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发展

　　序言

　　藏传佛教的发展，即藏传佛教的复兴时期，也就是指藏传佛教史上的“后弘期”。关于“后弘期”开始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许多史籍都没有一致的定论。其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有两种：即佛教在藏族地区中断七十年之说和中断一百年之说。也就是说，朗达玛赞普于公元８４１年灭法，经过七十年或一百年之后，即公元１０世纪初或１０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再次弘传起来。实际上，藏传佛教没有因朗达玛的灭法和禁止而在藏族地区销声匿迹，它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

　　正如１８世纪时期格鲁派著名高僧松巴益西班觉所讲：“朗达玛灭法后，朗达玛之子奥松至科热三代时期，在前后藏地区，没有任何戒律、讲授、听闻、灌顶等的传承及仪轨。但有一些身穿有领袈裟的佛殿管理者，自称为‘阿罗汉尊者’，他们在夏季三月以修持四脉鼻息为护持戒律，又以炼火为坐夏开禁，为亡者善后只诵读片断经文，就如同红出自黑一般之解说。此时，一些居家持咒者或在家居士，将以前因藏匿而未被王臣发觉惩处的部分实践密法，后来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授给各自的子嗣或徒弟。由于他们的口耳相传是靠记忆传授，都是些断章取义的密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密法不但走样而且掺杂进苯波教的实践修炼法，就如此诵持修炼，则不知自己的证悟层次和佛教密续的义理。因此，他们只抓住法的形式，修炼双修等各种各样的粗法邪行，从而使密法的清净讲授等正统被衰落或失传。”可以看出，朗达玛灭法之后，佛教戒律等佛法的核心传承，虽然被中断，但是在广大的民间仍有许多所谓的佛法修行者。这部分不穿袈裟的在家居士一边秘密修持佛教密法，一边又悄悄保护寺院、佛殿、经书和佛像等。他们既为藏传佛教的继承作出了贡献，又为藏传佛教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所以，对于“后弘期”开始的年代，不好下具体的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授予比丘戒僧侣的大量出现，以及大兴土木重建佛教寺院，可作为“后弘期”开始的重要标志。因为朗达玛的灭法运动，主要中断了传授戒律的连贯性，佛教一旦没有条件举行常规的受度仪式，就谈不上发展僧侣集团作为骨干或核心力量来发扬光大，也就等于纸上谈兵。根据藏文史料，公元１０世纪在藏族地区又开始出现大批出家僧侣和重建寺院的热潮。主要从东部安多地区和西部阿里地区率先掀起复兴藏传佛教的运动，在藏传佛教史上称其为下路和上路点燃弘法之火。从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全面开始。

　　藏传佛教像在朽木上点燃火一样，在安多藏区的丹斗寺熊熊烧起，人们称其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之火，从安多下部点燃。这就是上述藏传佛教之下路复兴，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端。与此同时，在西藏的西部阿里地区也掀起复兴藏传佛教的运动。这同样视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之火，因它从阿里上部点燃，人们称之为上路复兴。

　　藏传佛教的发展——上路复兴

　　朗达玛赞普的两个儿子即永丹和奥松，在朗达玛被刺杀后，分离成两派，导致相互间的长期内战，最后奥松一派在前藏地区兵败，便逃往西部阿里地区，建立根据地。奥松之子为柏柯赞（８６５——８９８年），据说，柏柯赞曾修复宁麦卓埔麦隆等八座寺院；柏柯赞有两个儿子，即基德尼玛贡和赤札西择贝柏。此时，永丹王系的后裔在前藏一带完全摧毁基德尼玛贡和赤札西择贝柏的军事力量，赤札西择贝柏退居拉堆地方，后来默默无闻；而基德尼玛贡则逃到西部阿里地区，在这里建立政权，逐步发展壮大。基德尼玛贡有三个儿子，即长子柏基贡统治芒域等地区（今拉达克地区），后来建立拉达克王统世系；次子德祖贡统治布壤等地区；老三札西贡统治象雄等地区（今西藏阿里地区），后来建立古格王朝。他们被史家称为阿里三王或上部三负，藏区地理概念上的阿里三围之称呼由此而来。其中札西贡有两个儿子，即柯热与松贝；柯热又有两个儿子，即纳嘎热札和德哇热札。柯热在他的晚年时期，对藏传佛教产生敬仰之心，并发愿按祖先之先例，弘扬藏传佛教。于是柯热将王位让给弟弟松贝，自己在一尊佛像前自行领受戒律，成为一名出家僧人，取名为拉喇嘛益西沃。随之他的两个儿子纳嘎热札和德哇热札也出家为僧。由于拉喇嘛益西沃是第一个在阿里地区开展弘法事业的人物，而且在复兴藏传佛教的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成为上路复兴的开创者，他的名字同样与下路复兴的开创者喇钦贡巴饶赛一起载入藏传佛教史册。

