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时期建筑概况（组图）
　　社会与建筑概况
　　公元10世纪中期到13世纪末期，中国处在宋、辽、金、西夏多民族政权的并列时代。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从此中国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以南结束了战乱割据的局面。但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仍有少数民族建立的辽、西夏等政权与北宋政权并存，且时常发生战争。北宋中期，地处中国北部的女真族兴盛起来，于公元1115年建立金朝。十年后，金灭辽，十二年后又灭北宋。宋室南迁，建立南宋。这时又出现了南宋与金、西夏对峙的局面。西夏、金先后为蒙古军队所灭。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并于八年后的公元1279年灭南宋，中国再次统一。
　　宋代统治者重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北宋初期由于采取均赋税、兴水利、开垦荒地等措施，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随之形成商业较为发达的局面。宋代重视文化教育，提出以文为治国之本，促成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相继出现。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包括造纸术在内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欧洲。在社会思潮中，儒、道、佛三教合流，出现以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派别，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由于生产发展，技术进步，使建筑得到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是城市的发展，摆脱了里坊制的束缚，使得城市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繁华的商业街道，文化娱乐建筑“瓦子”随之产生，商品售卖活动从早市到夜市络绎不绝，都市生活一派繁荣景象。重视文化的国策使得文教建筑发展起来，全国各州县办起官学，同时私人创办的书院也从此开始发展。佛教中禅宗一派的兴盛使得宗教建筑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佛、道二教建筑随着思想上的互相融合而互相靠拢。宋代统治阶级追求享乐之风极盛，使得园林建筑兴盛起来。宋代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不仅数量超过前代，而且艺术风格更加细致、清新，诗情画意更为浓郁，意境创造更加自觉。
　　在建筑工程中新产生了一种结构体系，如以应县木塔为代表的木构高层筒体结构，成为现代筒体结构的先驱。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中国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法典《营造法式》，它所制定的法则反映出北宋建筑已具有较高的标准化、定型化水平。另外，在桥梁建造中采用的蛎房固基、浮运法等也是领先于世界的技术。这时期在建筑艺术方面，从群体组合到个体建筑，造型都有许多新的变化。群体不仅纵深加大，而且注意前导空间的处理和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个体建筑平面形式多样，屋顶组合穿插错落，立体轮廓丰富多彩。同时配以多种类型的彩画，多种手法的雕饰，多种造型的门窗装修，共同形成了柔和、工巧、秀丽的建筑风格。
　　辽代建筑风格与宋稍有不同，较多地继承唐风，金代建筑风格则更近宋代，它们与宋代共同创造了公元10～13世纪的中国建筑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出光辉的篇章。
　　北宋东京
　　东京创建于春秋时代（公元前770～476年），到唐代已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座州城，五代时期（907～960年）又曾成为地方政权的都城，称汴京。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对汴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开拓街坊，展宽道路，疏浚河道，加筑外城。北宋统一全国后，认为汴京城市建筑基础好，地理位置适中，便于利用南方物资，政治环境好，于是便定都在此，名为东京。自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开始，对东京进行了扩建和改建。
　　１．城市布局
　　东京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在皇城四周。最外为外城（亦称罗城），平面近方形，东墙长7660米，西墙长7590米，南墙长6990米，北墙长6940米。罗城东、西、南三面皆三门，北面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
　　
　　北宋东京平面示意图
　　２．城市道路与河流系统
　　全城道路从市中心通向各城门，主干道称为御路者有三条：一条从皇城南门至外城南门的南北向干道，宽200米，成为全城的主轴线；第二条为皇城南侧的东西向干道；第三条是在皇城东侧的南北向干道。此外，还有一些次要道路，组成不规则的道路网，反映了不受里坊约束的特点。
　　在东京，河道也成为城市的重要经济命脉，史称“四水贯都”。四水即指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在城墙外又各有护城河一道，四水通过护城河相互沟通，使得河道在城内作为运输通路非常方便，可将东南方粮食和物资运入城内。金水河通往宫殿区，供给宫廷园林用水。
　　３．城市结构
　　宋东京因袭五代旧城，从开始即没有封闭的里坊。以坊巷为骨架的宋东京，城市面貌颇具特色，有诸多变化。其一，主要街道成为繁华商业街，皇城正南的御路两旁有御廊，允许商人交易，州桥以东、以西和御街店铺林立，潘楼街也为繁华街区。其二，住宅与商店分段布置，如州桥以北为住宅，州桥以南为店铺。其三，有的街道住宅与商店混杂，如马行街。其四，集中的市与商业街并存，如大相国寺，被称为“瓦市”，其“中庭、两庑可容万人”，“每一交易，动计千万”。在一些街区还存在夜市，如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有许多酒楼、餐馆通宵营业。《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东京商业街的面貌。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出现了集中的娱乐场所——瓦子，由各种杂技、游艺表演的勾栏、茶楼、酒馆组成，全城有五六处。
　　
　　《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末，东京人口估计约有130～190万，可算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城市了。它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商业文化中心。东京的城市结构冲破了传统的里坊制，较多的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历史上都城布局的重要转折点，对以后的几代都城有较大的影响。
　　南宋临安
　　宋室南迁，于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称临安。临安原为地方政权吴越国（907～978年）的都城，由于其经济基础好，被选定为南宋都城，此后便扩建原有吴越宫殿，增建礼制坛庙，疏浚河湖，增辟道路，改善交通，发展商业、手工业，使之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至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前后共计一百三十八年。
　　
　　浙江杭州六和塔
　　１．城市布局
　　临安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城市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宫殿独占南部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而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成为全城繁华区域。御街南段为衙署区，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及文娱活动集中的“瓦子”，官府商业区则在御街南段东侧。遍布全城的商业、手工业在城中占有较大比重。居住区在城市中部，许多达官贵戚的府邸就设在御街旁商业街市的背后，官营手工业区及仓库区在城市北部。以国子监、太学、武学组成的文化区在靠近西湖西北角的钱塘门内。临安不仅将城市与优美的风景区相结合，而且还有许多园林点缀其间。
　　２．城市道路
　　临安以御街为主干道，御街从宫殿北门和宁门起至城北景灵宫止，全长约4500米。除此之外，还有四条与御街走向相似的南北向道路。东西向干道也有四条，都是东西城门之间的通道。还有次一级的街道若干条，均通向中部御街。全城因地制宜，形成大小不一的网格，道路方向多斜向，并以“坊”命名，这些正是里坊制崩溃的佐证。
　　３．城市河湖水系
　　城内河道有四条，其中盐桥河为主要运输河道，沿河两岸多闹市。城外有多条河流，与大运河相连。这些纵横相交的河和湖构成了一幅水运网，对临安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４．商业街市与手工业作坊
