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五台山十方碧山寺广济茅蓬史略
　　寿冶
　　五台山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它与普陀、九华、峨眉齐名，闻名於世，位于山西省大同东北，自古以来，为文殊大士的化迹道场。
　　五台山的得名，由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而来。山脉绵延，彼此相距很远，占地范围亦广，东南西北之间的距离，据非正确的测量统计，均有数千华里或近百华里之遥。其山的高度，以北台居首，海拔有三千余公尺。每入冬季，大雪封山，一片银色世界，交通断绝，确是甚美。直到春末，大雪溶化，始与外界恢复往来。朝山游客，亦以春末夏秋为最多。
　　五台山为文殊菩萨的化迹道场。文殊为佛教中一位知名的大菩萨，助佛弘化，以智慧为首，佛陀在许多大乘经中，均以文殊为对象而广说大乘法。五台山与文殊的因缘，传说很早，在北魏之前的文献，即有记载。
　　一千数百年来，五台山闻名于世，历代修建的寺院，为数甚多，其间有中国寺院，也有喇嘛寺院。前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章嘉大师，即有寺院在五台山。民国初年，五台山中国寺院，曾经有人就较大而富有的分为三个等级：属于第一等级的计有十家；属于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的，也各有十家；至于其它不能入于等级的小寺院及穷苦寺院，更不知若干。综计五台山大小寺院之多，比之其它名山并不逊色。不过，五台山大小寺院虽多，但是有一特色，都是属于子孙制的，没有一家十方制的寺院。许多朝礼五台山的出家僧侣，到最大的寺院里挂单，只能挂单三日，三日后必须离开。因此，许多外省而去五台山朝礼的僧众，便感为难，主要是居住的问题不能解决。因为五台山的范围很广，每台的距离又远，山路崎岖，羊肠小道，并不好走；有些朝山僧侣，都是数步一拜，行程缓慢，所以，朝礼五台山的居住歇宿问题，也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有些朝礼五台山的僧侣，往往都是自带粮食上山的。如果有人想在五台山居住，用功静修，由于五台山各家寺院的制度如此，根本无法成办的。
　　大约是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有江苏苏北宝应籍的乘参、恒修二位大师，朝礼五台山，挂单于塔院寺，深深感到这座佛教名山没有一处长期接众挂单的寺院为苦，他们因与塔院寺的僧众闲谈，表明心愿，要在五台山长住静修。塔院寺有人介绍他们去碧山寺。碧山寺是个穷苦荒凉的寺院，没有田产，寺内经济非常拮据，如果他们能够负担碧山寺的全部经费开支，可以加入碧山寺，成为该寺之子孙。经过商谈协议之后，乘参、恒修二位大师答应了一切条件，加入碧山寺子孙之内，并将碧山寺原有之子孙称为西房，他们新加入的称为东房。全寺的一切开支，概由东房负责。同时，乘参、恒修二大师，并在北台顶上创建广济茅蓬，接众挂单，成就僧家用功办道，俨然为一小型的十方道场。自此以后，朝礼五台山的各方僧侣，都到广济茅蓬及碧山寺挂单，或在山中长期居住。而乘参、恒修二大师，为了募捐碧山寺的经费，及广济茅蓬的道粮，二人轮流在外化缘，足迹遍布于全国各大都市。因此之故，大江南北出家僧侣，都知道五台山有一广济茅蓬，羡慕该处道风之盛。乘参、恒修二大师为广济茅蓬，有些不明原因的人，往往将碧山寺误为广济茅蓬。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又有江苏宝应果定大师朝礼五台，其与乘参、恒修为同乡，禅修功夫很深，悲愿广大，对文殊大士尤为崇敬，经乘参、恒修之力劝，加入碧山寺东房之法席，继续负责碧山寺及广济茅蓬之寺务。果定大师福缘正广，在担任碧山寺住持的十二年内，表现最多，功劳最大。碧山寺及广济茅蓬住众增加，寺宇增建与缮修，道风与寺规的建立，都是在果定大师任内一一完成的。其时碧山寺常住住众，已经增加到二百多人，每逢春末夏秋朝山季节，寺众往往突然增至八、九百人甚至千人之多，盛极一时，名闻遐迩。直到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春，果定大师病危，乃召天津广慧大师于榻前记别，加入碧山寺，继承法席。