　　拉喇嘛益西沃首先在阿里地区依照前藏的桑耶寺创建了托唐柏吉拉唐，即后来的托林寺。该寺位于今阿里专区扎达县扎桑区境内，它是藏传佛教上路复兴时期的第一座寺院，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时的主要道场之一。同时，拉喇嘛益西沃选派七名出身高贵的聪慧青年人以及十四位仆从共二十一人去克什米尔求学佛法，其中大多因气候炎热等染病致死，只有仁钦桑布和俄勒贝喜饶二人圆满完成学业，携带佛经，返回故乡，从事佛经翻译，后人分别称他们为大译师和小译师。

　　大译师仁钦桑布（９５８——１０５５年），生于阿里地区，１３岁是在堪布益西桑布前剃度出家，青年时代曾多次赴克什米尔，广拜名师，系统学习佛教显密教法，据藏文史料记载，仁钦桑布曾三次去克什米尔留学，先后拜七十五位班智达，广泛学习佛教显密和密宗理论，在佛教学业上取得很高的成就，并成为当时藏传佛教界最璀璨的一颗明珠。阿里王拉德赞不仅封仁钦桑布为首席供施对象，而且拜他为自己的金刚上师，同时还从布尚划分部分地区作为宗教活动基地，并倡建楼座佛殿，一起奉献给仁钦桑布，作为他在佛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奖赏。得到阿里王的大力支持后，仁钦桑布在以古格为中心的地区，主持建造了许多佛殿和佛塔，如查札佛殿，荣地佛殿等，都是这位大译师亲自主持建造的。但是仁钦桑布对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最大贡献，则是佛经翻译。

　　仁钦桑布将自己一生中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译经事业。他先后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续部经典，从此藏传佛教新密续开始建立。仁钦桑布一共翻译了１７部经藏、３３部论藏、１０８部密宗（怛特罗），而且密宗译经中包括《集密》、《摄真实经》、《庆喜藏释》等重要密宗典籍。此外，仁钦桑布还根据新的梵文版本的佛经修订了一些以前所译的藏文佛经。后人以仁钦桑布翻译密宗典籍为界，此前主要指吐蕃时期的译师们翻译的密宗典籍称为旧密咒（宗），之后包括仁钦桑布在内的译师们翻译的密宗典籍称为新密咒（宗）。因此，仁钦桑布成为藏传佛教史上有代表性的大翻译家。另外，小译师俄勒贝喜饶，在阿底峡进藏后随阿底峡学法，成为阿底峡尊者的三大弟子之一。至于小译师的具体情况，在下面谈噶当派时作介绍。

　　据不少藏文资料记载，当时拉喇嘛益西沃不仅派遣阿里地区的僧人赴克什米尔等佛教兴隆地区求法，同时还邀请外地高僧大德到藏族地区弘法。如拉喇嘛益西沃曾邀请东天竺的大班智达法护及其上首弟子妙护、德护、智护等进藏宣讲律藏，他们给古格地区的嘉威喜饶授予比丘戒，后来由此传出的戒律传承，则叫作上路律学。

