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来与白马寺建制考——中国佛教建筑史话之一
　　孙宗文
　　佛教建筑是一种劳动的产物，是一千八百余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心血结晶，就宗教说，这也是我国人民对宗教信仰虔诚的表现；它不但有杰出的技术性，并且它还有丰富的艺术性；因此它与其他一般建筑之基于实用性的，显然有所不同。又从建筑史来看，佛教建筑也是我国最有历史价值的古典建筑，它不仅在全国被列为重要的建筑纪念物，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被人们所珍视的。
　　由于过去关于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能够系统了解佛教建筑的人并不太多。为了研究和保护佛教建筑，必须先要好对它的宣传工作，以便通过讨论，将全国佛教建筑重要史迹的评价肯定起来。笔者写中国佛教建筑史话的动机，亦即在此。不过本人学识水平有限，虽从事于中国建筑研究工作多年，但对于佛教建筑方面的研究，尚在开始，看法上不无有所出入，尚希我佛教界人士及专家们予以指正为感。
　　一、佛教的兴起发展及其传入中国的时代
　　佛教的创始者为释迦牟尼，按释迦姓乔答摩，名悉达，后世称为佛陀。乃喜马拉雅山与恒河间的一独立小王国迦毗罗城（遗址在今尼泊尔）净饭王的儿子。他的生卒年代，传系公元前557－477年，七岁受学于婆罗门教师，通达诸经学艺，十八岁结婚，田猎嬉戏，享尽人间幸福。但终因满当时印度婆罗门教的阶级制度太严，压制过甚，[附注1]并感世间人们不能脱离生老病死的痛苦，以此抱有出家思想。二十九岁生一子，就在这年，削发易衣，至王舍城外雪山修道凡六年，终于在佛陀伽耶的菩提树下悟道，自称为佛。其设教的教旨以慈悲忍辱为主，排斥阶级制度，提倡平等主义，教人以断除烦恼，超脱生死，入于寂灭无为的妙境，是谓涅槃。
　　现在洛阳白马寺外观
　　释迦牟尼灭后二百余年，约当我战国末期，孔雀王朝阿育王统一印度设立王国，乃定佛教为国教，到处建立石砫刻载释迦的遗训以旌表佛迹。又于摩崖上刻以诰文，特别对于佛成道的遗踪，像在佛陀伽耶的菩提树附近建造大塔，绕以玉垣。将舍利（佛骨）分散各处，造塔婆、凿石窟而藏之。复派高僧，布教四方，相传曾东至缅甸、马来半岛，西至大夏，北至罽宾，南至狮子国（今锡兰岛），于是佛教流布益广。至大月氏王阎膏珍灭罽宾，并有北西二印度地后，亦同信奉佛教，但此时婆罗门教势力复兴，佛教渐见不振，因此佛教徒往投大月氏的甚众，北印度遂成为佛教的中心地。大月氏贵霜王朝传到第三代的迦腻色迦王，约在公元一世纪末到二世纪中，开始有了佛像的雕铸。当时定都于印度河上游犍陀罗的布路沙布逻城，传世的犍陀罗艺术，即创作于该时。佛教由是从大月氏传流到中亚细亚，逾葱岭入天山南路，以至于中国、朝鲜、日本一带。
　　佛教何时传来中国?传说纷歧。盖佛教自魏晋以来，在中国文化思想上虽有重大影响，但当其初来之时，中夏人士多认为只是一种异族的信仰，关系不大，因此没有详细记载，并且揣测附会，种种传说不一。其较有力的说法当以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谓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卢（或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乃中国史记载佛经传来及国人学习佛经之始。是时大月氏即贵霜王朝，佛教由大月氏传入天山南路，也相符合。但此终是片断的史料，除其本身孤证外，实再无其他文献，可存而不论。
　　至于在我国佛教史上一般人所公认的，则为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佛教来华一说。根据后汉书及佛祖统记的记载，略谓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翌晨问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道。十年（67）愔等在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十一年（68）于西关城外建造白马寺。当时佛像、经卷、寺院既全备，佛教由是而流行于中国；此说在佛教史学者间仍有种种意见，但在一般佛教徒于千数百年来，殆成定论。
