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佛塔的文化魅力——以杭州雷峰塔为例

　　黄公元

　　佛塔虽然起源于印度，但随着佛教传人中国，佛塔建筑也开始在华夏大地出现，而且在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中国化的元素也不断渗入佛塔的形式与内容中，富有中国特色的千姿百态的佛塔，遂遍布于我国东西南北中各地，成为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重要象征和历史见证，有不少还成为当地重要的景观标志和历史文化缩影。

　　诸法无常，是佛教的三法印之一，佛塔自然也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缘生缘灭，有兴有废，迁流不已。尽管不少佛塔在沧桑的岁月中湮灭了，但还是有不少佛塔经受住了各种挑战的考验，因历代有心人的修缮保护或恢复重建，有些始终顽强地屹立于大地，有些则得以劫后重兴。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名塔，一直保持着其巨大的文化魅力。即使一些已经不存的古塔，其文化魅力也并未因塔的湮灭而完全消失。佛塔文化丰富而多彩、巨大而持久的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中不容小视的一笔宝贵财富。

　　笔者孤陋寡闻，无法对中国众多佛塔的文化魅力做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概括。这里仅以杭州闻名遐迩的佛塔之一雷峰塔为典型案例，漫谈著名佛塔无穷的文化魅力，以窥豹一斑。

　　杭州历史上素有“东南佛国”之美誉，佛塔自然也是其中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线。

　　杭州的佛塔最早出现于隋代，是建于灵隐飞来峰顶上的神尼舍利塔。据载隋文帝杨坚出生于陕西大荔般若寺，神尼智仙预言其将大贵，并将其抚养至13岁；周武帝废佛时，智仙避居杨家而寂；隋文帝一统中国后，大兴佛塔，并令高僧慧诞携智仙灵骨到杭州灵隐飞来峰建神尼舍利塔以为纪念。”[1]唐代天宝年间，在灵隐北高峰上曾建有北高峰塔，毁于唐武宗会昌年间。

　　杭州大兴寺塔，则是在唐末五代的吴越国时期。吴越钱王“信佛顺天”，历代都大力护持佛法，对后周世宗废佛之举不但不予理睬，反而趁机吸纳和优礼大批高僧，故其境内佛法特别兴盛，塔寺的大量兴建就是标志之一。故地方志有“东南塔庙之盛，自唐而更钱氏，日增月益，不可遽数。”[2]‘作为吴越首府的杭州，更是高僧云集，佛寺辉煌，佛塔广建，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

　　位于城南凤凰山麓梵天寺的南塔，建于唐天佑元年(904)，是吴越国最早建的佛塔，供奉从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恭迎而来的佛骨舍利。可惜南塔早巳不存。

　　忠懿王钱弘傲(929—988)在吴越诸王中护法最力，杭州最著名的三座佛塔雷峰塔、六和塔、保仿塔的兴建皆得力于他。

　　始建于开宝三年(970)位于钱塘江畔月轮山上的六和塔，是忠懿王亲点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寿大师督造的，撰写《宋高僧传》的赞宁律师亦曾参与建造。[3]与六和塔配套的开化寺(初名大和寺、六和寺)，在延寿圆寂后由其剃度弟子行明禅师主持。[4]六和塔经历代维修重建，至今仍雄踞在滔滔钱江之畔。

　　保做塔位于西湖北山的宝石山巅，一般认为始建于开宝八年(975)。吴越忠懿王接受永明延寿“舍别归总，纳土归宋”遗嘱的建议北上汴京朝见宋太祖，受到宋太祖的优礼相待，被久留而不归，其母舅与大臣吴延爽为祈求佛菩萨保佑其“顺应天命”平安回杭，而动工兴建此塔，故名“保仿塔”，又名“应天塔”。钱弘仿返杭后，将此塔建成，以酬佛恩。此塔经历代维护，至今依然矗立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上，与美丽的西子湖相映成趣。

　　雷峰塔建成于开宝八年(975)，位于西湖南山永明院(今净慈寺)前濒临西湖的雷峰之上。雷峰亦称回峰、中峰，因有雷氏曾居于此而名雷峰，塔建其上，故名雷峰塔。其址处于当时的杭城西关门外，故初建时亦名西关砖塔。建塔起因之一据说是忠懿王妃黄氏喜得贵子，故亦名之为黄妃塔或王妃塔。但诸名之中，以雷峰塔之名流传最广，最为人所熟知。

　　雷峰塔与保仿塔，曾隔湖相望900多年，“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的美景，曾给西湖增色不少，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我们不能不惊叹古时筹谋者独具匠心的奇思妙构，也许今天的规划师也不得不自叹弗如。