　　临安商肆遍及全城，“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梦粱录》），这正是御街的景象。这里属于中心综合商业区，其中有特殊商品的街市，如金、银交易，也有一般商品的市场。此外还有“瓦子”多处，其中包括了茶楼、酒店、演杂技的场所。临安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市北部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瓷器的官窑在城南凤凰山下，称内窑。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丝纺业多为亦工亦商的作坊，集中在御街中段官巷一带。御街中段的棚桥是临安最大的书市，刻版作坊就在棚桥附近。
　　辽南京与金中都
　　辽设立五京，以今北京为南京，史称辽南京。公元1122年辽南京被女真族攻占。公元1127年女真族打败北宋，建立金朝，到了公元1153年便迁都到辽南京，改名为中都城，史称金中都。
　　
　　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位置比较图
　　１．辽南京的总体布局
　　辽南京又称燕京、析津府，是在唐代幽州城基础上建设的城市。辽南京子城又称内城、皇城，位置偏于西南隅，与大城共用西门、南门。子城之中主要是宫殿区和皇家园林区，宫殿区的位置偏于子城东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墙以外。南为南端门，东为左掖门（后改称万春门），西为右掖门（后改称千秋门）。宫殿区东侧为南果园区，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
　　
　　辽南京（今北京）出土的条纹砖和陶瓦
　　2. 辽南京的街道与里坊
　　由于子城位置偏于西南，城中只有两条贯通全城的干道，一条是东西向干道，名檀州街，一条是南北向干道。另外两条干道则只能从城门通往子城而终止。除干道之外还有次一级道路。里坊区分布在子城周围，从文献中可以确定方位的有归厚、显中、棠阴、甘泉、时和、仙露、敬客、铜马、奉先等九坊。坊内的一些寺观一直留存到现在，如现在的法源寺即当时的悯忠寺，现在的天宁寺塔即是当时天王寺内之塔。
　　
　　现存的辽南京天宁寺塔
　　3．金中都的城市结构变化
　　金代迁都中都后，对中都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并修建皇城、宫城，形成了宫城居中的格局。随之城垣向东、西、南扩展成周长5328丈（约合17.8公里）的规模。城市近似方形，据《金图经》记载，“都城之门十二，每向分三门，一正两偏，……共十二门”。金代后期在城东北角又增建一座城门，为皇帝赴东北郊离宫琼华岛大宁宫之用。
　　中都城每边三门对偶布置，每两座相对的城门之间设有街道，但贯通全城的只有三条，一条是在檀州街基础上向东西延伸而成，另一条在檀州街以南，第三条是南北向大街，是在辽南京大街的基础上向南延伸而成。另外六条街道均自城门通到皇城区终止。
　　城市结构的另一个变化是从里坊制向坊巷制的转变，据文献记载，中都城有六十二坊，除了一部分继承辽代旧有的坊之外，有的将一坊分成两坊。一些街、巷可在坊内通过，小巷也可直通大街，并出现以古迹命名的若干街道，这些正是里坊制崩溃的表现。当时，这里商业已相当繁荣，檀州街便是商业活动的中心，成为南方与东北进行贸易的市场。金中都时期除檀州街市场以外，又出现了城南东开阳坊新辟的市场。
　　4. 金中都的规划特点
　　金中都的规划特点主要有三点：
　　第一，宫城位置居中。据《金史·世宗本纪》称，仁政殿辽时所建，为宫殿正衙，因辽旧位置未变，但规模是仿宋汴京宫室制度，从而引起城市的扩展，不仅为新筑宫殿提供广阔的地域条件，而且在位置上使其大体居于城市的中部。
　　第二，向《考工记》的规划思想靠拢。中都皇城之内、宫城之外布置行政机构及皇家宫苑。皇城南部一区从宣阳门到宫城大门应天门之间，以当中御道分界，东侧为太庙、球场、来宁馆，西侧为尚书省、六部机关、会同馆等。这种安排是仿汴梁的布局，如左侧设太庙，右侧设政府官署、监察机关，明确地向中国传统都城中“左祖右社”的布局靠近了。
　　第三，城内增建礼制建筑，如祭祀天、地、风、雨、日、月的郊天坛、风师坛、雨师坛、朝日坛、夕月坛等。
　　平江府
　　平江是苏州的前身，位于富饶的江南平原地区，扼南北交通要道，南宋时代为地区性的行政中心，手工业、商业繁荣。现存《平江图》碑，记载了当时该城的平面布局。城市为长方形，南北长4公里，东西宽3公里多，城墙上开有五门，是一座水网城市，设有水、陆两套交通系统。城内有大河，南北四条，东西三条，它们都与城市干道平行。另外还有一些小河、小街，共同构成城市的交通网络。商店、住宅多为前街后河，水陆交通方便。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既可作为防卫之用，又是水运交通线。
　　
　　《平江图》碑拓片。平江府即苏州，该图记载了苏州当时的平面布局和城市设施
　　港口商贸城市
　　唐中叶以后，西去的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人们便向海上寻求另一通路，“海上丝绸之路”便成为当时的主要对外贸易渠道。随之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广州、泉州、明州便迅速发展起来。这几个城市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
　　三座城市冲破了传统里坊制的模式，朝着适应经济发展的自由形式发展，如泉州，扩展成不规则的多边形，面积为10平方公里。广州修缮扩建十余次，前后曾筑有中、东、西三城，直到明初才把三城合而为一，并向北、向东扩展。
　　三座城市均有方便的陆路或水路交通系统通往城外的河码头或海码头，例如泉州道路骨架为两个十字街，顶十字街从唐代州治时期的十字街向四方自由延伸至新开的几座城门，中十字街在城的南部，是宋代发展起来的。明州全城河网密布，有三江六塘河，从子城前通过的东西向干道贯穿全城，干道两侧街巷如叶脉状分布，并多与河网平行。
　　三座城市中均有较多的手工业作坊区和繁华的商业街区，并设有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事宜。广州在南宋时期与五十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泉州是货物转运港口。随之而来的是城内建有“蕃坊”作为外国商人、传教士的集中居住地，泉州外国人最多时超过万人。泉州的蕃坊设在城南，在坊内始建于北宋时期的清净寺便是为满足阿拉伯人的宗教活动而建造的一座伊斯兰教寺院。广州外国人数更多，早在公元787年就曾有十二万人之多，蕃坊内曾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怀圣寺，寺内的光塔一直留存至今。
　　寺院建筑布局
　　以塔为主体的寺院：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出现的这种寺院布局，一直流传到公元10世纪以后的一些辽代寺院，例如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佛宫寺，便是以释迦塔为主体的寺院，塔内塑佛像，塔后建佛殿。建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的内蒙古庆州白塔，虽现仅存一塔，当年也是一座寺院，塔后有佛殿。建于辽清宁三年（1057年）的锦州大广济寺，以一座砖塔为寺院主体，塔的前后均有殿宇。另据《全辽文》卷十所载，大昊天寺在九间佛殿与法堂之间添建了一座木塔，说明当时在辽代统治区更能接受以塔为主体的早期佛寺之模式。
　　
　　山西应县佛宫寺,寺内有塔，塔前为山门，塔后为佛殿
　　
　　辽代庆州白塔,在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辽庆州古城遗址内
　　以阁为主体，阁在前，殿在后：这类寺院可以蓟县独乐寺为代表。该寺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但独乐寺的辽代建筑只存山门、观音阁。辽代佛寺原貌如何，不得而知，幸好辽代奉国寺也属此类寺院。据金、元碑记等文献资料，辽代的奉国寺有七佛殿九间，后法堂、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圣贤洞一百二十间（即围廊），伽蓝堂一座，前山门五间以及斋堂、僧房、方丈、厨房等。对照寺址现状，可知其原在山门内有观音阁，阁后为七佛殿、后法堂。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阁高23米，共使用24种斗拱
　　前殿后阁：将高阁放在殿后的布局见于宋代寺院，例如河北正定隆兴寺。寺院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大觉六师殿、摩尼殿、大悲阁及阁前的转轮殿和慈氏阁及阁后建筑。该寺始建于隋，北宋初重建寺内主要建筑大悲阁（现已非原物），并于其北拆却九间讲堂。现存寺内主要佛殿建筑摩尼殿，建于宋皇四年（1052年），慈氏阁、转轮藏也皆为宋代建筑，而大觉六师殿原建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后遭毁，山门建于金代（1115～1234年）。整个寺院纵深展开，殿宇重重，高潮迭起。院落空间时宽时窄，随建筑错落而变幻。佛香阁与周围的转轮藏、慈氏阁所形成的空间，成为整组寺院建筑群的高潮，具极强的感染力。类似的例子还有东京大相国寺，也是寺院最后为资圣阁，并且有文殊、普贤两阁在前，与其形成三阁对峙局面。
　　
　　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阁、慈氏阁和大悲阁等建筑，形成中轴线对称格局
　　以佛殿为主体，殿前置两阁：这类寺院可以山西大同善化寺为代表。善化寺中轴线的建筑有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前左有文殊阁，前右有普贤阁，以及周围回廊。文殊阁及回廊现已无存，但寺院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布局仍清晰可见。始建于辽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也采用过这类布局，据金大定二年(1162年)《重修薄伽教藏记》记载，华严寺在金天眷三年“仍其旧址而时建九间、五间之殿；又构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山门、朵殿”。另据《大同县志》卷五所称，华严寺“旧有南北阁”。 这些记载均可证明华严寺曾采用“两阁夹一殿”的建筑形式。在辽南京大昊天寺也是“中广殿而崛起……傍层楼而对峙”的格局，因此这种布局是辽代寺院的典型形式。
