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桥：略论“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本是佛陀时代既有的根本思想，但它作为一种观念或口号的提出并形成特有的理论体系还是本世纪的事情。其宗旨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佛教发展的历史脉胳，追寻纯正的佛教精神，以人为本，因应众生的机宜与时代的发展，以更好地弘法利生。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自主意识和人文思想日益增强。相应地，人间佛教思想在佛教界也日益深入人心。可以预料，人间佛教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将成为我国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届二次理事会上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佛教应向何处去的问题，认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十几年来，他的这一号召在全国佛教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对于佛教界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分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投身于佛教的恢复与振兴，投身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也毋庸讳言，关于人间佛教的表述与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跟不上佛教形势的发展。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各地佛教界在人间佛教的实践中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上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使人们对人间佛教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从而阻碍了人间佛教的进一步弘扬。我们既然提倡人间佛教，就应当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因为在今天，全面、正确地认识“人间佛教”，对于统一思想，推动弘法工作的深入展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实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根据有关佛教资料，结合自己十几年来从事佛教研究和佛教工作的体会，拟就人间佛教谈点认识，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人间佛教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

　　所谓人间佛教，顾名思义，即是以人生为本或以人为中心的佛教，用以区别那些以死或鬼为中心的佛教以及天（梵）化、神化乃至巫化的佛教。它肯定人的自觉意识，重视现实人生，要求用佛法来指导、解决人类面临的世间出世间的各种问题。因此人间佛教应该是既契合于时代机宜，又符合于佛教的微言大义的。根据近代许多高僧大德和佛教学者的研究，无论是从历史的考察上还是从教理的分析上看，人间佛教都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一）历史考察上的依据

　　我们学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教主释迦牟尼佛的榜样和思想品质，按他的言教去生活。因此有必要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的情形。大家知道，《阿含经》和律典是佛教最早结集形成的文献，其中反映的观念和僧团生活比较接近于释迦牟尼佛时代的真实情形。尤其谈到释迦牟尼佛的事迹，特别朴实感人：释迦牟尼身为太子时即聪慧过人，孔武有力，并完成了语言、文学、哲学、数学、天文、技艺、军事等学科的学习，成绩优异。以后为了追求人生真理与生死解脱，毅然舍弃王位的尊荣，冲出五欲享乐的牢笼，出家参学，甚而赴雪山历经六年苦行。当发现印度盛行的苦行并非解脱之道时，遂下山于菩提树下立下誓愿，若不悟道不起于座。七日后终于悟道成佛。成佛后他不是自图清宁，而是悲悯沉溺于生老病死苦海、贪?痴三毒炽盛、陷于邪知邪见迷雾之中的芸芸众生，不辞艰辛游化五印，广泛接触、化导社会各阶层人士。其弟子不仅有王公、大臣、后妃，也有屠户、妓女、土匪与奴隶；不仅有博学之士，也有数月学不会一偈的文盲；不仅有德高望重的老人，也有顽皮的童子。他组建起一千多人的庞大僧团，虽深受弟子们的推尊敬礼，却从不以统摄者自居，说“我亦在僧数”、“我不摄受众”。他不仅给弟子们以言教，还予以身教。如服事病比丘洗涤；给盲比丘穿针；为弟子裁衣；向小比丘忏摩（意思是说请你容恕我）；或扫地或汲水或修房，完全将修行与人间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他的国家遭到入侵时，以深切的爱国之心两度去阻谏敌军。虽然修行已得大成就（三明六通等），却从不妄显神异，在衣食住行及生老病死诸方面示同常人，但这绝不影响他的伟大。他圆满觉悟诸法事理，人格高尚，举止安祥，言行清净，导人于善，导人求真，导人离苦得乐乃至解脱生死，即使在现代人看来，释迦佛的嘉言景行也是值得敬仰怀念的。我认为，《阿含经》和律典中记述的释迦佛的种种教诫及他所示范的人间生活，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佛陀的思想和生活情形，寓含着深刻的道理，是我们今天提倡人间佛教的基本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佛陀所处的时代及以后一千余年的印度社会一直是婆罗门传统信仰浓厚，为“神权”迷雾所笼罩的社会。在佛的弟子中，婆罗门种姓出身的占绝对多数。他们虽然改信佛教，但其传统的信仰观念尚无法根除，他们总是习惯地以天神的观点来看待佛陀，以为人间的佛陀未免太平凡了，于是把人间的佛陀移植到天上，以提高佛陀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和号召力。以后经过逐渐地演变，天上的佛被认定是真佛，人间的佛不过是佛的化身，来了个本末倒置，使印度佛教走上了“梵”、“佛”合流的道路。而伴随着佛陀的梵化、神化，佛陀生前竭力反对的神佑论及婆罗门教的三大特点祭祀、咒术、苦行等在佛教中也改头换面地流行起来。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又与中国的神仙方术结合起来。例如：东汉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汉代牟子著《理惑论》描述“佛”能“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危，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可见佛陀在当时中国某些人的心目中竟成了一位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有感斯成的大神。这种神佑论的强化，就使佛陀提倡的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自己身口意所造之业的业感缘起说大打折扣了。历史上我国的许多高僧大德都看到了这一点，但真正把佛陀重新从天上拉回人间的是禅宗的祖师们，他们认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因而从不迷信鬼神；在丛林中，或禅坐或诵经，尤其重视在日常生活中把握身口意三业，以期明心见性，悟道成佛。他们根据佛陀因缘制戒的精神，结合我国的国情，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丛林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我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可惜宋代以后佛教渐衰，独具只眼的法门龙象日少，使佛教重新落入随顺民俗的神化、鬼化佛教的误区之中。

