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灵寺石窟概述
　　郑振铎
　　一
　　从新疆的高昌、库车，甘肃的敦煌、天水，大同的云岗，洛阳的龙门，太原的天龙山，峰峰矿区的南北响堂山，济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栖霞山，到义县的万佛堂，是一连串的石窟寺，点缀在我国境内的各个名胜地区，把我们的锦绣河山装饰得更为富丽弘伟。这些石窟寺都具有丰富的石雕像或塑像或壁画，它们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精英，是今日艺术家们所必须吸取，作为“推陈出新”的宝贵资料之一。我们看了这些造象，这些壁画，立刻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我们的先辈艺术家们是如何的在古老的艺术传统上勇敢地接受了外来的各种影响，而密切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崭新的风格，不朽的艺术性、人民性的优越作品。那样的结合，既不是生吞活剥地抄袭，更不是不相调和的异音杂奏。他们是那样高超的把外来的影响，水乳交融地融合在古老的传统的艺术之中，而另成为一种崭新的创作。
　　这个伟大的融合的创作时代，可以从公元后第四世纪算起，直到第十五世纪而未衰，足足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千多年，乃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不时的有新的创作出现，像走在山阴道上，好山好水，令人应接不暇。
　　中原一带，迭经兵燹，许多古老的寺庙、宫殿的壁上，有名的画家们所绘写的壁画，都已随着那些宫殿、寺庙的被毁而毁失了，永远不能再为我们所见到。我们今天读着唐人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见其中所载江陵、长安、洛阳等处寺观壁上六朝及唐代画家顾恺之、张僧繇、史道硕、展子虔、郑法士、杨契丹、尉迟乙僧、吴道元、张璪、毕宏、郑虔、王维、杨廷光、韩干、卢棱迦、边鸾、周昉、尹琳诸家所作的绘画，都已毁灭，不可追踪，不胜有名存物亡之感。幸而在荒山僻壤的地区，兵火所不及，风日所未剥蚀的，尚存若干壁，虽然不是有主名之作，但典型犹在，足可以征考当时壁画的作风。
　　雕像远较壁画及塑像为易于保存:一来是凿刻在巉崖石壁之间，不容易遭到人为的毁坏；二来是石质比较坚牢，也不像泥胎砖墙的易于倾圯。所以，就在中原地区许多寺庙的壁画都已泯灭无存，而云岗、龙门、栖霞的雕像还能巍然独存。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们的足迹，踏遍了中国。我们历劫仅存的许多石窟寺里的壁画、雕像、塑像，也成为他们的魔手所攫取的对象，多半被捆载而去，成了他们公私收藏者的辉煌的陈列品。新疆许多古寺壁画，已尽为他们剥窃而去；塑像也都被搬了走。云岗、龙门、天龙山的最精美的雕像，可挟而去的，便全躯运去，连石壁上的浮雕和弘伟的大雕像，也都千方百计地斫凿下来，一个头部，甚至一只手臂，也都成了他们掠夺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去那些石窟寺里，到处见到的是断头折臂的雕像。这摧残我国文物的卑劣行为，是令人愤疾万分的。
　　但是也有在他们足迹所不到的地方，便得幸免于劫。像最近我们所发现的甘肃省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和天水县的麦积山石窟，便是两个例子。
　　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知道的人很多，但从来没有做过仔细的勘查工作。今年，我们已派遣了一个勘查团去。这个团组织了十多个艺术家和美术史研究者，正在那里工作着。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则是一个新的发现，在许多记载上都没有它的名子。一九五二年秋天，我们曾组织了十多个艺术家到那里去勘查过。虽然这个勘查工作做的并不彻底——主要是受了物质条件和时间之限制，但也带回来不少的绘画和照片。现在把这些绘画和照片展览出来。就这一部分初步的收获看来，这个石窟寺是有其光荣的历史，并保存着很多相当高的艺术作品的
　　炳灵寺是一个比较近代的名称。在唐代，名为龙兴寺。在北宋的时代，称为灵岩寺。炳灵寺是藏语的音译，就是“十万佛”之意，也就是许多同义的“千佛洞”、“万佛峡”之意。
　　这个石窟，在古代的记载里是并不陌生的。早在第五世纪的书里，就有关于它的比较神异的记载了。
　　二
