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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学研究：结夏安居及律学的现代意义(释果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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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学研究：结夏安居及律学的现代意义(释果悦) 结夏安居及律学的现代意义 编辑：释果悦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安居法是戒律作持中的重要一章。“形心摄静曰安，要期在住曰居”，安止一处，摄心修道，完善自行，是佛制安居的深意。本文主要依据《四分律藏》及南山三大部，对安居的几项重要事仪：安居缘起、时间、处所、分配房舍及安居中的修学，作一较通俗、具体的解说；并阐述戒律是佛法的根本，五夏以前应专精戒律。戒行无缺，才能彰显佛法在世间的真正价值。故本文又针对戒法的适用性提出一点看法：唯有深入律藏，洞达开遮，才能因时、地的不同而对戒律取舍的问题合理地把握，使戒法真正适用于僧团，服务于社会，成为弘范三界、利乐有情，建立现代僧团的利器。 关键词：安居 戒律 僧团 禅定 经行 适应性 作者简介：果悦，闽南佛学院2001级本科毕业生。 律学，以保持洁净的志行分为止持与作持，结夏安居是戒学中的重要部分，在《四分律藏》中独列一品，名为“安居犍度”1。 “犍度”是梵语，译成汉语意为“法聚”，即把有关安居的法汇聚在一处，是为“安居犍度”。安居之原由虽为避世人讥诃，但亦是佛陀大慈悲心，令五众弟子得以息缘修道，自行成就，广积弘化资粮，以期随缘度生的行门。出家人既要自利又要利他，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则身心驰散，容易荒废道业；而偏安一处又不易发起菩提道心，所以佛制三时中结“夏安居”，习律坐禅，培养品格、识量，成办僧团六和，光显佛法清净幢相；余二时可以游化度生，以成利他。安居中应以研习戒律为主，修学禅净教典为辅，戒律乃佛教最耀眼的一枚图腾，是弘化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严净毗尼”方可“弘范三界”2，戒律严净则整个佛法庄严。佛法不出三无漏学，修学佛道应戒、定、慧次第而进，“由戒生定，因定发慧”3，以“戒是无上菩提本故”4，“欲报佛恩，当持净戒，护持正法。夫能维持正法，三乘道果相续不断"5。 “出家之人，当先护持清净戒行，戒行清净，则能获得现前三昧，成就无上菩提"6。而持戒重于通晓止作二持，了达开遮持犯。在严净毗尼的基础上，以智慧变通，不拘一格，令其适用于时代与不同的地域环境，既不可以凌空大言，亦不应死守一隅。故印顺导师云： 虽然说律是佛制，只好依教奉行，但律是世间悉檀，更着重于时、地、人的适应。一分重律的，拘于古刹，不知变通，而一分学者，索性轻律不谈7。 所以佛说“五夏以前专精戒律”，意在“洞明二百五十戒开遮持犯”，也为了“常一其心，念无错乱，谓依四念处行道"8,佛之深意可窥。本文对安居的阐释，旨在提倡僧团安居，进而深研戒律，了达开遮，深明持犯，使僧团和合，僧制建全，自行成就。倡导安居，亦能僧俗同利，令人的心灵由浮躁走向澄清，社会从动乱变为安宁。不仅佛教与时并进，而且由此能为现代化佛教增添新的一页。 一、安居缘起与制意 安居的梵文为Vārsika或Varsa，巴利文为Vassa，意译为雨季。亦称为夏安居、雨安居、坐夏、夏坐、结夏、九旬禁足等。安居之制始于印度古代传统宗教，其中婆罗门出家者，每年中的八个月以云游的方式行脚于各地，其余四个月的时间，由于雨季的影响，在固定场所安住。耆那教亦有在雨季安住的严格规定9。佛教成立之后，佛陀为了避免世人讥诃，故制五众弟子结夏安居。南传佛教国家均按律制而举行安居策修活动。汉地佛教僧团的结夏安居，亦随着《十诵律》及《四分律》等广律的传译而付诸实行。结夏安居作为僧团一年中的重要行事，是佛教修学生活的根本内容之一。日本佐滕密雄先生在《原始佛教教团的研究》中指出：“安居为比丘一年中专心修学的最佳时机，同住一处的比丘相互诵说经典，讨论律制，并对各自的疑问进行交流”10。安止一处，彼此对于学问与修行均有所促进、助益。 (一)安居缘起 “法不孤起，仗缘方生”，佛制每一种法都是藉因缘而说，断无私心自说之理。《四分律》中记载：舍利弗在寂静处思维，哪尊佛修梵行佛法久住？哪尊佛修梵行佛法不久住？