　　杭州这著名的三座佛塔，也是杭州三大标志性景观建筑，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不过，若论遭遇的灾难，三塔之中要数雷峰塔为最甚。明嘉靖年间，雷峰塔惨遭侵犯杭州的倭寇纵火焚烧，受损严重；民国早期的1924年，雷峰塔更是遭逢轰然倒坍的厄运，白此在西湖边销声匿迹了70多年。不过，尽管如此，雷峰塔的文化魅力却始终不亚于六和、保椒二塔。而且，由于其倒坍而引起的诸多关注与评论，由于其恢复重建而发掘地宫得以出土的稀世珍宝与文物，由于其与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的特殊因缘，使之增添了不少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色彩，反而更加增强了它特殊的文化魅力，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三塔之中，要论在一般民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排在首位的可能还是非雷峰塔莫属。即使在其一度消失的70多年中，也莫不如此。因此，即使像鲁迅这样的大家虽然曾经希望雷峰塔倒掉，但他的两篇论“倒掉”的杂文”[5]恰恰为雷峰塔日后的重建造了舆论，做了广告。70多年后的世纪之交，真的应了鲁迅在“再论”中的预言，“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吧。”1999年底，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决定恢复重建雷峰新塔，多种设计方案在公开展示征求市民意见时，民众参与之积极性，足证雷峰塔文化魅力之巨大和深人人心。有意思的是，“十景病”还一发不可收拾，不仅雷峰新塔终于在2002年10月建成，恢复了多年失缺的西湖老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景观，弥补了许多人心中数十年的遗憾，而且杭州还再评、三评西湖新十景，保仿塔和六和塔也众望所归，陆续跻身于西湖新十景的行列。[6]可见，佛塔文化魅力非同一般，它在装点杭州“天堂，，胜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鲁迅先生之期盼“倒掉”，只是借题发挥，盼望导致民生凋敝、人性压抑的旧社会早日“倒掉，，而已，若是在“民康物阜”的今天，很可能会另作别论了。[7]

　　雷峰塔丰富多彩的文化魅力，涵盖了许多方面。一种文化的魅力，无不来自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由此底蕴所决定的文化影响力和穿透力。所以，说雷峰塔的文化魅力，必须从雷峰塔内含的文化底蕴之根本说起，再逐步拓展到由此根本决定的各个层面和侧面。而不能仅停留在它的一些表面的、甚至衍生的现象上，若失去了根本，表面的、衍生的那些东西，不但是肤浅的，而且是虚幻的，甚至还是扭曲的。

　　因此，必须回归到雷峰塔的本来，明确雷峰塔首先是一座佛塔，而不是一般的观光塔，更不是一般的高层建筑。而作为一座佛塔，其最根本的文化底蕴，不言而喻自然就是深厚的佛教文化。虽然吴越忠懿王妃喜得贵子，可能与雷峰塔的建造不无一点联系，但钱弘做建造雷峰塔的根本目的和主要起因，绝不会是这一点(充其量那也只是个契机而已)。如仅仅因为喜得贵子而不惜劳民动众，大兴土木，这既不符合事实，也看低了遵奉“信佛顺天…‘重民轻土”祖训、在吴越诸王中奉佛最热忱虔诚的一方之主钱弘仿。在他主政吴越国时期，崇信释氏、礼遇高僧、广兴寺塔、印经造像等弘护佛法的一系列举措，主要目的无不是为了护国佑民，报佛深思。其建造雷峰塔，亦不例外。这可从塔内石刻《华严经》末尾钱弘做的记文得到证实。记文曰：

　　敬天修德，人所当行之。矧傲忝嗣丕图，承平兹久，虽未致全盘，可不上体祖宗，师仰瞿昙氏慈忍力所沾溉耶。凡于万几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者，盖有深旨焉。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密宫禁中。恭率宝贝(按：“宝贝”《净慈寺志》为“瑶具”)创牢堵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规模宏丽，极所未见，极所未闻。宫监弘愿之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爰以事力未充，姑从七级梯昊，初志未满为慊。……塔成之日，又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如是合十指爪以赞叹之，塔曰黄妃云。吴越国王钱椒拜手谨书于经之尾。[8]