　　大家知道，印度佛教在一千五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个阶段，随着这三期佛教的传播、发展，在世界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巴利语系、汉语系和藏语系三大语系佛教。这是佛教适应各个时代各种社会风俗民情的结果，它表明佛教具有丰富之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应当指出，在过去一些基本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解释，统治阶级热衷于神道设教的时代，佛教的被神化、鬼化甚至巫化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这从佛教“一切法从缘起”的观念来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当代的佛教界来说，一方面应该而且也可能“正直舍方便”，发扬佛陀时代人间佛教纯正的道风以及我国唐代禅宗祖师倡导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应根据当代的时节因缘作一些因应性的变革，对佛教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使佛教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我想，这是人间佛教面临的两个艰巨的任务。

　　（二）佛教理论上的依据

　　1、佛教特别重视人类：佛经常说“人身难得”、“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在宇宙六大类众生（天、阿修罗、人、畜牲、饿鬼、地狱）中，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忆念力殊胜，善于思维；二是梵行力殊胜，有惭愧心，能以高尚的道德自律；三是勇猛力殊胜，为实现自身的价值，勤劳而勇敢。因此人类最适合于修行办道。故《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也。”

　　2、佛教关注人间的问题：佛经中对于人类的政治（国家的治理等）、经济（财富的取得与分配等）、军事（对战争的态度等）、文学艺术（因明、声明、工巧明等）、医疗卫生（医方明等）以及社会伦理道德诸方面都有大量的指导性文字，至于有关哲学、人的身心修炼方面的讨论更是随处可见。表明佛教十分关注人间的现实问题。

　　3、根据佛教的根本教义，如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和实相印、性空缘起的理论来看，佛法是不离世法的。其实佛经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而且十分明确。如《法华经》说“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金刚经》说：“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维摩诘经》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瑜伽论》说：“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等。

　　4、赞叹菩萨入世度生：大乘经典中充满了赞美菩萨入世度生精神的文字和典故，如说“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萨于此初发心”、“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等。典型的如《法华经》中的常不轻菩萨、观世音菩萨，《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普贤菩萨，《维摩经》中的维摩居士，《地藏经》中的地藏菩萨等，他们广修四摄六度，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一切都是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被广大佛教四众弟子引为学习的楷模。小乘经典如佛传和本生、本事类的经文中也大量记载了菩萨入世度生的感人故事。

　　5、佛教否认宇宙万物神造论与神我论：佛教认为一切法无不从缘而生，没有常恒不变的事物。人的命运实决定于自己相续流转的身、口、意三业，由起惑、造业而感果，感果时再起惑、造业。强调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修戒定慧等），才能改变命运，改造世界。经云：“生天及解脱，自力不由他”。佛教的业感缘起论彻底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神创论及神我论。