　　七堂伽蓝式：据《安斋随笔》后编十四所载，禅宗佛寺有七堂。南宋时期，五山十刹为代表的禅宗寺院，多受七堂伽蓝制的影响。日本京都东福寺所藏《大宋诸山图》大约绘于南宋淳 七年至宝 四年（1247～1256年），记载了南宋时期灵隐寺、天童寺、万年寺的平面草图，从这几张图可知当时禅宗寺院布局的一些特点。这几座寺院都以一组沿中轴线布置的建筑群为主体，两侧布置若干附属建筑。例如灵隐寺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坐禅室等，而在佛殿的东西两侧出现了库院与僧堂，正是所谓“山门朝佛殿，库院对僧堂”的格局。天童寺、万年寺也都在中轴线上设有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而佛殿两侧是僧堂对库院。这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礼仪性建筑，中轴两侧则更多的是僧人日常活动的建筑。本来僧舍散处在主体建筑之外，而这时建起僧堂，置于佛殿近旁，并与库院相对，提高了僧堂在建筑群中的地位。
　　佛寺中的个体建筑
　　山门：山门的形式多样，小型的如三开间的门屋，见于独乐寺、善化寺等。大型的常作成楼阁形式，可以与宫殿大门媲美，例如东京大相国寺山门、宁波天童寺山门，都是七开间、三层楼。
　　寺内的楼阁：寺内楼阁根据其使用情况而位置不同，随之规模也不相同。最小的是处于主轴线两侧的楼阁，如现存的善化寺普贤阁，两明层一暗层，单檐九脊顶，带平座、腰檐，开间仅三间。正定隆兴寺慈氏阁、转轮藏也不过是大三间的楼阁。但在中轴线上的楼阁就要高大得多，如辽宁义县奉国寺的正观音阁七间。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则面宽七间，进深五间，并前出抱厦五间，阁内现存佛像高21.3米，像下须弥座高2.35米，估计当年阁高约在37米左右，起码应为一座四层楼阁。这类楼阁现存实物只有独乐寺观音阁，这座楼阁在宋、辽、金时代虽不是最大的，但以其较科学的结构体系而延千年寿命，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建筑之一。
　　
　　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建于金贞元二年（1154年）
　　僧堂：在南宋大寺院中，僧堂位置日益显赫，且体量加大，这不仅为了容纳更多的僧人，而且是禅宗一派的特色。例如浙江余杭径山寺在绍兴十年（1140年）曾建千僧阁，浙江县天童寺在绍兴二年至四年（1132～1134年）建大僧堂。堂中有佛像，僧人睡长连床，同时也是僧人坐禅的场所。元代以后，这种大僧堂屡遭火灾，到了明代便分化成禅堂、斋堂、僧寮了。大僧堂应属南宋时期大寺建筑的特殊类型。
　　罗汉院：宋、辽寺院中常有五百罗汉置于山门或楼阁之上。然而，宋代的净慈寺却不同，椐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载，熙宁五年（1072年）该寺是以大佛殿和五百罗汉院为主体的一座寺院，罗汉院内有二石塔，高三丈许，九层，每重雕造五百罗汉，塔置于重阁之内。
　　回廊：这一时期寺院中，主体部分的殿宇周围，多有回廊环绕，如文献所记大奉国寺有“四圣贤洞一百二十间”，东京大相国寺主院四面有廊约三百间，余杭径山寺也是“宝殿中峙”，“长廊楼观”。在寺院遗址中，善化寺回廊基址清晰。在回廊中多绘有佛教故事壁画。
　　道教建筑
　　宋代帝王对道教大力提倡，曾导演出“神仙下降，有天书颁赐”，是“圣祖降灵”的戏剧性一幕。宋真宗曾举行帝王迎天书活动，诏“天下并建天庆观”。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建立迎接天神的“迎真馆”，再次掀起兴建道观的热潮。南宋时期建设道观的活动一如既往，在一百多年中，仅杭州一地便建了三十多处道观。金代在民间道教有所流传，西夏统治者也对道教实行保护政策。
　　一般道教宫观的建筑有祭奉的神殿、信徒修真的斋馆、藏经的殿阁、宣讲的法堂、客室、园林等。当时著名的道观有河南嵩山的崇福宫，临安大涤山的宗阳宫（1021年改名洞霄宫）。它们都是山岳道观，选择溪流、山洞、水池、山崖的环境，并作出长长的前导空间，如洞霄宫至山门有十八里林路。另一类属城市型道观如当时东京、临安所建的一批道观，至今留下来的有泰山的碧霞祠，江西贵溪上清镇的天师府，山西晋城玉皇庙，西安东岳庙，山东蓬莱阁等十多座。目前道观中有宋代建筑遗存者仅有三处，即苏州玄妙观三清殿，莆田玄妙观三清殿，四川江油窦山云岩寺飞天藏殿及飞天殿。
　　学校与市肆建筑
　　一、学校
　　宋代的学校有两大类，一为官办的学校，自上而下有太学、府学、县学；另一为私人办的学校，如书院、家塾、舍馆、书会等。
　　官办的学校建筑包含有以下几个部分：祭奠先师先圣的庙、存放皇帝诏书的阁、讲堂、学校办公室、生员斋舍、射圃（练习射箭及学生体育锻炼的场地）。从总体布局看，庙与学校两者有前庙后学的，有庙学左右并列的。《景定建康志》所载《建康府学图》，记录了府学建置的情况，属前庙后学型。建康府学即今南京夫子庙的前身，始建于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后毁于兵火，至绍兴五年（1135年）重建，为屋一百二十五间。建康府学建筑群空间序列丰富，最南为半璧池，池北为棂星门，门内共四进院落，中轴线上布置有仪门、大成殿、明德堂、御书阁等建筑。自明德堂以后即学宫，御书阁上层为藏书之用，下层为师生集合讲论之处。生员斋舍置于大成殿东西两侧，教授厅在西围墙外，其后为射圃。
　　书院是著名学者培养人材的处所，最早的书院始于南唐升元四年（940年）所建的江西庐山白鹿洞学馆。北宋便有了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睢阳书院（在河南商丘）。南宋时，书院数目大增，形成各种学派。不少书院建在风景优美的山林环境之中，惜其建筑未能保存下来。《景定建康志》所载《明道书院图》是城市中的一座书院，由两组工字形厅堂组成，前部一组“春风堂”是讲堂兼藏书楼，后面一组“主敬堂”为师生聚会场所，其两侧有办公、起居等附属用房。纪念书院创办人程明道的祠堂放在春风堂前部，另有荷池、蔬圃穿插其间。
　　二、市肆
　　宋代城市破除了里坊制的约束，使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街道、商业店铺鳞次栉比。有的按行业集中，有的以经营某一特殊商品著称。就建筑形式而论，所有店面都是以门窗朝向街道。当时最有特色的是餐饮业店铺，宋东京较大的酒楼有七十二家之多，小酒店不计其数，其中最大的一家名矾楼。此酒楼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重修，三层，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
　　《东京梦华录》记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采楼欢门，……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当时的酒店有所谓“宅子酒店”与“花园酒店”之分：前者为旧住宅改建而成，不但临街设店，还有庭院，庭院中“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著”；后者酒店庭院就是一座园林，如东京宴宾楼，即设有亭榭、池塘、画舫、秋千，供顾客玩赏。酒店外观在街道上不仅以楼高层多令人注目，而且门前常设有高大彩楼（用木架子搭成，上系有彩绸装饰）。有的门前有红色杈子（一种木栅栏），有的挂着带粉红色边的帘子，还有的挂着金红纱栀子灯（一种形式如栀子花的灯），装修非常漂亮。《清明上河图》画出了当时大酒店的形象。
　　南宋临安，除酒店之外，茶肆众多。茶肆建筑不似酒楼那样格调清雅，但内部以名人字画为装饰，门前摆放四时花卉。
　　一般商店中以丝绸店和药店更有特色，丝绸店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药店是高门显赫，正门大屋达七间之多。从《清明上河图》中也可看到彩帛店、药店，它们不但临街设店，且有后院作为手工作坊。
　　宋代桥梁
　　宋代在桥梁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这时出现了中外闻名的洛阳桥、五里桥、湘子桥、汴梁虹桥、绍兴八字桥等。此外，金代的卢沟桥也是可与这些宋桥媲美的。
　　宋造桥数量极大，就结构类型来看，有梁桥和拱桥两大类。梁桥中有竹、木梁桥与石梁桥之分，拱桥中有竹、木、石多种材料所造的拱桥。拱的形状有圆形拱、折边拱、敞肩拱等多种，但能长久留存的当然要数石梁桥和石拱桥了。此外还有浮桥、索桥等少量特殊类型的桥。
　　一、洛阳桥
　　这座桥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东北10公里的洛阳江上，旧名万安渡，故又称万安桥，宋皇佑五年（1053年）至嘉佑四年（1059年）建，历时六年完成。全长540米，桥宽7米，为一座巨石砌成的梁桥。由于该桥所处地段濒临洛阳江入海口，潮水涨落造成的水头冲击力很大，靠石块自重来达到桥墩的稳定是非常困难的。这座桥采用植蛎固基的作法，先在江底沿桥中线抛石块，建造筏形基础，植入牡蛎，通过牡蛎无孔不入的繁殖，把分散的石块胶固成整体，以作为桥的基础，然后在稳固的基础上再用大石块砌出四十六座桥墩，上放巨大石梁，然后铺石板。石梁自重很大，不易搬运，利用海潮水位涨落的环境特点，采用浮运架桥。
　　二、安平桥
　　这是一座中国古代最长的桥，长810丈（2500米），又称五里桥，位于福建晋江的安海镇，建于绍兴八年至二十一年（1138～1151年），历时十三年，也是一座梁式石桥。这里原为海湾，河面宽广。桥下采用筏形基础，桥墩用条石垒砌，石材纵、横分层排列，形状有长方形、船形，桥面用巨大石梁拼成。后世由于飓风、海潮、地震等袭击，曾有六次修理，桥长也因自然淤积而缩短成为2070米。
　　
　　福建晋江安平石桥，跨于晋江、南安二县交界的海湾上
　　三、湘子桥
　　湘子桥又称广济桥，建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城东恶溪上。由于中流激湍，不可为墩，故建成一座由梁桥与浮桥相结合的组合型桥，全长518.13米，东西两端为梁桥，中间为浮桥，以船相连，当年曾将十八只木船用钢缆联成整体，船上铺木板为桥面。此桥在古代创造性地解决了急流险滩处的交通问题，在当时是创举。现该浮桥已易为三孔钢筋混凝土桥。
　　四、卢沟桥
　　此桥位于北京市西南13公里处的永定河上，是一座多孔连拱石桥，建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桥长265米，宽8米，桥高约10米，共十二孔。桥墩迎水面为尖形，以分散水的冲击力，后部为方形，墩下地质为冲积砂卵石，因之打短木桩以加固。该桥不仅结构坚实，还以栏板、望柱的石狮雕刻精美、数量众多而著称。这座至今已达八百多年的古桥，虽在清代有过几次小的修理，但仍较好的保存了原物。此桥曾经通过重达429吨的平板运输车，屹然如常，显示了惊人的承载能力。