　　二 寺塔来源及印度佛塔概况
　　我国历代佛教建筑，以寺院、佛塔为主体，虽然佛教中的石窟也属于寺院类型的一种建筑物[附注3]，但现在一般人所称的寺院大多系指木构寺院而言。因为石窟究有它一定的限制；不能普遍开凿，且表现在石窟上的主要为造像艺术而非建筑技巧，因此在佛教建筑上讲，石窟并不是主要的作品，而主要的却是寺与塔。尝考寺塔为外国的产物，何以在中国能普遍流行达一千八百余年之久，同时它是基于宗教信仰观念的建筑产物，而历代的劳动人民在寺塔建筑上付出了极大的技术与艺术智慧及劳动力，终究造成了中国建筑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此种不朽杰作的发展、壮大与衰退当有它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原因，这些以下都要谈到，兹先述寺塔的来源。
　　寺塔建筑之传入我国，系随佛教同时而来。虽然寺的一名，在汉代佛教未来以前已经有了，如说文称:“寺，官舍也”，汉书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后此官府，犹有太常寺、鸿胪寺之称。是当时的所谓寺，系指官署及宾馆而言，宾馆即为当时政府用作专门招待各国使节及外宾的所在，并非如佛教传来以后所建礼拜性质及供僧侣居住之用的寺。至于塔可分佛塔和墓塔二种，墓塔虽也有高层的，但并不多见。而佛塔一般均作高层，并且往往为寺院中的重要建筑物。
　　塔又称塔婆、兜婆、浮屠或浮图，盖均系从塔的印度名称窣堵波（Stupa）翻译而来的。普通民间则称它为宝塔，或迳称塔。又塔中每藏佛的舍利（佛的灵骨），故佛塔又往往称做舍利塔。不过舍利也泛指一切佛的发、爪、齿牙甚至指佛经、佛像也称舍利，所以舍利塔到了后来也不一定是埋藏佛骨，所有其他遗物也包括在内的。又考塔的原来意义实与一般坟墓、灵庙有同等性质，但因为由于佛教的关系，故兼含一种宗教上信仰礼拜的意味。查我国佛塔制度传自印度，故现略述印度佛塔的概况，以帮助我们研究中国寺塔建筑的参考。
　　佛塔纯系一种宗教产物，起源当在印度。惟考印度的塔也非佛教所独创，它的式样系从印度古代的吠陀时期坟墓演变而来，盖当印度诸王殁后，常建有复盆式的巨坟，其上并作种种装饰。佛陀在世时还保留着这种形式，但流行不广，形式亦无定制。迨至公元前五世纪初叶，佛灭后，佛塔建筑乃有标准的形式。当佛陀于拘尸那竭罗城外、沙罗林的双树下入灭，遗体火葬，四方弟子乃将佛舍利分为八处，建造舍利塔八座藏之。此外又用瓶盛装骨灰，别建佛塔两座，共得十座。当时的塔系建在佛寺的中央，信徒们环行礼赞，成为信仰之对象；故塔在寺中居于最崇高的地位，也是寺内唯一的主要建筑物。不过此项佛塔，今日究在何处，颇难考证。此后二百余年到孔雀王朝的第三世阿育王时，相传曾将藏佛舍利的塔八处掘开；把舍利分成八万四千枚，建造了同样多的佛塔分遣国内外；根据法苑珠林所载连我国也建有阿育王塔多处。此外诸书所载，不一其说。现存印度实物，则以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所建的山奇大塔为最古。其后佛教流传甚广，佛塔建筑也随处皆有，且其中不必一定要藏舍利，即经典亦可奉藏建塔；佛陀降生地、成道地等圣区固不必说，即其传说中的灵迹地等，在后世亦多建造佛塔，于是佛塔的性质始由实用（墓葬）一变而为纪念，作为宗教上的信仰对象，亦即成为佛教上的专用建筑物了。
　　印度现存最古的佛塔遗例，全为砖石造，其周围有玉垣天门。原始的塔型，其塔身有如复盆式的半球形，称复钵，规模不大；稍后则在半球形之下再起圆形的台基（亦有少数为保存目的，更在小塔之外另建一六塔罩于其上者）。上述之山奇大塔自下而上，由四部分组合而成，最下面为台基，台上置复钵，平面都是圆形，台基周围设有一级高的巡行道，连台的直径为120呎，塔身复钵的直径为100呎，地面至塔顶高为56呎，由此而上原已残毁，后经印度政府重新修复，它的式样与阿旃陀石窟内的石雕佛塔相似，即复钵之上为一种方形的宝匣（又称平头），乃系奉藏舍利的地方。再上建以刹竿上有相轮，也即印度人称的伞，它的用意在于遮蔽日光，建于塔上，表示崇高庄严的意味，其数目自一个至三、五、七、九不等。此种伞盖有用简单的木材造成，但也有与塔身同样用石造的，自后乃逐渐演变，以致失离伞形。