　　碧山寺原是一个破旧的穷苦寺院，没有寺产，也没有收入，虽然在五台山之中，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寺院，谁也不去注意它的。自从民初乘参、恒修大师加入以后，广济茅蓬建成，碧山寺却一天一天地兴旺起来，住众的不断增加，名声远播，无疑地成了五台山的最大寺院。大江南北，到处盛传着碧山寺是五台山唯一的十方丛林，相形之下，五台山那些富裕的子孙大寺，自然显得失色。俗语说得好，“树大招风，名大招忌”，碧山寺二十年中表现兴旺成果，当然也就惹来了其它寺院的嫉妒与敌视，何况重兴碧山寺的这班出家僧侣，全是来自外省的，这对五台山清一色山西籍的各寺子孙，无疑在心理上或面子上，都是一个难堪的沉重打击。因此，碧山寺的问题，在多种外界的因素下，也就自然而然地酝酿形成了。
　　碧山寺自乘参、恒修加入之后，分为东房与西房，一切寺务，以及经费筹募与开支，全归东房负责，西房的子孙，不问寺事，只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安定生活，至于住持的更换交替，东房是用选贤的传法制度。如乘参、恒修传与果定，果定传与广慧。以及广慧传与能海与寿冶等人，都是用的传法制度，属于法系的一类。因为东房的住持更换是用传法制度，而外界的流传也认定碧山寺是一个十方丛林寺院，所以碧山寺事件发生的焦点，也就出在子孙制与十方制的这一名称上。其实，东房一开始住持的更换，就是采用选贤的传法制度，既然是选贤传法，当然是属于十方性质的。过去行之多年，彼此相安无事，如今，碧山寺兴旺了，名气大了，西房的子孙竟然提出这一争论，显然地，这是受了外界强有力的鼓动与压力而来的。由于西房提出这一争论，立即获得五台山全山各大寺院的支持，上至连同山西省佛教会也支持西房，声势浩大，问题严重，可想而知。这一事件的兴起，明眼人一看便知，主要目的要把外省人赶出五台山，恢复他们子孙的尊严。可是，碧山寺在外省人住持的廿年里，由一个破落穷苦荒凉的寺院，而有今天的成就，远近皆知，常住住众有二百余人，自然也形成一股力量，不是几家大庙声势恫吓就能屈服的。西房的子孙毕竟人少力孤，在碧山寺寺内无法兴风作浪，发生不了作用，因此，唯有全山联合起来对付碧山寺。首先他们买通当时山西省督军阎锡山的父亲，送其一万元，要阎父命阎锡山下令驱逐碧山寺外省人离去，恢复碧山寺的子孙制。阎锡山权衡轻重，顾虑全国舆论指责，不敢直接下令，只有暗中支持，命五台山各寺派人前去打架闹事，即使有伤亡事情发生，省方不予追究，这样将使碧山寺外省人，居住不安，知难而退，自动离开。
　　五台山各寺得到阎的暗中支持，做好了省方工作，因此动员山下各个村庄佃农，约定某夜前去碧山寺打架滋事。当然，碧山寺对此也有所闻，由于寺众甚多，其中不乏会武功的，事前也略作了一番人事安排，准备自卫应变，但是，没有通告全寺大众，以免惊扰大家道心，有碍清修。说也奇怪，那天夜里，山下佃农结合去打碧山寺时，走近碧山寺，看到全寺灯火通明，里里外外尽是出家人，约有数千人之多，佃农知道碧山寺已有戒备，自知寡不敌众，力量悬殊，各自又回去了。事后有人说，这是文殊菩萨的显灵，免去了碧山寺一次劫难。其实，那天碧山寺跟往常一样，依照平日寺规行事，并无戒备，只有少数职事提高醒觉而已。碧山寺上上下下仅有二百余人，很早便就寝了，何来灯火通明的上千之众？这不是文殊大士的显灵又是什么？
　　碧山寺的纠纷劫难，虽然因一次神奇的因缘没有发生，但这并未表示事情就此平消。五台山各寺联合对付碧山寺的行动，才是开端，以后演变至一个什么情形，谁也无从预料。那时能海法师与ersonName ProductID="胡瑞霖">胡瑞霖ersonName>居士都在五台山静修，他们深深感到名山寺院的纠纷，如果演变成暴力的流血场面，总是佛门的不幸。因为他们就在碧山寺，深知事情发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且也知道能够调解平息碧山寺事件的，唯有南京中央政府。所以，能海法师与ersonName ProductID="胡瑞霖">胡瑞霖居士，纷纷至书南京中央政府有关部门，陈述原因，请中央派员前来调停。