　　6、佛教反对祭祀：古代印度受婆罗门教影响盛行火祭，认为祭祀万能。他们把人类所需的食品如瓜果、米谷、乳酪、牛羊等投入火中，作为祭品。认为这些祭品被火烧后，气味升到天上，天神食后，生欢喜心，就能保佑你的家庭五谷丰登、牛羊繁衍。而佛教认为为祭祀天神、鬼魂屠杀牛羊，不仅耗费钱财，除了增长罪恶、加重负担之外毫无用处。佛教素重八正道，认为真实、清净的出世法只能从正知正见与正行中来，决不能从神化的祭祀与咒术中来。

　　7、佛陀反对神化他个人：释迦佛如前面介绍的那样，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始终把自己当作僧团的一分子，不搞特殊化。如他说：“我亦在僧数”，“我不摄受众”，“能供养僧，则供养我已”。佛常劝导弟子不要依赖佛，要依靠自己，要依法而行，如说：“人应当自作皈依，还有谁可以作他的皈依呢？”、“解脱戒经，是汝大师”、“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佛常把自己说的法譬作船筏，一旦渡过了河，就应舍弃船筏：“佛所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他教导弟子们要善于思考，不要迷信，如说“迦摩罗人啊，你们要注意不可被流言、传说及耳食之言所左右，也不可依宗教典籍，也不可单靠论理或推测，也不可单看事物的表象，也不可溺好由揣测而得的臆见，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而信以为实，也不可作此想，‘他是我们的导师’。迦摩罗人呀，只有在你自己确知某事是不善、错误、邪恶的时候，你才可以革除它们……而当你自己确知某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时你再信受奉行。”因此佛经提出了判断是非的四依原则，即“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识”。仅从以上几则经文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人类的朋友、导师和良医的形象，丝毫也没有救世主或神的形象。

　　8、佛教的基本教义，如十二因缘、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都是按照人类的情形分析描述的。可以说佛法本是为人类而说，一切是适应人类的情形而安立的。

　　9、佛经的编集、用语、翻译都是无数的高僧大德在人间传诵、汇编、推敲、整理乃至书写流通的，有史可考。通常经文前都须说明时代、地点及与会人员等，“说时方人，为令人生信故。”不象某些神教的经典是神定神降的！

　　10、佛法是靠僧宝住持的，而出家五众弟子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罗尼是在人间的。出家众的律仪戒只为人而说。如僧人受戒前被问到：“汝是非人耶？”如是非人－－天神或鬼畜则不得受戒。依戒而摄僧，依僧而住持佛法，佛教的人间性是再明显不过啦！

　　以上仅仅例举了十个方面，限于篇幅，就不展开来分析了。我想这些已能概略地说明：人间佛教有着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的确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和固有思想。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说：“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利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利益人间的。”真是一语道出了佛陀的本怀和人间佛教的真实情形，值得我们深思！

　　二、“人间佛教”思想的缘起与发展

　　（一）“人间佛教”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前面提到，人间佛教作为一种观念或口号的提出还是本世纪的事情。它之所以产生当然有它的历史因缘和社会因缘。我们知道，中国汉传佛教至少在宋朝末年即开始走向衰落，至明清时期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1、创立于隋唐的慈恩宗、贤首宗、三论宗、天台宗、密宗、律宗等宗派或失传或消沉，义学不兴。以修行方法简易快捷见长的净土宗、禅宗深入民间，却日益形式化、简单化、神秘化乃至世俗化；

　　2、寺院大多戒规松弛，经教失讲，热衷于经忏佛事。一些寺院与地方豪绅相勾结，与民争利，世俗化、子孙化倾向严重；

　　3、出家、传戒过滥，僧尼过多，素质下降，偏重自利，通宗通教者寥若晨星，社会地位日趋低下。

　　总之，佛教发展至清末，已与腐朽的国家政治、文化相应，默守成规，自我封闭，毫无生气。

　　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还在于中国佛教的内部机制。根据印顺法师的分析，中国佛教有三大特色：理论的特色是至圆；方法的特色是至简；修证的特色是至顿。正是这种至圆、至简、至顿的极端发展，加上过分强调他力与追求神异，严重背离了人间佛教的精神，使中国佛教在近代出现了空前的危机。