于是起坐往世尊所启问。佛答：毗婆尸佛、尸弃佛、拘留孙佛、迦叶佛佛法得久住，以制戒说戒的缘故。舍利弗于是请佛制戒，佛言：舍利弗，且不要说！佛自知制戒的时间。若无犯而说，如人身生痈疮未熟而破之，必不能生起世人的信敬之心11。所以佛陀以一切智观因缘成就(有犯戒因缘起)，以十益摄取于僧：令僧欢喜、令僧安乐、未信令信、已信令增、难调令调、惭者得安、断现在有漏、断未来有漏、正法久住故。顺应当时的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律制规约。 有关安居之缘起，《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中记载的内容大致相同。《四分律》卷三十七〈安居犍度〉载: 尔时，佛在舍卫国癨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于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时夏月暴雨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踏杀生草木。时诸居士见皆讥谦：沙门释子不知惭愧，踏杀生草木；自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知正法？诸外道法，尚三月安居，此诸释子，而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踏杀生草木，断他命根，至于虫鸟尚有巢窟，止住处。12 以此因缘，佛种种诃责六群比丘，不应一切时人间游行，犯突吉罗，从今以后，听比丘安居。比丘尼亦别制安居：“佛在癨陀村，时有比丘尼，不夏安居，诸尼谴责，白诸比丘，转白佛，诃责结戒。13”尼若不安居结波逸提(余四众结吉)，以外化因缘少故。陶静《梵网经》云：“冬夏坐禅，结夏安居”14，可知大小乘律，通制安居。 (二)安居之制意 元照律师云：“形心摄静曰安，要期在住曰居；随时警励曰策，三业运善曰修”15。 意思是说出家五众各随住处三月安住，精进办道，“假日追功，策进心行”16，不许一切时驰散游行，乱道防业。道宣律师云： 有待之形，托缘不一，必量过起，夏暑偏多，一则损生害命，深乖慈道；二则招世讥谤，不及禽兽；三则为过既深，故非道业。春冬过少，待缘开赴。17 印度一年分为春夏冬三季，而夏季炎热，诸过并起，佛为免世人讥谤，制比丘息缘修道；而春冬过少之时，可以游行弘化。这样就可以自他两利，不偏于一边，而符合佛制教的中道本意。由此也可见佛陀的大慈悲、善巧方便如是。 二、安居时间及处所的规定 (一)安居时间 1、结夏安居之时限 《四分律》卷五十八中云：“佛言：‘有三种安居，前安居、中安居、后安居’。”18“前安居者住前三月，后安居者住后三月”19。前安居从四月十六日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中安居的时间：从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于此时间内作法者，均属中安居。中安居结束的时间是：从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前增一日，后减一日，但数满九十天为限；后安居作法时间仅五月十六一天，此日安居，必须坐夏至八月十五日方为夏坐圆满。总之，必九旬安住一处，才算安居成就，增长一岁。 按印度历法夏季共四个月，从四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而此算法又多有争议，于南山三大部中有详细说明)，佛以赏劳前安居、迦耺那衣因缘及利益不及前安居者，仅制三个月安居，留一个月以变通之20。 南传律藏中则有前雨安居与后雨安居，各共九十天。由于印度各地雨季时期不同，各地的安居时间也不统一21。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卷二的“印度总述”中，对印度佛教僧团安居的时间作了记载： 印度僧徒，依佛圣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后三月。前三月当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后三月当从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22 玄奘法师解释，造成安居时间前后不同的原因为：“方言未融，传译有谬”，或是“斯乃据其多雨，亦是设教随时也”。季羡林先生亦云：“各地的雨季不同，而决定了各地安居时期的差异”23。 