。在我十多岁离开嘉绒后，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度卡阿姨，但却常常会想念她（度卡在八十年代病终，我当时是在印度听到消息的）。
　　藏族的名字与汉人及洋人名字不同，并没有正式的姓氏，一般是以两个名字加在一起命名，而且名字多有佛教的意义，又或与出生的日子有关，例如星期天出生的叫做‘尼玛’（太阳）、周一出生的取名‘达华’（月亮）等等。在我出生时，外公正住在离附近的大藏寺不远的山上闭关院修持（离我出生地一天路程之距）。在听到他的首个外孙出生的喜讯后，外公为我取名‘疏南丹正’(SonamTenzin，即‘功德持教’之意)，又派人送予甘露丸、薰香、护身结及咒轮等物，千叮万嘱要家母小心照顾我。
　　我是家中的长子。家父在外另有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儿子。在我出生后，家父与家母陆续再生下了二子二女。二弟被认定为是另一位大行者之转世，他的身体在黑暗中会发出光明，令人啧啧称奇，但后来弟弟因为某种原因而夭折了。三妹志美度卡(ChimeDolkar)与我感情很好。在阔别了几近四十年后，一九九三年我首次重返故乡，她泪流满面，兄妹相对默默无言，心中有无限的说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后来，她的出了家的儿子更成为了我的侍从和翻译。四弟杜度旺度(ThutopWangchuk)年幼即被当地公认的一位大行者确认为外公的转世化身（当时外公早已圆寂了，四弟亦即第七世祈竹仁宝哲），本应送至大藏寺出家及册封，但因当时的政治情况，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的生活十分艰苦，四弟总把他仅得的粮食给家母吃，自己宁愿独自在一棵合桃树下盘腿打坐（当时我已身在印度了）。后来四弟被调至粪场当童工，在不干净的工作环境下，不久便染病而死于十二岁幼龄，死后火化时不见遗骨，只见许多舍利子，众人无不称奇不已。五妹疏南拍姆(SonamPalmo)是在我往拉萨求学后才出生的，所以我一直至一九九三年初次回乡才第一次与她见上面。这个妹妹现在仍住在我出生之村落，经营一间小商店。在文革时，家父与家母被分开了，后来家母又另生了一个与我同母异父的妹妹叫拉顿(Lhadon)，她现仍住附近的马尔康县城。
　　由于家母有汉族血统，我们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藏地的饮食习惯与汉人大不相同，但我们家的饮食与汉人家庭中的却颇为相似。在年幼时，家中每一餐都有五、六盘汉式的小菜，而且常吃面条。在一个月中，总有一次会吃火锅及一、两餐会有以豆腐造的菜式。
　　在一九三四年，第五世悉弘仁宝哲之亲母来到我的家中，本欲谒见我的外公祈竹仁宝哲。幼龄的我当时虽然连话也还没说得流利，但在她一入门时，据说我马上朝她喊：‘妈妈！’，她被吓得坐倒在地上。我冲到她面前，坐了在她的膝上，把我的玩具全摊在她的膝上说：‘这是我今生的东西。你把我先世的东西都丢掉了吗？’，她除了哭以外便说不出甚么了。这些都是后来人们向我说的，我自已倒记不起这些童年事了（现在的我，连昨天做过甚么也记不起，何况童年往事呢！）。自此后，再经过了某些权威人士的认证，我便被视为第六世悉弘仁宝哲了，被授予先世的手鼓等圣物（这手鼓曾喷出火光，而且不论季节都能发同样的鼓声，至今已近百年仍不变音。手鼓现仍在我故乡中被珍藏），但却并未正式登座坐床或被正式册封。在后来，外公祈竹仁宝哲常常向我细说历代悉弘仁宝哲的事迹，亦确认我是仁宝哲之转世，但外公却把他自己的历代名位授予我，而我反而并无继承历代悉弘仁宝哲之名位。事实上，历代以来的悉弘仁宝哲都是修行有证的大师和隐士，更被当地人视为西藏圣者密勒日巴的化身（西藏人总喜欢说这一类的话！）。在我自己客观地看来，我当然不但不是密勒日巴或任何圣人（不论是悉弘仁宝哲或是祈竹仁宝哲）的转世化身，就连一点密勒日巴的‘味道’也没有！如果硬要把我与密勒日巴尊者扯上关系的话，我的生平或许只可说是与尊者的前半生相近吧（译者注：密勒日巴尊者之前半生显现为一曾作极重罪业之人）！
　　我年幼时相当好动，总不会停下来。在村中，我是出了名的顽童，一时爬树，一时爬梯，连走路也总不会好好地走，反而是手足并用地快速爬行，活像一头猴子似的。
　　在我约六岁时（一九四一年），外公认为我应该开始学经了，便为我礼聘了霞渡寺中一位毕业于拉萨下密院的僧人教学。这位老师名叫‘疏南’，身材高而肤色很黑，是一位出名严格的老师。在开始的一天，由于我被视为一位转世者，便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我记得当时宴会上有牛奶及许多食品，令我认为‘学习’会是一件愉快的事。在两个月后，我学懂了藏文字母，而且能读诵一些简单的经典。此后的一年中，我便学习《萨迦大日经》(SakyaKunrig。采用这本经是因为它内文并不艰深，易于学生学习)。老师有时会来我的家中授课，但大部份时间都是我到老师家中上课的。有时候，外公也会亲自对我略作教授。没多久后，我便对学习生出了抗拒，玩耍变得更为吸引。由这时开始，我便天天捱打，但罚责却似乎对我并没产生太大的作用，我反而变得越顽劣。到后来，我的顽性已成为乡间众所周知的情况，乡人都叹说：‘这小孩真不知到底是圣人之转世还是妖怪的转世！’。
　　在七岁时，有一次我在村旁的河中玩水。从来不太怕危险的我越游越出，被一股不知是暗涌还是漩涡的力量扯出了好远。这时候，我的姨妈刚巧路经，看到我遇险便马上跳下水救我。在仓惶及激流中，她只捉到了我的一只指头，靠牢牢抓这根指头硬把我拉回河边。当时大家都说我是从阎王口中救回来的。
　　在八岁时，我又再次因好玩而差点丢了性命。我们家族在高山上草原有一块田，距我所居村子脚程要五个小时，骑马也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有一天，家母骑马上山打点收割的工作。我眼见母亲上马离村，便悄悄地把马鞍放上了另一匹马，偷偷地跟骑马上山。稍为熟悉马性的人都知道，马匹一见到广阔的草原，便喜欢纵马狂奔，不容易控制得住。我的马一上到山顶时，见到大平原便狂奔起来。八岁的我连忙拉强勒马，怎知那匹马却人立起来，差一点把我抛下马身。我眼见自己断无足够体力把马勒停，又怕堕马的危险，只好放强任它狂奔了。这草原上有一间小房子，我的马竟然在狂跑之中闯入房子内。这间屋的门口不高，刚巧可容马身穿过，我上身便就重撞在门槛及墙壁上而掉下马来。这一撞本来已可致命，但更危险的是我的脚踝仍然插在金属的马蹬之中。马在狭窄的屋内左穿右插，拖我撞向四墙、家具及杂物，很多次差点就踏在我的身上。这时候，我已是半昏迷状态，只隐约瞄到屋的上层有一个女人看这一幕闹剧，被吓得呆立，不知如何救我。在我的马最后停下来时，我满身血污，找到母亲哭诉，心想母亲肯定会狠狠教训这匹马一顿，怎知道母亲却把已是伤重的我再狠打了一顿。
　　我在童年的时候脾气很硬，受到委屈也不轻易向人投诉。有一次在与同村小孩玩耍时，几个小孩压在我身上，把我狠狠地撞在石上。我感到肩骨折裂了，一摸之下可以摸到肩上有骨折裂口突出，但我只假装无事地说：‘今天不玩啦！’，然后便迳自回家。剧痛令我汗如雨下，但我却强忍了一天一夜。在晚上，外公修法时叫我吹笛类法器，我因痛吹不出声，外公连忙察看，才发现我肩骨断了，伤势十分严重。在痊愈后，村中人常常提及我异常的硬脾性。家母生下我时，年纪才十八岁上下，实在管不住顽劣的我，所以脾气很大，常常对我打骂。我虽然十分怕母亲，又常遭她严厉的责罚和痛打，可是并未因此而变乖。但我可说是尚有一个优点，不论父母及师长怎么痛打，我从不会生气或回嘴。在后来出家后，被寺中师长打骂时，我亦从未心生怨恨或生气，也从未回驳一句，反而会心甘情愿地挨骂挨打。外公在偶尔教我一些东西时，也会因为我偷懒而打罚，但他总不舍得痛打我，只会用一顶布造的帽子作状打几下，所以我从来只怕母亲而不太怕外公。
　　在我后来出家于大藏寺后，大家都称我为‘祈竹仁宝哲’或‘祈竹祖古’，但其实我的外公才是真正的祈竹祖古。外公名叫‘洛桑坚立奥修’(LobsangKhenrabOsel)，是大藏寺法台第五世祈竹祖古的乘愿再世，亦即第六世的祈竹祖古。