　　从社会来看，清末民初，国家积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仗着坚甲利炮，肆意瓜分中国。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和宗教大量涌入，极大地动摇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在这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纷纷起来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先后出现了洋务派、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等。对于佛教，他们或从大乘佛教丰富的思想哲学体系和菩萨入世度生的献身精神中汲取其合理成分与精神力量，从而建立起能与西方思想文化相抗衡的新的思想体系；或斥责佛教为迷信、为鸦片，是封建时代神道设教的产物，视僧人或佛教徒为愚昧落后分子，为寄生虫，因而大倡庙产兴学等，随意侵犯、剥夺佛教界的合法权益。这一切给“与世无争”、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佛教界以极大的震撼，在外界的推动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们开始了自己的救国救民救教运动。

　　（二）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如前所述，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国势日衰，西学东渐，社会处于急骤动荡与变革之中，传统佛教的积弊更加凸显，严重影响到社会对佛教的看法与态度，若不思变革，则直接关系到佛教的生死存亡。严酷的现实唤起了佛教界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救教兴教。如自发地兴建刻经处，广泛流通佛经；创立佛教组织，团结佛教四众弟子，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兴办佛学院，培养弘法人才，提高僧人素质；创编佛教报刊，弘扬佛教文化，推动佛学的研究和佛教的改革；大办讲经法会，扩大佛教影响，化导、安定社会人心；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重塑佛教社会？象等等。一改明清以来传统佛教死气沉沉的局面，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种关注现实人生，要求顺应时代机宜的“人间佛教”思想应运而生，这从当时出版的佛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即可看出。著名的《海潮音》月刊在民国廿三年还出了“人间佛教”专号，当时博得许多人的同情。抗战期间，浙江缙云县出过小型的《人间佛教》月刊。当时教内外许多的有识之士都倾向于人间佛教，其中思想比较成体系、影响与贡献最大的当属太虚大师（1889－1947）。他16岁出家，广参博究，深入禅定，慨国族之积弱，悲佛教之不振，著书立说，奔走呼吁，以菩萨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新佛教运动，提出实践“人生佛教”的主张，在抗日期间还编成了一部专著《人生佛教》。他的人生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对当时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大陆解放后，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佛教继续在台湾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佛教界研究、提倡并实践“人间佛教”的高僧大德很多，如著名的有开创佛光山的星云法师，兴办慈济事业的证严法师等等。其中理论建树高、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为当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他作为太虚大师的得意门生，早年即追随大师实践“人生佛教”，并着重于对教理与教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太虚法师“人生佛教”的思想，为“人间佛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七十年来，著作等身，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大陆，解放前初步形成的人间佛教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得到许多高僧大德的大力提倡，如赵朴初居士、正果法师、明真法师、净慧法师等，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使大陆佛教得以度过极端困难时期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焕发青春。为了指导并规范佛教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德高望重的佛教界领袖赵朴初居士高瞻远瞩，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及时地总结并提出了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的口号。在他的指导下，中国佛协与各地方佛协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决定，使大陆的人间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各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呈现出勃勃生机，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实践并丰富了“人间佛教”思想。

　　此外，香港佛教自50年代以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弘扬佛法，开展佛教文化事业及社会慈善事业方面成绩巨大，影响深远，人间佛教的精神在香港佛教界得到较充分的体现，值得重视。

　　（三）太虚、印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简介

　　如前所述，太虚大师、印顺法师和赵朴初居士对“人间佛教”的形成与发展贡献至巨，极具代表性，因此实有专门介绍的必要。

　　1、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

　　太虚大师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思想核心即是他首倡的“人生佛教”，下面拟从其《人生佛教开题》作一管窥。

　　太虚大师认为，佛教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演变和综合整理。“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他认为以往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产生了许多流弊，故特提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旨在提醒广大佛教徒更多地重视现实，着眼于人格的提高与完善。他将佛教的目的与效果分为四个层次：