2、闰月算法 安居的时间亦随闰月而有增减长短的不同。宣祖于《四分律比丘尼钞》卷三云： 夏闰者，若闰五月、六月，定百二十日安居。若闰四月者，从四月十六日至闰月一日结者，并四月住；若闰月二日已后结者，渐渐转少，以越闰月故；若五月一日迄至十六日结者，皆三月住。若闰七月，从四月十六日及五月一日结者，尽三月住，由未到闰故；若五月二日已后结者，皆四月住，由九旬未满。合闰月故。24 若于夏四月中有闰月之时，可作三种分别，如图所示： 3、受日法 “受日”，通俗地讲即请假之意。于九旬这么长的时间中，三宝及父母难免会有事缘产生，有事缘外出怎么办呢？佛制可以受日外出25。 《四分律》中记载，为三宝及父母因缘可以作法，受日离界外出。《十诵律》亦云为七众之事可以受日。《四分律》卷三十七云：“佛言，自今以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白二羯磨”26。 受日法分两种，一、对首法，七日法是。二、白二羯磨法，半月、一月法是。其羯磨文于南山律《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尼钞》、《毗尼作持要录》中均有明文，需者一查便知。 此二种受日法，比丘尼仅有对首法，因为尼众较少有外化的因缘，偶逢因缘一般受日七天便可往返，不须半月、一月法，故无羯磨受日。 (二)所依处所及分房舍法 1、所依住处 安居所依的处所《四分律》中并没有详细规定。除露地、树上及命梵难处，其他如树下、小屋、冢间、自然山窟、树林中、船上、檀越房舍、阿兰若处、僧伽兰中作法界内均可安居27。 《明了论》中有五种成安居：处所有覆盖，可挡风雨，堪用功处；四月十六日及五月十六日、为成就前后安居之处；十六日及界即成；于别住处生起安居心，一脚踏入界内即成安居，不约对首安居之文判断成否；于所住处没有五种过失：1、离聚落太远，乞求难得；2、离城市太近，防修道业；3、多有蚊蚁咬啮行者，或僧众踏伤彼命；4、没有依止的五德人。五德谓：未闻令闻、已闻令清净、能为决疑、能令通达、除邪见得正见；5、没有施主施予饮食汤药28。 《五分律》、《十诵律》亦云酬量无难才可以于中安居，才能成办安居之事29。总之，安居一定要如法如律，安居所依之住处，不能是命梵难处，并且要有具德明律之人依止。如上所言，远离五种过失方可。 2、分配房舍 若非别住，于僧中安居，尚有分房舍法。在律中“分房舍法”亦别列一品，是为“分房舍犍度”30。“安居犍度”中也列有分房舍及修治法。以出家有先后，夏腊有高低，故分配房舍亦按上中下座法，以显次第无乱。 夏安居分房与春冬分房尚有差别。若春冬之房，上座来，下座应把好房让与上座，是为恭敬之法。而夏房以安居故，不得随意迁移，所以上座来，下座不需要避于他处。其中分房法广如《四分律》卷三十七及卷五十中明。 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中记载了当时那烂陀寺安居分房的情况： 未至夏前预分房舍，上座取其好者，以次分使至终。那烂陀寺现行斯法，大众年年分房舍，世尊亲教，深得利益。一则除其我执，二普照僧房，出家之众，理宜须作。然江左诸寺，时有分者，斯乃古德相传，尚行斯法。岂容住得一院，将为己有，不观合不，遂至尽形。良由上代不行，致使后人失法。若能准教分者，诚有深益。31 “世尊亲教，深得利益”，“若能准教分者，诚有深益。”善分春冬夏房，息其不满之心，又能将护僧房，对十方僧众及住持僧团都有利益。所以作执事者，必须深入律藏，才能如法正确地执行僧法，从而完善僧制，成就六和僧团，亦令诸行者安心修学，成办道业。 三、安居期间之修学 安居缘起虽为避免世人讥诃，但究其实益，莫若说安居之目的是为了策修。若佛不制安居，钝根下智之人，必然终日身心驰散，荒废道业，空耗人身。所谓“心安则道隆”，故佛陀以大悲大智，制令五众于三月中精进办道，出世道果可期。 《盂兰盆经》中记载，比丘安居之中“或在山间禅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树下经行”32。《四分律藏》中亦云：“五夏以前专精戒律”， 可知佛世时以习禅为主。而戒律是僧人行持的轨则、僧团的共住规约，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故半月说戒，平常日用中即严净毗尼，毁犯则立即发露忏悔，还复清净。戒律传入中国以后，安居之法随戒律的传播与弘扬而开始实行。安居中或习律、或习禅。 (一)习律 ?益大师云： 唐宋以来，有禅讲律寺，初出家多学戒律，律有得则以律名家，无得则习讲参禅，但舍微细戒不舍重戒性戒也。后有径投禅教者，此即乘急戒缓，然亦护根本五戒，断无毁重之理。