　　‘祖古’(Tulku)一词是藏语中‘转世’或‘化身’之意，即某一圣者的乘愿再来的转生，以继承及继续先世的弘法事业。有些历史学家说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大宝法王是历史上第一个祖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佛教中，一向有高僧及圣者乘愿转世的先例，但在大宝法王以前，并未有一个完善的确认及继承先世地位之制度。大宝法王曾清楚明确地说出他圆寂后将再生于何处，并嘱咐弟子往寻，这才开创了寻访及确立转世人身份之制度。在此以后，其他宗派亦沿用了这种制度，才开始有转世世系出现，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宗座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世系了。在这种制度中，有些圣者会在临终前清楚指出将再生于何地、父母姓名为何、婴儿身上有甚么特征等，也有些时候是婴儿能认出先世的弟子或法物，甚至有甫出生便懂得念诵佛偈等的先例。在找到初出生之转世者（有时却是在长大后才认出）后，寺方便会把他们迎请至先世所属寺院，举行升座册封认定仪式（亦有汉译为‘坐床’）。在此之后，转世者多会入寺修学，继承先世未竟之佛教事业，但也有选择不出家者，情况不一而定。在众多的祖古中，有些确是佛陀、菩萨及大修行者的乘愿转世，也有些是修持境界次一等的行者之再世，亦有显得甚为平凡的祖古存在。汉地常把祖古称为‘灵童’及‘活佛’，其实并不对。祖古中虽的确有些是佛陀化身，但也有纯粹是因为继承事业之目的而确封的情况，绝对不能说凡称为祖古的就是‘活佛’。‘祖古’这个名词亦从来没有‘活的佛陀’之含义在内（佛陀是圆满的觉者，早已超越生死，又何有‘活’与‘不活’的分别？）。事实上，并非圣者才可以转世，我们凡夫亦不断轮回再生，分别只在于圣者可以选择生处，甚或记得前生之事，而且乃因其悲心而选择再生，不同于凡夫之因业力而无奈地再次轮回。有时会有人问：‘为甚么祖古只投生在西藏呢？’，其实祖古之转世并不限于西藏，这纯粹要看他们的意愿与众生之因缘，但投生在藏地以外的祖古，并不易认出而册封。现今在印度，也开始有洋人、黑人及汉人祖古。在藏传佛教以外，也一样有圣者的乘愿转生，只不过他们并不继承先世之名位而已，例如在汉地佛教中，有不少贡献伟大的高僧或许正是先世圣者之乘愿化身。在他们圆寂后，又肯定会在另一些地方再次投生，唯一的分别只在于藏地有一个制度去寻访及认定这些乘愿转世者而已。这种制度有利于法业之延续，从转世者年幼时便给予最严谨的教育，令他们有能力继续发扬先世的事业。我们把祖古视为法定的继承人亦可，视他们为先世贤哲的真正化身亦无不可。现今的人，很多一听到祖古的名便一窝蜂地跑去依止，这是十分愚昧的事！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德行与戒行等，而并非他的名位。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亦被人称为一个‘祖古’，却没有甚么德行或成就；家师堪萨仁宝哲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却苦学成材及老实修持，最终成为印度色拉寺昧院的方丈，在他座下学习的弟子反有不少是祖古之辈！至于‘仁宝哲’(Rinpoche，亦作‘仁波切’及‘宁波车’等音译)一词，乃藏语‘宝物’之意，亦即‘人中之宝’的意思，可用作尊称具祖古等身份的人，但不一定只用于祖古之称呼上，例如家师堪萨仁宝哲，便是因其学问高而位居方丈而被尊称‘仁宝哲’的，并不因为他是某圣者的转世化身。
　　最早的一世祈竹（Khejok或Khujok，在文史上亦译作‘库交’、‘科卓’、‘肯佐’及‘肯卓’等）仁宝哲名号为‘达尔汗南索温布官卡益西’(KhejokTarhenNamsoKungaYeshe)，曾赴北京晋见乾隆皇帝，得册封、赐印及赐予很多官廷礼物。我在十一岁时住在大藏寺祈竹楼中，至今我仍记得当年见过屋顶上的铜饰刻有藏文及汉文双行文字：‘乾隆四十五年御赐予达尔汗南索’，寺中至今仍存有甚多乾隆御赐印章、圣旨及布料等。这一世的祈竹仁宝哲生于霞渡寺附近，其祖居在一九三四年战乱中被烧毁，但至今仍可见得到地基。第二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南卡坚善’(NamkarGyaltsen)，其生平现已无法确切地考究了。第三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名号似为‘奇顿坚善(GedhunGyaltsen)’。第四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洛桑登度’(LobsangDhundop)，其名意为‘善慧义成’（我的出家法名与他一样）。这一世的祈竹祖古曾往拉萨色拉寺昧院嘉绒堂求学而得头等‘格西’学衔名位（Geshe，相当于佛学博士的一种学衔）。在回到大藏寺后，他并没有久住便到了位于我出生的房子旁、有三百多年历史而原为觉囊派的霞渡寺，最终圆寂于此寺。自此，霞渡寺便成为了除大藏寺外另一间由历代祈竹仁宝哲所主持之道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我的外公是第六世祈竹仁宝哲。
　　外公本为大藏寺僧人，主要修持密集马头明王法门（即观音大士的其中一个化相）。除被认封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而继承了大藏及霞渡等寺院之法台地位外，他亦被视为红大威德金刚的人间化身，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及预知能力。通常来说，由于能继承历代转世所累积之财富，西藏的转世者一般都可称富有。但大藏寺却依循西藏下密院传统，在每一世之转世者圆寂后，其财富全归寺院，其府第理事成员即告解散。在下一世转世者升座后，才重新选举府第理事助手，并重新累积财富，没有先世之财富可以继承。这种制度其实有利于转世者之修行及避免了不少由钱财而生的无谓纷争，毕竟僧人还是以过贫困的清修生活才有利于成材。但在西藏传统中，有另一种规矩规定转世者入读拉萨三大佛教学府时必须斥资兴供大供养，而在毕业离寺时又再需作一次大型供养。这种大型供养，是当时入读拉萨色拉寺的外公（他当时是比丘学僧身份）及亦在色拉寺学习的大藏寺另一位法台堪康仁宝哲所不能应付的。于是两位仁宝哲便只完成了‘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课程，而并没有进行正式光荣地毕业的典礼，便各自回故乡大藏寺了。通常来说，一位在三大寺中毕业的‘格西’（即使不是一位转世者），在回乡时都是骑马衣锦还乡的，但外公及堪康仁宝哲却因身无分文而只以普通人身份还乡。后来，萨迦派的宗座法王建议外公以居士身份利益当地，他便还俗去了。在藏地，在这种情况下还俗的转世者一样受到民众的尊崇，而且在现在回想，外公现居士身而住于民众中，对当时及当地佛教的利益的确远比他住在大藏寺弘法的利益大得多。
　　在当年，嘉绒地区有很多术士，但凡有修邪术或居心不良的术士来到我们附近一带，都无法住下去，外公总会施法把他们驱逐离开。在外公施忿怒法时，即使在严冬天上也会行雷，故其法力深受民众尊崇。村民中每有宗教上的需要，或有病难、或家中受鬼祟邪术所扰，亦每每会由外公施法解决，所以外公被尊为一位利益百姓的大修行人。他虽然还俗现居士相，却仍被尊为大藏寺的法台，偶尔仍会在寺院的祈竹楼小住，而且寺方凡有大型法事亦总会求他参与念诵修法。在大藏寺一带，至今仍然流传外公的种种故事，其中有很多是与先世堪康仁宝哲有关的。堪康仁宝哲是大藏寺的另一法台转世，他的寓楼座落在祈竹楼旁略低的地方。据说当年这两位法台常常相互比试神通。有一次，外公施法令先世堪康仁宝哲的座骑在垂直的楼墙上行走，走至先世堪康仁宝哲之窗前嘶叫，把他吓了一跳。堪康仁宝哲便施法降下一道雷电，眼看就快打在外公的头上，但雷电因为外公的力量而转向，一直打穿了祈竹楼的几层地板。