　　
　　北京芦沟桥。望柱上雕有大小狮子485只，神态各异
　　《营造法式》与李诫
　　《营造法式》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刊的一部建筑典籍，是一部由官方向全国发行的建筑法规性质的专书。全书内容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将北宋以前的经史群书中有关建筑工程技术方面的史料加以整理，汇编成“总释”两卷。
　　第二部分，按照建筑行业中的不同工种分门别类，编制成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即“各作制度”共十三卷。其中包括：大木作制度，即有关建筑物结构技术、构造作法的制度；小木作制度，即有关建筑物的门、窗、栏杆、龛、橱等精细木工的型制及构造作法的制度；石作制度，即有关建筑中石构件的使用及加工制度，石雕的题材及技法；壕寨制度，即有关房屋地基处理及筑城、筑墙、测量、放线等方面的制度；彩画作制度，即有关建筑上绘制彩画的格式，使用的颜料及操作方法的制度；雕作制度，即有关木雕的题材、技法等方面的制度；旋作制度，即有关建筑上使用的旋工制品的规格及加工技术的制度；锯作制度，即有关木质材料切割的规矩及节约木料的制度；竹作制度，即有关建筑中使用竹编制品的规格及加工技术的制度；瓦作制度，即有关瓦的规格及使用制度； 砖作制度，即有关砖的规格及使用制度；泥作制度，即有关垒墙及抹灰的制度；窑作制度，即有关烧制砖瓦的技法。
　　第三部分，总结编制出各工种的用工及用料定额标准，共十五卷。
　　第四部分，结合各作制度绘图一百九十三幅，共六卷。
　　《营造法式》产生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之下，目的乃是为了加强对官办建筑行业的管理，于绍圣四年（1097年）命李诫编修。
　　李诫于元符三年（1100年）完成编修，崇宁二年（1103年）经过皇帝批准刊印，敕令公诸于世。
　　
　　《营造法式》的文字部分和图解部分
　　《营造法式》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整个建筑行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北宋建筑的技术、科学、艺术风格，还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建筑业劳动组合、生产力水平等多方面的状况。其编纂宗旨和成书过程有以下特点：
　　第一点，以“参阅旧章，稽参众智”为编书基础。这里所谓“参阅旧章”是指古典文献中有关土木建筑方面的史料，李诫共查得二百八十三条，在法式书中占百分之八。“稽参众智”是指李诫向各行业的工匠调查，收集每个行业中世代相传的口诀经验，并将其整理，总结出各行业的技术制度和管理制度，这方面共计三千二百七十二条，在全书中占百分之九十二。
　　第二点，以建筑的标准化、定型化为编辑各作制度的指导方针。例如，对于结构构件采用材分模数制，以对门窗装修时控制构件的比例。对于砖、瓦等构件则制定出与主体结构相匹配的系列定型制品。对于彩画、雕刻等艺术性较强的工种，则对当时流行的式样、风格加以归纳和整理，并指出其特征和变化规律。
　　第三点，绘制大量工程图样，用以说明制度。《营造法式》以六卷的篇幅，绘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套建筑工程图。图样的内容包括有：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即书中所谓的地盘图、正样图、侧样图；构架节点大样图，如一组组斗拱图；构件单体图，如梁、柱乃至一只拱、一个斗的图样；门、窗、栏杆大样图；佛龛、藏经橱图；彩画及雕刻纹样图；测量仪器图。
　　图样的绘制方法有正投影，也有近似的轴侧图，它使许多失传的技术，不见经传的作法被记录下来，成为人们认识宋代建筑，读懂《营造法式》不可缺少的钥匙。
　　李诫，字明仲，管城（今河南郑州）人，出身于官吏世家。生年不详，卒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二月。元七年（1092年），他进入将作监任职，直到逝世前的两年离职。李诫的官场生涯，有十七年在将作监，从最下层的官员升到将作监的总负责人，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贡献于将作。
　　《营造法式》在南宋和元代均被重刊，明代还被用于当时的建筑工程，可称之为中国古代建筑行业的权威性巨著。
　　大木结构
　　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建筑匠师对木结构受力情况的认识已达到一定的科学水平，还注意到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利用结构构件本身作艺术加工，便利建筑的美蕴藏在建筑结构之中，没有去做更多的附加装饰。
　　１．结构类型与体系
　　殿堂型抬梁式水平分层体系：主要用于大型殿堂类建筑，其结构由四个水平层组成，即：屋顶梁架层、斗拱层、柱所组成的空间层、阶基层。由于构架中内柱与外柱同高，在柱头上的斗拱层之中出现了由木方子组成的封闭的方格形木框。如正定隆兴寺摩尼殿的作法。
　　
　　宋《营造法式》殿堂大木作制度示意图
　　厅堂型抬梁式内柱升高体系：由于内外柱不同高，仅在外柱柱头上的斗拱层中出现环绕建筑物一圈的环形木框， 内外柱间以短梁相连系。如宁波保国寺大殿的作法。
　　
　　宋《营造法式》殿堂大木作制度示意图
　　混合型：内外柱不同高，但内外柱柱头的斗拱形成了上、下两层环形木框。如辽宁义县的奉国寺大殿的作法。
　　空间结构： 木塔使用的筒体结构或楼阁使用的多层环状构架，在构架中出现斜撑，使构架整体性加强，构成了“空间型”的结构。如应县佛宫寺木塔、独乐寺观音阁的作法。
　　２．木构模数制
　　这一时期使用斗拱的建筑，皆以斗拱中拱、枋的断面为模数，用以控制建筑中的结构构件尺寸，《营造法式》称之为用材制度。除了材之外，还有一个辅助模数，称为“契”。“材”是一种双向模数，材的高度为十五份，宽十份，高六份，宽四份，共有八个等级。一座建筑选用某一等材为模数，不仅用这个等级的材的尺寸来作斗拱，而且还以它来确定梁、柱等结构构件的大小。
　　在以斗拱为节点的中国木构建筑体系中，通过用材的统一而使建筑节点达到标准化。另外，把材分成八个等级具有选择合适的建筑尺度的意义。从建筑群组来看，它可以用选择不同等级的材，来表现建筑群中的主次关系。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伦理性文化为特点的国家，要求在建筑群中个体建筑有不同尺度的配置关系，得到了很好的满足。
　　３．斗拱
　　在木构建筑中，以斗拱为梁柱交接的节点，随着使用部位的不同，斗拱的功能有所不同。斗拱可分为若干种不同类型，但就其组合基本形式而言，可分为三大类，即：“卷头造”，以各种斗和拱组合而成；“下昂造”，以各种斗和拱以及“下昂”组合而成；“上昂造”，以各种斗和拱以及“上昂”组合而成。这三种斗拱每种又有“重拱造”与“单拱造”，“偷心造”与“计心造”的差别。
　　在一般情况下，一幢建筑，用于外檐的斗拱多采用下昂造，用于楼阁上的平座（挑台）之下的多用卷头造或上昂造。
　　建筑物柱头上的斗拱称为“柱头铺作”，在两组柱头斗拱之间还布置有一朵或两朵斗拱，称为“补间铺作”。这一时期改变了唐代减化补间铺作的作法，用以改善铺作层的受力状况，并将补间铺作增多，这样可减少柱头铺作下昂后尾的剪刀破坏趋势。
　　在利用斗和拱组合成一朵朵斗拱时，偷心造斗拱只有出跳拱，而无横向拱。计心造斗拱则是出跳拱与横拱并存。偷心造斗拱表现了很强的功能作用——悬挑，而计心造斗拱则利用横拱上的素枋，将各组斗拱连成整体，从而产生了铺作层。这一时期处在从偷心造向计心造的转化阶段。
　　
　　几种不同时代的斗拱：唐、五代（上）、宋、辽（中）、金、元（下）。
　　４．建筑平面与立面
　　这一时期遗存的建筑的平面大多为近方形或长方形，少数有正八边形、十字形、Ｔ字形。在宋画中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建筑平面，如《滕王阁图》、《岳阳楼图》所画的楼阁建筑。建筑立面由屋顶、斗拱、柱子、阶基等部分组成。阶基的高度一般定为五材高，大约为0.8～1.5米范围。建筑中的柱高与总高（除阶基以外）之比，在1:2至1:2.7的范围内。屋顶和斗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屋顶的总高度取决于房屋进深的大小。这一时期，殿堂型建筑屋顶总高为前后支点间总距离的三分之一左右，厅堂类为四分之一左右。屋顶形式有四阿顶、九脊顶、两坡顶。实际运用中出现了将这几种屋顶组合成更复杂的形式，例如滕王阁、黄鹤楼。就屋顶轮廓来看，它们都是优美而富有弹性的一条条曲线，再加上深远的出檐，配上曲线轮廓的月梁和梭柱，便形成了宋代建筑的纤秀、柔和的风格。
　　从立面处理上看，建筑的柱子多带有侧脚（柱头向内微微倾斜）和生起（建筑从中央的柱子到角柱逐渐增高）。它们不但可与屋顶的曲线轮廓相协调，而且可产生一种向建筑物中心挤压的力量，使整幢建筑的榫卯结合得更紧密。
　　建筑立面开间划分，有的各间相等，有的把心间放宽，还有的是各间尺寸不等，心间最宽，而其他各间逐渐递减。但无论哪一种，都要求柱高不超过开间宽度，或相当心间宽度。
　　木装修
　　宋、辽、金时期是木装修长足发展的时期，首先表现在装修品类的增加，同时装修作工的精巧程度也大大提高。木雕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装修部件当中，构件表面的修饰增多。同时各种构件组合拼接的榫卯复杂、多样。
　　当时建筑中主要的装修有以下几类：
　　1. 门
　　版门：以木板拼接成的大门，广泛用作建筑乃至城镇的大门。既可安装在建筑物的一开间中，也可作为一幢独立的建筑出现在建筑群中，如独乐寺山门，当为现存最古的“门殿”。
　　乌头门：是一座安装在围墙上的大门，为了使门与墙固定，需利用两根深埋地下的冲天柱来安装门扇，门扇上部为空棂条，下部为木板。
　　格子门：门扇上带有透空格子，是当时殿堂中较为讲究的一种门。空格有毯文、方格、斜方格等花样。现存河北省涞源辽代阁院寺文殊殿和金代山西省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均保留了当时的格子门作法，但其花格与前述三种有所不同。另外，山西侯马、稷山金墓中的砖雕仿木格子门的花格纹样更为复杂，反映了宋金时代木装修的不断发展。格子门门扇下部的木板多带雕饰，在墓葬中的仿木格子门上，这种雕饰比比皆是。
