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之前早已在社会上流传。作为古传文献，“六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自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的大致框架与基本内涵，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书面资料。由于孔子的传授及其弟子的普及流传，这批资料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仍得以保存，又因司马迁《史记》的全面采用而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六经”的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愈显珍贵。历史考古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时，“六经”是值得信任并应当充分重视的文献典籍；而哲学文化界研究“六经”时，若能从文明史角度入手，便能发现其中更广阔的天地。

人类历史的发展，大致可以按照有无文字记录而分为三大阶段：史前时期，原史时期、历史时期。史前时期尚无文字记载，对它的认识只有依据地下考古材料的出现。历史时期已有相当完整的文字记录，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整理研究即可对其作出比较全面的认识。而居于中间的原史时期，虽已有了文字记录，但不够完整，需要地下文物的补充印证。这是一个需要书面文献与地下文物并重互证的时期。世界上几个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都经历了这一时期。在我国，原史时期相当于从五帝传说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在考古学上相当于铜玉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整个原史时期，经历了文明起源到早期文明发展两大阶段，跨度2500多年，占整个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一半。这是一个遥远、漫长而又充满着神奇色彩的时期。

中国学者自觉从文明史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原史时期，是从20世纪不断引进西方文明理论与方法后才深入展开的。这一讨论到建国以后，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中国有关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青铜时代考古大发现而掀起了高潮。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十·五”“十一·五”规划“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探索”工程的实施，便是其中的标志。但是，从经史角度来认识研究中国的原史时期，则从孔子时代就已开始了，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学术史。这一段漫长的学术研究是20世纪以来中国上古文明史研究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历史动因，而西方文明理论的引进只是起了一个外在的催化作用而已。学术界从文明史角度研究中国原史时期时，重视考古材料和西方文明理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忽视2500多年来在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就会显得片面。所以本文特别提出“‘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这一课题，以供当今古文明研究者参考。同时，“六经”问题过去多从哲学史角度讨论；今从文明史角度谈“六经”，也算是为“六经”研究试启一个新视角。

一、五帝三代以来流传的历史文化典籍是孔子整理“六经”的“天时”基础

　　所谓“六经”，指的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这六部古书，从远古流传下来，在孔子以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申叔时是楚庄王时的人，楚庄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个世纪。孔子整理的六经早在楚庄王时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

第一种　《春秋》

“春秋”原是孔子以前史书的通名，从周王朝到诸侯国都有。《墨子·明鬼下》有某事“著在周之《春秋》”，某事“著在燕之《春秋》”，某事“著在宋之《春秋》”，某事“著在齐之《春秋》”等记录。《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之言称：“吾见百国《春秋》。”《墨子·明鬼》所引周、燕、宋、齐诸国之“春秋”，很可能就是墨子所见“百国春秋”的一部分。“春秋”本是季节名，表示时间，代表一年。所以作为史书的“春秋”，均按编年体叙事。今存《春秋经》与三传，或叙事，或对话，无不纳入时间顺序而首尾完整，是其证。《春秋》作为史书名，可能渊源很早。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云：“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巢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由此，刘知几推定，“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有时，各国“春秋”又有别名。如《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段话说明，《乘》、《杌》、《春秋》，名称虽异，而性质实同，都是编年体史书，而孔子正是从中取义。

第二种　《世》

“世”也属于“春秋”一类编年体史书。《周礼·春官》载，小史的职责是“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国语·晋语》载：“商之飨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又载：“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可见瞽史的工作是记录氏族的世数，以便于嗣续其祖。因为世系中保存了氏族部落历代祖先的名号与史事，所以《庄子·齐物论》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对于“世”，孔子也是熟悉并继承的。相传孔子曾作有《五帝德》、《帝系姓》，并收入《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此外，战国时代有汇辑各国之世的《世本》，共十五篇。其中有《帝系》篇，记黄帝以下及尧舜禹等世系。

第三种　《诗》

在我国的原史时期，大约五帝时代是“神”职历史的神话传说时代，夏、商和西周是“巫”职的史诗吟唱时期；春秋以后才普遍进入“史”职的历史散文时期。《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大致道出了这一变化过程。《国语·晋语六》：“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这里所说的《诗》、《曲》、《箴》、《赋》、《诵》，都是韵文，当属一类，其中的《曲》可能即是《诗谱》之属。

第四种　《乐》

相传自五帝以来至夏商周三代，各有乐曲名。黄帝作《咸池》，颛顼有《六茎》，少昊唱《大渊》，帝喾歌《五英》，帝尧舞《大章》，帝舜奏《大韶》，帝禹跳《大夏》，商汤鼓《大菠》，武王演《大武》，周公吟《勺》。这些古乐曲舞蹈名，应该都是孔子整理《乐》的材料。

第五种　《礼》

在祭祀、会盟、宴飨等活动中，诗、乐、舞的结合便构成了礼仪阵容，将这些礼容记录下来便成了礼书。关于各种礼典的具体内容，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并在朝廷、诸侯、贵族各阶层中普遍实行，并有了各种单篇礼仪文体传世。孔子见过这些文本，对礼有深入了解。《论语》中有许多孔子关于礼的论述。如《季氏》：“不学礼，无以立。”《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宪问》：“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孔子正是在对礼有全面领悟的基础上，将当时流传的各种单篇礼文汇编成书。《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修起”就是整理修复。《礼记·杂记下》有一则记载正好反映了孔子“修起”礼书的情况：“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至)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孺悲向孔子学礼，孔子向他传授，而“《士丧礼》于是乎书”。可见《士丧礼》文本由孔子所定。

第六种　《令》

令大概是天官之属，掌管节候物令。《国语》韦昭注：“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古代天官与卜官同列。《太史公自序》：“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令》当与卜筮书《易》类有关。

第七种　《语》

语，韦昭注：“治国之善语”，当即《国语》、《家语》之类。语，不仅仅指善语，也兼及记事。《礼记·乐记》：“孔子谓宾牟贾曰：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

第八种　《故志》

“故志”当属《尚书》一类。今传《尚书·仲虺之诰》在《左传》襄公三年作《仲虺之志》，是其证。先秦文献中提及的“志”书颇多，如《左传》哀公十八年：“《志》曰：圣人不烦卜筮。”《左传》文公六年：“吾闻《前志》有之曰。”等等。这些“志”原来单篇独行，后来孔子编入《尚书》便成了《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洛诰》之类。

第九种　《训典》

《尚书》中有《尧典》、《舜典》、《伊训》等，正是在《国语》所列《训典》之类基础上编纂而成。“训”、“典”的起源可能很早。《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因为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这里的“坟”、“典”即《国语》之“训”、“典”，《尚书》之“典”、“谟”的最初传本。

第十种　《易》

除了《国语·楚语》所列上述先秦九种古书外，还有《易》、《谐》、《说》、《记》、《言》等等。“易”为卜筮之书，相传伏羲画卦，说明起源很早。五帝时代的“易”怎么样，不得而知，至夏商周三代则各已成体例。据《周礼·大卜》可知，夏代之“易”称《连山》，商代之“易”称《归藏》，周代之“易”称《周易》。先秦文献中，有单称“易”者。《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在《易》卦。”也有合称“周易”者。《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孔子对《易》有特别爱好与修养。《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