　　为邀请到更多的印度高僧大德，以便扶正藏传佛教的正统地位，拉喇嘛益西沃亲自外出奔走，不幸在途中被葛禄逻人的军队逮捕。葛禄逻人向古格王朝索要与拉喇嘛益西沃等身的黄金，才能释放他回乡。据史料记载，古格王松贝之子为拉德，拉德有三个儿子，即喜瓦沃、绛曲沃和沃德。其中绛曲沃是出家人，尊称为拉喇嘛绛曲沃，当时由他收集赎金前往赎取拉喇嘛益西沃，但赎金未达到等身量而没能赎回人质。然而，拉喇嘛益西沃则借此见面之机，对拉喇嘛绛曲沃再三叮属：他已年迈，没有多少时间为弘法事业效力，千万不要为赎他而浪费金银财宝，一定要拿赎他的重金去邀请印度高僧阿底峡。不久，拉喇嘛益西沃在异国他乡去世，而他胸怀的愿望经后人的努力得以实现。

　　此外，根据《布顿佛教史》，拉喇嘛益西沃时期，由尼泊尔译师班玛日泽邀请班智达弥底和查拉让帕进藏传法，但译师犯胃病去世，两位班智达因不懂藏语在前后藏一带流浪。其中弥底在一个叫达那的地方，为人家放羊维持生活，后来被切斯札帕?索南坚赞发现，他被请到曼隆讲法；赴康区的丹隆塘地区建立《俱舍论》的讲习院。后来弥底成为一名藏语言专家，翻译了《四座》、《文殊明智法门》，以及《胜观假密义》等许多佛经；在朗曲金殿著述了《语门论》或称《口剑论》，这不是有关佛教方面的著作，而是一本涉及梵文、藏文词汇、语句等方面的语言学专著，在藏族古典语言学著作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至于班智达查拉让帕的情况，史料中记载得比较简略，只是说他给荣帕曲桑传授了夺舍法，从而使荣帕曲桑精通不少佛经。

　　古格王拉德时期，邀请克什米尔的大班智达释迦室利来藏传法，他在古格地区主持翻译了颇多佛教经论，还传授佛教戒律，由此传出的戒律传承，后来被称为班钦律学，其意为从大班智达释迦室利处传承下来的佛教戒律系统。

　　最后拉喇嘛绛曲沃遵照叔叔拉喇嘛益西沃的遗言，先后派遣藏族译师嘉尊智僧格与那措茨诚杰布携带大量黄金前往印度，迎请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进藏弘法，几经周折，最终如愿以偿，阿底峡尊者入藏传法，从而掀起藏传佛教复兴的高潮，推动了重振藏传佛教正统的进程。至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在整个藏族地区全面开始。如果说藏传佛教下路复兴以继承佛教戒律传承为其主要特色，那么藏传佛教上路复兴则以翻译佛经为其主要特色。无论是下路复兴还是上路复兴，都为藏传佛教的复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如时贤所讲，下路复兴点燃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之火，上路复兴则使藏传佛教后弘期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在“后弘期”，藏传佛教无论在传教的范围上，还是在信教群众对佛教的信仰程度上，皆远远超过“前弘期”。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在兴佛规模上是空前的，并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时期。如从公元１０世纪算起，至公元１５世纪初格鲁派创立为止，将近五百年之久。从宗教发展史的角度看，后弘期是藏传佛教的繁荣时期，不仅产生了许多互不隶属的宗派，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还出现了活佛转世。

　　藏传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除格鲁派以外），是从公元１０５７年至１２９３年间相继产生的，这从一方面说明了公元１１至１３世纪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中的一段大发展时期。出现这种宗教上的繁荣时期，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藏族地区的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兴旺，而且在藏传佛教界人才辈出、各显身手、宗教活动十分活跃。

　　从公元１３世纪后期开始，藏传佛教开始向周边其他民族地区传播，走出了单一的藏族文化圈，给藏传佛教史上增添了一个辉煌的新篇章。如今在中国，藏传佛教遍布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地区，为藏、蒙古、普米、裕固、土族等民族的绝大多数群众所信仰。在国外，诸如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以及美洲、欧洲的不少国家都有藏传佛教的寺院和信奉者。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不仅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派别