　　
　　河北涞源阁愿寺大殿中的格子门
　　
　　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的格子门
　　２．窗
　　除唐代常见的直棂窗外，《营造法式》记载了闪电窗、水纹窗，这几类窗都在继续使用，但都是不能开启的。这时期新流行能开启的“栏槛钩窗”，它功能实用，能开能合，做工讲究，形式美观。宋画《雪霁江行图》中就有这类窗。
　　３．天花
　　这时期的天花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平棋、平 、藻井。现存实物最有代表性的是宁波保国寺大殿的斗八藻井、平棋、平 山、山西应县净土寺大殿的平棋、藻井。它们准确反映了北宋与金代在装修风格和技巧上的不同，前者较为粗犷，后者追求精细，这正是装修由粗向精发展的轨迹。
　　
　　山西应县净土寺大雄宝殿的藻井
　　
　　净土寺大雄宝殿的木制佛龛
　　
　　净土寺大雄宝殿的一角
　　４．特殊的宗教建筑装修
　　寺院殿堂中，用以藏经的壁橱和可转动的经橱以及佛龛之类，是这时期建筑装修的重点部分之一，它们都是以建筑模型的尺度出现在殿堂室内的。这类装修现存的有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重楼式壁藏，山西晋城二仙观的“天宫壁藏”佛道帐，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四川江油云岩寺飞天藏等。
　　
　　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顶部的木装饰
　　砖石结构
　　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形式丰富，结构多样，构造作法进步。从平面看，有方形、六边形、八边形，北宋中期以后，以八边形为主。从外观看，有密檐式、楼阁式、花束式等不同类型。在密檐式塔中出现了八角形密檐塔。在楼阁式塔中，一种是塔身用砖造，外围的平座及腰檐用木构，另一种是全部用砖或石砌筑，而形式完全仿木构，第三种是简化的仿木楼阁式塔。花束式塔则完全不同于以上类型，与历史上的塔没有继承发展关系，为新出现的一种形式，它的上半部外作花束式，下半部仍为塔室形。
　　在楼阁式塔中，内部结构有些仍用旧法，只有外壁一环，但更多的塔采用新的结构形式。
　　1. 带中心柱墩筒体结构
　　这种塔，中心为柱墩，四周为砖砌筒壁，两者间以砖叠涩或斗拱出挑相连构成一层层楼板，同时在塔壁之外挑出平座，供登塔者观览。塔内楼梯作旋心式或穿心式。前者如泉州开元寺仁寿塔，后者如河北定州开元寺料敌塔。
　　
　　河北定州料敵塔。塔高84米，塔内有穿心式塔柱，建于北宋
　　2. 双套筒结构
　　这种塔有内外两环塔壁，内环围成塔心室，外环与内环间为回廊。廊中布置登塔阶梯。楼板用砖发券作成。例如江苏苏州云岩寺虎丘塔、苏州报恩寺塔、杭州六和塔。这几座塔皆为八角形平面楼阁式塔，其中苏州报恩寺塔高76米，共九层，砖塔壁对边长17米，各层平座及腰檐均为木构。
　　
　　江苏苏州报恩寺塔--南宋遗物
　　3. 厚壁筒体结构
　　利用筒壁厚厚的砖墙设置砖砌塔梯，可避免古代用木梯易朽、易燃、易遭破环的缺点。塔梯作法有两种，一种为将楼梯嵌入厚壁内，梯随墙壁转折。例如：安徽蒙城万佛塔，建于崇宁四年（1105年），六边形平面，高七层，是一座楼阁式塔。又如：四川宜宾旧州坝白塔，建于北宋元符至大观年间（1098～1109年），为方形密檐塔，外观十三层檐，内部仅四层。另一种采用穿壁式阶梯，利用平座为休息板，塔心室与平座地面标高有半层之差。例如: 广州六榕寺的花塔，重建于绍圣四年(1097年)，八边形平面，高57米，外观九层，内部十七层。
　　4. 实心砖塔
　　这种塔有两类。一类带有螺旋形楼梯，旋梯靠外的一面带有通风、采光孔。例如：河南开封 国寺塔，建于北宋皇元年（1049年），外观呈八角形，共十三层，总高54.66米。由于外部用褐色琉璃砖贴面，故称“铁塔”。
　　
　　河南开封祐国寺铁塔
　　另一类是实心无梯塔。这类塔在辽塔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塔外表形式有两种。一种为密檐塔，上部为一层层屋檐，下部有一段高高的塔身和基座。如：辽南京天宁寺塔为八边九层塔，辽中京白塔为八边十三层塔，高74米。它们在造型上的特点是台基上建须弥座，上置斗拱与平座，再上以莲瓣承托较高的塔身，塔身上有精美的仿木构砖雕及天神像。上部为层层出檐，檐下斗拱及椽子有的用木，有的用砖砌筑。平面除八边形外还有方形。第二种是实心楼阁式塔，仅外表作一层层楼阁式。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的辽庆州白塔，八边七层，高50米；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八边七层，高43米。这类塔内往往带有空心小室，在上部者称为天宫，在下部者称为地宫，用来储存经卷、舍利等。
　　
　　内蒙古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塔，其结构采用两种以上的不同结构体系，有的将下半部砌为砖塔，上半部为木构，组成混合结构塔，如河北正定天宁寺木塔。还有的下部为楼阁式塔，上部为覆钵式塔，如北京房山云居寺塔。
　　彩画与石雕、砖雕
　　１．彩画
　　宋代是中国木构建筑彩画的蓬勃发展时期，它一反唐代以赤白装为主调的装饰手法，出现了五彩遍装（以青绿红为主色的五彩）、碾玉装（青绿色调）、青绿叠晕棱间装（退晕式）、介绿结花装、杂间装等多种风格和形式，并总结了一套用色经验。要求所绘画面深浅轻重任其自然，提倡用表现生动活泼的写生花卉，随其所绘不同题材和风格加以变化。目前所见宋代彩画遗物极少，已知的有山西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殿，涞源阁院寺大殿辽代彩画，料敌塔地宫宋代彩画，白沙宋墓彩画等，但都无法反映宋代彩画蓬勃发展的全貌。《营造法式》对宋代彩画作了全面的记载，成为研究宋代彩画的可贵资料。
　　２．石雕与砖雕
　　木构建筑中使用石构件主要有台基、栏杆、柱础等部位，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用石材做的建筑，大者如石塔、石碑，中者如望柱、华表等。为了加强构件的装饰性，古代匠师在这些石构件的表面进行了艺术加工，《营造法式》将其归纳成四种：一是剔地起突，相当于高浮雕；二是压地隐起，相当于浅浮雕；三是减地平汲，剪影式浅浮雕；四是素平，平滑无饰的表面。无论何种雕刻手法，都尽量不失构件原有轮廓，成为这一时期建筑石雕的特点。例如须弥座式的石台基，其雕饰多随每层线脚加以变化，仅在束腰部分作起伏较大的剔地起突，雕出门、人物之类。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石材作成圆雕，独立地陈放在建筑群中，如宫殿、寺庙前的石狮和陵墓前的石象生。
　　《营造法式》规定石雕要经过打制成形、随形找平、细加工找平、调整边棱、再次找平、用砂或石加水打磨等六道工序，然后才能开始雕镌花纹，所雕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花卉等。
　　砖雕在砖塔和墓室中表现出很高的雕刻技巧。从手法上看，与石雕的剔地突起、压地隐起、减地平汲相接近，但所雕内容远比石雕要丰富得多，除一般仿木构或木装修之外，还 雕出人物乃至有情节的故事。佛塔中如辽宁朝阳北塔，塔身砖雕为佛教故事。墓葬中如山西汾阳五号金墓，内壁砖雕墓主生前生活场景。
　　建筑风格
　　这一时期的个体建筑从唐代的雄壮豪放转向细腻、纤巧，在建筑技巧娴熟的基础上，着力于建筑细部的刻画，不仅一梁一柱都要进行艺术加工，而且对于装修和装饰更要着力细致处理。格子门的一条门框可以有七八种断面形式，毯文窗格的棱条表面要加上凸起的线脚。在彩画中一朵花的每一花瓣都要经过由浅到深、四层晕染才算完成。雕一朵花，花瓣造形极尽变化，生动活泼。工匠观察事物细致入微，刀功绘笔掌握熟练。在建筑内部空间的塑造上，力图表现出人们的审美理想。一些宗教建筑中，室内作神灵居住的“天宫楼阁”，把虚幻中的佛国净土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墓葬建筑中，望想将生活中美的感受永远保存下来，于是出现了墓主观戏、墓主夫妻饮宴、墓主出行和回归之类题材的壁画或雕刻。
　　辽承唐风，金随宋制，西夏别具一格，多民族、多风格的建筑共存，是这一历史时期建筑风格的特点。
　　北宋东京宫殿
　　北宋定都以后，对五代时期的宫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调整了宫殿建筑群组的主轴线。这条轴线一直延伸，经东京的州桥、内城南门朱雀门，而外城南门南薰门，使宫殿在东京城中成为最壮丽的建筑群。
　　
　　北宋东京宫殿图
　　东京宫殿又称大内、宫城，据《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五记载：“宫城周四五里，南三门，中曰乾元（明道二年改称宣德），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两门曰东华、西华，北一门曰拱宸。”宫殿包括有外朝、内廷、后苑、学士院、内诸司等部分。宫殿外朝部分主要有大庆殿，是举行大朝会的场所，大殿面阔九间，两侧有东西挟殿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殿庭广阔，可容数万人。西侧文德殿是皇帝主要政务活动场所，北侧紫辰殿是节日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西侧垂拱殿为接见外臣和设宴的场所，集英殿及需云殿、升平楼是策进士及观戏、举行宴会的场所。外朝以北，垂拱殿之后为内廷，是皇帝和后妃们的居住区，有福宁、坤宁等殿。皇室藏书的龙图、天章、宝文等阁以及皇帝讲筵、阅事之处也在内廷。宫殿北部为后苑。后期又在东南部建明堂。从总体布局看，重要建筑群组未能沿一条中轴线安排，其原因是因旧宫改造所致。整个宫殿建筑群中，只有举行大朝的大庆殿一组建筑的中轴线穿过宫城大门。而外朝的文德、垂拱等殿宇，只好安排在大庆殿的西侧，中央官署也随之放在文德殿前，出现了两条轴线并列的局面。标志着宫殿壮丽景象的宫城大门宣德门，从宋徽宗绘的《瑞鹤图》和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北宋铁钟上所铸图案可知一二。宣德门为“冂”形的城阙，中央是城门楼，门墩上开五门，上部为带平座的七开间四阿顶建筑，门楼两侧有斜廊通往两侧朵楼，朵楼又向前伸出行廊，直抵前部的阙楼。宣德楼采用绿琉璃瓦，朱漆金钉大门，门间墙壁有龙凤飞云石雕。
　　