　　（1）人生改善：即修行五戒十善，以改善人间；

　　（2）后世增胜：即今世修行，以期来世境遇改善，生天享福；

　　（3）生死解脱：知后世增胜仍不免三界轮回，故修声闻行以求了脱生死；

　　（4）法界圆明：即修大乘菩萨之行愿以圆满明证法界（一切法）实相，成就佛果。

　　他认为以往的佛教偏重于后世增胜与生死解脱，而他倡导的人生佛教“为对治向来偏重于如上者，故特重于人生之改善而直接法界圆明。”他曾作有一首著名的偈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既标示出人生佛教的宗旨，又表明了其心志，故被广为传诵。

　　2、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

　　印顺法师毕其一生精研教理，著作等身。对“人间佛教”身体力行，在理论上建树尤多，可以说他是当代中国人间佛教思想之集大成者。限于篇幅，下面仅就其《人间佛教要略》作一介绍。

　　印顺法师认为，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从经论去研究，知道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的，而且还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从人而学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现在不过将它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抽绎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因此，印顺法师对人间佛教理论确定了以下三项原则：

　　（1）法与律的合一：所谓法即佛的教法，律即佛所制定的戒律。“导之以法，齐之以律”，这二者的相应协调，才是佛教的整体，为初期佛教之精髓。但佛教在流传过程中，显然是重法而轻律，如声闻乘的经（阿含）与律，约为四比一，而在大乘法中，大乘经有几千卷，律典却几乎没有，即有小部的，也还是附属于经中。印顺法师认为，律虽说是佛制的，但律是世间悉檀，更着重于时地人的适应。佛法的流行世间与律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律的不得人重视，为佛法发达中的一大损失。以人生正行修菩萨道，尤须把握法律并重，以恢复佛教这一固有的精神。

　　（2）缘起与空的统一。因为一切法是缘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无自性的。缘起与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世间的宗教家、哲学家不能彻底正解缘起性空的中道义，都在寻求宇宙最后的或最先的实体，倾向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神秘领域。而学佛者中，有的偏重于事、着重法相的差别，于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轻视它，这种见解是不能与出世的佛法尤其与大乘法相应的；有的执着本性、空理，醉心于理性的思维或参证，而不重视法相，不重视佛法在人间的应有正行，这就是执理废事，均不可取。唯有依据性空，建立“二谛无碍”的中观，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印顺法师特别指出，缘起与空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缘起，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场。因为如泛说一切缘起，每落于宇宙论，容易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如泛说一切众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间”、“即人成佛”的精义。

　　（3）自利与利他的合一：世间的凡夫，不能有纯粹的利他，一切都是从自己打算而来；声闻乘人过分着重自心的调伏，而忽略了积极的利他。只有大乘人不仅重视身心的调治（自利），更着重利他，使自利行？利他行的进程中完成，达到自利利他的统一。这是菩萨的精神，也是人间佛教的精义。

　　谈到人间佛教的适应时代，印顺法师指出：“佛法是应该契机的（不是迎合低级趣味），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动向，适应他，化导他，为以佛法济世的重要一着。”他将现代中国人的动向概括为三点：

　　（1）青年时代：这一时代，少壮的青年，渐渐变为社会的领导中心。他们除少数信仰神教外，多数为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论者。真诚信佛法的，数量太少，这是近代佛教的大危机。中国佛教一向重玄理、重证悟、重（死后）往生，与老年的心境特别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后，山林气息格外浓厚。这些与青年人的心境相去甚远。人间佛教的动向，重心应是培养青年人的信心，发心修菩萨行。如不能养成人间的菩萨风气，依旧着重少数人的急证，或多数而偏于消极的信仰，那对于中国佛教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

　　（2）处世时代：现代的又一倾向是处世的，而不是遁世的。中国佛教向来崇尚山林，一部分是缘于印度佛教中一些苦行瑜伽僧的影响，加上本国老、庄及隐退思想的影响，从而使二千年来的中国佛教，与人间的关系总嫌不够紧密。其实，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们当年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惟有大乘的入世教义，才能吻合现代的根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修菩萨行的就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