　　藏传佛教的发展——下路复兴

　　就在朗达玛赞普灭法之际，便有三位藏族出家僧侣携带重要佛经秘密逃到边远地区，保留了佛教的戒律传承。三位僧人分别是藏热赛、越格琼和玛释迦牟尼，当他们在吐蕃著名的佛教修行胜地曲沃日闭关修行时，亲眼看到逼迫上山打猎的佛教僧侣，并得知朗达玛赞普正在迫害佛教的消息，他们用一匹骡子驮载《毗奈耶经》等律藏经典，逃到西部阿里地区。阿里地区没法安身，又去往葛洛地方（勃律），该地因语言不通也没能传播佛法，最后绕道霍尔地方到达安多地区（今青海东部藏族地区）。三位僧人就在此地找到安身之地，他们先后在丹斗水晶石窟（位于今青海省化隆县和循化县交界处）、金刚岩和阿琼南宗（该两处在今青海省尖扎县境内）等地修行和传教。

　　由于三位僧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在这三处地方坚持修法传教，为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接轨作出贡献，目前这三处地方已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圣地之一。根据《西藏王统记》的记载，从曲沃日逃走藏热赛、越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三人后，紧接着又有二人在曲沃日逃走。这二位是噶沃却札巴和荣顿僧格坚赞，他俩逃走时同样携带了佛教主要经典，如《俱舍论》等许多佛经，最后不约而同也抵达东部安多藏族地区的阿琼南宗。随后谋杀朗达玛赞普的修行僧拉隆贝吉多杰也携带《羯磨经》、《具光明律藏》等律藏经典，跟随其后，也来到东部安多藏族地区。拉隆贝吉多杰因杀害国王而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便常住金刚岩某岩洞单独闭关修行。

　　由于吐蕃佛教中心的六位比丘僧相继抵达，并持有佛教重要经典律藏，一时间，东部安多藏族地区，成为继承藏传佛教的中心。因为当时在整个藏族地区既没有比丘僧僧团，又没有保留下律藏经典，惟有安多藏族地区才具备授戒出家人、发展僧团组织的条件。聚集在安多藏区的六位高僧中主要由藏热赛、越格琼和玛释迦牟尼培养了律藏继承人，即建立了比丘僧组织。他们培养的第一位比丘僧就是后来在藏传佛教界享有盛名的喇钦贡巴饶赛，他原是当地一位名叫苏赛的苯波教大师的侄子，原名叫牟索赛巴，当他十五岁之际，遇到藏热赛、越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三位来自藏传佛教中心前藏的比丘僧，并对他们产生信仰之心，积极要求出家受戒，成为一名佛教僧人。三位比丘僧觉得牟索赛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年轻人，可以考察他能否皈依佛教，成为一名佛教继承人。因此，首先向牟索传授佛教知识，还借给他佛教戒律典籍《毗奈耶经》，让他在家先掌握有关佛教戒律知识，并答应他，如果能够对佛教产生坚定不移的信仰之心，再给他授戒。牟索赛巴诵读《毗奈耶经》后，果真对佛教产生一种强烈的虔诚之心。当时牟索赛巴一边读经一边流泪，可以说他对佛教的信仰，油然而生。于是取法名为格瓦赛。格瓦赛出家后，严守戒律，勤奋习法。