　　宋徽宗赵佶亲绘的反映皇宫宣德门外观的《瑞鹤图》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铁钟上的图案
　　北宋宫殿建筑群的特点是主殿作工字殿形式。大庆殿群组是一组带廊庑的建筑群，正殿面阔九间，并带左右挟屋各五间，殿后有阁，东西廊各六十间，前有大庆门及左右日精门，殿址现已发掘，其台基成凸字形，东西宽约80米，南北最大进深60多米。
　　公元1127年金人占领东京，北宋宫殿沦为废墟。
　　南宋临安宫殿
　　南宋临安宫殿是在绍兴二年（1132年）决定以杭州为“行在”以后，就原有北宋杭州州治基础扩建而成的，称为大内。其位置在临安城南端，范围从凤凰山东麓至万松岭以南，东至中河南段，南至五代梵天寺以北的地段。据明万历《钱塘县志》载：南宋大内共有殿三十，堂三十三，斋四，楼七，阁二十，轩一，台六，观一，亭九十。此外，还建有太子宫东宫和高宗、孝宗禅位退居的宫殿德寿宫，位置在临安大内以北。
　　临安大内分为外朝、内廷、东宫、学士院、宫后苑五个部分。外朝居于南部和西部，内廷偏东北，东宫居东南，学士院靠北门，宫后苑在北部，大体成前朝后寝格局。宫城四周有皇城包围，皇城的南门为丽正门，北门为和宁门，东部有东华门，西部只有府后门。宫城有南北宫门与皇城南北门相对。
　　外朝建筑有大庆殿、垂拱殿、后殿（又称延和殿）、端诚殿四组。大庆殿位于南宫门内，是大朝会场所，垂拱殿在大庆殿西侧偏北，后殿在垂拱殿之北，端诚殿在后殿以东，其中垂拱殿为常朝殿宇，后殿为皇帝遇冬至、正旦等节日的斋宿之处，而端诚殿则是一座多功能殿宇，作为明堂郊祀时称“端诚”，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对奉使曰“崇德”，武举授官曰“讲武”，随时更换匾额。
　　内朝殿宇众多，皇帝寝殿有福宁殿、勤政殿。另有嘉明殿为皇帝进膳之所。皇后寝殿为华殿、坤宁殿、慈元殿、仁明殿、受厘殿等。宫内还有皇帝与群臣议事的选德殿、举行讲学的崇政殿及藏书阁等。东宫内既有太子读书使用的宫殿如新益堂，寝殿彝斋，也有太后使用的慈宁殿，还有博雅楼、绣春堂等园林建筑。
　　宫后苑在内朝西北，主要殿宇有翠寒堂、观堂与凌虚楼、庆瑞殿及若干亭榭。
　　学士院在和宁门内，承袭了唐代北门学士院之制。
　　金中都宫殿
　　金天德三年（1151年），中都城进行扩建，同时建筑宫殿。宫城位于皇城中部，总体布局分成中、东、西三路，中路为朝寝区，东路为太子居住的东宫和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及内务府，西路有御花园，如琼林苑、蓬莱院，以及妃嫔居住的寝宫。据《金图经》载，“亮（完颜亮）欲都燕，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阔狭修短，尽以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修之”。从《金图经》、《北行日录》、《揽辔录》等文献记载可知，这组大朝正殿与东京大庆殿形制几乎相同，而规模则有所增加。大安殿十一间，两侧朵殿各五间。大庆殿七间，两者均为东西廊各六十间。前部为大安殿门九间，左右有日华月华门，而宋代宫殿原为大庆门及左右日精门。这一群组前为宫城大门应天门，相当于宋代宫殿的宣德门，两者均为城楼、朵楼、东西阁，其间连以行廊，只不过应天门十一间，而宣德门仅七间。
　　仁政殿也是有东西廊各三十间的一座廊院式建筑群，殿两侧各有三间楼阁，称为东西上 门，院内廊间并设有钟鼓楼。这是一座常朝便殿。仁政殿之北为昭明宫，内有昭明殿、隆徽殿，均为帝后之寝宫。
　　中都宫殿绝大部分建筑为金代所建，明显地将中路做成前朝后寝的格局，而将东、西路做成后妃、太子寝殿及御花园，以突出中路在总体布局中的地位。这对以后的元明各朝的宫殿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惜宫殿早已坍毁，但它的具体形象可以从山西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的宫殿图中得到较为具体的认识和印象。
　　
　　山西繁峙岩山寺壁画中的宫殿
　　艮岳
　　这是一座人工园林，兴筑于北宋晚期政和七年（1117年），宣和四年（1122年）建成，位于宋东京城的东北部。艮岳东北部有寿山，采取一山三峰的形状，中部主峰，高九十步，约150米，次峰万松岭在主峰之下，有山涧濯龙峡相隔。寿山东南方为横亘一里的芙蓉城。西南部为池沼区，池水再经回溪分流成两小溪，一条流入山涧，然后注入大方沼、雁池；另一条绕过万松岭注入凤池。全园建筑四十余处，既有华丽的宫廷建筑风格的轩、馆、楼、台，又有简朴的乡野风格的茅舍村屋，建筑造型各异。此外，艮岳西部还有两处园中园，名药寮和西庄，模仿农家景色。在这山水之间，还点缀着从全国采集的名贵花木果树，形成以观赏植物为主的景点，如梅岭、杏岫、丁嶂、椒崖、龙柏坡、斑竹麓等等。林间还放养着数以万计的奇禽异兽。艮岳叠山构思巧妙，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幕。山中景物石径、蹬道、栈阁、洞穴层出不穷。全园水系完整，河湖溪涧融汇其中，山环水抱，风格自然。
　　金明池
　　这是一座以水为主的园林，位于东京城新郑门外干道之北，本为前朝开凿的教习水军之处，北宋末兴建殿宇，进行绿化，成为一座戏水园林，每年在此举行龙舟竞赛、夺标表演，皇帝亲临观看。园中建筑不多，仅在池南建有宝津楼群组，楼南为宴殿，宴殿旁有射殿、临水殿。池中有一组圆形建筑为水心殿。张择端所绘之《金明池夺标图》是对金明池的真实写照。
　　
　　《金明池夺标图》
　　大内御苑
　　是南宋临安的皇家园林之一。此御苑即宫殿后苑，位于临安城南的凤凰山西部、宫殿区的后部，地势较高，气候凉爽，成为当时宫廷内部的避暑之地。在这一区域内有人工开凿的水池，约十亩，称为小西湖，湖边有一百八十间长廊与其它宫殿相连。据《南渡行宫记》记载，宫后苑以小西湖为中心，山上山下散置若干建筑，建筑中有用茅草作顶的茅亭，名“昭俭”；有不施彩绘的建筑，如翠寒堂。后苑广种花木，形成梅岗、小桃园、杏坞、柏木园等以植物为特色的景点。
　　行宫御苑
　　是南宋临安的皇家园林之一。这些御苑主要分布在西湖四周，如湖北岸有集芳园、玉壶园，湖南岸有屏山园、南园，湖东岸有聚景园，湖北部的小孤山上有延祥园。此外还有宫城附近的德寿宫、樱桃园，城市西部三天竺峰下的天竺御园等处。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德寿宫，宫内分成四区，景色各不相同，东区以赏花为主，西区以观赏山水风景为主，溪流、池水、假山、叠石，各有安排，从池中可乘画舫至西湖。北区建有各式亭榭，南区有射箭、跑马、赛球等场地，并设有举行宴会的载欣堂。
　　金中都的皇家园林
　　金章宗年间（1191～1208年），中都也曾有过园林建设的盛期，当时中都城内外有大约二十处皇家园林，其中大宁宫（在今北京北海公园地址）和玉泉山行宫，是两处最主要的行宫御苑。大宁宫在一片沼泽地上开挖出人工湖，湖中筑有琼华岛，岛上建广寒殿。据文献记载，岛上假山叠石雄伟高耸，这些石块是金人掠自北宋东京的艮岳。
　　宋辽金时期多彩民居
　　洛阳的私家园林
　　宋代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载了当时十八处著名的私家园林。这些园子有的采用一池二山，如富郑公园，或二池一山， 如环溪等，形成山池型。有的则为花园型，如归仁园内有牡丹、芍药等花卉，每种多达千株，还有大片竹林。在私园中，司马光的独乐园最有特色。据他写的《独乐园记》描述，园中有藏书五千卷的读书堂。堂北有大池，池中筑岛，环岛种竹一圈。池北有竹斋，土墙茅顶。读书堂南面有弄水轩，轩内有水池，从暗渠引水入池，内渠分成五股，又称“虎爪泉”。池水过轩后成二条小溪，流入北部大池。此外，便是大片的药圃和花圃。整个园子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
　　临安私家园林
　　临安私园有两类。一类为宅园，仅在住宅一侧开辟小园，如《梦粱录》所记之蒋苑，占数亩之地，内设亭台花木，“桃村、杏馆、酒肆，装成乡落之景”；另一类为别墅，多筑在西湖周围附近山区，以及钱塘江畔，规模大小不一。大官僚韩佗胄的南园在西湖西南角。其内“有十样亭榭，……射圃、走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丽，野店村庄，装点时景”。
　　苏州、吴兴私园
　　苏州、吴兴为经济发达、富贾文士聚集之地，也是私家园林荟萃之地，南宋人周密所著《吴兴园林记》就曾记载了三十六处吴兴园林，其中既有占地百余亩的大园，也有宅旁小园。南宋人范成大所著《吴郡志》中记载了十多处私家园林，其中有一些一直保存至今，如苏州之沧浪亭。
　　
　　清代石刻《沧浪亭图》
　　宋辽金时期宗教建筑
　　祭坛和祠庙
　　祭坛
　　祭坛类建筑采用“不屋而坛，当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因此祭祀天、地、日、月等自然之神时，采用祭坛形式。坛的大小、高低、层数、形状等，随所祭之神的不同而加以变化。在坛旁建有斋宫，供帝王斋戒居住之用。
　　宋代祭天之坛又称南郊坛，位置在都城南郊，采用三层圆坛形式。底层径81丈，二层径54丈，三层径27丈，总高81尺，尺寸皆取九的倍数。四面设有台阶。坛外筑围墙三重。祭地之坛称为方泽坛，在都城北郊，方形形式，高二层，尺寸皆取偶数。此外，有的祭坛建筑做成多坛组合式的，例如祭祀主管风雨的“九宫之神”坛，其形式特别，一层为方坛，二层为九个小坛。
　　祠庙
　　祠庙是为纪念先贤、英雄、豪杰，以及人格化的神所建造的建筑。
　　曲阜孔庙
　　据《宋阙里庙制图》可知，宋代的孔庙由东西两部分组成，西半部为祭祀部分，东半部为庙宅。在这组建筑群中，等级很分明，正殿用七开间、重檐歇山式屋顶，依次为御书楼、郓国夫人殿等，皆为五开间。其他建筑等级稍低，皆作三开间。院落空间随建筑体量大小而变化，用空间的广窄来衬托建筑的主从关系。正殿前的主要庭院采用廊院形式，尚留唐代遗风。
　　金代时孔庙向四面扩展，仍保留了庙区中部最核心的一组，但杏坛上建起了一座小殿，对书楼加以扩大，更名“奎文阁”。对正殿施以绿色琉璃剪边瓦顶，青绿彩画斗拱，红色栏杆，并采用龙雕石柱，改变了宋代的素雅风格，更名为大成殿，与后部郓国夫人殿用连廊连接成一座工字型的建筑。孔庙经金代扩建之后，核心部分大成殿的地位更加突出。
　　
　　山东曲阜孔庙经过金代扩建后，确立了以庙区中部为核心向四周展开的布局
　　汾阴后土祠
　　古代称地神为后土，在汾阴立后土庙始于汉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自汉至唐，几代皇帝都曾亲祀后土于汾阴。宋代自景德四年（1007年）起，将祭祀活动升为大祀，并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动工修庙。根据公元1137年所刻《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庙像图》碑及碑文可知，在宋代，后土祠南北长732步（约合1102米），东西宽320步（约合524米），前后有八进院落，中央有一条中轴线把所有重要建筑贯穿起来。周围以方整围墙环绕，围墙后部作成半圆形。其主要建筑有大门、碑楼、延喜门、坤柔门、钟楼、坤柔殿、寝殿、旧轩辕扫地坛等，两侧有若干附属殿堂，围墙四角建有角楼。