　　在七岁至九岁间，我大部份时间都与外公一起度过。外公常说及我出生时的天上异像，认为我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对我尤其宠爱。在这几年间，几乎每逢入黑，我便与外公坐在一起。由于外公是先世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他的座位并不同一般人用的椅子，而是一种藏族高僧或转世者的法座，其他人绝不敢坐上去，但顽劣的我从来不理会这些礼仪顾忌，外公亦从不阻止我与他同坐于他的法座上。
　　外公个子不高，但身形颇为肥胖。他习惯在入黑后饮一杯混入蜂蜜的饮料。在我六至九岁间，每逢入黑我们两爷孙便会同坐于一个法座上，外公面前总放一个小火炉，他会把装蜂蜜饮料的杯皿搁于炉上加热，我们爷孙便一边谈天、一边把杯子传来传去，一人一口地用同一个杯子饮喝。当时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常常喝到满头大汗，在迷迷糊糊中便在外公的法座上睡。当年外公总是侃侃而谈他的历代前生之事，也常常向我讲述我的前生之种种。外公不断重复叮嘱我将来必须前往拉萨色拉寺求学，劝我切勿加入格律派外的其他宗派或寺院，并叫我将来要好好地掌持他的‘法座’（外公指的是历代祈竹仁宝哲的弘法事业）及负责大藏寺的事情。我当时尚年幼，只懂唯唯诺诺，并不在意外公所说的话。在后来入大藏寺出家后，眼见大藏寺当时有几百位僧人，一片法务昌盛的景像，我当时心想：‘大藏寺人材鼎盛，法务广大，绝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为大藏寺也做不上甚么大事！’。大藏寺在后来的政治变动中完全被毁，僧人全遭驱逐，殿堂、经书及佛像被完全毁坏。在一九八三年，我在外流离了半生后，听闻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大藏寺被允许重开，我才猛然记起外公的嘱咐，心起念：‘外公当年的意思，莫非是指该由我承担重建恢复大藏寺的事业？’。直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开始协助大藏寺之重建。在二零零零年，大藏寺终于重建后重新开光，我也总算完成了外公交予我的责任。回想起近六十年前外公常在晚上共坐时连番嘱咐的情景，不禁叹世事之变幻不定及外公之预知能力高深莫测。想及当年晚晚共坐共饮的情景，根本不觉转眼已渡过了六十年！当年我们两爷孙每晚入黑后便促膝而谈，其间历时数载，而家母却一直不知道。除以上的内容外，外公亦常谈及其他的事，有时只是闲话家常，有时却是谈有关佛法的话，也有很多是我当时不可能明白的事情。外公虽从来没有正式向我教示佛法，却间接地为我灌输了很多佛学知识，所以我一向把他视为我其中的一位师长。
　　在童年时期，我几乎每上床便会看到一些异像。每当灯灭了后，若是没有别人陪伴，我便会在黑暗中见到一幕一幕的残酷战争场面，这往往把我吓得不敢入睡。这种情况并不是梦境，而是在黑暗中清清楚楚看到的景像，就如身临其境一般真实，至今我仍不能解释这神秘的现像。为了避免看到这种异像，我每每央求家人陪我直至入睡，这样当晚便不会见到那种恐怖场面。脾气刚硬的我，当年默默地忍受这种恐惧及怪现像，从未向任何人透露。在多年后我才知道，童年每晚预见的原来是后来政治变动中的血腥战争场面。
　　在嘉绒的童年中，我曾不只一次发过一个感受很真实的怪梦，在梦中我身处现代化高楼大厦中，身旁的事物都是陌生的。当时的我不要说未到过有高楼大厦的城市，就连城市的图片也没见过。这个梦我后来在拉萨及印度也多次重复梦见。在后来见过世面后，我才知道梦见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建筑物。这个多次重复的清晰梦境，我自知必有其意义及预言性，但时至今天我已六十多岁，我对它仍然不得其解！
　　在我大约九岁时，外公大约是七十岁左右。有一天，外公宣布要闭关七天，其间不准家人入他的房间，但第二天家母却不知为何事跑进他的房内，只见外公的头有半边是黑的，另半边是粉红色的、犹如初生婴孩的肤色。在跟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外公的谈吐举止极为怪异，仿如重返孩提，后来却变回正常人一般，头部肤色亦变回如前一样。没多久后，外公便圆寂了，圆寂当天正是藏历佛陀成道圣日，亦即一九四四年的藏历四月十五。在外公圆寂时，由于我与他的感情极深，我因忧伤过度而一度晕死过去，几经急救才得以救活过来。外公圆寂时，有许多异像出现，天上同时出现很多道彩虹。在我长大后，回想外公往生前的奇怪情况，想来外公似乎本欲闭关七天修持某种延寿法门，却因因缘不足而被家母大意闯入房中而告失败了。这只是我们家人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外公一生精进修持，而且有极大的神通能力，我们凡夫之辈自然不可能完全了解个中原委。
　　在外公圆寂后，我便常常嚷要出家，但父母却因为我是长子而不愿我离开他们。当时在马尔康县城有一个一百二十岁的老妇，她长年闭关修持，被人视为一位有证量的圣者，能知道许多旁人不能知道的事情，所以受到当地民众的尊崇。她对我双亲说：‘现在老转世者圆寂了（指外公，即先世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但你们家中另有一个年幼的转世者。这位小转世者必须入大藏寺出家，否则大藏寺的护法会示现忿力，这个小孩必将堕崖而卒！’。此后，家父与家母走访多位有神通及证量的大师，所有大师的预言与老妇所说的不谋而合。家父与家母迫于无奈，便只好把我送至堪萨仁宝哲洛桑占巴(LobsangJinpa，意为‘善慧布施’)大师处剃度。
　　堪萨仁宝哲曾任拉萨甘丹寺（格律派之祖庭，公元一四零九年由宗喀巴祖师亲建）蒋孜院之方丈，极有名声。他老人家在一九四五年的僧团结夏安居期间，在大藏寺堪康楼中为我一人特别举行剃度及授沙弥戒仪式，为我赐出家法名‘洛桑登度’（LobsangDhondup，意为‘善慧义成’）。这时候外公已圆寂一年多了，我时年十岁。
　　第二章──登大藏寺法台
　　在剃度后，我并未马上入住大藏寺，而返家住了几个月（记忆中约为三至五个月）。在此期间，由于我被视为高僧之转世者，在教育方面便不能草率，故家人必须为我物色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负责物色明师的有关人等晋见了大藏寺高僧洛桑达华大师 (Lobsang Dawa ，意为 ‘ 善慧月 ' ) 。大师被尊称为 ‘ 大藏贡喇洛桑达华 ' ，意为 ‘ 与护法无异的大藏寺善慧月上师 ' 。他长有长长的胡子，中等身材；是我出家后第一位正式的师父（在我剃度出家时，大师亦在场担任授戒仪式其中之一位长老职位）。但刚才已提过，堪萨仁宝哲洛桑占巴是我的剃度师父，而我亦视外公为师长之一（外公虽是我亲人而并不是一个出家人，但他是一位大修行者，被视为先世大藏寺法台及高僧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且又对我间接地授以佛法，所以我把他也视为佛法上之师长之一）。此外，霞渡村的疏南师父是我的启蒙 老师。
　　洛桑达华大师在听到有关人等要求他摄受我为弟子时，马上便答： ‘ 昨晚我梦到自己坐在霞渡（即我出生之村落）后山上遥望这小孩子的居所，由这屋中有一头幼虎向我走来，坐在我的膝上。这是很吉祥的征兆！看来你们这个小孩因缘不简单，而且或许与我有点缘份。我就姑且试担当教授他的任务吧！ ' ，而且大师表现得甚为欣喜。
　　在正式入寺（一九四六年藏历新年后）后，我对寺院环境及僧侣的生活似乎十分习惯，第二天便马上适应了，仿如一向就在寺中生活似的。在此之前，我是个出了名的顽童，从没一刻停下来，而且一向心思狂乱不定；但在入寺当刻开始，我却似变了是另一个人似的，从此便自然地不再好动狂野，心也安稳了下来，这种巨大的改变令我自己也觉得讶异。