33 所谓“乘急戒缓”，意即仅护根本五戒及性戒，而先习于宗门教下，若有所得，再返回补学戒法，非不学戒，依个人根性而定。这是祖师大德深明律义，而权巧开遮，内怀惭愧，绝不敢轻视佛金口所言，亦不忘“以戒为师”之慈训。故云：“ 律门衰败，大法并危”34，其重律可知。 又云： 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专精者岂徒著衣钵而已。……律中第二要务，在洞明二百五十戒开遮持犯之致。否则二六时中，既挂比丘名，当结无量罪。言之骇闻，思之丧胆。35陶静 “五夏以前专精戒律”，可知结夏安居前五年中要专研戒律，了达开遮持犯，这样才能做到律为己用，非律缚己。用戒法自我庄严，把戒律作为修学佛道的阶梯，广度众生的工具，如此才不会辱没比丘、比丘尼的美名。 (二)坐禅 禅又名禅定。禅为梵语dhyāna之音译；定为梵语samādhi之音译。禅与定皆为令心专注于某一对象，而达于不散乱之状态。禅又作禅那、驮衍那、持阿那，意译为静虑、思维修习、弃恶、功德丛林，是寂静审虑之意；定又名三摩地、三昧等。 佛世时的禅定主要是五停心观、总相念处、别相念处等诸小乘禅法，诸典籍中最常见的即是持息念与不净观的修法。因为佛道修行之纲要为戒定慧三学，持戒清净始可得禅定寂静，禅定寂静始能得真智开发。 藕益大师云： 律中第一要务在常一其心、念无错乱，谓依四念处行道也。四念处慧，佛法总关；无念处慧，著袈裟如木头幡，礼拜如锥上下，六度万行皆同外道苦行，无与真修。若依念处行道，则持戒功德现能获四沙门果，乃至圆登十地克获无难。 安居五夏之中虽说专精戒律，但并不与四念处禅观相违，二者可谓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四念处可令行者“常一其心，念无错乱”，身心世界平静和谐，住于现法乐住之中。这样可以了解痛苦的本质(苦谛)，明白出离痛苦的方法(道谛)，从而遵循修行之道，导归灭谛36。 禅定为佛教之主要修行，故大小乘经论皆广为说示，种类亦繁多。修者可以随师指导，此不赘述。 (三)经行 经行梵语为cakramana，巴利语为cakamana。意指在一定的场所中往返回旋之行走。通常在食后疲倦时，或坐禅昏沉瞌睡时，即起而经行，为一种调剂身心之安静散步。据《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卷上所载，适于经行之地有五，即：闲处、户前、讲堂之前、塔下、阁下。另据《四分律》卷五十九所说，时常经行能得五利：(1)能堪远行；(2)能静思维；(3)少病；(4)消食；(5)于定中得以久住。37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云： 道俗多作经行，直去直来唯遵一路，随时适性，勿居闹处；一则痊疴，二能销食。禺中日籦即行时也，或可出寺长引，或于廊下徐行。若不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肿肚肿，臂疼膊疼。但有痰喑不销，并是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实可资身长道。故鹫山觉树之下，鹿苑王城之内，及余圣迹，皆有世尊经行之基耳。……经行乃是销散之仪，意在养身疗病，旧云“行道”，或云“经行”，则二事总包，无分泾渭。遂使调适之事久缺东川，经云：“观树经行”。38 经行,亦名行道，其不仅可以调节身心,亦能疗治众病,是禅定的有利增上缘,故世尊亲示经行,灵鹫山下，鹿苑园中,皆有世尊的足迹。 (四)余修学之法 安居中的修学，如前所举，亦“互诵说经典，讨论律制，并对各自疑问进行交流”讨论等。 此外，教典的结集、整理、翻译均借助于僧人安住一处而完成。团体凝聚的力量，可以碎金。可见安居之法可以成就自行，重振持律之风，令佛法普及光大。 总之，九旬结夏安居，加深了比丘们自身的修养，促进了团体生活的发展。说戒、自恣等法的制定，又为比丘僧团的律制健全提供了契机。安居行法也逐渐改变了比丘的生活形态，使僧人由行脚云游之散僧而聚集成团体，这样更有利于僧团的发展、僧伽教育及僧人学修等僧事的开展与外出弘化。 四、律学之现代意义 安居是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安居法可以看到律学的重要 。律学作为佛教三学中的一门发展到现代，更应该发挥其与当代相适应的作用。故再对戒律的现代意义发表一点看法。 佛法在世间，利益世间，所以必须考虑与时并进的问题。然佛门僧侣于众多微细戒条不能持守，由来已久。早在佛陀入灭不久，诸大弟子们即为了微细戒可舍与否的问题发生了歧义，使僧团失和。第二次结集也是因为大众部受持金钱，而上座部主张不得捉持纳受钱宝，由戒律问题产生争议，因此而发起结集。