　　
　　金代《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氏庙像图》碑拓本
　　后土祠建筑群组规模宏大，主殿坤柔殿采用九开间大殿，重檐四柱顶，殿前设有五重大门，与宫殿建筑中采用的门数相同。主殿前的院落采用围廊形式，主殿与寝殿作成前后相连的工字殿。围墙作成南方北圆形式。整座祠庙中个体建筑形式多样，如宋真宗碑楼的多层里檐组合式楼阁。
　　太原晋祠
　　晋祠始建年代不详，本是为纪念周武王的次子叔虞兴修农田水利有功而建的祠，称“唐叔虞祠”，因临晋水，又称晋祠，北魏的《水经注》中已有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对晋祠进行了扩建，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增建了纪念叔虞之母的祠，并且确立了现在所见圣母殿的位置，金代在圣母殿前又加建献殿，以后又经元、明、清各代增建和重修，形成了现在晋祠的格局。圣母殿是宋、辽、金时期祠庙建筑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宋代木构。
　　
　　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及殿前的鱼沼飞梁
　　圣母殿面宽七间，进深六间，重檐九脊顶，殿身采用殿堂型构架体系。在构架中将殿身前檐柱落在一条三椽上，从而使大殿前廊加宽，形成较宽的开敞的举行祭拜圣母活动的空间。前檐柱采用木雕盘龙柱形式，为宋元二年(1087年)遗物，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现存圣母殿上斗拱有多种形式，正是历次重修所留下的遗迹。圣母殿微微向上弯曲的屋顶轮廓，柔和秀美，总体造型舒展而庄重，是宋代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殿内有四十三尊塑像，即圣母像及侍女像，尺度与真人相近。人物性格、表情各不相同，姿态、服装、发式因人而异，比例造型优美，是宋代塑像中的上品。殿前有一以泉水汇成的水池，因游鱼众多，名为鱼沼。池上有一座十字形平面的桥梁，其东西方向的主桥为平桥，宽约5米，南北方向次桥宽约3.5米，斜搭在主桥上。桥下有三十四根石柱，也排列成十字型，上有木制梁、枋及桥面板。这座桥被称为“飞梁”或“鱼沼飞梁”。
　　
　　圣母殿宽阔的前廊
　　
　　圣母殿前檐柱有木雕龙缠绕
　　
　　圣母殿重檐飞升
　　献殿在圣母殿前，是金大定八年（1168年）所建，作为供奉圣母祭品之用。该殿面宽三间，进深三间，单檐九脊顶。其斗拱作法与圣母殿相似。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塔高67.31米，平面为八边形，底层每边长5.58米，外观为五层，内部还有四个暗层，共九层。木塔中间为大厅，四周为回廊。柱子按内外两环布置，由于暗层柱间采用近似桁架的作法，外立面有四个面的柱间，当年也曾设有斜撑，形成双套筒式结构。四个暗层形成四个刚性较大的环，犹如现代建筑中的圈梁。这样大大加强了结构的整体性，以致历经多次地震而无恙。木塔造形匀称而稳重，各层平面逐层向内收缩，层高逐级减少，随之将各层斗拱作法和屋檐的长度进行调整，不但创造了优美的总体轮廓，产生高耸向上的艺术效果，而且通过那一层层的屋檐和平座，有节奏而又有变化的出现，产生了优美的韵律感，是结构与艺术造型有机结合的典范。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全木结构，塔内有大型佛像
　　
　　木塔底部的外檐立柱
　　蓟县独乐寺山门、观音阁
　　蓟县独乐寺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屋顶为五脊四坡形，也称为四阿大顶、四注顶，坐落在低矮的台基上。该建筑柱子有生起和侧脚，柱上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如飞翼，屋顶平缓，是辽代继承唐代风格的典型代表。
　　观音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外观两层，内部带有一暗层，共计三层，阁高23米，造型古朴端庄。因梁柱接榫位置、功能不同，共用斗拱二十四种。柱子布置成内外两环，中部空间作成六角形空井，直通三层，以容纳16米高的观音像。在构架的四个角部及空井，均有柱间斜撑或斜梁，形成空间型结构体系。柱间斜撑为后世所加。
　　
　　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为辽代重建
　　正定隆兴寺
　　该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宋初由皇帝下诏重建寺内主要建筑——佛香阁及阁内21.3米高铜制观音像，现仅观音像为宋塑原物，阁为1942年重建。寺内摩尼殿，建于宋皇 四年（1052年），面阔、进深皆七间，十字形平面，内部采用殿堂型构架，重檐歇山顶，四面出抱厦。转轮藏和慈氏阁皆为宋代楼阁，外观相似，均为单檐歇山顶，二层楼，下层带抱厦。但楼层结构作法有所不同，慈氏阁采用永定柱造，是现存宋代建筑中唯一的孤例。转轮藏殿内的北宋时代转轮藏是最早的藏经橱遗物。
　　
　　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
　　
　　隆兴寺之摩尼殿
　　
　　隆兴寺转轮藏阁内的转轮藏
　　山西大同善化寺
　　该寺创建于唐，辽末毁于兵火，金天会六年（1128年）有过一次大规模重建。寺内中轴线上布置有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西侧有普贤阁。其中大雄宝殿建于辽，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四阿顶，内部结构为殿堂与厅堂混合型。殿内佛坛上供奉五方佛，为使谒拜空间开敞，将中部内柱减除。三圣殿与山门皆金代遗构，三圣殿内出现移柱作法。减柱、移柱成为辽金建筑中常见的作法。
　　
　　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
　　
　　善化寺三圣殿的金代斜向斗拱
　　山西大同华严寺
　　华严寺分上下二寺，其中上寺大雄宝殿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年），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建筑面积1560平方米，采用四阿顶。殿内采用减柱作法，室内空间宏恢，外观庄重，气势雄伟，是现存最大的辽金佛殿之一。下寺有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的薄迦教藏殿，以殿内精美壁藏及佛像著称，壁藏以三十八间小型建筑的形式，沿大殿四周墙壁排列，并带有天宫楼阁。三十一尊塑像容貌丰满，体态端庄，两者均为上乘之作。
　　
　　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外观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
　　宁波保国寺始建于唐，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重建，现存保国寺大雄宝殿建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大殿面阔、进深皆五间，但仅中部三间为宋代原构，四周附阶为清代增建。宋构部分许多作法与《营造法式》制度非常吻合，例如斗拱、下昂的作法，拼合柱作法，这在现存诸多宋代建筑遗物中是难得的。室内天花中的藻井和平棋、平闇也是非常珍贵的宋代遗物。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雄宝殿
　　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与塔林
　　初祖庵相传为禅宗初祖达摩面壁修行之处，庵内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为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建的大殿。大殿虽只三间，不甚雄伟，构架利用十六根石柱和天然圆木的弯梁作成，但斗拱、门窗方整规矩，石柱雕刻的武士、飞天、游龙、舞凤、花草等，细腻生动。
　　塔林在少林寺西南300米处，是墓塔群，集中了唐、宋、元、明、清历代砖塔和石塔二百余座，造型各异，做法不同，其中造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的普通塔、造于金正隆二年(1157年)的西堂塔，反映了当时的砖塔建筑技艺和水平。
　　
　　河南登封少林寺塔林，有唐以来的和尚墓塔二百余座
　　四川江油云岩寺飞天藏
　　云岩寺为唐乾符年间（874～879年）敕建，宋代曾一度改为道观。飞天藏为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造，它是道教用来储存经典的柜子，外表作成小亭子式，中心有转轴，可以推其转动。飞天藏总高近10米，径7.2米，由藏座、藏身、天宫楼阁三部分组成，实际内部为一八棱柱体，中心有一根长木柱为转轴。在藏身屋檐平座和天宫楼阁中共有六层斗拱、二十种类型，各类斗拱组合之巧妙，形式之丰富多彩，在宋代遗构中首屈一指。藏身门窗装修做功精细，木雕花板飘逸婉转，写实生动。
　　寺院建筑布局
　　以塔为主体的寺院：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出现的这种寺院布局，一直流传到公元10世纪以后的一些辽代寺院，例如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佛宫寺，便是以释迦塔为主体的寺院，塔内塑佛像，塔后建佛殿。建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的内蒙古庆州白塔，虽现仅存一塔，当年也是一座寺院，塔后有佛殿。建于辽清宁三年（1057年）的锦州大广济寺，以一座砖塔为寺院主体，塔的前后均有殿宇。另据《全辽文》卷十所载，大昊天寺在九间佛殿与法堂之间添建了一座木塔，说明当时在辽代统治区更能接受以塔为主体的早期佛寺之模式。