　　出永靖北门，渡黄河，登山，十余里至骆驼项。到达烟墩，再折而向南走,至盘坡。山势陡峻，径窄而且多砂砾，几乎不可以走。又十余里，乃望见小积石山。千峰攒涌，万壑争奇，似别有一境界。下山入谷，山峦益见峻秀，千奇百怪，都不是目所习见。又五里，至炳灵寺“上寺”，仅一唐龛，一洞。沿谷而行，越过山岗一道。进入大寺沟，站在山口高处，可望见大佛及石窟全景。下坡涉过小溪，出谷。循黄河北岸，沿山边行二三里，至“下寺”，是炳灵寺石窟的主要部分。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卷二，有一段记载:
　　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远望嵾嵾，若攒图之托霄上。其下层岩峭壁，举岸无阶。悬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炼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托栖焉。故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导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谓之唐述水。
　　这是炳灵寺石窟的最早的记载（约公元四八二年）。根据这个记载，好像悬崖之中，先有石室。以唐述、时亮二窟为最大。佛家凿龛造像，则是后来的事。“法苑珠林”卷五十三云:
　　晋初河州唐述谷，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凤林津，登长夷岭，南望名积石山，即禹贡导河之极地也。众峰竞出，各有异势，或如宝塔，或如层楼。松柏映岩，丹青饰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绮丽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凿山构室，接梁通水。绕寺华果蔬菜充满。今有僧住。南有石门滨于河上，镌石文曰:晋太始年之所立也。寺东谷中，有一天寺。穷探处所，略无定址，常闻钟声，又有异僧，故号谷名为唐述。羌云鬼也。所以古今诸人入积石者，每逢仙圣。行住恍忽，现寺现僧。东西岭上，出于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法苑珠林”编于公元六六八年，是唐高宗的时代。这时，凿龛雕像，已经很盛，故所载便以佛教的寺窟为主。
　　这最古的两则记载:虽夹杂些神异的传说，但还相当的翔实可靠。说到唐述、时亮二窟的情况，则未免有些近于夸大。假如“水经注”所提到的时亮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下寺”大佛像顶上的一个窟的话:则决不会有“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的。如果另有其他，则炳灵寺石窟一带，别无他窟其位置有那末高的。这个最高的石窟是我们勘查团的工作人员们所未曾勘查到的洞窟之一。所谓“藏古书五笥”的话如果可靠，则将来被发现的时候，一定会成为极重要的消息。杜甫“秦州杂诗”云，“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地”。古来也有“石匮藏书”的传说，见之绘画，传之木刻。究竟窟中有没有“藏古书五笥”、我们希望在组织第二次炳灵寺石窟勘查团时候，能弄个“水落石出”，有个分晓。
　　三
　　我们说这个炳灵寺石窟是“新发现”的。其实只是最近七八十年被人遗忘掉而已。在古代，这个石窟寺是一个很繁盛的宗教中心区之一。永靖这个地方，是一个冲要之地，也是一个交通要道，是军事的据点，也是商贾集中地之一。
　　永靖县属于甘肃临夏分区。临夏旧为河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黄河北流经临夏、永靖，入兰州境。漓水从临夏北流入永靖，入黄河。“禹贡”说，大禹“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这积石，当是炳灵寺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临洮府志云:“小积石山在河州西北，西临番界，两山如削，河流经其中。”清一统志云:“积石关，东去积石山五十里。明初于此置茶马司，为市易之处，有官军守戍”。今积石关有禹王庙，正与此传说相符合。
　　据我们初步勘查所得，发现了一块北魏延昌二年（公元五一三年）的摩崖刻石。其文云:“大代延昌二年几次癸已六月甲申朔十五日庚戌，太夏郡武阳部郡本国中政曹子元造窟一区，仰为皇帝陛下，群僚百官，士众人民，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六亲眷属，超生西方，妙乐回生，含生之类，普同福……”。这个曹子元所开凿的一个洞窟，西、南、北三壁均有造象，具有精美的魏造象的作风，显然是当时的原物。惟壁画则为明代重桧的。但这个曹子元窟，虽是今日所知的最古的有确实年号的一个洞窟，但未必便是第一个窟。可能在曹子元之前，即公元五一三年之前，已有人在那里开窟造像了。
