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飞机从欧洲带来了什么？”

“它们都是空的。”

“空的？飞机？”

“是的，他们来，为了能装鱼回去。”

飞机掠过湛蓝的印度洋，来到坦桑尼亚境内。机舱下方是一个呈蓝灰色、略有些发黑的湖泊。维多利亚湖，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湖泊，尼罗河的源头，非洲的心脏，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大约60年前，维多利亚湖中游弋着120多种鱼类，那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生活在湖畔的老人们，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年轻时捕鱼船上的丰富物种──鲶鱼、肺鱼、弓鳍鱼、慈鲷……

但是，这一景象消失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这之前，一个外来物种被引入维多利亚湖。

凶猛的尼罗河鲈鱼。黑亮的眼珠外，一圈鲜亮的金黄色触目惊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体长可达近2米，重逾200公斤。

它的食物，是维多利亚湖中原生的“弱小”鱼类。

关于尼罗河鲈鱼最初来到维多利亚湖中的传说，如今被当地人具化成一个画面：一个男人，一个水桶，一条鱼。

各种科学论证在之前已经貌似完备，科学家们的结论是，把鱼留下。

现有资料表明，尼罗河鲈鱼于1954年被当时坦桑尼亚的宗主国英国引进维多利亚湖。当时，英国人的考虑是，解决坦桑尼亚日益严重的粮食匮乏问题，同时提升湖区的经济效益。

没有人料到，尼罗河鲈鱼的引进，造成上百种原生鱼类完全或几近灭绝──后者在美洲和欧洲的水族馆中寻求庇护，并苦等有朝一日能返乡复育。

本职工作是猎杀鱼类的当地渔民，竟给这个新来的庞然大物起了一个名字——“猎杀者”。

不过，尼罗河鲈鱼在经济上的表现的确一度优秀。巨大的食肉鲈鱼被捕杀后送往鱼肉加工厂。清洗、去骨、切片、冷冻、检验，它们成为昂贵的美食，登上欧洲人和日本人的餐桌。每天，有200多万人食用着维多利亚湖里的鲈鱼。

湖畔因为鲈鱼而变得工厂林立，成千上万的当地人或邻国人在这里找到工作。

2003年，尼罗河鲈鱼在欧洲的销售产值为1．69亿欧元。令人咋舌的经济效应，只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科学实验”的结果。但那些经济效应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湖区渔民为加工尼罗河鲈鱼而伐树做燃料，湖岸植被遭破坏，进而引起水土流失。大量生活和工业污水，未经处理就被直接排入湖中。航拍照片中，湖水变成灰暗却又泛着诡异油光的墨绿色。那是由于富含磷、氮等化学物质的工农业污水，引起大规模绿潮现象。

与此同时，湖中的尼罗河鲈鱼则遭重金属和化学物质污染，成为达不到欧盟和日本鱼类食用安全标准的“毒鱼”。制作鱼干的土法露天工厂里，被氨水熏瞎了右眼的妇女转身走进一排排木架的掩映中。木架上，摆满了发黑的、看不清本来面目的“鱼肉”。

被超市和餐厅拒绝的鲈鱼滞留在渔港，成了当地人的果腹物。由于产量巨大，更多的鲈鱼尸体里则渐渐爬出了蛆虫。

坦桑尼亚最终没能从饥荒中走出来。人们甚至开始渴望战争，因为那样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或者至少，带来更多金钱。

飞机开始载着货物来到坦桑尼亚，然后空空如也地离开。留在坦桑尼亚境内的，是军火。

飞行员始终只是忠实地执行任务，不论是带走鱼，还是送来枪支。忏悔只是埋在心里的个人体验──同样的飞机，平安夜前夕带给欧洲孩子们的是新鲜葡萄干，带给东非孩子们的则是炮弹和伤痕。

一切被摄像机镜头锁在一部名为《达尔文的噩梦》的纪录片中。在短短半个世纪里，维多利亚湖沿岸的居民们经历了太多。他们无从选择，只能将一切归咎于“丛林法则”。

“谁更强大，谁就能活得更好。”这是他们的信条，而这信念或许并不仅仅来自尼罗河鲈鱼的启发，“在我们眼里，欧洲人，就更强大。”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原本只是用于解释生物圈中的遗传和变异。斯宾塞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成了社会学理论，而一些弱肉强食，则与“适者生存”无关，更与发展和进化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