　　（3）集体时代：现代社会不但政治重组织，就是农、工、商、学等，也都有自己的集团－－工会、商会、农会等。佛教本来是重视团体生活的。照佛说的毗奈耶所指示的，要生活在团体中，才有真实的自利利他。佛教的集体生活有着三项特色：互相教授教诫、互相慰勉、互相警策。古代的禅宗丛林就颇有集体的精神。不过由于隐遁的、个人的思想泛滥，佛教的集团精神受到了淡视，这才使佛教散漫得如沙砾一样。

　　印顺法师认为，当今不仅要重振、健全僧团组织，还要建立健全居士组织。佛教会组织应不仅是对外的，还应在自身的分子健全、组织严密、发扬佛教上着力，以更好地发扬人间佛教。

　　谈到人间佛教的修行，印顺法师高度概括地提出了以信、智、悲三字为中心的修持。认为此三字即含摄了大乘的四摄六度、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精神。并列表说明：

　　印顺法师强调指出，菩萨道的三大事，就从起信心、生正智、长大悲三德中来。所以人间佛教行者应把握这三者为修持心要，要紧的是均衡的发展，切勿偏于信愿、偏于智证或偏于慈善心行。

　　3、赵朴初居士的“人间佛教”思想

　　早在二三十年代，赵朴初居士就从事佛教会工作和社会慈善事业。50年代初，他与虚云、圆瑛等高僧大德及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在第四届佛代会后被选为会长兼秘书长。此外他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宗教家、书法家、慈善家、诗人，在政界、文艺界、宗教界等领域身兼要职。长期以来，他以大乘入世的精神救国济民，弘扬佛法，以自身的菩萨愿行实践着人间佛教。他高度认同人间佛教理论，在《佛教常识答问》及撰写的佛协工作报告等讲话稿中都极力弘扬，并利用其身份使之在全国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他说：“中国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法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对于第二个问题，赵朴初居士回顾历史，结合现实，总结出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传统。事实上，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一直在大力发扬上述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它们构成了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赵朴老的报告是对“人间佛教”特点的高度概括，十分精辟。

　　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以及在中国佛协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赵朴初居士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密不可分的关系，精辟地分析说明：不仅佛教徒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且佛教的意识形态及佛教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也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他说：

　　“从佛教的意识形态及佛教文化来看，有没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在依据呢？回答是肯定的。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而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众生平等的主张；报四重恩、普度众生的愿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自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教诫；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禁止杀、盗、YIN、妄等戒规，以及中国佛教的许多优良传统，都与‘四有’、‘五爱’的要求有相通之处，对于信仰佛教的人们来说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增上缘。”

　　“其次从文化建设方面来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至于藏语系佛教文化和巴利语系佛教文化，更分别是藏族、蒙族和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辨证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论，忘我利他、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

　　这一系列的阐述，充分反映出他老人家顺应时代机宜，维护和弘扬佛教真理的人间佛教思想，在教内教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中，赵朴初居士总结佛教工作成绩的同时，特别指出“当今中国佛教从自身建设来说，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为此他提出：“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征。”这一段论述是他高瞻远瞩，为使人间佛教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而提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出赵朴初居士作为政治家的敏锐与远见，作为宗教家的虔诚与认真。因为如不加强自身建设，整个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事业就不可能沿着健康、有序、光大的方向发展。多年来，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文件，如《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关于加强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建设的若干意见》、《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实施办法》、《关于在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实行僧尼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以及《关于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若干规定》等等。这些文件充分体现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它们的制定与下发，使各地佛协和寺院有“法”可依，从而更有利于人间佛教事业的开展，也使佛教得以较好地契合于时代的发展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环境。