　　五年后，格瓦赛达到授受比丘戒的条件，但是授比丘戒至少需要五人以上的比丘僧。否则，未达到律藏中所规定的人数，也就没有具备授予比丘僧的资格。因此，在叙述当时由那五位比丘僧向格瓦赛授予比丘戒时，藏文史籍中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当时拉隆贝吉多杰因杀害朗达玛国王而违反杀戒，已失戒律，不能参与授戒仪式，另外聘请一个叫果旺一个叫基班的二位比丘汉僧，凑够五位比丘僧，藏热赛任堪布，越格琼和玛释迦能尼作规范师，向牟索赛巴授予比丘戒。第二种认为，牟索赛巴是在相继从前藏曲沃日逃到安多藏区的藏热赛、越格琼、玛释迦牟尼，以及噶沃却札巴和荣顿僧格坚赞五位比丘僧处，剃度出家，受比丘戒。实际上，牟索赛巴在以上诸位大德处受戒出家，全面修习佛法，最后成为一名博通佛教经律的著名高僧，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享誉整个藏区，因而尊称为喇钦贡巴饶赛，在藏文典籍中就以此名为统称。

　　根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喇钦贡巴饶赛当时除了随自己的几位授戒上师座前研习佛法外，还赴北依止一位名叫果荣僧格札的老僧，系统学习律藏，这位老僧对喇钦贡巴饶赛赠送了律分别、律本事、律杂事和律上分四部毗奈部耶，并嘱咐道：我已年老，在世时间不多，望你严格继承佛教正统。喇钦贡巴饶赛返回后，拜噶沃却札巴为师，学习《般若十万顷疏》和《大乘对法藏》等佛经，历时十二年之久。根据《青史》记载，喇钦巴饶赛的佛学知识和道德行为，在丹斗一带的群众中不仅得到承认，而且逐步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喇钦贡巴饶赛把丹斗地方作为自己的宗教活动中心，开展供养佛教三宝、祭祀护法神等各种宗教活动，并向当地诸神祈求，护佑自己的弘法事业。随着信徒的不断增多和本地有势力人家的资助，喇钦贡巴饶赛在丹斗地方开始创建寺院、佛塔等佛教建筑物。著名的丹斗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建成的。由于在丹斗寺喇钦贡巴饶赛本身声望的日益提高，又有不少慕名前来丹斗寺出家为僧者。喇钦贡巴饶赛４９岁时抵达丹斗地方，在该地居住３５年，在８４岁圆寂。根据藏文史书，在喇钦贡巴饶赛座前首先出家受比丘戒的是巴果益西雍仲，其次是帕奈丹札巴前来剃度受戒，史称巴、帕二僧；此后依次有四对八人剃度出家，前后产生十位比丘僧。其中巴果益西雍仲继承了喇钦贡巴饶赛戒律传承，向他的弟子郑益西坚赞授予比丘戒。

　　喇钦贡巴饶赛在东方安多藏区继承佛教律藏传承，发展佛教比丘僧，弘扬藏传佛教的消息，传到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前藏以后，很快得到当地封建领主的积极响应。当时西藏的前藏地区由朗达玛赞普的儿子永丹的子嗣们统治着。如《汉藏史集》记载：永丹与巴曹妃札西措所生儿子为赤德贡年，赤德贡年之子为赤德日巴贡和尼玛贡，尼玛贡之子为尼奥贡，其后裔大多居住在隆雪、彭域以及安多和康区；赤德日巴贡之子为赤德波与多杰拔，其中赤德波的后裔是乌巴巾、塘拉札巴等；多杰拔之子为赤旺秋赞，赤旺秋赞之子为查纳益西坚赞。查纳益西坚赞就是扶持藏传佛教复兴的后弘期著名人物，是当时西藏前藏桑耶地区的领主。正如《红史》所载：这些情况（指安多藏区弘传佛教律藏）被桑耶地区的领主查纳益西坚赞听说后，颇感振奋，立即派出佛教徒前去受戒并引进佛教律藏传承。当时陆续抵达安多丹斗寺的佛教徒主要有：前藏的五人即鲁梅茨诚喜饶、章益西永丹、热希茨诚迥奈、巴茨诚罗追、松巴益西罗追，后藏的五人即罗顿多杰旺秀、聪增喜饶僧格、阿里巴奥杰兄弟两人和普东巴欧帕第噶。