　　由此记文可知，建造雷峰塔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珍藏稀世之宝佛螺髻发舍利，“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密宫禁中。恭率宝贝创宰堵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说得最明白不过了。为珍藏佛舍利而建塔，这与“凡于万几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颇得佛教“深旨”之钱弘仿的思想、行为和形象是非常吻合的。而前几年通过对雷峰塔地宫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存放着珍藏有佛螺髻发舍利的纯银涂金阿育王塔(亦称金涂塔、“宝箧印经塔”)及龙莲座释迦牟尼佛坐像等数十件佛教珍贵文物和精美供奉物品，则以实物形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佛舍利是佛教至尊无上的圣物，见佛舍利，即为见佛，正如钱弘做所说“犹佛生存”。释迦牟尼佛涅盘后，得舍利无数，后来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珍藏供奉，并分送各地，广弘佛法。但留存至今的佛陀真身舍利已为数甚少，故弥足珍贵。我国境内发现的尚存的佛陀真身舍利，仅少数几处：陕西法门寺的佛陀指骨舍利，北京灵光寺的佛牙舍利，宁波阿育王寺的佛陀头骨舍利，佛陀螺髻发舍利仅有两处，一是1969年在陕西耀县神通寺发现的佛发舍利，另一处即是2001年雷峰塔地宫发掘时出土的佛发舍利。佛陀真身舍利的魅力，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前几年佛指舍利、佛牙舍利到港台及东南亚巡礼时，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的轰动场面，沿途瞻礼者虔诚膜拜的空前盛况，是最好的说明。雷峰塔地宫发掘时电视台跟踪直播，珍藏佛螺髻发舍利的金涂塔出土那一刻人们无比激动喜悦的情景；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期间，与会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等特赴雷峰塔对面的净慈寺瞻仰佛螺髻发舍利，也都是最好的注脚。雷峰塔因有佛陀真身舍利而魅力无穷!而且贮存佛螺髻发舍利的纯银涂金“宝箧印经塔”也是古印度孔雀王朝时的遗物，阿育王用以收集佛陀遗骨舍利的(故又称阿育王塔)。这也是弥足珍贵的稀世之宝，价值无量的古代文物。

　　佛螺髻发舍利是雷峰塔珍藏的佛宝。这是佛教三宝之首。

　　雷峰塔不仅藏有佛宝，还藏有佛教三宝中的法宝。这在上述钱弘做的记文中也有所反映。“塔之成日，又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塔内围砌八面的《华严经》石刻，因岁月长久而沉土埋没，明代时有掘得者，后来亦有部分残片发掘出来。石刻经文的小楷书法，端工秀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石刻《华严经》为雷峰塔文字之最先流布于世者。

　　除围砌八面的《华严经》石刻外，雷峰塔还藏有我国古代最早木刻雕版印刷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以下简称《宝箧印陀罗尼经》)。塔内除封藏有贮放《宝箧印陀罗尼经》的铜制“宝箧印经塔”外，还在部分塔砖一侧的圆孔内秘藏《宝箧印陀罗尼经》。钱弘做主政时，曾用十年时间，仿效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座“宝箧印经塔”的盛举，但除佛螺髻发舍利外又无那么多佛宝舍利可供存放，他就用法宝(佛经)来替代，于是精心雕版印制《宝箧印陀罗尼经》。[9]在雷峰塔倒坍前后，有人从塔砖中发现秘藏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署有“监制”字样：“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仿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人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年乃开宝八年(975)。这一确凿的记载，再次确凿表明钱弘仿造雷峰塔，乃是奉佛的盛大举措。而且在那个时代，手工雕版印刷八万四千卷《宝箧印陀罗尼经》，不能不说是一项重要而浩大的文化工程，既反映了吴越国对佛教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佛教刻经事业大大推动了古代印刷术的进步。钱弘椒不仅刻印了八万四千卷《宝箧印陀罗尼经》，还专门刻印《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藏于杭州凤凰山麓的梵天寺。那时，在吴越王大力护持下，永明延寿大师不仅著书立说，也大批印制经卷塔图。如《心赋注》就提到延寿组织力量印制《弥陀塔图》等图像23万册，佛教经论43万余卷。雷峰塔倒坍后，曾发现塔内还藏有雕版印刷的《弥陀塔图》，长一米许，画着佛经故事，雕刻精美，印刷清晰，可以推测这类塔图是延寿制作转由佛弟子作供养与祈禳之用的。[10]吴越国在杭州的印经活动使杭州的印刷术和印刷业取得长足进展，从而赢得“杭刻冠全国”的历史声誉。

