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佛教医学

　　佛教宗旨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四谛(四大真理)之中的“苦谛”里就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其他则为精神上或感情上的痛苦。解除生、老、病、死之苦，单纯靠说教是不行的，因此医药知识一开始就成为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陀的医术最高，故有医王的别名。最早的《佛医经》强调医王“四知”:诊断、病因、制药和治疗，而且认为“疾病与生俱在”。《诸德福田经》得福七法之一为“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由此可以断定佛教医学的存在一方面是僧、尼出于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弘法传教的需要。

　　原始佛教的哲学思想和医药理论均带有明显的古希腊色彩，而与吠陀经相佐，吠陀医经的理论基础是气胆痰“三体液论”(Tridosa )o为了与“地、水、火、风”四大相吻合，佛教医药在气、胆、痰之后加一个合并气胆痰综合体液，变成“四体液”。由于古印度民族和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吠陀医药、婆罗门医药的内容，特别是在方药方面，传到中国后更是如此，凡天竺者，甚至中亚、西域医药知识，一旦被汉僧或中医吸收、掌握、发展，都被笼统地称为佛教医药。

　　印度原始佛教的自然科学成分比例较大，这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上，花、草、果、药皆有名，而且如同其他民族用名一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很普遍，例如莲花就包括了睡莲科Nelumbo nucifera和NymPhaea alba两个种。据初步统计，《大藏经》涉及药用动植物500余种。由于语言、物种分类和分布知识的限制，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失真，讹误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郁金香所指是藏红花，为制香的贵重原料，但我国古代本草学上一直与郁金混为一谈，且重出番红花一条。李时珍云“郁金香是用花，此(郁金)是用根”。在《本草纲目》郁金香条下记载佛书上译名“茶矩摩”正是藏红花的梵名。

　　佛教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有医治世人“心病”的佛法，也有治人“身病”的对治方法和药方。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记载，大约六朝时，由印度、西域传入中国的医药典籍有十二种，如《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龙树菩萨要方》四卷、《省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干陀利治鬼方》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等。

　　此外，中国僧侣所撰述的医药典籍也很多，例如释道洪撰《寒食散对疗))一卷、释智斌的《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慧义《寒食解杂论》七卷、释僧匡《针灸经》一卷等。

　　从内容来看，佛教医学主要由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医用咒语、养生保健等几部分组成。从医学内容的组织形式来看，佛教医学典籍中既有专门的关于“医”或者“病”名称的经，也有虽然没有医名但有其实的佛教医经。纵观佛教医学，其所涉及医学范畴十分广泛，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相对来说，药物部分的药品分类则较系统，共分为时药、更药、七日药、尽形寿药四类，并且药物以植物药为主。根据佛经反映，僧团中最常见的疾病是风、冷、热三种，最常用的药物是酥、蜜、糖、石蜜等。

　　在缘起的世间，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当悉达多太子游观四城门时，看到这些人生的真相，不禁兴起慈悲救度的心，而弃俗出家修道。他认为众生的病苦，除了来自身体器官上的疾病外，还包括心理上的毛病。为了医治众生身心的病痛，佛陀以一生的时光说了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些法宝是一帖帖治疗我们身心的药材，让色身得以借假修真，迈向健康的大道。

　　佛陀经常以法疗治众生贪嗅痴的疾病，因此，经典中喻“佛为医师，法为药方，僧为看护，众生如病人”。依于此义，佛教可以说是广义的医学，是治疗人生疾苦的良方。除了生物医学之外，西方医学的心身医学与社会医学已经慢慢受到佛法与医学思想的影响。反观中国传统医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时，早与印度的佛教医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融和。因此，在三藏十二部经典之中，佛教医学的文献浩瀚如海，上承印度原始医学的精粹，下集中国历代医学的精华，特别是经过古今高僧大德逐步补充而更臻完善，形成中国佛教医学体系。

　　中国传统医药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佛教是最广泛、最持久、最深刻的。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或最主要的途径是“丝绸之路”，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印度佛教先是传到中亚西域各古国，“胡化”以后再东进中原，印僧和胡僧学汉语，汉僧学梵语(文)，共同完成佛教的汉化，并形成以《大藏经》为标志的特有文化景观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