　　在大藏寺的后方，有一座历代祈竹仁宝哲所驻锡的大楼。大楼之藏语名称为 ‘ 祈竹拉康 ' (Khejok Lhabrang) ，其名意为 ‘ 祈竹楼 ' 或 ‘ 祈竹府 ' 。外公是大藏寺法台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亦即祈竹楼的主人，但因他现在家行者相，故并不长住寺院。外公在生时曾多次对人说： ‘ 我既非大藏寺僧人，亦不能为大藏寺做甚么贡献，但我的外孙将来将肩负我的法业、背起大藏寺的担子，你们必须视他与历代祈竹仁宝哲为一体！日后大藏寺的荣辱就要靠他了！ ' 。当时谁也不能预知后来的翻天变化，但因为外公的身份及他的多次嘱咐，当地的土司（即地方领袖）便授权予年幼的我，由我继承了大藏寺及霞渡寺的法台地位及外公祈竹仁宝哲之所有产业，包括大藏寺祈竹楼、其名下的土地权及历代祈竹仁宝哲之法座、称号及印章（代表祈竹世系转世之权位）等，自此我便被称为 ‘ 祈竹仁宝哲 ' 、成为大藏寺的法台了。在藏传佛教中，通常是一位大修行人圆寂后，由寺院寻访他的转世者，再由转世者继承前者的地位、责任及事业。但我的背景颇为特别，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祈竹仁宝哲的转世，而先世祈竹仁宝哲又恰巧是我的外公，故此出现了先后两位被称为 ‘ 祈竹仁宝哲 ' 的人曾经共同生活的情况。刚才亦已提过，先世祈竹仁宝哲后来亦再次乘愿转世，却不幸并未有因缘活至成年，我却继承了原属他的历代祈竹仁宝哲之名位，反而并未正式继承悉弘仁宝哲之名位，亦并未被官方正式确认为该世系之转世者身份。虽然外公生前曾多次向我详细述及我的前生（历代悉弘仁宝哲）之种种，后来又有圣者再次指出我是一位转世者，而我又继承了历代祈竹仁宝哲的名位，但我终究只不过是一位极为平凡的僧人，与修行有成的祈竹仁宝哲或悉弘仁宝哲绝对不能相比。反正在我而言，仁宝哲及祖古等名位，不过世上虚名而已，并不值得重视。一个僧人，不论是被尊称为 ‘ 大仁宝哲 ' 之转世与否，最重要的不过是老老实实地修学而已。
　　大藏寺距霞渡村约六小时步程，位于海拔 三千米以上的深山中。大藏寺的藏文全名是 ‘ 甘丹大藏恒周林 ' (Gadan Dhe-Tsang Lhundrup Ling) ，即 ‘ 兜率信满任运成就洲 ' 之意。 ‘ 大藏 ' 是藏文中 ‘ 圆满的信心 ' 或 ‘ 圆满足数 ' 的意思（译者注：在汉语文史上，大藏寺之名亦被译作 ‘ 答仓寺 ' 、 ‘ 大泽寺 ' 、 ‘ 达仓寺 ' 等，这是因为藏文以汉文音译所出之异）。在大藏寺所处的深山中，有许多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野熊、老虎、豺狼、狐狸、鹿、白胡子的猿猴及多种禽鸟。我在住于寺院时并未亲眼见过这些野生动物，但却常常见到它们的足印。在晚上，附近的狼群会发出怪啸，令人毛骨悚然。夏天的夜，后山的青蛙则会彻夜鸣叫，往往令我睡不觉。
　　在祈竹楼中，住四只红嘴黑身的小鸟，它们的粪便拉在地上，经年累月地堆积至及腰的高度，但不知为了甚么原因从来没有人去清理。童年的我有一次一时兴起，趁它们睡后便一手捉到了其中一只。我本是好奇想捉它来看看而已，怎知它在惊吓中叫得很凄厉，我在不知所措间只好放手让它飞走。像这类的童年趣事，我现今仍记忆犹新。
　　除了上述的动物外，闻说大藏寺一带也有一种叫做 ‘ 耶提 ' 的异兽活动。 ‘ 耶提 ' 是一种以双足走路的猿类动物，身高比人还高，一出手便可击毙一头牦牛，所以当地人都很怕遇上它。这种动物，大概便是西方科学家常常争论其存在与否的 ‘ 野人 ' 。在四川森林中它们的确存在，甚至偶尔还会杀人。在大藏寺一带，以前更可以高价买到它们的皮毛。我在大藏寺的日子中，虽然从未见过这种动物，但在当地根本不会有人质疑它们的存在。它们的脚印偶尔也会在雪地上出现，马匹及狗只一见到这些足印便会逃回屋中，甚至吓得屎尿不禁。这种动物不过是畜牲类的一种，只是较少为人所见而已，乡人都不想遇上它们，也不太明白科学家为甚么对它们的存在存疑。在后来政局动荡的年代中，我便曾在西藏中部见过这种动物一次，而且并不觉得它们有甚么奇怪之处。即使在现今，只要去川北一带问一下老人家，恐怕便能找到好几个在林中亲眼见过这种动物的人。
　　大藏寺乃由嘉绒高僧阿旺札巴 (Tsako Ngawang Drakpa ，亦译作 ‘ 雅弘竹巴 ' ) 大师所建。寺院建成于公元一四一四年，至今已有近五百九十年历史了。在历史上，大藏寺甚有名气，堪称格律派在川北一带之总道场，于宗喀巴大师诸传记、︽安多政教史︾及明、清二代史料中常有提及。在拉萨布达拉宫中，有一幅 ‘ 西藏重要寺院 ' 壁画，其中亦包括这座大寺在内。
　　阿旺札巴大师生于十四世纪中叶的嘉绒，并因资质聪敏及其才学而在幼年时已相当有名气。大师约于一三八一年赴西藏中部学法，依止格律派初祖宗喀巴学法及受僧戒，次第学习因明、般若、俱舍、中观及律学等佛法，又受灌修持各部密法，获得显密各种成就，得宗喀巴大师赐号 ‘ 堪钦 ' (Khenchen ，即 ‘ 大方丈 ' 之意 ) 。在拉萨一寺的某次僧众上殿诵经时，由于迟到而殿门已关上了，阿旺札巴曾示现穿墙入殿之神通。在十五世纪初，阿旺札巴为初成形的格律派教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约在一四零九年，宗喀巴与阿旺札巴二师徒在拉萨大昭寺著名的观音圣像（称为 ‘ 天成五尊观音 ' 像）前，修持大悲观音斋戒禁食闭关 (Nyung-lay) ，宗喀巴大师嘱阿旺札巴观察睡梦内容。阿旺札巴在晚上梦到天上降下一双白螺，二螺合而为一后跌入他的怀中，他信手取来白螺向东方一吹，螺声震动整个东方。第二天，阿旺札巴向宗喀巴大师描述梦境，宗喀巴回答说： ‘ 梦见吹螺表义你必将弘法；向东方而吹螺表义你应在西藏东部弘法；宏亮的螺声是预言你的弘法事业将广大而成功。这是一个吉祥的梦兆，预言你的弘法因缘在你的家乡｜ 西藏以东，而且弘法事业将十分广大，能利益很多当地的众生！ ' 。此时，阿旺札巴之弘法因缘已成熟了，便告别恩师而回乡。在西藏的口叙史事中，宗喀巴在师徒告别时，把自己的念珠赠予阿旺札巴，阿旺札巴便发下大愿： ‘ 这串念珠有多少颗珠子，我便当建立同数目的寺院以报师恩！ '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在嘉绒一带人人都深信，但我却未在正式的古文献上读过这种记载。
　　在离开宗喀巴大师后，阿旺札巴便回到其家乡一带（亦即我的家乡地区）广弘宗喀巴大师之教法，首先建立了现今称为 ‘ 安斗寺 ' 的道场（此寺亦称 ‘ 亚各寺 ' ，即 ‘ 第一间寺院 ' 之意，据口语相传其命名是因为此寺乃阿旺札巴所建之一百零八寺中之第一座），再建立了曲尔登甲寺、冬日寺、南木甲寺、罗若寺、毛尔盖寺、桑登寺、弥勒寺、康猫寺、松多寺及茶谷寺等。
　　在到达现今大藏寺所在地附近时，阿旺札巴在观察因缘后，发现该地有建寺弘法之吉兆，便决定建立大藏寺。但在当时，阿旺札巴在数处佳地上难以抉择。此时，有一只乌鸦飞来衔去了他的哈达，飞到了现今大藏寺主殿所在地的一棵大柏树，把哈达挂了在其树枝上。阿旺札巴见树下有很多蚂蚁，认为这是寓意将来寺院僧人众多之吉兆，便决定把柏树的枝节修去，以树干为大雄宝殿之其中一柱，绕此柱建立了主殿。这根树干修成的殿柱，至今仍屹立于大藏寺的大殿内。
　　在阿旺札巴于其家乡弘法初期，西藏的原始信仰苯教极为盛行。苯教虽属外道信仰，其法师却的确有很大的神通能力。当时，阿旺札巴建寺遇上很大的阻碍。当地的苯教术士用神通力，令白天建起的部份在晚上便莫名奇妙地倒下，屡建屡塌，令阿旺札巴甚为苦恼。在这时，那只神秘的乌鸦又出现了（后来的人一致认为该乌鸦是六臂相玛哈卡那护法之化相），阿旺札巴便着信请求宗喀巴大师开示解决困难的方法，该信便系在乌鸦脚上带到拉萨去了。宗喀巴大师为大藏寺特别着成了︽怖畏金刚仪轨︾及修持法王护法幻轮之要诀，仍由乌鸦充当信鸽带回阿旺札巴处。这乌鸦在送信后，便飞向一块鸟首形之蓝黑色石头而融入消失了（自此，这块石头被供奉起来，至五十年代却在政治变动中遗失了）。阿旺札巴依仪轨修法，便降伏了当地四十多位苯教术士，得以顺利建成大藏寺。这部︽成就怖畏金刚十三尊仪轨︾，本为大藏寺僧人修持，后广泛流传至所有派中寺院。在此仪轨的跋文中，宗喀巴特别说明仪轨乃为东方森林中之大藏寺而着。此由宗喀巴大师亲书之手稿原存于大藏寺，后遗失。