蒋委员长指派中央委员黄复生居士负责调解。黄复生是四川人，与能海法师同乡，也是能海法师的皈依弟子，且与胡瑞霖私交甚笃，由黄委员来调停，实在最适当的人选。黄委员接受指派之后，即至电山西省政府赵载文主席，阎锡山督军，以及山西省佛教会与碧山寺，告以奉中央政府之命，前来太原参与调解五台山碧山寺事件，阎等复电至表欢迎，并指派专人负责接待黄委员。黄委员尚未起程，接到能海法师与胡瑞霖居士去电，请黄委员先来五台山，了解碧山寺事件的实际情形之后，再去太原，这样处理较为公允，不至为一方人士意见所包围。黄委员因之先到五台山，聆听能海法师等告以碧山寺事件的真相，全然明了于心，而后致电太原阎锡山等人，谓彼已先来五台山二日，对碧山寺事件，已经有所了解。阎锡山等人知道黄委员先到了五台山，查明碧山寺事件真相，颇为失望。因此，赵主席派一私人代表，阎锡山也派一代表，山西省佛教会长力弘老法师及代表二人，共计五人，由太原来五台山与会。当五人离开太原时，阎曾召集彼等面告，至五台山于会，会中无须发表意见，一切听由黄委员公平处决。此外，阎督军并致电五台县长，命其派员保护黄委员，使会议顺利举行。
　　各方与会代表齐集，黄委员致辞略谓：
　　本人此次奉中央蒋委员长之命，专程来五台山调解碧山寺纠纷，由省方而到中央，报章传播，中外咸知，实在是佛门不幸，名山蒙羞。此次本人来山多日，由各方采听所得，碧山寺的纠纷争端，乃为一子孙制与十方制之名义；此一名义，原属小事，如今轰动中外，未免小题大做。释尊成立祗洹精舍，本无所谓子孙制度，十方常住十方僧，僧院本来就是十方的。中国所谓子孙制的僧寺，其实寺院的修建，平日的生活经济来源，还是来自十方信施的，尅实地说，子孙制的寺院，依然是属于十方的。碧山寺近二十年，做得很好，住众增加，挂单接众，方便远道朝山者居住薰修，道风远播，远近皆知，比之廿年前，实有天壤之别，不能同日而语。寺院的功能，旨在道众化俗，弘法利生，作世俗的楷模，为大众精神信仰的皈依。出家僧侣，应以研究经教，深入法藏，成办道业，以佛法与德行而化世，此乃应有之天职。为寺院制度名义而起争执，是舍本逐末，流于世俗之见，徒然贻笑于中外，招世人之轻鄙。本人此次奉中央蒋委员长之命来山调停，希望大家开诚布公，各抒所见，化戾气为祥和，则佛法幸甚！
　　黄委员这番简短致辞，语重心长，十分肯要，与会的各方代表，面面相觑，无人敢提意见。尤其来自太原省会的五位代表，因得阎锡山之嘱，不得多言，而五台山其他各寺之代表，审度形式，亦噤若寒蝉。黄委员长征询西房子孙意见，彼等见势单力孤，亦不敢嚣张，只得提出愿意离开碧山寺，要求东房给予一万元，以求另觅居所。经黄委员与东房协商之后，付与万元离寺。碧山寺的一场风波纠纷，在中央派员调停下，从此平息。碧山寺与广济茅蓬，也真正成为五台山唯一的一家十方丛林。西房子孙既然走了，东房的这一名义，当然也不存在了。牵连多年的碧山寺纷争，此次能得中央派员调停，全是能海法师与胡瑞霖居士的功劳，这是不能抹杀的。若无他们二人的暗中相助出力，碧山寺的纷争不知至于何日才了？也许十方碧山寺的这一名称，永远无法实现。
　　缠绕多年的碧山寺事件结束之后，广慧老和尚乃请能海法师担任住持。能海法师是在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晋山的，在任三年，于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因中日八年抗战爆发，又将住持交与广慧长老，而去大后方潜修。
　　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广慧长老为寿冶、法度、本焕、法成四人授记，将碧山寺住持交与寿冶担任。我是民国廿八年接任碧山寺住持，直到民国卅六（一九四七）退位，前后为碧山寺服务九年。在这九年里，也正是国家多难对日抗战的一段艰苦时期。那时我正当壮年，为碧山寺四处奔波，维持道场，幸托三宝加护，虽在沦陷区里，物质经济显得十分艰苦，碧山寺的住众，依然没有减少，为五台山各寺之冠。至于我在五台山受记，说来也有一段因缘。我是江苏无锡人，礼上海普济寺德松长老出家。德松长老于光绪廿八年（一八0三）朝礼五台山，深深感到五台山没有一家十方丛林，接众挂单，成就十方僧众用功静修，颇多感叹，因此，他曾经发过愿心，将来五台山如有十方丛林出现，愿将普济寺每年多余之经济，捐助五台山做为十方丛林挂单接众的道粮之用。