　　
　　山西应县佛宫寺,寺内有塔，塔前为山门，塔后为佛殿
　　
　　辽代庆州白塔,在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辽庆州古城遗址内
　　以阁为主体，阁在前，殿在后：这类寺院可以蓟县独乐寺为代表。该寺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但独乐寺的辽代建筑只存山门、观音阁。辽代佛寺原貌如何，不得而知，幸好辽代奉国寺也属此类寺院。据金、元碑记等文献资料，辽代的奉国寺有七佛殿九间，后法堂、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圣贤洞一百二十间（即围廊），伽蓝堂一座，前山门五间以及斋堂、僧房、方丈、厨房等。对照寺址现状，可知其原在山门内有观音阁，阁后为七佛殿、后法堂。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阁高23米，共使用24种斗拱
　　前殿后阁：将高阁放在殿后的布局见于宋代寺院，例如河北正定隆兴寺。寺院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大觉六师殿、摩尼殿、大悲阁及阁前的转轮殿和慈氏阁及阁后建筑。该寺始建于隋，北宋初重建寺内主要建筑大悲阁（现已非原物），并于其北拆却九间讲堂。现存寺内主要佛殿建筑摩尼殿，建于宋皇四年（1052年），慈氏阁、转轮藏也皆为宋代建筑，而大觉六师殿原建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后遭毁，山门建于金代（1115～1234年）。整个寺院纵深展开，殿宇重重，高潮迭起。院落空间时宽时窄，随建筑错落而变幻。佛香阁与周围的转轮藏、慈氏阁所形成的空间，成为整组寺院建筑群的高潮，具极强的感染力。类似的例子还有东京大相国寺，也是寺院最后为资圣阁，并且有文殊、普贤两阁在前，与其形成三阁对峙局面。
　　
　　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阁、慈氏阁和大悲阁等建筑，形成中轴线对称格局
　　以佛殿为主体，殿前置两阁：这类寺院可以山西大同善化寺为代表。善化寺中轴线的建筑有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前左有文殊阁，前右有普贤阁，以及周围回廊。文殊阁及回廊现已无存，但寺院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布局仍清晰可见。始建于辽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也采用过这类布局，据金大定二年(1162年)《重修薄伽教藏记》记载，华严寺在金天眷三年“仍其旧址而时建九间、五间之殿；又构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山门、朵殿”。另据《大同县志》卷五所称，华严寺“旧有南北阁”。 这些记载均可证明华严寺曾采用“两阁夹一殿”的建筑形式。在辽南京大昊天寺也是“中广殿而崛起……傍层楼而对峙”的格局，因此这种布局是辽代寺院的典型形式。
　　七堂伽蓝式：据《安斋随笔》后编十四所载，禅宗佛寺有七堂。南宋时期，五山十刹为代表的禅宗寺院，多受七堂伽蓝制的影响。日本京都东福寺所藏《大宋诸山图》大约绘于南宋淳 七年至宝 四年（1247～1256年），记载了南宋时期灵隐寺、天童寺、万年寺的平面草图，从这几张图可知当时禅宗寺院布局的一些特点。这几座寺院都以一组沿中轴线布置的建筑群为主体，两侧布置若干附属建筑。例如灵隐寺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坐禅室等，而在佛殿的东西两侧出现了库院与僧堂，正是所谓“山门朝佛殿，库院对僧堂”的格局。天童寺、万年寺也都在中轴线上设有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而佛殿两侧是僧堂对库院。这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礼仪性建筑，中轴两侧则更多的是僧人日常活动的建筑。本来僧舍散处在主体建筑之外，而这时建起僧堂，置于佛殿近旁，并与库院相对，提高了僧堂在建筑群中的地位。
　　宋辽金时期陵墓工程
　　北宋皇陵
　　北宋九帝之中除了徽宗、钦宗二帝外，有七帝的陵墓设在河南巩县，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父亲之陵，这里共有八座帝陵，二十一座后陵。此外，设于陵域之内的还有皇亲、皇族未成年子孙墓、功臣墓三百座，占地约60平方公里。根据当时流行的一种风水观念，即“五音姓利”之说，皇帝姓“赵”，陵域地形以“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为吉地。八座帝陵在这一地段中分成三组布置，彼此相距不超过5公里，采用集中设置陵域的作法始肇于此。
　　北宋各陵建置格局基本相同，方位皆坐北朝南偏东约六度。每座帝陵域内有帝陵上宫、后陵上宫、下宫、陪葬墓等，最外围用树篱围绕。在陵域之内禁止采樵放牧，并有专人看守。在各座陵域之外还有一些自为茔域的亲王坟、供帝王谒拜山陵时下榻的行宫、为死者祈福的禅院、看守人住宅等。
　　帝陵上宫，是各陵区中最主要的部分，位于陵区的南部，它以崇高的陵台为核心，面积在5公顷左右。围墙四面设有神门及角楼。南神门外设有献殿，作为朝陵的祭奠之所。献殿旁还有一些附属小建筑。陵台当年为阶级式三层方形土台，下层每边长260尺，逐级上收，每层土台上植柏树。陵台之下为存放棺椁的地宫，深57尺至100尺，各陵不等。在上宫以南，沿陵台和献殿的中轴线向南延伸，排列着门阙、仪仗，形成一条神道，其长约300米。后陵上宫建制大体上与帝陵相同，只是规模缩小。后陵西北即为下宫，是供奉帝后遗容、遗物和守陵、祭祀的场所。主要建筑有正殿、影殿、斋殿、浣濯院、神厨、陵使廨舍、宫人住所、库房等。
　　各陵地宫均未发掘，仅宋太宗之妃李后陵因被盗而打开。该地宫由墓道、甬道、陵台下的墓室组成，总长约50米。陵台高出地表8米。墓室平面近圆形，直径7.95米，穹顶中心距地面12.26米，用砖砌成，壁面砌出十根倚柱，柱间墙面有的雕出门窗轮廓，有的雕出桌椅、梳妆台之类的家具。墓顶上有宫殿、楼阁、白云星辰等彩绘。墓室下部有棺床，成“冂”形。这些反映了唐末及宋代室内床榻形式及家具特点。
　　宋陵神道上的石象生保存较完整，从中可以看到宋代石刻风格前后期的变化。早期造型质朴，雕凿技巧较为粗犷；中期转向写实，刻划真实；晚期朝着生动活泼方向迈进，技巧较前娴熟，刻划人物、动物均更为细腻。
　　
　　河南巩县宋代皇陵神道石象生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在其都城兴州（今银川市）西郊的贺兰山东麓，共有九座帝陵、七十余座陪葬墓。从已发掘的李遵顼（1211～1223年）陵可了解王陵的特点。地上部分为一有南北轴线的建筑群，群组中部为内城，南北长183米，东西长134米，内城南部为子城，两城之间有两列文臣武士像遗迹，子城以南为碑亭、阙台。陵周有一重外城。内城建筑布局成不规则状，献殿在南门内偏西，靠北门处有一座八边形阶梯状陵台，边长12米，残高16.5米，分成七级，逐渐收缩。当年上部及各层皆有木屋檐，上盖绿色琉璃瓦，墙身饰褚红色，很像一座八边形塔。地宫位于献殿与陵台之间，陵台与地宫没有对位关系，不具有封土冢的作用。地宫由中室和墓道组成，中室两侧带有耳室，耳室的平面为梯形，南北长6.5米，东西宽6.7～7.8米，埋深24.9米。墓室及墓道完全是在黄土层中挖出的洞穴，未用砖包砌，仅于墙的四壁立木护墙板。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的陵台
　　
　　从西夏王陵区出土的琉璃鸱吻
　　民间墓葬
　　在宋、辽、金时期，民间墓葬有墓室葬、石棺葬、木棺葬、火葬等不同形式，其中墓室葬最为讲究，多系官吏、地主、富商之墓。墓室葬中有多室墓、三室墓、二室墓、单室墓等不同形式。北京南郊的一座辽墓共有九室，前后三进，每进中部为大室，两侧带有耳室。中央主室最大，直径4.12米，陈放棺木。其他室陈放有锅灶、餐具、粮食等，完全仿住宅布局。陕西丹凤县商雒镇有一座六室宋墓，中室作成六角攒尖顶长方形墓室，面积4平方米，高3.2米，以中室为核心，向五面扩展，以甬道相连。正南面设门，墓室顶部用砖叠涩而成。二室墓以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和洛阳新安宋墓最有代表性，其中白沙宋墓一号墓有墓道、甬道、前室、过道、后室五个部分，以一条轴线贯穿。墓室结构是在已挖出的黄土洞穴内重新砌筑砖墙和穹窿顶，砖墙与土洞两者之间留有空隙。一号墓前室为扁方形，1.84米×2.28米，高4.22米；后室为六边形，边长1.26米至1.30米，高4米。二室墓还有左右并列的形式，多见于长江以南的宋墓。墓室平面有长方形、船形、梯形等。单室墓有方、圆、八边、六边等不同形式。北方的宋、金单室墓主要采用砖结构和穹窿顶，南方的宋墓为筒券顶或平顶。有的还作成两层，上层放随葬品，下层放棺木。
　　
　　河南新安宋代四郎墓的仿木构墓顶
　　
　　河北宣化辽代张世卿墓的《星象图》绘画墓顶饰
　　民间墓葬在墓门、墓室、甬道等处多有仿木装修。墓门门洞多作出倚柱、额枋、斗拱、屋檐的椽子、瓦头、屋脊等，然后安装木门扇，也有的没有门，以砖填封洞口。墓室装修不但有木构建筑中的结构构件、梁柱、斗拱，还有门窗。宋墓及早期金墓中流行作一妇人启门的雕刻，以示墓室后部还有住屋。另外还要作上家具，刻上墓主人的像，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有的雕出墓主人夫妻对坐桌旁饮酒，如山西侯马金代董海墓。有的雕出戏台、演员和墓主在看杂剧表演的场景，如山西稷山的金墓。一些金墓内所雕各种花格隔扇门尤为精细、华丽。
　　
　　山西侯马金代董海墓墓门，门的周围墙壁系仿木装修
　　
　　山西稷山马村金代段氏墓内的山墙，表示墓室前还有院落
　　
　　马村金代段氏墓内的“妇人启门”，表示墓室后还有居室
　　
　　马村金代段氏墓内精美的砖雕隔扇门
　　辽代民间墓室中有的以壁画为主要装饰手法，例如内蒙古哲里木盟的辽墓，在墓道墙壁上绘有反映墓主生前活动的《出行图》和《归来图》， 有男女主人、仆人、侍从、鼓手、马夫等二十九个，姿态服饰、人物表情各不相同，造型比例准确。
　　此外，四川、贵州一带的宋墓以大石块砌筑，石块表面雕出仿木构的柱、梁、斗拱及装修。辽宁法库的一座辽墓以木制九脊小帐罩在石棺之外，极为罕见。
　　
　　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木制九脊棺罩，系公元10世纪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