　　三、关于人间佛教之管见

　　从以上二章可以看出，“人间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处世态度、一种修行途径乃至一面旗帜或一种口号，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社会因缘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近一个世纪以来，高僧大德们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使“人间佛教”已形成为一大思想体系或理论体系。它要求佛教界妥善地解决出世与入世、来世与现世的关系问题，亦即个人的生死解脱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佛陀时代即存在，不过被佛陀较好地解决了。以后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这一问题日益尖锐，直接关系到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偏重入世的大乘佛教的兴起，即是缘于对来世与现世、出世与入世、生死解脱与社会效果这些矛盾的调解。在汉族地区，佛教作为入世的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补充，被定位在偏重形而上和出世的功能方面，上述矛盾经过不断变化趋于缓和。但到了近代，西学东渐、科技发展，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佛教面临着更为严酷的生存、发展环境。而佛教过于偏重“出世”，入世的功能不足，使上述矛盾转趋尖锐，于是而有人间佛教的提出。显然，人间佛教的思想体系是偏重入世的，用以矫枉过正，恢复佛陀时代的佛教精神，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它要求充分发扬博大精深的佛教义理和无我济世的菩萨精神，通过自心的净化达到器世间（环境）的净化乃至有情世间（大众）的净化，从而实现人间净土的理想。因此它是一种开放的具有极大涵盖性的思想体系，充分揭示了佛教的地域性、时代性、社会性亦即人间性。四众弟子既可以从这一思想体系获得启迪、教益和前进的力量，又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来弘扬它、丰富它。事实上，从信奉巴利语系佛教的缅甸、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等国家，信奉汉语系佛教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信奉藏语系佛教的我国西藏、内蒙等地区和尼泊尔、蒙古等国家以及近代传入欧美各国的佛教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来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其中不乏生动的历史故事和感人的事例，限于篇幅就不详述了。下面拟就“人间佛教”的基本观点和应注意的问题谈点认识。

　　（一）人间佛教的基本特征或基本立场

　　1、人间佛教是契理的，是佛教教义之精髓，是大小乘佛教有机的结合，含摄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五乘佛教，并非某些人误认为的那样，仅为人天乘。不过它特别提倡大乘入世、积极进取的精神，走人－－菩萨－－佛的修行路线，即由凡？修人间正行，进而发心学修菩萨行愿，由菩萨行愿趣证佛果。这种既重视社会效果，又不忘生死解脱的修行道路最符合佛陀的本怀。

　　2、人间佛教是契机的。佛教源出人间并要服务于人间。因此须以人为本，顺应时代的发展，更多地关注现实人生的提高与完善，将佛法与世间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最符合人类的心愿与时代机宜，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人间佛教是理智的，崇尚正信、智信，为此要求四众弟子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不仅要深明教义，还要掌握必要的世间法，了解一些科学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识别、判断能力，避免邪信、迷信，改变佛教过去那种天化、神化、鬼化、巫化的倾向。此外，须站在全体佛教的立场上看问题，不拘蔽于宗派门户之见。这既是为了自利，也是为了弘法利生的需要。古来的高僧大德都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兼通的。

　　4、人间佛教是积极的，崇尚真修实行。其根本宗旨是寻求对烦恼的解脱、对生死的解脱，不过并不是离开世间求解脱。其中还有一个摆正个人解脱与众生解脱（社会效果）的关系问题，二者应统一起来。出世是为了更好的入世，入世是为了究竟的出世。因此要求发菩提心，发长远心，学菩萨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首先学会做好人，行五戒十善，进而广修四摄六度，积极地弘扬佛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5、人间佛教具有对治性，对治佛教在二千多年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时地因缘产生的天化、神化、鬼化、巫化的弊端，恢复佛教固有的精神。否则佛教就是佛教，没有必要冠之以“人间”二字。

　　6、人间佛教具有建设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恢复佛教固有的根本精神；二是根据这些精神，结合时代、众生之机宜而建立、完善相应的理论和弘法机制。有破坏而没有建设是很危险的，而如何建设，则是摆在各个时代广大四众弟子尤其是高僧大德面前的一大课题。我想，只有符合以上六大特征，才可称之为人间佛教。

　　（二）人间佛教修行的基本要求

　　1、树立正信：信佛法僧三宝具有真实的清净功德，信佛所说的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实相印及四摄、六度等法，从而生起欲乐，精进修学，自觉地远离诸如看相、算命、卜卦以及祭神拜鬼等迷信、邪信。

　　2、增进道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修习五戒十善，培植福德，不违王法（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及有关法规）。

　　3、农禅并重：这里的“农”泛指资生事业或服务社会的工作，“禅”泛指佛教修学及相关的宗教活动。农禅并重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较好地体现了大乘佛教即世而出世、入世不碍出世的精神，尤符合现代人类社会的实际。

