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见于周代，其原义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国学”一词，出于《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与之相似的还有《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这里的“国学”，就是指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周代的教育，有国家教育与地方教育之分。地方教育称“乡学”，学校类型有“校”、“序”、“庠”，设在地方的自治单位“乡”、“遂”之中，并由司徒和遂大夫职掌。国家教育称“国学”，设在王城，由乐师、大司乐等官职掌。可见，国学的原义，是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它与地方的乡学相对。

　　周代国学，又有小学和大学之别。按照《周礼正义》所述，周王国的小学，建在王宫南大门的左边，由师氏职掌。而王国的大学，建在国都之南郊，包括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五所，由大司乐职掌。小学和大学的学生称为“国子”，主要是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之嫡子，他们皆贵族子弟，以与乡学中的平民子弟相区别。子弟八岁入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六艺”之文和基本的生活规矩。国子十五岁从小学升入大学(大学的国子还包括乡遂所推荐的贤能)，在大学里，他们因时因地依次到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之中学习干戈乐舞、礼仪典书，大约九年之后毕业。大学教育的目标和步骤，按《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可见，大学教育之道，就是要让贵族子弟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德。在周代，由于大学教育是贵族子弟成才的高级阶段，它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修己治人”之才的使命，这使得大学成为周代国学最重要的部分，以至于人们有时把国学与大学教育等同起来。

　　后代的国家教育，明显受到国学的影响。周代以降，为了教育王公官僚子弟和平民俊秀，培养人才，各朝代都重视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其中，汉代有太学;晋武帝又设国子学，以与原有的太学并立;北齐为国子寺;隋唐宋时国子监下辖太学、四门、国子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为国子监，它们都是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秉承了周代国学的职能。如果说，周代国学的教育内容是礼乐文化，那么，周代以后国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如汉代太学，主要教授《周易》、《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五经;唐代太学、四门、国子学的生徒要学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周易》、《孝经》、《论语》等经，闲暇时还可兼习《国语》、《尔雅》;北宋国子监的课程和教材有:《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南宋时国学教材在北宋经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朱子的《四书集注》和《仪礼经传通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和《春秋传序》等;明、清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也主要是“四书五经”，而且“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的《易传》、朱子的《本义》;《书》主蔡氏《传》;《春秋》主《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主古注等等。可以看出，秦汉至明清，国家的最高学校名称虽各异，学生所学的课程和教材亦有变化，但它们基本秉承了周代“国学”作为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的原义，其作为教材的儒家经典，实际上与周代的“礼乐文化”一脉相承。一句话，在古代，国学就是国家办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为代表的儒学传统和文献，其目标是培养修己治人之才。

　　进入近代，国学的内涵发生了嬗变，国学不再是指国家的教育基地和学校，而是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总体，期间并有“中学”向“国学”转变的分际。19世纪中叶，挟裹着军事经济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由此，古代的“华夷之辨”转变成“中西之辨”。在中西文化的颉颃中，中学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实现富强，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以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及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主张在坚持孔子之道的同时，学习西方的技艺器用，他们的主张后来被提炼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其中的“中学”，就是指以孔门之学为主的中华固有的学术，它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工商法律等知识相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章太炎认为，国学是国家成立的根本，国学亡而国必亡，国学兴而国自立，国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存亡相依。章太炎指出，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总称，它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相对于“中学”，此时的国学已无“以孔门之学为主”的强调。而章太炎的国学观，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知识界对国学的基本看法。

　　当然，由于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其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因此，说到国学的具体内容，以胡适为代表的“反传统派”和以梁启超、梁淑溟为代表的“传统派”便出现了分歧。反传统派心目中的国学内容，侧重于古代文学史、史学考据文献及诸子作品;而传统派心目中的国学内容，主要是指影响中国人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儒家经典。就学习国学之目的，反传统派是要清理一段中国的历史和学术史，批判传统儒学的弊病，从中寻找几点与西方现代学术相契合的“真价值”，以便接引西方的知识，在中国“再造”现代文明。相反，传统派研究国学之目的则很明确，他们相信中国固有学术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希望人们熟读儒家经典，体验其中的“活灵魂”，并以之修身践履。

　　由上可知，国学的概念及其内容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然而，除“反传统派”外，人们对国学的看法，在不断变化中有一不变的红线:即不论是周代的官学、中世的士大夫，还是近代的“传统派”，人们把国学当作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观的载体，它就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这就是国学的内核所在。

　　如果明白了国学的内核，今天我们学国学、读国学，面对的就不是让人畏惧、无处下手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而是以儒学为主脑，在研习四书五经的基础上，适当可以旁及先秦诸子、佛道之书及诗词文史。兹不揣固陋，列一国学书目，以供普通读者参考: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墨子》、国学漫谈《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史记》、《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楚辞》、《文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唐宋文选》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