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组织的济贫救助服务，奠定了西方现代社会工作的基础。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各国逐渐开始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穷人和社会问题。资产阶级中一些富有人道思想的个人自发、志愿组织起来开始帮助穷人，成为自发、志愿的社会工作者。渐渐的自发的社会服务逐步成为有报酬的工作（低报酬）。

20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社会工作教育的需求和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的需要，自发、志愿的社会工作逐渐演变为专业社会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问题大量增多。西方各国政府开始用法律的形式和财政为手段干预社会问题，形成所谓福利国家制度。

福利国家制度的核心是：政府在济贫和扶困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社会和帮助有困难的公民，不是一种个人或制度的施舍，而成为每一个人的社会权利。而以累进制税收为主的西方国家政府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建成了福利国家的大厦，也表明帮助穷人也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责任。在强大的公共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的背景下，民间慈善尽管存在，却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7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国家出现所谓福利国家危机和社会发展危机。人们认为，日益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损害了私人投资，而负担过重和官僚化的也没有能力完成指派给它的很繁重的工作任务。再者，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求不断扩大服务项目，然而，这又超出了公众愿意承担的限度。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不景气，极大地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境遇。令人沮丧的现实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手段。其结果，就是人们对于帮助人们自助和参与式发展的关注。这种援助战略着重于通过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发挥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和热情。

80年代以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各种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的社会慈善和公益组织大量出现。非政府组织的制度创新实践和服务项目创新能力，令人认识到政府作为发展的动力是有限的，非政府组织有其优越性。

非政府非赢利组织不但在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也在其它众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领域自发地创造各种社团，基金会和类似组织，开展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追求国家先前未曾实现的或者压根忽视不管的各种目标。一场全球新的“社团革命”正在悄悄兴起。

塞莱蒙认为：全球社团革命的意义，也许同民族国家兴起对于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以至出现所谓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在各种非政府非赢利的志愿机构中，慈善公益组织是重要的一类。

国外慈善事业概况与机制

慈善事业发达国家的政府很少直接参与慈善事业，而是通过政策的制定，特别是从财税政策入手，强化政府支持力度。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政策支持一方面是对企业和社会成员的慈善捐献给予相应的免税待遇，承认慈善组织的独立社会地位，并对有关慈善组织或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是对个人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等。财税政策向慈善事业倾斜，表面上看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种倾斜能够带动更多的民间财力来办社会公益事业和救灾济贫事业，从而减少政府的压力和负担。

这些国家的政府，还对民间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监督。

在美国，政府支持社会办慈善事业，但同时政府对慈善机构的界定及其财务活动有一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办法。根据联邦法，美国的税务局通过三种方式，来监督慈善机构的动作：

一是慈善机构提供的年度报表，包括年度收支明细账，其付给董事、执行官、骨干雇员和五个收入最高的员工的薪酬等等；

二是通过审计慈善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审计对象每年会有不同侧重；

三是通过评估对违规的慈善机构给予处罚或罚金，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取消一个组织的免税资格——这无异于将该组织判了死刑，不过这种处罚很少使用，更常见的是处以罚金。而且受到处罚的，是参与违规行为的个人而非慈善机构。

美国NBA火箭队在圣诞节期间举办慈善活动答谢球迷，姚明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