并导致僧团愈加分裂，最终达二十部、五百部之多。陶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道宣律祖“因地制宜”，顺应中国人喜大厌小之根性，会通大小乘律典，阐扬戒律，创立律宗，使得大小乘律统一，为当时的教团所接受。后来因为灭佛因缘及南禅兴起，故有百丈禅师创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丛林制度，其与戒法同行，使得唐宋佛教得以存留，并日益昌盛。时至明末，佛门衰败，“贬戒为小乘，忽持戒为执相” ，“已无人学毗尼”，甚至“律之一宗扫地矣”39！虽有佛门诸大德如古心如馨律师、?益智旭大师等的大力提倡，但戒律学也只是一度复兴，不久又进入寂静。近代虽有弘一大师、慈舟大师、太虚大师、印顺导师等佛门泰斗的弘扬，但仍然无法重振重律之风。目前僧团虽已呈现出重律之象，然亦多破律仪，所以戒律的随方性是值得思考的。 韩非子说过：“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40，这条原则适用于任何规范领域。佛陀制戒，原意在“摄僧”，治理僧团，以住持正法。佛陀在世时曾说：“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行；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41由此可知，佛陀最初之意，戒律作为佛教规范是应该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之弹性的。 所以印顺导师说：“佛教是适应一切、遍入一切而引人向上，并非打倒一切，而标榜死定的法制向全世界去强力推行。”42又云：“佛法的思想、制度流行在世间，就不能不受着‘无常’演变法则所支配。若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或者以为佛世可以变异，后人唯有老实遵守，说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可行’，或以为祖师才能酌量取舍，我们只有照着做，这就违反了佛法——‘诸行无常’法则。”43 所以戒律欲与时代同步前进，就要考虑到其适用性，这是发扬戒律的先决条件。但是，任何凭空取舍戒法都是错误的，戒律的适用与否不能凌空大言、无的放矢，而是必须深入律藏，根据每条戒的制意、缘起、戒相、开缘等内容去逐条地、具体地研究才行。所谓“理可虚求，事难会通”，只有让每条戒了然于胸，临事于前，才能做出合于律制的判断。 总之，作为整个佛教根基与标识的戒律，于微细律仪上必须再度整理庄严，于适用性与取舍上重新思考，在不违佛意的基础上，把戒律装点成佛教崭新的旗帜，使僧团与时俱进，佛教传遍五大洲，人天共沐于佛法解脱的光辉中。 结 语 安居必须提倡，戒法有待振兴。在当今各大宗教并行于世的现状中，佛陀的正法能否保持原样，不被其他宗教所替代，不被时代所淘汰，佛教自身的发展、完善是有识之士所共认的。自身发展从哪里开始呢？本文已说明，必须从戒律的落实(如安居)、提倡、研习、发扬开始。佛法再好，若外在的装饰是一张劣陋的废纸，恐怕世人都不屑一瞥，更何况欲令其信奉、依教起行呢？不只如此，《持法经》云：“持二百五十戒者，现世得阿罗汉、辟支佛、涅槃” 44。“善持毗尼，令正法久住”45，佛不虚言。 主要参考书目： 1、《四分律藏》，《大正藏》第22册。 2、《华严经》，《大正藏》第19册。 3、《楞严经》，《大正藏》第9册。 4、《南山行事钞资持记》，天竺讲堂2004年印行。 5、《南山羯磨疏济缘记》。 6、《四分律比丘尼钞》。 7、 〔清〕德基律师：《四分比丘尼戒本会义》。 8、 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9、 广化法师：《戒学浅谈》，台湾南普陀寺1982年印行。 10、《印顺集》，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 印顺导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41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12、《寒笳集》，台湾德山寺1995年印行。 13、《南海寄归内法传》，台湾正觉精舍2000年印行。 