　　4、开发智慧：佛教是特别崇尚智慧的宗教。开发智慧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广学多闻，一是修习止观，此二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见道后就什么都懂了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否则大菩萨也不须广学多闻、“尽一切学”了。在公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为了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弘法利生，四众弟子除了研教修定之外，还须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对世间科技、文化诸方面的知识有选择、有侧重地进行学习。

　　5、增长大悲：佛教最讲慈悲，崇尚和平。这是菩萨入世度生、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动力所在，这一精神在今天尤须大力发扬。因此，四众弟子须发菩提心，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修四摄六度，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促进世界和平、建设人间净土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三）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意义

　　“人间佛教”的提出已有大半个世纪了，尽管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间佛教的思想却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推动佛教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但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人性的自私和惰性以及人世间的各种不良风气也给“人间佛教”健康有序的发展构成威胁。因此在今天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有利于恢复释尊创教之初人间佛教的一些优秀品质，发扬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纠正不适应时代机宜的传统佛教中的一些偏弊，如明清以来我国佛教界日益盛行的少数人追求急证自了的消极遁世的心态；过分重死、重鬼及追求神异的风气；随意夸大他力或顿悟法门之简捷，罔顾通途佛教中重自力、重实践，强调发菩提心、发长远心、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倾向，以及偏重自利、不顾社会责任的行为习惯等，从而改变世人对佛教的种种误解，重振佛教。

　　2、有利于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接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沟通，与各个宗教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从大陆来说，有利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佛教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从世界范围来说，有利于佛教适应并规范世界性的以人为本的趋向，促成三大语系佛教的交流与“世界佛教”理念的形成。

　　3、有利于佛教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使之在人间佛教的旗帜下为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幸福服务。

　　4、有利于四众弟子树立正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对附法外道的识别能力，自觉地抵制各种民间邪教和迷信的影响。

　　（四）建设人间佛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人间佛教是契理的，因此在弘扬的过程中，应坚持佛教立教的基本宗旨与教义，把握一些基本的原则，如印顺法师总结的法与律的合一，缘起与空的统一，自利与利他的合一等，以妥善处理好入世与出世、现世与来世，个人解脱与社会效果的关系。

　　2、人间佛教又是契机的，因此要想使佛教适应时代与众生机宜，就必须深入经藏，并对佛教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然后结合现实，制定相应的弘法措施，深入浅出地讲解佛法。在弘化过程中，须特别重视和加强佛教界的自身建设，如赵朴初居士提出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等五个建设。寺院与社会及信众间应建立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乃至相互监督的机制。佛教是一种信仰体系，具有崇高的理念和不可取代的价值，契机绝不意味着迎合低级趣味和民间的迷信、邪信。因此应尽力保持佛教具有的慈善、寂静、朴素、圣洁、慧悟、超然（形而上）的品位或格调，使接触或信仰佛教的人都能获得利益，或得到一分喜悦、一分力量；或受到一分启迪、一分净化；或确立一种信念、一种价值观。要防止因适应时代与众生机宜而造成佛教本质上的异化，避免佛教陷入政治化、商业化、文化化，或功利化、庸俗化之误区。

　　3、坚持佛教的中道思想，提倡以出世的心态作入世的事业，立足佛教，服务社会、法轮常转、佛日增辉之日，即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时。

　　4、应正确对待、密切注视和充分利用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科技成果。应将科技方面的理论成果结合进佛教的理论研究之中，以使佛教减少迷信的色彩而更具说服力；应将科技创造的物质成果运用于佛教提高弘法效率、庄严道场、方便信众乃至服务社会的事业之中，以进一步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同时应充分运用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引导人们认识科技的局限性，纠正、改善其产生的种种负作用，以体现佛教特有的价值。

　　5、应特别注意保持佛教界内部的团结。佛教各语系、各宗派、各学派之间以及各团体、各寺院乃至四众弟子之间都应相互沟通、了解，相互尊重，尽力求大同存小异，本着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佛教的整体形象和利益的精神，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到佛教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以上是我学习太虚法师、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人间佛教理论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对佛学的研究和对现实佛教的观察而得到的一些体会。正如印顺大师说的那样，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我只不过是在做一点“刮垢磨光”的工作而已，希望能对读者认识人间佛教有所帮助。

　　（原载《法音》1997年第10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