　　在大藏寺快将建成时，阿旺札巴因无造佛像之巧匠而苦恼。此时，有三个自称来自印度的黑人来寺求宿。阿旺札巴问他们以何为生，他们回答说自己是造像师，阿旺札巴便喜邀他们为寺院造佛像，但三人中只有一位应允留下。在寺院举行落成大典前，黑人造好了所有佛像，唯独一尊六臂玛哈卡那护法像只造了上半身，未能及时完工，但落成竣工典礼只好如期举行。在庆典尾声，黑人带上了一个巨大的护法面具表演舞蹈。黑人越舞越快，最后人却不见了，只留下面具。大家却发现本未完成之护法像，不知在哪时候已造好了。这时，大家都惊觉黑人工匠乃六臂玛哈卡那之人间化现，最后以自身融入护法身像的神通方式而把该像造成。由于黑人曾说： ‘ 我不需索特别的谢仪，只要求凡寺僧所得的供养，我亦要一份相同的。 ' ，在此以后，大藏寺便有了一个不共的传统，凡有施主来寺分发供养时，领诵师便会朗声提醒： ‘ 请勿忘给 “ 黑人 ” 一份供养！ ' ，此特别的传统至今不变。在所有格律派寺院中，都会供奉六臂玛哈卡那，但在大藏寺中，除一般共通的供养外，我们更把衪视为活生生的僧众成员，即便在计算寺僧人口时，亦会把衪也算在内，这是与其他寺院不同的地方。大藏寺的六臂护法像，被认为是其他寺院之护法像不能相比的，因为衪是由护法之人间化身亲手所造，更是由该位化身融入而完成塑造的。
　　阿旺札巴在一四一四年，在大藏寺建成了数座殿堂及八座僧舍，其中包括大雄宝殿、护法殿及阿旺札巴本人驻锡的楼房。这三座建筑物中，护法殿至今天仍保存原状；大雄宝殿则于五十年代末期被毁，于一九九三年重建至一九九七年竣工；阿旺札巴寓楼则已被毁，至今仍在重建中，将来会用作方丈楼及大藏寺历史博物馆之用。
　　有关大藏寺的命名，在文史上及口语相传中有多种说法。一说为由宗喀巴大师取 ‘ 圆满的信心 ' 之意为其命名 ‘ 大藏 ' （在文史中宗喀巴有时亦称阿旺札巴为 ‘ 大藏阿旺札巴 ' ）；另一种说法认为阿旺札巴因大藏寺乃其发愿建成一百零八座寺院之最后一间，便为它命名 ‘ 大藏 ' ，取其 ‘ 圆满足数 ' 之意，但这种说法主要是历代相传的说法，并未多见于古文献中；又有些人认为先有阿旺札巴为寺院命名 ‘ 大藏 ' ，后宗喀巴大师依原名之发音略为改动了一下，使其由 ‘ 圆满足数 ' 之意思变为 ‘ 圆满的信心 ' 之意，而寺名发音却仍为 ‘ 大藏 ' 。寺院全名为 ‘ 甘丹大藏 ' ，乃指其为甘丹教派寺院，亦即格律派道场。 ‘ 甘丹 ' 一词意为 ‘ 欢喜 ' ，是弥勒佛之兜率净土之名称的藏语音译，亦表格律派的意思。
　　阿旺札巴在建成大藏寺一段日子后，便把住持之任务交予第二任方丈却吉札巴 (Choje Drakpa ，即 ‘ 自在法王 ' 之意 ) ，自己则继续云游弘法，令格律派的教法在当地广泛地弘扬起来。最后，他在离马尔康县城不远的茶谷寺圆寂，其遗体被供奉于塔内至一九三零年代被毁。在一九八三年，第十世班禅大师为该寺捐资，又重新把阿旺札巴遗体幸存的一些部份封入新塔，此塔至今仍在。阿旺札巴大师的头盖骨上有一个天然显现的藏文 ‘ 唵 ' 字，清楚可见。这块圣骨现在被寻回而供于大藏寺内。在茶谷寺内，除阿旺札巴灵塔，还供有大藏寺第二代方丈却吉札巴的灵塔。寺外的林中，有一棵巨大的柏树。这棵树本来是阿旺札巴大师的手杖，在五百多年前被大师插在地上而长成了今天所见的大树。
　　对非藏族的藏传佛教弟子来说，阿旺札巴的大名似乎比较少听到，大部份人对宗喀巴大师的另外两个弟子（即贾曹志及嘉察志大师）比较熟悉，这是因为阿旺札巴大师在格律派形成的早期便已遵师命返嘉绒弘法、并未在拉萨地区活跃之故。事实上，阿旺札巴是宗喀巴的心子。在宗喀巴大师的多种传记中，阿旺札巴被称为 ‘ 宗喀巴之最初四徒 ' 之一。在我派中极为重要的著作︽道之三主要︾、《常啼菩萨传》及︽成就怖畏金刚十三尊仪轨︾，都是宗喀巴特别为阿旺札巴而着造的。在︽道之三主要︾中，宗喀巴大师还少有地表露亲切情感，称阿旺札巴为 ‘ 吾子 ' ，此乃大师对其徒阿旺札巴亲切的称呼，大师从未对其他弟子以同样的字眼称谓。在另一著作中，宗喀巴应允于自己圆满成佛后，把 ‘ 第一口正法甘露 ' 授予阿旺札巴，由此亦足见大师对阿旺札巴之钟爱程度。
　　时隔五百多年，我们已无法考究阿旺札巴是否的确曾建立一百零八间寺院之数。但无可置疑，他的确曾建立许多寺院，对佛法的贡献极大。我们嘉绒地区的人，对阿旺札巴及另一位在当地广弘佛法的大师毗卢遮那最为尊重，至今未变。阿旺札巴大师虽并无依祖古转世之方式再次化生，但我的根本师公柏绷喀大师 (Pabongkha Dechen Nyingpo ，一八七八｜一九四一 ) 被视为他的化身之一。
　　柏绷喀大师生于一八七八年，在他出生时有许多吉祥的兆像。在幼年时，大师能忆记其前生，他常常爱与其他小孩玩抬轿的游戏，并向人说他的前生有一顶汉地皇帝御赐的黄缎轿（这是指章嘉国师之轿）。大师的父母把他带至第一世萨巴仁宝哲前，询问仁宝哲的意见（萨巴仁宝哲与我一样是嘉绒人，他年青时只是一个农夫，但言行怪异，午饭时常独自往山洞中。有一次，其他村民跟踪他入洞，竟见到仁宝哲午睡时身旁有天女为他奏乐。仁宝哲在近中年时才出家，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权威长老，当年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所在的大任便是由他担当的）。仁宝哲在观察后，便指出大师是汉地乾隆皇的上师章嘉国师的转世化身，但因当时汉藏关系紧张，便只确认大师为柏绷喀寺方丈之转世，低调地处理他真正的身份，又命他入色拉寺嘉绒僧堂出家。在西藏寺院传统中，僧堂长老必须照顾其徒的生活所需，而长期照顾一位转世者则更需钜额的金钱。由于大师家境并不富裕，僧堂中的其他长老不敢收这位转世者为徒，只有一位住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大藏寺老僧肯承担此任，大师便就此入了色拉寺，与寺中来自大藏寺的学僧共同生活。由于这种关系，大师虽从未到过大藏寺，但也被视为大藏寺僧人。
　　年青时的大师处境很贫困，师徒甚至试过吃从路上检回来的食物。在毕业时，大师的成绩只是中等，但后来却逐渐成为了西藏中部最高佛法权威。
　　大师虽然被视为章嘉国师的转世，但他同时也是阿旺札巴的化身。大师在晚年已是一代宗师身份，而且章嘉国师在世俗名位上可说比阿旺札巴风光得多，所以大师绝对没必要为了甚么好处而自称为阿旺札巴的转世。但在大师自己的说话中，便曾出现过多次承认自己是阿旺札巴转世的内容。
　　柏绷喀大师是二十世纪弘法事业最广大的高僧之一，其弟子包括无数转世高僧、方丈、贵族、藏族要人乃至汉地将军等，其著作︽道之三主要释义︾、︽普善德根本释义︾、︽独勇怖畏金刚仪轨导修讲授︾、︽那洛空行母仪轨导修讲授︾及︽菩提道次第讲授｜掌中解脱论︾等现今皆被译为多国文字及广为研究。柏绷喀大师有四大弟子，即达札、铃、赤江及康萨仁宝哲，其中达札仁宝哲、铃仁宝哲及赤江仁宝哲分别荣任达赖喇嘛尊者的剃度师、正教授师及副教授师。我的根本上师是赤江仁宝哲，但我也有幸从铃仁宝哲处得受︽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许多法要的传承。康萨仁宝哲的弟子中有一位汉僧法号 ‘ 能海 ' 。他后来把格律派教法带到汉地，摄受了无数僧俗弟子，由他建立的道场多不胜数，甚至在今天，在成都、北京、上海、浙江、山西五台山等地仍有很多他的再传弟子。柏绷喀大师的一位汉僧弟子法尊法师，则把宗喀巴大师之钜着︽菩提道次第广论︾译成汉文，亦对格律教法在汉地广弘有极大贡献。此外，柏绷喀大师之另一位徒弟昂旺方丈又曾遵其命于康定大弘正法，对汉地格律派之弘扬影响至今不衰。
　　现今在世界各地弘法的格律派法师，传承无不直接或隔代源自柏绷喀大师。所以，今天我们喜见格律派在汉地及西方大弘，乃至今天有许多洋人、黑人及汉人在格律派中出家修学，全都是因为柏绷喀大师的事业之延续，故亦可说是源自阿旺札巴大师的恩德。现今大有一些人认为柏绷喀大师独尊格律派而敌视其他派别，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误解。我的一生与大师关系密切，大家属同一僧舍，大师亦被视为与大藏寺关系密切的僧人；我的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又是大师的亲传心子；再者，我也曾在大师的私人寺院吉祥法林住过一段日子，所以我对大师的生平有颇深的了解，足以对以上的误解作一些说明。大师是一位摒弃门户之见的宗师。在他的寺院中，便有专房供奉莲华生祖师圣像，也有很多宁玛派的法典，这些都是我亲眼见过的。在大师的一生中，更可说是对宁玛派僧人有很大的恩德。大师时常对一些持戒不太清净的宁玛派行者开示，教导他们戒除饮酒的习惯，更叫他们要严守戒律，以兴莲华生祖师的教法。对自派的僧人，大师又常嘱咐他们必须尊重他派，不要自许为唯一的正法宗派。在后来，大师的一些弟子曾为了某些事情而与一间宁玛派寺院不和，的确也发生过一些捣乱事件。然而，大师的弟子少说也有十万个，把某些弟子与某一间寺院的争执视作大师仇视他派的证明，明显地是不公正的故意毁谤。