　　印度山奇大塔
　　印度中央地方的佛塔，大抵下面皆有圆筒形的台基，初时圆筒并不高，后来乃逐渐变高。宝匣以上的相轮式样，亦因塔而有不同，除层数不同外，有时并不只在中央四隅亦分出伞盖数个。在二世纪时，塔台乃多施以种种浮雕，幡幢佛像，次第出现。迨至六、七世纪时，佛像渐次变大而置于龛内，且相轮部分亦变成厚高。在阿旃陀石窟中，有些复钵上部比下部稍宽，而相轮数目自六世纪以后有增到十三层的，此二者传入印度北部之尼泊尔及我国西藏，便演变成了喇嘛塔的塔肚子和十三天。至于西北印度，佛塔的形式大别有二，其一为大形之塔，与中印度塔相差无几，半球形之下有圆形台基，更下有稍大的四角坛，在台与坛的侧面加以柱形等装饰，是其特点。其他之一种塔形也并无何等大的区别，不过宽度与高度之比，相差甚大，特显细挺，表面亦有柱形、龛、佛像等之浮雕，此种塔形，后来乃传流于中亚细亚一带。此外二世纪前半顷之迦腻色迦王曾建有雀离浮图，此塔今已不存，虽法显及玄奘等略有记载，但也各有出入；有谓中国重楼式的佛塔式样，即根据此塔，但未可深信。阿育王于纪元前三世纪时期亦曾建有佛陀伽耶大塔，塔在矩形之高台中央高九层，我国明成化九年（1473）北京所建之大正觉寺塔（俗称五塔寺塔）相传其式样即系仿照佛陀伽耶大塔而建造的。
　　三　中国佛教肇始时期中的建筑活动
　　汉代是我国佛教的肇始时期，寺塔的建筑制度是依照西域傅来之式样的。尝考我国第一座佛教建筑是白马寺，但是在文献记载上面，谓在汉代以前已有称塔的，如法苑珠林所述秦州（今甘肃天水县）麦积崖塔系周穆王所建，按穆王之时（公元前1001年）中国尚无佛教，则何来佛塔?建塔之说是属无稽。更谓阿育王曾于秦时在中国建有多数佛塔云云，亦不足信。虽然，塔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久即与寺同时出现，确是事实。不过汉代寺院采用西域制度，并且当时还限制汉人出家，故仅有西域僧人可以立寺都邑，因此寺塔建筑，尚未能得到发展于京都一带。但一方面当时有楚王英却崇信黄老之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按楚王英为汉明帝之弟，其所辖地，约跨今江苏、安徽、河南诸省，在淮河的南北。及永平十三年（70）英以罪废徙丹阳泾县（今南京西南，安徽辖境），赐汤沐邑五百，从英南徙者有数千人，佛教因之流布江南，而有汉末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之事发生，给后代寺塔建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三国志吴书刘繇传称: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是为江南造像立寺见于记载之始。按笮融死于献帝兴平二年（195），陶谦约于灵帝中平五年（188）为徐州刺史，献帝初平四年（193）为徐州牧。融之起佛寺，当在此时。盖其时江淮之间，叠经变乱，设酒饭，复力役，自能招致多人。而汉之末运，外戚宦官党锢之祸继起，社会不平等现象显著，人穷呼天，世乱敬鬼，是亦为封建社会中的自然现象，因此佛教始盛于汉末。
　　四　白马寺的建筑制度
　　白马寺相传是我国最早建造的一座佛寺，同时也建有塔。按寺以白马命名，传有二说。一依高僧传，谓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是则白马之名，出于印度的故事。一依洛阳伽蓝记，谓汉明帝遣使向西域求佛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初居鸿胪寺，遂取以寺名。在当时的京都洛阳城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创建此寺，以居僧人及供置经典、佛像之所，是为我国有佛教寺院之始。
　　传说白马寺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离开现在业已一千八百余年，虽经沧桑百变，但遗址仍得巍然独存（寺址在今河南洛阳城东二十余里，因为汉代的洛阳城在今洛阳之东）。其后于白马寺而建造的佛寺甚多，即以北魏一代而论，在洛阳营建的佛寺即达一千所以上，但现在无一北魏时代佛寺遗址存在。唯白马寺因为是我国寺院的鼻祖，历魏、晋、隋、唐而下千数百年不断地加以重建修葺，其遗址乃得保留到今日；惜遗址上的建筑已无法明了当初原寺的规模。根据日人研究结果，寺的式样，谓系仿照印度的祇园精舍，而日本的四天王寺则又系仿照中国的白马寺而建造，因此我们如以印度的祇园精舍和日本的四天王寺来研究，即亦不难可以窥见当日白马寺的大概形制了。