14、《佛光大辞典》，佛光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 15、 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16、 湛如：《敦煌佛教结夏安居考察》，《法源》1995年。 17、 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1〕《四分律》卷三十七，《大正藏》第22册，第830页下。 〔2〕《寒笳集》第32页，台湾德山寺1995年印行。 〔3〕《楞严经》卷六，《大正藏》第19册，第130页下。 〔4〕《华严经》，《大正藏》第9册，第433页中。 〔5〕《大方便佛报恩经》，《大正藏》第3册，第152页。 〔6〕《大方等大集贤护经》，《大正藏》第54册，第422页中。 〔7〕 印顺导师：《印顺集》之《人间佛教要略》，第159页。 〔8〕《寒笳集》第30页。 〔9〕湛如：《敦煌佛教结夏安居考查》第72页。《法源》1995年。 〔10〕佐滕密雄：《原始佛教教团的研究》，第561～562页，山喜房佛书林1963年印。 〔11〕《四分律》卷一，《大正藏》第22册，第569上。 〔12〕《四分律》卷三十七，《大正藏》第22册，第830页中。 〔13〕〔清德基律师：《四分比丘尼戒本会义》卷十，第1080页，天竺讲堂2004年印。 〔14〕《梵网经》，《大正藏》第24册，第1080页上。 〔15〕《南山行事钞资持记》卷十二，第十一章，第4页。 〔16〕〔清德基律师：《四分比丘尼戒本会义》，第1080页。 〔17〕《南山羯磨疏济缘记》卷二十，第六章，第12页。 〔18〕《四分律》卷五十八，《大正藏》第22册，第998页中。 〔19〕《四分律》卷二十七，《大正藏》第22册，第831页下。 〔20〕《南山行事钞资持记》卷十二，第十一章，第1033页。 〔21〕湛如：《敦煌佛教结夏安居考查》第72页，《法源》1995年。 〔22〕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69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23〕同上，170～173页。 〔24〕《四分律比丘尼钞》卷三，第十六章，第168页。 〔25〕《四分律》卷三十七，《大正藏》第22册，第833页上。 〔26〕同上，第833～834页 〔27〕同上，第832页下。 〔28〕《南山行事钞资持记》卷十二，第十一章，第1026页。 〔29〕《四分律》卷三十七，《大正藏》第22册，第1028～1029页， 〔30〕同上，第936页中。 〔31〕王维邦：《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112页。 〔32〕《盂兰盆经》，《大正藏》第16册，第779页中。 〔33〕《寒笳集》第21～22页，台湾德山寺1995年印行。 〔34〕同上，第31页。 〔35〕同上，第29～30页。 〔36〕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自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37〕《佛光大辞典》第1397页，佛光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 〔38〕《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第118页，台湾正觉精舍2000年印行，。 〔39〕圣严法师：《明末中国戒律复兴》，载于《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第145页，台北东大公司1990年版。 〔40〕劳政武：《佛教戒律学》第1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41〕《五分律》卷二十二，《大正藏》第22册，第153页上。 〔42〕印顺导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41册，第357页，台北大乘文化1978年出版。陶静〔43〕《印顺集》，第159页，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4〕《大正藏》第46册，第155页上。 〔45〕《四分律》卷五十九，《大正藏》第22册，第1004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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