　　此后，各代都有开窟凿龛之举，以唐代为最盛。就我们初步勘查所得，共有三十六个窟，八十八个龛，一共是一百二十四个窟龛。计:
　　魏:十个窟，两个龛，共十二个。
　　唐:二十一个窟，八十五个龛，共一百零六个。
　　明:五个窟，一个龛，共六个。
　　炳灵寺石窟，其洞窟的作风和云岗、龙门、敦煌不甚相殊。惟石壁上独多佛龛，这是很可注意的。这些佛龛，多作塔形，且塔形均是印度式的，在别处石窟寺是很少见到的。
　　在宋明二代，炳灵寺也还是很繁盛的。这可以从窟壁上有许多宋代的壁画和明代的重绘壁画上证明。宋代的河州，是一个军事重镇，防御着吐蕃和西夏的侵入。在明代也是一个军事据点。因之，炳灵寺也成为“功德主”常往瞻拜并供献佛像，重修洞窟的所在。元代巴思八喇嘛教盛行，炳灵寺之成为喇嘛寺院，当始于此时。清代康熙时，也曾加以重修。直到现在，主持的人还是喇嘛僧。
　　但炳灵寺石窟虽经历代加以重修，而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却是相当的大。这一带的山岩是红砂石，非常容易风化。凡曝露在风日之中的精美雕像，经历了若干年后往往线条模糊，神彩全失。我们发现的一个佛头，就几乎变成一块圆石，面目全模糊了。一尊唐雕的半截观音像，表层风化，一触即落，神彩也就立即消失了。对于曝露在天空风日之下的雕像触，是必须加以保护的。至于人为的破坏，虽然它没有被帝国主义者的魔手所摧残，但是经过了若干次兵燹，烧毁、破坏的情形也是很严重的。最近的七八十年，特别是同治十二年的一次战争，毁坏的程度特别严重，遭劫的遗迹还彰彰在目。像一个一丈多见方的唐窟（第九十二号窟），在同治时，因火药的爆炸，把好些精美的雕像都炸得断头折臂。有若干窟的壁画也被烟火烤熏得乌黑了。不过就现在的一百二十四个龛窟而论，破坏的情形还不算太厉害。和云岗、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诸石窟比较起来，仍可认为是相当完整的。
　　四
　　它从隐晦中重新放出光芒来，是在一九五一年秋天。甘肃省委孙作宝副书记和西北人民图书馆冯国瑞先生，因视察临夏分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到过炳灵寺，作了初步考察。冯先生作了一篇报告，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读者们很大的注意。中央文化部与西北文化部即决定派遣专家们，组织“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前往炳灵寺，作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这个勘察团在一九五二年九月间成立。由赵望云、吴作人、常书鸿三同志担任正副团长，团员有张仃、李可染、李瑞年、夏同光、萧淑芳诸教授和冯国瑞、范文藻、段化杰、孙儒僩诸同志，还有技工宝占彪，一共是十三人。九月十八日从兰州出发，同月二十九日返回兰州，一共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其中，一半的时间是消耗在道路上。实际的勘察工作，只有七天。在这七天里，由于工作同志们的努力，大致对炳灵寺石窟做了比较全面的和精确的勘察和了解。工作的条件是很差的。原有的栈道、飞桥都已毁坏了，许多洞窟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起初决定要重修栈道、飞桥，因为时间、材料等困难问题，都没有动手修建。他们就临时搭成了两架四丈多高的木梯，冒险攀登上去工作。有一次，一架高梯在移动中竟折断了，幸未伤人，有的同志攀登梯端拓刻石题字，有的同志，用绳子将自己的身子缚在梯上，探身出去摄影。其他同志们也都是紧张地热情地工作着，或临摹壁画，或摄影，或作素描。所有陈列在“炳灵寺石窟图片展览”里的许多美好的成绩，都是他们冒险而紧张地工作的结果。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恳挚的感谢!
　　深感余憾的是，因为飞桥栈道的来不及重建，那大佛顶上的“天桥洞”，即传说中的时亮窟，竟没法攀登上去，（高达十余丈!）使这个勘察的工作未能全面、未能彻底的完成。因之，这个展览所陈列的勘察的成绩，也还不是全面的。我们想，将来能再派遣一个勘察团到炳灵寺石窟去，把这个勘察工作彻底的全部的完成，并研究完善地保护的方法，七八十年来隐晦的被人遗忘了的炳灵寺石窟，在人民的手中，将会放射出更辉煌的光芒的。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