　　（1）祇园精舍　印度的祇园精舍，为最古世尊时代的建筑物，造于憍萨罗国的舍卫城；传为给孤独长者（即须达）等为释迦所建的黄金寺。寺共有二栋殿堂，其一广二丈五尺余，周围约四丈；其二一丈五尺，周围二丈余。殿的屋顶相传全用黄金板复盖，板厚八分许，其他的内处装饰等，亦尽用黄金造成云云。又传祗园为七层的伽蓝，规模极为庄严，计分十六大院，一院俱为六十房。又云有十二浮图、七十二讲堂、三千六百房舍、五百楼房云云。惜此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当我唐代玄奘法师游历该地时，已归荒废。
　　（2）四天王寺　日本大阪的的四天王寺，创建于推古天皇元年（593），即相当于我国的隋初。该寺式样以佛塔作为中心，佛塔之前为中门，中门前为南大门，佛塔之后为金堂，金堂后为讲堂；从中门起两旁有回廊至后面的讲堂止，故佛塔及金堂即包在此回廊所绕成的院子内。从整个平面来看，佛塔即位于南大门及讲堂间的中心点。此寺虽历经后世再建，但尚能表示出当初的规模形制[附注4]。
　　依照日本四天王寺的平面配置式样来推测，则我国汉代的白马寺，主要建筑亦为佛塔，旦塔亦必位于全寺的中央。盖此种寺以塔为重点的方式纯系摹自印度之伽蓝制度的。又洛阳伽蓝记称:“明帝崩，起祗洹於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按祗洹、浮图即佛塔一类的建筑物，当时曾建造在明帝显节陵上，此后民间亦多用之，则塔的建筑起于汉代，而白马寺的建塔，当亦为事实。不过现存白马寺的一座砖筑舍利塔，系建于金大定十五年（1175），不但位置相异，并且它的式样也完全不是汉时风格了。
　　当日塔的形制，据魏书释老志称:“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夫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据此可知白马寺塔的层数为采用奇数制。盖依照我国过去习惯，奇数代表阳，偶数代表阴，而欲使一地兴旺，必借塔的阳气，阴多则不利，故后世各地建造佛塔，绝大多数均竞尚奇数层塔。
　　日本四天王寺鸟瞰（未灾前）
　　白马寺尚有一事可述，即当时寺内富有园林之美，据洛阳伽蓝记所载，谓浮图前奈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柰林实重七斤，葡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云云。是其名贵可知，而寺内果木必甚伙，非若今日的仅有古柏数株，呈着荒凉之景。
　　本文重点系在讨论白马寺的始建制度，故兼论及印度佛塔概况，以明制度的来源，不过中国佛塔样式，到了汉末开始发生变化，根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中所载的塔式系“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的样式来看，则所谓铜槃九重，就是印度塔上面的刹，有相轮九重；重楼就是汉时随葬明器中常见一种被称为“望仙楼”或“捕鸟塔”一类平面方形的木构物，所以它的样式系以中国原有的重楼加上了印度的“刹”。所谓“刹”，最初是一个缩小的印度塔，中国译名作“窣堵波”或“塔婆”。塔顶上的刹，包括基座、复钵、相轮、宝珠各部分，故也可说完全是佛教上的一种象征物。
　　原注
　　（注一）当时印度人分为四级，第一级婆罗门，世掌宗教祭祀；第二级刹帝利，世掌军政民政；第三级吠舍，世业农工商，是为平民，皆阿利安族人。旧有土人列于第四级，称为首陀罗，世执贱役，是为奴隶。
　　（注二）参看高桑驹吉著“中国文化史”第三章佛教。
　　（注三）石窟也称石窟寺，故属寺院类型的一种建筑物。
　　（注四）参看石田茂作著“总说飞鸟时代寺院址之研究”第二章四天王寺式伽蓝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