民初乘参、恒修长老，因与德松长老不熟，最初到上海化缘，都是住在海潮寺，后来，与德老熟识之后，每到上海，即住普济寺。德松长老因知广济茅蓬与碧山寺挂单接众，为十方道场，从此普济寺每年捐助若干经费，并帮助乘参长老等化缘。以后果定与广慧长老，每到上海，也是如此。明白地说，上海普济寺俨然成为五台山广济茅蓬与碧山寺的下院。因此之故，我与五台山广济茅蓬与碧山寺的人士非常熟悉。民国廿六年春，我去朝礼五台山，并在广济茅蓬静修，刺血书写华严经，就是因有这些关系。廿八年广慧长老为我与法度等四人授记，要我主持碧山寺法席，这是我为碧山寺的服务的因缘。
　　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五台山在日本占领期间，由于日本也是信佛国家，对五台山寺院没有破坏，且多保护。可是，碧山寺与广济茅蓬有数百住众，没有田产和固定收入，全靠化缘为生，在沦陷期间，身为住持的人，维持全寺上下一切开支，也是相当吃力的。所以，我在担任九年住持之内，每年都要在外奔走化缘。由于事实需要，不能不与各方人士加以接触应付。因此，五台山的子孙寺院，传说我与日本人打交道，而有“汉奸”嫌疑，这真是冤哉枉也，一个身为炎黄子孙，流着大汉民族血液的出家比丘，难道我的这点民族意识都没有吗？可是，为了维护全寺上下的生活，我又能够关起山门不与各方接触吗？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对我进行调查，终于还我清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以不辩为是。”我颇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
　　碧山寺没有田产，没有固定收入，全靠住持奔走化缘，我在九年任内，深深引以为苦。上海普济寺是我剃度出家的寺院，我的师父德松上人，是个大心大量的大心菩萨，而且对五台山发过愿心，愿以普济寺的盈余资助五台山十方丛林。现在碧山寺十方丛林由我担任住持，我每次回到上海，都和家师德松上人促膝长谈，建议将普济寺正式改为五台山广济茅蓬碧山寺的下院，合为一家，普济寺的收入，除开支之外，所有盈余，悉数做为五台山的生活经费。两寺的人事，也有统一的组织规定。经过我与家师多次商量，终于获得德松老人的慈允，并请上海诸山大德及护法居士证明，订立规约，刻立名碑，正式与五台山广济茅蓬碧山寺合并。成为其下院。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五台山的生活经费，得到一份固定的来源，减轻住持化缘的重负。
　　我的法弟法度法师，他在五台山碧山寺居住多年，民国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得到印光大师亲出介绍信致新加坡转道老和尚与李俊承老居士，请其为五台山十方碧山寺护法，募化道粮。法度专程赴新加坡一趟。承蒙转道长老等人热心支持帮助，三四个月内，募化到十二万元新加坡币，汇往上海金城银行，请吴蕴斋、聂云台、朱子桥、关炯之、黄涵之、高鑑青等人共同保管。法度是苏北宝应人，民国卅一年，他征得大家同意，用这笔捐款，在苏北宝应县，为五台山碧山寺购买一千二百亩田产，每年可以收到一千担稻米，做为五台山住众的道粮。他对碧山寺的功劳，是应该记下的。
　　碧山寺每年开支很大，平日住众二百余人，春末冰雪溶化以后，各地前来朝礼文殊大士的，以及在山上息夏安居的，碧山寺的住众往往增加到八九百人，甚至千人左右。四事供养，这笔开支的数字，自然是庞大的。我将上海普济寺与五台山合并，以及法度法师募款为五台山购得一千余亩田产，我们的目的，都是为碧山寺的经济来源谋一永久的安定基础，减轻住持奔走募化的辛劳。
　　五台山碧山寺的内部纠纷，虽然在民国廿一年经中央政府派员调解之后，西房子孙拿了一万元离去，事件平息。可是，五台山其他子孙寺院，对于碧山寺仍然持着敌视的排挤态度，在有意无意中，给碧山寺带来许多困扰。这里，我就我的九年住持任期之内，举出二事，作为说明。