　　前后藏共十人先后到达安多丹斗寺后，都在喇钦贡巴饶赛的再传弟子，持有律藏直系传承的郑益西坚赞座前受比丘戒，并请到律藏传承。他们相继返回西藏后，各自在前后藏收徒弟、建造寺院，发展出家僧侣队伍。对于西藏前后藏的佛教徒赴安多丹斗寺迎请律藏传承的描述，在藏文史籍中的记载，不太一致，尤其在教徒的师徒传承和人数上有较大差异，如《布顿佛教史》的记载是上述十人，而在《西藏王统记》中则讲道：当时西藏前后藏佛教徒先七人后五人共十二人相继赴安多丹斗寺受戒迎请律藏传承。

　　无论十人或是十二人，他们特别是前藏的五位佛教徒返回后，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奠基事业作出贡献。五人返回前藏时，桑耶地区的领主查纳益西坚赞已去世，但受到其子赤巴领主的热烈欢迎，而且受到嘉奖。最初他们共同建造了娘麦坚恭寺，这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的第一座寺院。之后，他们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寺院，其中鲁梅茨诚喜饶在桑耶地区担任噶琼佛殿的管理者，热希茨诚迥奈兄弟任格杰协玛林的管理者，章益西永丹任侃松桑康林的管理者，巴茨诚罗追任桑耶主殿的管理者。其后，他们为了在前藏拉萨地区发展各自的宗教势力，又大兴土木，建造寺院。这些都标志着西藏的前藏地区进入了藏传佛教后弘期。

　　其中鲁梅茨诚喜饶建造拉木恰都寺作为自己宣讲佛法的根据地，由此产生了四大徒弟。其中珠麦茨迥奈建造索纳塘钦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塘系学派；香纳南多杰旺秀建造热查寺和杰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香系学派；多强曲迥奈建造耶巴帕热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多系学派；兰益西喜饶建造嘉赛岗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兰系学派。此四系学派，总称为鲁梅学部。

　　松巴益西罗追在卓萨塘地方建造美查寺，不久衰微，也就没有传承；热希茨诚迥奈在墨竹地方建造昌欧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热学部；巴茨诚罗追在彭波地方建造南巴吉布寺等许多寺院作为据点，由此产生巴学部；章益西永丹在彭波地方建造恩兰吉莫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章学部。

　　以上五位前藏僧人中除了松巴益西罗追外，其余四人不仅在前藏拉萨逐步建立了各自的根据地，而且不断壮大自己的宗教势力，他们相互间渐生矛盾，最后发生了战争。正如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教授所讲：“藏历第二绕迥火狗年，即１１０６年，鲁梅部与巴、热两部在桑耶地区交战，使桑耶寺四周的大多佛殿被火烧，桑耶寺的围墙倒塌。当务之急，由热译师多杰札修缮，当时从澳喀地方运来大量木材，召集五百名工匠，历时两年多，耗费十万多斗粮食，才完成修复工程。（详情请参见热译师的弟子热切饶所著《热译师多杰札传》。）藏历第三绕迥铁龙年，即１１６０年，在拉萨、雅隆、彭波等地，上述四部之间又开始发生战争，使拉萨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受到严重破坏。当时由达波拉杰的弟子达贡茨诚宁布出面调停了四部间的战事，在此基础上维修了拉萨的大小昭寺，并将两座寺院托付给当时拉萨地区在经济、军事方面势力最强的贡唐喇嘛祥（是后来蔡巴噶举派的创始人）来管理”。鲁梅茨诚喜饶、巴茨诚罗追、热希茨诚迥奈和章益西永丹四部，虽然在宗教上没有派别之分，但是他们为了壮大各自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势力，相互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给藏传佛教后弘期一开始就蒙上政治或战争的浓重阴影。

　　简而言之，对于藏传佛教的复兴和推动后弘期的全面开始，喇钦贡巴饶赛及其诸位传承弟子，以及鲁梅茨诚喜饶等西藏前后藏十名僧人和前藏桑耶地区的领主查纳益西坚赞父子等，均作出了关键的贡献。因而他们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