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期，一连有好几位徒众因身体有病而住在如意寮中静养。为我开车多年，曾经担任人事监院的永均法师问我：“那些人看起来身体很好，但每天又无所事事，为什么那么多病？我们每天忙碌不已，身兼数职，为什么反而身体健康不生病呢？”我随口回答他：“因为忙，就是有营养啊！”不料这句话在徒众间流传起来，成为一句法语。回想起来，我的一生的确是因为“忙”，才少病少恼，身健心安。

童年时代，我就很喜欢忙。每天鸡鸣而起，忙着帮大人插秧、除草、放牛、养鸡，忙着和同伴捉泥鳅、找蟋蟀、玩纸牌、说故事。甚至连吃饭、睡觉都是在忙中度过。即使生病，也是在忙的里面，似有似无地打发过去。忙，不但强健我的体魄，也长养我的耐力。

及至我12岁出家之后，虽然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忙碌依旧，所以我从来没有适应上的困难。记得那时我忙着早晚课诵、上课读书；忙着出坡作务、挑柴担水；忙着看守林园、捉拿山林小偷、护卫山门；甚至忙着立菩提愿、发增上心；忙着念佛号，忙着打腹稿……，几乎到了无事不忙，无处不忙的地步。这样从早到晚，忙此忙彼，不但于己丝毫无损，反倒强化我的身心，增加我的人缘。

由于我经常自动自发帮忙菜园工作，所以园头不时送我两棵白菜、几粒番薯姜，让我带回去烧汤煮面，与同学共享，彼此皆大欢喜。尤其在隆冬的夜晚，三五好友蹲踞厨房一角，一面忙着偷吃面条，一面忙着闪躲纠察老师，既刺激，又温馨。如今回味起来，依然乐趣无穷。

每个月常住创办的《中流杂志》出刊时，我也总是义务地前往协助包装寄发。一天忙碌下来，不但赢得师长的赞美，而且还能获赠一份杂志做为酬劳，使我能免费阅读，先睹为快。这对于嗜书如命，却阮囊羞涩的我而言，真是无上的珍宝。

就读佛学院期间，我不但每天发心煮放参(晚饭)供养大众，也时常到常住的织布工厂里帮忙。虽不曾多吃一粥一饭，也未尝得到一丝一缕的赐赠，但在忙的同时，我深深了解物力的艰难与缘起的妙用，一生受用无穷。

所以，在“忙”中，有数不尽的乐趣；在“忙”中，有无限的喜悦；在“忙”中，能安身立命；在“忙”中，能多所体悟。“忙”的生活实在太美妙了！在“忙”中，我感觉到懒惰懈怠实在就是罪恶。

为了照顾一窝刚生下来的小老鼠，我将它们偷偷藏在抽屉里，每天咬破饭粒慢慢喂食。看着它们从全身无毛到一身乌亮，从未睁双眼到活蹦乱跳，我感受到生命之可贵在于跃动不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焉能不将自己“忙”起来呢？

为了同学赠送的几条蚕宝宝，我在读书作务之余，跑全山，摘桑叶，一面注意它们的温饱情况，一面还要避免被老师发现，一直养到它们长大成蛾，破茧而出。这些点滴体验，让我及早深入“虽忙犹闲”的三昧，对于我未来的弘法事业具有莫大的帮助。

在佛学院图书馆兼任管理员期间，我除了夜以继日整理“活页文选”之外，还经常忙里偷闲，翻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基度山恩仇记》等中外名著。甚至在开大静之后，点着线香躲在棉被里偷偷阅读，直至天亮。就这样数年之间，拜忙中自修之赐，我不但得以遍览群书，更激发对文学的深厚兴趣。

老师的一声令下，我忙着奔走油印，供给教材；同学的一句要求，我忙着整理讲义，装订成本。忙，使我得到师长的肯定；忙，使我得到同侪的友谊；忙，使我意识到集体创作的重要；忙，使我感受到同心协力的意义。在闭塞的深山丛林里，虽不曾阅读“青年守则”，但我早已体会“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真谛。观世音菩萨因为二六时中忙着寻声救苦，地藏王菩萨由于时时刻刻忙着地狱度生，所以赢得佛子们的顶礼赞叹。因此，忙是善举，忙是利行，忙是情义，忙是功德。忙，才是佛法的真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点燃中日间的战火；8年后，艰苦的抗战终于结束，未曾休养生息，又遇国共之争。十余年间，我与一般苦难的中国人一样，忙着逃难，忙着流亡，忙着防空袭，忙着躲战火，忙着救济伤亡，忙着收容孤老。忙，给我机会，让我从扬州乡下来到南京栖霞，让我由童蒙无知直至出家求学，让我从山林僻野走向社会群众，让我从徐蚌会战来到台湾施展弘法利生的抱负。

刚开始时，为着一个开示，我往往忙了几个通宵，准备讲稿；为了一篇文章，我经常忙了几个夜晚，搜索枯肠。虽然未曾领过任何钟点费，亦未曾得到任何稿酬，但是看着台下的群众由少而多，由点头会意到拍手鼓掌，看着自己的一笔一画印成方方正正的铅字，刊在每期的《菩提树》、《人生》、《觉生》、《自由青年》等报章杂志上，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充塞胸怀，实非锦衣玉食、华厦美屋之乐所能比拟。在忙中，我充分领略服务奉献，不求报偿的法喜。所以，我能有能无，能苦能乐，能大能小，能进能退。