　　五台山在中日八年抗战的沦陷时代，日本人在五台山成立合作社，要各寺院出资参加，许多富裕的子孙大寺， 每家出资一千元，响应非常热烈。合作社的日本负责人，也要碧山寺出资五百元加入。我曾面告日本负责人，碧山寺不能跟其他任何一家寺院相比的，它没有田产，没有固定收入，寺内的住众最多，全靠住持化缘维持生活。化缘的收入是没有一定的，有时化得多一点，有时化得少一点，但寺内的开支，却是有一定支出的。我们每年维持寺内大众生活开支，已经感到是椿吃力的工作，实在没有多余的经济力量参加合作社。如果一定要我们参加合作社不可，我们的唯一办法，只有出售寺内存粮，可是粮食售去，我们数百人的生活，唯有断炊，白白饿死了。日本负责人经我说明之后，也略表同情而离去了。但是，过了不久日本负责人又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还是要碧山寺出资参加。我从他的言行中观察，显然他是受了五台山其它出资各寺的压力而来的。最后，我明白的告诉日本负责人，如果你们一定要我出资参加合作社，我只有去北平、天津化缘。过去，我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也向你们皇军司令长官化过缘，他们签名出资的笔迹，还在我的化缘薄里。这次，我可能还要再向他们化缘，假如他们问我化缘何用？我只得据实相告，为参加合作社不得已而化缘的。日本负责人说：“你这样对他们说是不妥当的。”我说：“我是出家人，不能打妄语的。我不直接说，那是犯戒的。”日本负责人因此以默许的态度不要碧山寺出资参加。
　　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秋，日本无条件投降，五台山为中共地方干部人员接收。也许由于日本人过去成立过合作社，中共人员也在五台山成立合作社，要每家寺院出资一千元。我与中共干部人员接谈多次，诉说碧山寺的经济困难，以及向外募化种种不易，始终得不到中共人员的同情与谅解。从多次的接谈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外界的压力很大，而且干部人员已经透露出我与日本人过去交往的种种，审度形势，我知道在五台山各寺众口铄金的指控之下，大祸即欲临头。民国卅四年秋间，我以参加合作社外出筹款化缘为由，向中共干部人员取得一张通行证，前去北平、天津。离寺前夕，我与我的法弟本焕法师等少数几人交代之后，第二天一早，带了一点简单行李，离开了五台山。以后我就没有再回五台山了。这是我离开五台山的情形。
　　自五台山下山之后，我到北平红螺山过年，第二年春天，住在普济寺下院。卅六年秋天，我想去普陀山掩关，在上海将碧山寺的住持交与法度接任，卸去了九年的沉重负荷。那年冬天，我从上海到了普陀山，掩关静修，可是时间不及二年，民国卅八年初夏，我又因战乱的局势，由普陀山出关去到厦门，不久又由厦门到了越南。十多年前，我由越南转移香港，而后再来美国。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组团去中国朝礼佛教四大名山。由北京出发的第一站，便是去五台山。五台山的山脉依旧，风景如昔，交通改善了不少，可是，山上的寺院，显得一片清冷破落，碧山寺内，尚有五、六十位老年住众，虽然还能认识我是卅多年前这里的方丈住持，相见不胜嘘唏，人类的浩劫，众生的业力，身为一个出家者，又何能例外？当我礼佛的时候，碧山寺的过去种种，一幕一幕地又浮现我的脑际，在心房一阵强烈的震动下，一时百感交集，我禁不住流下几许感伤的眼泪。
　　民国卅六年，我在上海普济寺举行五台山碧山寺住持交替仪式，由我的法弟法度法师接任住持，不久，由于局势突变，人事分散，上下两院难以照顾，因此，广慧长老，又自碧山寺的元老职事中，为净如、因修法师补授碧山寺记，与我们同辈，因此，我们这一代共有法兄弟六人。去年（一九八一）我回五台山，便是净如法弟担任碧山寺住持。其主碧山寺，业经廿余年。
　　这里，我将十方碧山寺的法系记述如下，用作本文之结束：
　　第一代乘参、恒修大师
　　第二代果定大师
　　第三代广慧大师
　　第四代1寿冶、2法席、3本焕、4净如、5因修。
　　（按：第四代中本来尚有法成，其未上位，大陆解放后，不知所终）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九日寿冶写于纽约光明禅寺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