　　第一世的柏绷喀大师在一九四一年圆寂，其转世是我的同寺、同僧堂、同僧舍和同班的学僧，但他在很年青时便不幸圆寂了。第三世的柏绷喀转世仍然隶属色拉寺昧院嘉绒僧堂阿底僧舍（大藏寺学僧之僧舍），很年青便考得了头等 ‘ 格西 ' 荣衔，他与我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在印度期间，我的依止师堪萨仁宝哲同时也是他的老师。
　　说回当年阿旺札巴的选地，即大藏寺所在地，它的山形如一头躺卧的巨象，寺院建在象的肚部。此外，附近山势如同环绕中央，自然形成一座十三尊大威德金刚坛城之排列。在寺院中心可远眺东、南、西、北各有一峰，这是坛城的四方护法。距寺院数小时的马程外为一圣湖，形如法螺。这个圣湖甚为灵验，凡有世俗上之事需要帮助，寺僧便会在湖边山上供养湖区的地灵，每每即时应求得助。到这个湖的人，如果大声喧哗谈笑，湖的上空便会马上降大冰雹及雷电交加，所以在湖边的人从来不敢放声谈笑。
　　寺院由当初阿旺札巴所建的十多座殿堂，在历代以来发展至过百间建筑物，如同一座小城。寺僧在寺院全盛时代超过八百人之多（但在文献上一般记载为五百之数，乃取自佛教史上五百罗汉之吉祥数目之缘故）。
　　在五十年前，大藏寺有三座弥勒殿、宗喀巴大师殿、大雄宝殿及护法殿等六座佛殿，又有祈竹楼及堪康楼各一座作两位法台历代驻锡之处。各殿均有圣物及珍贵经书无数，弥勒殿供有几十米高的未来佛圣像。大雄宝殿之楼顶为鎏金铜瓦顶，乃汉地皇帝所赐。即使是最普通的僧舍，每间楼中俱供有全套︽大藏经︾（在藏传佛教中分为 ‘ 甘珠尔 ' 及 ‘ 丹珠尔 ' 两部份），每间房的墙壁及天花绘满了记载佛陀及历代祖师之生平史传的壁画。寺院后山上有一座闭关院，供寺僧禅修闭关之用。在寺院前方，有一座三十米 高的佛塔，内有无数珍贵圣物。
　　在历史上，由于其悠久寺史及其规模，大藏寺被尊称为 ‘ 第二札仓 ' （即 ‘ 第二大僧院 ' 之意），其地位仅次于格律派祖庭甘丹寺。在明、清两代，寺院备受历代帝皇及朝廷尊崇，长期得到历代帝皇的供养，其中包括法物、印章、黄金、宝物、布料及僧人日用所需。大藏寺现今仍保存乾隆皇所赠象牙印章一枚、少许乾隆所供织锦布料、御赐天衣及五佛冠（当年有五十套之多，价值连城）散件、历代圣旨及诏书多函及明代大将军所供铜锣一面。这面铜锣是大藏寺之宝物，其锣声异常宏亮及美妙，远近知名。在后来的一个有关大藏寺的预言中，亦有提及此明代古物。在十九世纪所著的︽安多政教史︾一书中所载，大藏寺又曾供有宗喀巴大师、第八世达赖宗座、大成就者纳卡哇、第二代至第八代甘丹掌座（宗喀巴大师为第一代甘丹掌座）及甚他无数圣者的舍利遗物等，又供有由第七世达赖宗座派遣工匠建造的弥勒像及印度珍贵响铜佛像等，圣物数量之多难以计算。在︽安多政教史︾一书中提到的大藏寺圣物，我因当年年幼而印像不深。后来寺院被毁，书中所载的这些圣物及宗喀巴大师之手稿等亦不复存在，但寺院至今仍保存有不少极为珍贵的古老小佛像及佛画等。除来自明、清两代历代帝皇及西藏中部的无数珍贵供品外，大藏寺在历史上亦得当地十八土司的支持及供养，成为川北一带的佛法权威与中枢。
　　大藏寺在古代向与拉萨色拉寺昧院、拉萨下密院及甘肃拉卜楞寺有密切关系，寺僧如离寺赴拉萨进修高等佛学，多入色拉寺昧院嘉绒堂成为学僧，我年青时亦进入了这间僧堂修学；拉卜楞寺则因曾保护大藏寺免于某年代的苯教势力侵占，而与大藏寺从此结交，其两位法台贡唐仁宝哲及嘉木漾仁宝哲皆曾当大藏寺的方丈。故此，大藏寺在佛学教育上隶属色拉寺昧院体系，又同时因曾受拉卜楞寺的保护照顾而与其有密切交往。若论寺院之历史，大藏寺却建于色拉寺及拉卜楞寺创建之前。在全盛时期，大藏寺本身又有多间属下寺院。
　　虽然大藏寺历代僧人在进修高等佛学课程时，多会前往拉萨色拉寺成为学僧，但大藏寺本身也有其整套佛学教育制度，涵括中观、般若、因明、俱舍及戒律五部，并有完善之密部学修体系，主修大威德、密集及胜乐三部无上密续。大藏寺僧的勤奋好学向来广为人知，历代以来大藏寺僧在拉萨色拉等三大寺中成为头等 ‘ 格西 ' 的甚多，以致西藏三大寺的僧人每见有来自大藏寺的新学僧加入时，便会笑言： ‘ 又来了一个 “ 拉然巴 ” （即 ‘ 头等格西 ' 之意）！ ' 。在西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传奇性的高僧达勒方丈，他正是大藏寺的僧人。这位僧人在大藏寺期间，并非甚么大师之辈，只是一位出身贫困的普通僧人，身上只穿麻质僧袍。有一天，他在挑水时被一阵怪风把他卷走了，风停时他竟已身在当年路程要走好几个月的拉萨甘丹寺，身上仍扛挑水的水桶！达勒方丈（当时未称为 ‘ 方丈 ' ）就只好在甘丹寺留下来修学。大藏寺的其他僧众发现他失踪了，便四处搜觅，在他失踪的地方发现了几块石头，每块石上清楚印有驴的蹄印。在该年代，甘丹寺蒋孜院的方丈职位并非由民主选举所产生，而是由一种奇怪的方法选出的。在需要选新方丈时，寺僧会齐集殿中向该院的护法吉祥天母 (Palden Lhamo) 祈求，然后便全体离殿，在殿门及窗户上都封上印条。第二天，大众在官员及长老的监督下开封入殿，会发现方丈法座上有一个坐垫。不论坐垫的主人是谁（每位僧人常年在殿中都有固定的座位及坐垫），这个人便是护法显灵选出的新一任方丈。在达勒方丈读至佛学低级一年班时，寺院举行了方丈选举，他的坐垫竟然被护法显灵放于方丈法座上，于是他竟便成为了新方丈。在举行升座大典时，由于他的学识极低，大部份僧人不甘心向他顶礼，便改向甘丹寺宗喀巴大师灵塔顶礼。这时候，方丈座后的一尊宗喀巴像竟然开口说话： ‘ 我在这！ ' ，于是大家被吓倒了，只好向佛像方向（亦即方丈所坐方向）顶礼，此后便对新任方丈生起了尊敬之心。自此，这尊像被称为 ‘ 曾说话的祖师像 ' ，至今或许仍在甘丹寺。由于这位大藏僧人才在读一年班，后来便被称为 ‘ 达勒方丈 ' ，即 ‘ 一年级方丈 ' 之意。达勒方丈虽无奈地成为了方丈，后来却的确学有所成，并在其长达四十五年的任内为该院作出了甚大的贡献，他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个美谈。当年的大藏寺僧人，在发现失踪者竟然神秘地到了拉萨，又成为了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当然目定口呆，此时才惊觉那几块石上的蹄印，必定为甘丹寺蒋孜院护法吉祥天母座骑（吉祥天母骑驴）在带走达勒方丈时所留下的。大家都认为吉祥天母一早就因为某种因缘，而认定了该僧人为未来方丈的适当人选，所以把他以神通在一刹那间由大藏寺带到了甘丹寺（由大藏寺至甘丹寺的路程极远，我当年走路就用了多个月的时间）！这些有驴蹄印的石头，现今在大藏寺仍保存一块，蹄印清楚可见。
　　达勒方丈在晚年回到了他的生地，曾建一佛塔，并把自己的佛珠放在塔内。这串佛珠后来长出了柏枝，穿透塔身而出，村民都喜欢取柏枝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物，我童年时听说这些护身物十分灵验。在入住大藏寺年间，我曾经去过距大藏寺一小时脚程的达勒方丈所生村落，并亲眼见过这座佛塔。这座塔后来在文革时被毁，后来在一九九三年我曾经捐款重修佛塔。现在该村中仍有达勒方丈的家族后人居住。
　　有关大藏寺的历史，还有一段重要的事值得一提。大藏寺的右方有一座小石碑，上刻观音大士之形相，这是纪念第六世达赖喇嘛到访的一个石碑。第六世达赖喇嘛一生十分富传奇性，他喜欢扮作普通僧人，甚至乞丐的形相，在藏地云游四方，有说更曾到过汉地五台山。在他的自传中，亦提及曾到访大藏寺之事，而且对寺院之规模及僧人修学之勤奋甚表嘉许。在大藏寺时，尊者秘密地躲藏于护法殿中修持，本来未为人知。有一次，他在现在石碑所在地被一位曾到过拉萨晋见他的老寺僧认出了。尊者嘱咐老僧代他保密，但老僧坚决要求他留下一些驻锡大藏寺之纪念，尊者便说： ‘ 在我走后，你在现在我俩见面之处立一个观音大士石碑。见碑者如同见我本人！ ' ，于是老僧便在该地立了石碑，至今尚在，藏民在绕寺时都会在此碑前顶礼。此外，尊者又于护法殿外墙写了一些文字，但该墙在近年维修时被忍痛拆除，只好在新墙上同位置依旧照片拓上原来的字迹聊作纪念。