为了让一本书及早付梓，我曾经守在深山草棚里达一个月之久，趴在尘泥地上，以大地为桌案，奋笔疾书，写出我对人间佛教的理想。为了让一本杂志如期出刊，我时时饿着肚子，从台北大理街走到万华火车站，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公车到新北投，摸黑步行至山顶，将一本新印的刊物交到老法师手上，才松了一口气。每次完稿，望着鱼肚白的天色，再看看表，往往已是凌晨时分。虽然我整天忙得无人无我，无日无夜，但在我不仅未曾减少什么，反而增进了信心道念。

1951年，我担任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每天起早睡晚，忙着带领学生做早晚课诵、出坡劳动，忙着准备授课及批改作业。此外，还得忙着圈点八十余本的学生日记及辅导学生的生活。一个月下来，整整瘦了5公斤。尽管如此，我的心灵却在忙碌中逐渐提升，我的视野也在忙碌中逐渐开阔。忙，开启人人本具的潜能；忙，发掘方寸自有的宝藏。所以，我喜欢忙。借着忙，我精进奋发，自强不息。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四、五十年前，正是民生困乏的时代。有人又说：“教书自有香菇面，教书自有好供养。”但我觉得，教书之乐不在丰衣美食，而在灌输大家正确的观念。所以每次收到些微稿费或嚫钱时，我总是拿去购买佛书，与佛子们结缘。忙着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实在比黄金屋、颜如玉、香菇面、好供养更有价值。记得那时我常常为了一场讲座，从宜兰坐上一天的火车到高雄，演说完毕，又从高雄乘夜车回到宜兰。在北宜线、纵贯线上，我虽然耗费了无数光阴，但生命的力量却随着滋长，怎不叫人欢喜？除了定期的讲演之外，我马不停蹄，忙着到工厂为劳工开示，到码头为渔民布教，到监狱为受刑人皈依，到军营为官兵们说法。有人说时间难捱，我却觉得一天24小时瞬息即过，恨不得一天能有48小时可以使用。

那时，台湾的出租车刚刚开始营业，我偶尔为了赶路，不得不以出租车协助自己奔忙。每当里程表跳动一次，我的心脏也随之起伏跳动。又要忙碌，又想省钱的滋味固然颇不好受，但是每当望着台下听众心开意解的表情，看着身边的工作能够完成，心中的喜悦真是无与伦比。

1961以后，各个大学纷纷成立佛学社团，广播电台也增辟佛教节目，一向喜爱文教的我益形忙碌起来。我不但为寺院服务，为信徒讲经，还要为学生授课，为电台供稿，整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虽然如此，我仍感到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寺院的落成开光、住持晋山，我经常南北奔跑，亲往参加；为了信众的婚丧喜庆，我往往毫不犹豫，前去致意。渐渐地，应酬日增，但因深恐人情不够，所以只有自己忙碌，不愿对别人失礼。虽说凡事已克尽己心，无奈仍有未如人意之处。我深深感到，未成名时，忙，是一种快乐的修行；成名之后，忙，有时却成为一种艰难的负担。俗谓“人为名累”，其实，再忙再苦，我也不累，人情难却才是累人最甚。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还是欢喜忙，所以仍然继续地忙下去。

随着佛教的发展，50岁以后，我又忙出另一片天地。在建寺安僧、办理学院、成立养老育幼事业、从事出版文化工作等方面，我都写下了“忙”的历史。但有谁知道，我常常为了开导一个顽皮的小孩，忙着想尽办法；我往往为了疏通一位固执的老人，忙得舌干唇燥。时间在忙碌地思考、忙碌地做事中飞逝而过。佛经上说：“常做佛事，永不休息。”在忙碌的度众工作中，我学习到谦虚耐烦的美德，也长养了慈悲包容的雅量，真是人生一大收获。

佛光山开山之初，我忙着带领弟子们披荆斩棘，启建山林；平日里，我忙着在全山扫除各地落叶；假日时，我忙着进厨房供应香客素斋；山洪爆发时，我忙着以身挡水，保卫道场，事后还要忙着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台风来袭，我忙着巡视各地，灾后还要忙着修补摇摇欲坠的草寮。经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忙”的生活中，我对于这句话有很深的体会，因为佛光山的一沙一叶中，有我全部生命的虔诚供养。

近10年来，我的弘法脚步拓展到国际舞台。我曾六去印度朝圣，八赴欧洲弘法；我曾七往澳洲、纽西兰大洋洲地区巡视寺务，三到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视察佛光山的别分院。为了将大乘佛法传入西方世界，我去过北美洲的美加一带30次以上；为了每年为期3天的佛学讲座，香港地区我来往不下15次。在马来西亚的莎亚南体育馆，我主持过8万人的集会；在印度的拉达克，我爬上海拔4千公尺的高地，向当地信众弘法。联合国大厦曾有我过往的足迹，印度总统府、泰国皇宫、美国白宫也留下我和各国领导人会谈的历史。中国的长江三峡，我曾亲炙过它的风采；世界的七大奇观，我也曾一一伫足观赏。在倥偬的弘法行程中，我浏览过莫斯科的红场风光；在繁忙的北欧之旅中，我见识到瑞典和平幸福的社会主义。走访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太空总署，使我对尖端科技的成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参观加利福尼亚州的环球影城，让我对声光化电的功用有了深一层的认知。我忙着做一个地球人，将欢喜遍撒十方世界，将自己融入万物之中，每天过着既充实又幸福的忙碌生活。

滚石不生苔，流水不生蠹。忙，才能发挥生命的力量；忙，才能使我们身心灵活起来。经云：“若行者之心数数懈废，譬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又说：“人所欲为，譬如穿池，凿之不止，必得泉水。”借着忙，将自己动员起来，才能一鼓作气，先驰得点。如果能善于忙碌，“忙”就是一帖人生康乐的最佳营养剂。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