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50周年纪念日，他的亲人刘松林、毛岸青、邵华、李敏、李讷、王景清、毛新宇与他生前的战友赵南起、杨凤安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座谈会。许多人闻讯而来，大家回忆毛岸英，观看着新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许多人禁不住流下泪来。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的赵南起说：“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呀！我们当初这些普通的人，不仅活了下来，后来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么都没耽误，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

　　毛岸英方脸高额头，阔鼻卧蚕眉。180公分的个头与他的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板仓住所被当时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的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后被解送到长沙“协操坪监狱”。

　　母亲被杀害后10多天，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党组织鉴于大同幼稚园的实质已经暴露，决定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是地下党员并从事牧师职业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寄养，党组织按月出30元的生活费。

　　以后董健吾外出躲蔽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由于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清贫，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他们便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随后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在他出国时带俩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一路照看着他俩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并张罗着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随后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区里的团委委员。他应邀经常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后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当毛岸英20岁时，他眼见着苏联卫国战争打得残酷而激烈。尽管他有主见，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后来他又去找苏军将领再三请求，终获批准入了伍。他先入士官学校，后进军政大学。1943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获授中尉军衔，参加了对德国反法西斯的大反击。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接见了他并赠一把手枪表示褒奖。

　　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1937年11月他15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毛泽东与儿子谈时事、政治、谈读书，表现出了他对长子的情有独钟。毛岸英对当时已在中国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父亲，则是依照自己的判断，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之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1946年1月，他23岁时，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毛泽东身边。

　　初回国的毛岸英很“洋气”。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似乎无师自通，得到了乃父真传的狂草体的好字，为人处事有些不拘小节。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格，提醒他：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他立即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愿地穿起了大裤裆的棉裤，进“劳动大学”用双手的老茧换回了“毕业证书”。他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可以在父亲面前坦诚地谈论他对当时权高位重，许多人认为很了不起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好看法。以后他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