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环保理念有何差异？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找到标本兼治的解决办法？日前，学地理学出身的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与学哲学出身的北京地球村环教中心主任廖晓义就此进行了一番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左）与北京地球村环教中心主任廖晓义，在京对话。

用中国式智慧寻找环保出路

话题：东方“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将是解决环境问题最终的理念出路——

史培军：东方人的文化思想与西方人有一个本质区别，那就是“以谁为中心”的问题。东方人的中心是家庭，西方人是以个人为中心。西方人的伦理观是“我和你”，东方人的伦理观是“我和家庭”。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家庭主义”的环保文化展开了50多年的争论。

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文化精髓是“天人合一”。因此，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今天最大的哲学错误就是把人和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这个观念问题不解决，环境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人类就会永远处于制造环境问题、再去解决环境问题的恶性循环中。

廖晓义：您的观点让我想起初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一度热衷于跟着西方人搞环保，成了西式环保理论的热情传播者。但是，渐渐地，我产生了疑惑，开始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生命和生态的答案。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对自然没有居高临下的保护能力，而是顺应自然以得到自然的保护。人和自然是息息相通、血脉相关的整体。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自然成为人的经济系统里被称为“自然资源”的部分。只有从这种“天人合一”理念出发，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

史培军：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中国把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这是世界少有的。中国同样是世界上少有的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到国家战略中的国家。虽然这背后有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但是，同样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解决环境问题要标本兼治

话题：经济学的环境解决办法能否治本——

史培军：从一定程度上来看，经济学的办法是管用的。因为环境污染了，可以把水处理干净，可以把固废处理掉，还可以减少排放污染。在这样的逻辑下，经济产生的环境问题可以由经济的方法来解决：一种办法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把水污染了，用了不发达地区的水，可以给不发达地区一点钱，让他们把环境搞好，这叫生态补偿；第二种办法叫排放权交易，还有一种是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环境问题。

但是，这些办法又是不够的。它们对已经发生的污染、已经破坏的环境有一定的治理效果，问题是我们怎么解决治标治本的问题。环境经济学是治标的环境措施，不是治本的环境措施。我们如果一方面忙于治理破坏了的环境，另一方面又不断破坏环境，这样的循环是没有出路的。

廖晓义：我认为经济学的办法总是希望用人为的、技术的与投资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而我理解的中国式环保非常简单，就是敬天惜物，顺应自然。比如，别把冬夏天颠倒，开大功率空调让冬天室内过暖、夏天室内过凉。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超越物质财富的幸福观，从过度消耗物能的生存困境转移到物能、心能和体能平衡的生存方式。

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用另外一种经济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比方说发展养生产业，带动有机农业，从这种小产业开始走一条新路，尝试不用交易的手段解决问题，而是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健康和快乐的生存价值。

探索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

话题：能否提供一个具可行性的实际范例——

廖晓义：今年我们做了一个试点，在红十字基金会和南都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地震重灾区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创造和实施了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乐和家园”。它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乐和民居，其建筑模式以乡野生态屋为建筑设计，乡情小聚落为建房方案，乡土工程师为实施主体。目前，这一建筑模式已经成形并取得了巨大成效，项目一期的40户主体建筑已全部完成。我们还帮助村民成立了当地第一个环保社团，成员来自每一户村民的自愿申请，他们是大坪村灾后重建的骨干力量。

在那里，环保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灵净化、生命意识乃至民众参与为一体的新生存模式。我们在吸收西方环保经验的同时，更注重维系和滋养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生态智慧。

史培军：乐和家园是从一个小的区域做起，通过从底层的文化推动，慢慢扩大，试图给解决环境问题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我想强调广义的人文关怀，强调人文在环境保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说乐和家园的尝试很宝贵，这种村民参与的环保能够给中国广大的农村提供和积累可行的环保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