　　大藏寺中的僧人生活日程很紧密，除了过新年的三天假期及结夏安居后有一周假期外，全年都要诵经、修学及负责寺务。在一年四季中，每季都有其固定的宗教仪式，凡僧人不论是方丈或长老都必须参加上殿、年复一年地循环举行与拉萨下密院一模一样的周期法事。除了有重病的僧人外，全寺必须参与这些诵经活动，在殿中不可谈天、走动、站立或倚墙而坐，连吃东西时也不可发出任何声音。在座位排列上，僧众必须依出家先后而坐，长幼有序，丝毫不得弄错，这其中只有法台及转世者是例外。大藏寺历来由湛康仁宝哲及祈竹仁宝哲这两个世系的转世者所住持，所以我在殿中有一个较高的法座，而且坐在前方。另一位法台湛康仁宝哲也有自己的法座。在我住在大藏寺时，湛康法台比我还年幼，恐怕大概是四岁左右。他的先世转生我也见过（大概是在我五岁未入寺前的时候，记忆已不太清楚了）。在当时，寺中还有两位并无法台地位的转世者，他们在大殿中各有自己的法座。
　　在法会中，僧人不可看经诵读，必须靠记忆而背诵仪轨。由于一年中每季及每月所修的仪轨都不同，我们必须背诵极多的经文。但凡新僧入寺，便先要背好由宗喀巴应阿旺札巴之求而着之菩提道次第短论《道之三主要》，然后便要背诵《般若心经》、《大日如来仪轨》、《五大愿文》、《上师会供》、《度母仪轨》、《大白伞盖佛母仪轨》、《玛哈卡那护法仪轨》、《吉祥天母护法仪轨》、《法王护法仪轨》、十三尊大威德金刚自灌顶及火供仪轨、上乐金刚自灌顶及火供仪轨及密集金刚自灌顶与火供仪轨等等，还要在课余学好使用法器、多种唱诵声律、供品制造及排列规格与绘画砂制坛城等等，总共约需六年以上方可全部学懂。
　　新入寺的僧人一般被安排至同村僧人的僧舍中居住，由年长的同村长老僧人管教，纪律很严。这种依生地而分的僧舍团体，在大藏寺共有七个，分别代表附近的七个村寨。僧舍提供教育、食用及衣，僧人完全不需担心钱银问题，也不准许有私人存钱的情况，生活很简单，不像其他西藏寺院中僧人有做生意经商的不良世俗风气。凡有僧人圆寂，便会由死者所属僧舍负责其后事。在附近的七个村寨中，凡有例如超度等宗教需要时，与该村有关连的那个僧舍便会自动派人前往主持法事。这类民众的宗教法事，我们视为僧人及寺院的当然责任，并不涉及供养或钱财。
　　在各种大藏寺法会中，我对护法殿的护法供养法会印像特别深刻。护法殿中十分阴沉，诵这种仪轨又有特别的声律规矩，每个音会拉至一、两分钟长度而诵念，在黑暗中便只有钹、鼓及诵经声。大藏寺的玛哈卡那护法特别灵异。在供奉祂的法会中，常会听到一些不知来源的脚步声，这些便是护法在殿中走动的声音。如果寺中有僧人持戒不清净，便会有野熊等猛兽不怕人地走入寺院范围内的情况。遇上这类情况时，僧众便会检讨及忏罪。
　　在一年一度的玛哈卡那护法修持闭关中，全体僧人聚集殿中，由长老把殿门锁上，往后的一周内僧人就在殿中诵经，食及睡也都在大殿中，绝不可离殿中断（大殿中有厨房及厕所）。由于寺僧的修持严谨及护法与大藏寺的不共密切加持，大藏寺的护法薰香粉极为灵验，带佩身上便能防止魔障及灾劫，薰烧则能除病息灾而得护法来临加持。当年大藏寺寺产中有不少马匹及牛只，平时放牧于深山森林中。在五十年代前的大藏地区森林，有许多熊、狼及猛虎等凶兽，经常会杀猎林中放牧的牲口，但身上佩带了大藏寺薰香的牲口却从未受过猛兽伤害。有一次，一些小贼牵走了大藏寺的牛只，寺僧便向护法像祈求，这时候已被带远的牛只竟然由牛角喷出火光，把贼众吓得惊惶失措，马上便走原路回头把牲口全数归还寺院，并害怕地祈求护法原宥。
　　在一年一度的观音修持闭关中，寺僧亦是在大殿中被关起来，一连七天在殿中渡过，分开几组轮班诵观音真言，保持七天内二十四小时都诵咒不断。在这种法会中，僧人会预先以珍贵药材及圣物舍利等造成大批丸子，放在一个纯银制的瓶子中，上盖以一块布料，整个银瓶置方丈面前。在法会期间，如果一切如法及僧人中没有戒律不清净者，往往能清楚看到瓶子会冒出蒸气及感到瓶子发热。在法会后，方丈把布料打开，如果本来装得半满的小丸自然增多了，便是修法成功，这些小丸便分发僧人及民众。有时候，小丸甚至会神奇地增长得极快，未等法会终结便长多至溢出瓶口。这些小丸，可以置家中供奉、佩带身上或于病时服用，灵验惊人。即使供在家中，只要能保持干净，它们仍会神奇地自然变多。除惊叹加持之奇妙外，别无其他解释这种现像的可成立理论。在上述闭关中，常常会见到殿墙神奇地渗出水珠，这是附近地神等来护持闭关的征兆。以上都是我亲历的经验。我在后来往西方弘法后，曾把许多这些观音丸分赠汉人及洋人弟子，他们在家中供奉后，很多人亦见证到小丸增生之殊胜现像，这与佛陀及圣人舍利子增生之情况相似。
　　在每年的夏、冬两季，大藏寺全体僧人必须往附近村落为俗家人诵经。最远的村落要走半天才到达，年老及脚有病患的僧人可以骑马前往，其他人则必须徒步。由于僧人早已能背诵要诵的经，上路时大家只会带僧袍及随身的佛像，行装十分简便。村民对僧人很尊敬，往往以最好的食物供养，而僧人亦很认真的诵经，每天由清晨五点诵至晚上九时。这类村中法事，普通僧人必须出席，但作为法台的我则有权选择是否随行。我当年虽然年少，但也知道作为一个地区精神领袖的责任，从来不会缺席而让村民失望。在每次入村诵经时，一般都是两天一夜，也不算怎么辛苦。
　　除了以上所述的活动外，大藏寺的僧人是不许外出的，村民亦只可在寺外绕寺朝圣，平日不可入寺，这只有一年两度的寺院开放日是例外。
　　在不需上殿的时间，新僧必须背经及依长老学法，同时也要干些杂役。对于个人的修持，寺院并无限制，但大多僧人都修大威德金刚法门，在其余时间则口诵观音咒及宗喀巴祖师赞，此二咒基本上是闲余时近乎不离口的。此外，玛哈卡那护法赞也是寺僧在每天私下诵念多次的修行课目。我自这段时期起，便开始日诵︽妙吉祥真实名经︾及每天念多次宗喀巴祖师赞与玛哈卡那赞。在后来的日子中，我曾经被判劳改及重病垂危，但从未试过有一天中断诵念。这种由大藏寺培养成的习惯，我奉持至今已逾五十年了。
　　在寺院的后山，有些老僧闭关不出，通常每次关期是三年多。后山的闭关房据闻闹鬼，但寺僧从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一直没有人修甚么法去解决怪事。曾经有一个老和尚在这关房中闭关三年，每天早上他便会发现自己身在关房外的草地上，似乎是鬼怪在他每晚睡觉时把他抬出房外的情况。但老和尚既不怕鬼也不理怪事，还是继续他的闭关修行，鬼怪好像也并没有其他的异常举动。我自己心想，这关房的鬼怪也不失为一位 ‘ 护法 ' ，专职考验闭关者的胆量和定力，它对有胆色及有恒心的僧人也从未真正加害，恐怕的确也没有对治的必要。
　　大藏寺的祈竹楼，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建筑物，位于大殿后方、整个寺院建筑群的最高位置。它与大藏寺著名的护法殿外墙都涂上金黄色，而寺中其他建筑物都是涂白色的。祈竹楼内供奉一位护法，祂是玛哈卡那护法的其中一种化相，而玛哈卡那则是观音大士的悲心所化现之忿怒化相。我在住于祈竹楼的日子中，经常梦到这位护法。在冬天雪季的清晨，在无人于其上走动的屋顶会铺者一层新下的雪，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雪上有很多脚印，犹如有人曾彻夜在楼顶上踱步巡视时所踏出之足印，这显然是护法在守护大楼时留下的痕迹。历代祈竹仁宝哲与这座祈竹楼似乎并没有甚么因缘。我的外公因为是居士身份，并未长住祈竹楼。他的上一世虽是僧人身份，却也没有在祈竹楼中住过多久。我在入寺后，亦并不常住于此楼中，几年后便又去拉萨求学了。在去了拉萨不久后，大藏寺便被毁灭，祈竹楼当然也未能幸存。在始于一九九三的几年重建后，寺院及寺中的祈竹楼基本上现已修复，但我却只在二零零零年夏天在重建的楼中住过十天而已，在我今生中回寺长住的机会亦恐怕不会出现。
　　从十岁入寺起，我在大藏寺一共住了八年左右。在寺中，我在名义上是寺院的法台转世及祈竹楼的主人。事实上，我并不常住在祈竹楼中，绝大部份时间反而与我的师父住在一起，过的生活与普通小僧分别并不太大。
　　家师洛桑达华大师当时年约四十五，中等身材及高度。他住在一间极普通的僧舍中，同屋中还住有十五个大师的徒弟（大师还有其他徒弟住在其他僧舍中）。
　　每天凌晨天未亮前，家师便起床前往护法殿诵经，风雨不改，天天都如是。在我初入寺的第一年，家师在早上都单独到护法殿诵经，我则会在这段时间中楼上楼下不断跑，与其他小僧追逐游戏，有时也玩一种近似西方足球的比赛。其中一位僧人会充任哨员，负责留意家师的动静，确保在家师诵经完毕而回屋时全体小僧都扮作在读书的样子。大约过了一年后，家师有一天发现了我们在他外出时的真实表现，从此他便坚持每早把我带上殿。
　　在入护法殿后，家师便会诵大威德金刚及玛哈卡那护法的仪轨，我则要在旁完成一百次礼佛，然后自己背诵经典。我们师徒二人通常在护法殿中用早餐，然后便返回家师的屋舍。在回到僧舍时，大概会是天亮时份，家师会稍睡一会，众徒弟分坐屋中角落各自背经。在这时间到十一点之间，如果当天寺中有法会的话，我们便要上殿参与，否则便在屋中背经。在十一点左右，家师便逐一考徒弟当天的进度，然后师生一同进食午饭。
　　在藏传佛教寺院中，除上殿应供外，僧人通常都各自在僧舍中用餐，并不集体用餐。僧人的日常食用很随便，只需在碗中放入糌把粉（一种青棵所制、如面粉类的粉末），混入茶水及酥油，再搓几下令其成为面团状态便进食，顶多只会另外有些乳酪及酸奶而已，所以我们的午饭基本上是不需煮烹及过后洗碗的。
　　在午餐后，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在这时间，我通常会以观看墙洞中的蜘蛛为乐，有时也缠几个年长一些的师兄，听他们讲古老传说及鬼怪故事等等。
　　在下午三时左右，众学僧又跟师父学经，这一节大概长两小时。在下午五点左右，师徒便聚在屋中的小佛堂围火炉而坐，家师坐在中间，我因为是转世者的身份而通常被命坐在他的左侧，其他同门则围成一个半圆圈状而坐地上。这时候，师徒会同诵所懂的各种常用经典、祈祷文及仪轨，由学习的先后次序顺背诵。刚入门的小僧，只懂背少许经文及仪轨，在依序诵至他们未能背出的部份时，他们便可以离座。这样地，留座的学僧会越来越少，最后只留下家师及能背诵最多经文的师兄。在背至尾声时，通常已是大约十点钟左右。然后全体师徒又聚在一起同诵︽二十一度母赞︾七次及︽玛哈卡那护法礼赞文︾廿一次，然后才用晚餐，吃的仍然是千篇一律的糌巴粉。
　　在晚餐后，家师会再教经中的几个词，令徒弟心中默诵，不许参照经书文字。在十一时半左右，学僧又入小佛堂礼佛一百拜，在十二时半左右便入睡。在睡醒后，又是另一个同一样的日程。
　　除了遇上整天长的法会外，我们学僧的生活基本上便天天如此。在要上殿的日子，便要在晚间补回当天所失的学习时间。在一年中，基本上只有入村修法的几天生活规律会有所变化，否则便是天天一样的生活，并没有假期。
　　家师除了是一位高僧外，同时也懂一些医学。在这八年中，我有时也会稍学一些医理。在嘉绒地区，遍地生长的都是珍贵药材，牛只每天所吃的草其实也是药草。当地居民饮这些牛只的奶，所以大多身体极好，甚少生病，在大藏寺一带就连医师也没有生意。我当年只学了一些辨药的学问，但并没有甚么机会实践或观摩诊病过程。
　　除了采药外，有时我也会告假往剃度师堪萨仁宝哲处探望。我记得沿途会行经一个小村，村中常有一头白色的老猪流连。这头猪是被人买来放生的。藏族常有把牛、羊及马放生的习俗，但甚少有把猪放生的例子。即使时至今天，我已经六十多岁，除当年见到的这头猪外，也真的未听过有其他人把猪放生的事例！
　　在我十一岁时，著名的贡唐仁宝哲来到大藏寺朝礼。大师当年约二十岁，在寺中留了四、五天左右，但并没有说法。过往有某一世的贡唐大师曾任大藏寺的方丈，所以大师的世系与大藏寺向来是有渊源的。我对当年大师来访的情景今已记不清楚了，只依稀记得当时全寺出迎，场面很盛大。在后来的日子中，大师坐牢二十一年，受了很大的折磨。在一九九五年，我在北京又曾拜见了大师一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徒弟林聪曾拜见大师，大师还提起年青时访问大藏寺的情况，并答允在二零零零年参加大藏寺重建竣工庆典，可惜想不到大师在庆典前便圆寂了。
　　在一九五零年前后，嘉绒一带开始有政治变化，但对于深山中的寺僧来说，我们并不太注意这些变动。当时入驻嘉绒的共军颇为友善，而且的确十分有纪律，而乡民对他们的到临则反应不一。没多久后，家父成为了一个政协代表。
　　在我十七岁时，曾有一次与外婆等一众亲友往附近的观音桥朝圣。在回程时，山上滖下一块像牦牛般大的石头，差一点把我们三人压死，我的手指被压至见骨及大量出血，至今仍留有后患。在险被大石压死而脱险后，我骑马行至山上时，听到有怪声一响，转眼间坐骑已被一块空中横飞而来的小石打中眼睛，从此它便瞎了。当时山上除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事后众人都说当天的两件凶险怪事是冲我这个转世者而来的某种非人魔障。
　　除了上述几件印像较深刻的事以外，我在大藏寺所渡过的八年便几乎是天天一样的刻板生活。有时在感到生活枯燥时，我便会在早上挑水时，偷偷地骑上家师的白马，在寺院旁的空地上策马狂奔作为仅有的娱乐，可幸地家师从来未发现过我这个习惯。
　　我在大藏寺学习的表现不过不失，但偶尔会因各种小事而被家师打罚（一年顶多五、六次）。家师的一向习惯是凡有一人犯过便人人都要捱打，而且对我特别打得厉害。当时有一个比我年青的师兄叫 ‘ 蒋央 ' ，他对家师的性格脾性了如指掌。每当在家师打他时，他便无赖地仰躺在地上不起，未被打已惨叫连连地大声哀求家师原饶。家师对学僧的责打不过是爱徒心切，并非出于嗔恨，所以只会打在非要害的部份。这个蒋央采取仰天躺的姿势，家师便每每怕打中徒弟的面部或胸、肚部位，只好另找其他弟子责打。我的脾性与蒋央刚刚相反，受罚时总蹲以背部挨打，又从不肯呼痛求饶，所以每每令家师更多打几下。我当年的心态是既犯了错倒不如早点受罚，这样总比等候捱打更为痛快。家师打罚的规律是责打后一定有一、两天 ‘ 休息期 ' ，所以我在受打时常常会在心中高兴地想： ‘ 明天和后天可以放心地玩了，老师一定没力气再打！ ' 。年青时的我有一个优点，不论家师怎样狠打，我的确从未在心中埋怨，反而会甘心受罚，心中认为自己犯了错便理应捱打，但怪的是我当时却也从未想过要改过向好。
　　以上所说的，是我在大藏寺时的情况。我所讲述的每天生活，是初入寺的小僧之学习情况，年长及已学完基本课程的僧人，生活自然大是不同，各有各的修持及寺务工作。当时的大藏寺僧众很多，寺务兴盛。在当地民间正在发生的巨大政局变化，对我们在感觉上来说是很遥远的。
　　在距今约一百年前，大藏寺有一位名为 ‘ 卡华珠洛桑尼玛格西 ' 的长老曾作预言： ‘ 现在显得法务昌隆的此寺，将来会被毁灭荒废，再由来自远方的人重建。于重建后，僧人众多，僧舍遍布整个山头，于召众上殿时，现在以锣声宏亮著称的大铜锣仍不够用，到时要用上两个大锣分别在寺院前方及后方敲响才能令最远的僧舍听到召集。在那时候，寺殿比现在还大，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更会有黄衣僧人与红衣僧人一起学习经论。此时，我将会再来寺院，于后山建舍修持。于此之后，大藏寺将大弘正法，直至末法时代方息！ ' 。在我年幼时，眼见寺院一片鼎盛之况，哪会相信这个预言！其他僧人亦没有在意流传下来的古老说话。没想到在今天公元二零零零年，大藏寺已经历了被毁及重建，这个古老预言至今已应验了绝大部分。始自一九九三年的重建工作，得到了我的各国弟子资助，甚至有新加坡弟子率队往寺院亲手建造部分工程，所以应验了预言中 ‘ 来自远方的人重建 ' 的部份。重建后的大雄宝殿比以前的大得多，又先后建成供有 十三米高弥勒像的弥勒殿、供有 八米 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及供奉 五米高千手千眼观音像的大悲殿，此外还建成了大型僧舍、不动佛殿、居士住宿楼、闭关房、大型僧人膳堂及方丈楼等，甚至连新建的祈竹楼亦比我年青时所住的大了许多，应验了 ‘ 寺殿比现在还大 ' 的部份预言。重建后的大藏寺，有一座宏伟的辩经院，又应验了 ‘ 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 ' 部份。至于 ‘ 黄衣僧人 ' ，有些人认为是指来自五台山的僧人，但我却认为这一词在广义上泛指汉僧。以今天格律派的趋势来说，大藏寺未来的确极可能有众多汉僧来到与我们这些 ‘ 红衣僧人 ' 共同学习佛法。寺院在重建过程中，一直留空了长老预言将于乘愿再来时建舍居住的后山地方（长老曾插杖为记），不敢使用该块土地。至于寺院是否能发展至 ‘ 僧舍遍布整个山头 ' ，则要视乎创寺祖师阿旺札巴当初发了怎样的宏愿了，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力而为及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