　　作为佛教三宝之一的法宝，乃是佛的法身舍利。雷峰塔因藏有《宝箧印陀罗尼经》及《华严经》石刻等重要法宝和珍贵文物，而底蕴更厚，魅力更增。

　　雷峰塔不仅珍藏有佛宝、法宝，还曾藏有金铜罗汉像，塔院更有高僧住持，罗汉与高僧乃是佛教的僧宝，雷峰塔曾经三宝具足。

　　有记载曰，雷峰塔曾有金铜罗汉像十六尊，各长数丈，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在雷峰塔筹备和营造期间，对面的永明寺先行落成，钱弘仿从衢州迎请法眼文益弟子道潜禅师(?—961)人住该寺。道潜请取拟藏于雷峰塔地宫的罗汉像移置永明院供养，忠懿王喜曰：“善矣，昨夜梦十六尊者愿随禅师人寺，何昭应之。”””因有如此应验，十六罗汉遂有十六应真之说。永明院遂有十六应真堂。因永明院有供养十六罗汉的传统，后来到南宋建炎时，高宗诏令湖州佛智寺道容来主净慈寺，重建“应真殿”。据《净慈寺志》，道容先塑十六应真像再塑五百罗汉像，殿成田字形结构，杭州遂有五百罗汉堂。这是罗汉像走出雷峰塔在对面净慈寺的一次升华。此后，南宋绍兴年间，灵隐寺在仿效净慈寺做法的基础上，将五百罗汉分成四层相背而坐，曲折迷离，成一奇观，民间“数不清的灵隐罗汉”之说即由此而来。这是罗汉像走出雷峰塔的又一次升华。康熙、乾隆南巡到杭，必去净慈、灵隐瞻礼罗汉堂(殿)，乾隆最后一次南巡(1784)回京后，为祝太后寿诞，下令在北京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西建五百罗汉堂，并要求“以肖钱塘云林、净寺”(云林、净寺即指灵隐寺、净慈寺)，还亲撰《万寿山罗汉堂记》。这是借助清帝沟通南北文化之因缘，罗汉形象走出雷峰塔后的再一次升华。至今北京香山碧云寺的罗汉堂基本保留了杭州五百罗汉堂的风貌，罗汉堂中央置有延寿像，以纪念五代吴越时对灵隐、净慈两寺均有重大贡献(重兴灵隐、高树法幢于永明大道场)的永明智觉延寿大师。“文革”后灵隐重兴，先后镌造了五百罗汉线刻石像、重建了五百罗汉田字形殿(东衡木鱼方丈主持)，使罗汉文化得以传承并进一步阐扬。

　　罗汉的原型是佛陀的弟子，是天竺的高僧，是佛教僧宝的典范。金铜罗汉像进一步充实了雷峰塔的文化内涵，罗汉堂(殿)的建造与传播，显示了雷峰塔罗汉文化的巨大魅力。

　　雷峰塔不仅与西土的僧宝有殊胜因缘，中土的僧宝也与雷峰塔有甚深因缘。历史上的雷峰塔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寺庵互为依托的。它与净慈寺对面相望、近在咫尺，净慈寺与其有密切关系。老西湖十景中，“南屏晚钟”(在净慈寺内)与“雷峰夕照”是互相依托、相得益彰的。净慈寺历代佛门龙象辈出，但这里不想攀缘净慈寺，只说雷峰塔院的高僧。塔院历代也出过不少高僧大德，与其有缘的就更多了。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当数北宋天台宗高僧广慈慧才法师。说雷峰塔，不能不说慧才法师。

　　按志磐《佛祖统纪》等记载，慧才法师(998—1083)，永嘉(今温州)乐清人，俗家姓王。初师从白鹤山的怡芳法师。宋真宗祥符年间得度，进而受具足戒。后往学于宋代天台宗最有影响的佛学泰斗“四明尊者”法智大师知礼(960—1028)。他的天资并不好，所谓“性识昏钝”。但他“笨鸟先飞”，特别精进，常持观音菩萨大悲咒。他发大誓愿，决心学通祖道。正所谓勤能补拙，天道酬勤。一日夜里，他忽于梦中，见一梵僧身长数丈，脱下袈裟披在他身上，并呼之曰：“慧才，尽生记吾!”第二天，临坐听讲时豁然开悟，前后所听闻之佛法，遂一时洞晓。没多久，四众推服。但他并不因此而懈怠，又去参谒当时天台宗的另一泰斗“天竺忏主”慈云大师遵式(964—1032)，而且“北面服勤，旦夜不替”。所以，慧才虽属四明知礼法嗣，也是慈云遵式的弟子，实得宝云义通大师“两神足”知礼与遵式两人的真传，是两位大师诸多成就卓著者(如净觉仁岳、神照本如等)中颇具特色的一位法师。

　　宋英宗治平初，杭州太守沈遘请慧才住持法慧宝阁，讲法达二十年。太尉卢公奏请皇上颁赐“广慈”之号，故称广慈慧才法师。未久，退居雷峰塔下。他秉承天台宗的传统，教宗天台，行归净土。每翘足诵大悲咒百八遍为常课，又翘足一昼夜诵弥陀圣号。一夕梦至宝楼宫阙，有告之者曰：“净土中品，汝所生也。”可见其修行达到甚高的境界。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春三月，慧才法师应广大缁素信众之请，在雷峰塔为千余僧俗传授菩萨戒。至羯磨时，感得观音像顶放光，辉映讲堂。对此灵异瑞相，净慈寺法真守一禅师(圆照宗本法嗣)特为作“戒光记”，由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元章)书写，诗僧辩才元净法师(1011—1091，遵式法嗣，苏东坡至友)勒石树碑，成为一大盛事。此碑亦为雷峰塔一大文化古迹(惜已不存)。此次授戒，不同寻常，不仅在于人数之多(仅次于百年前永明延寿在天台山为两干人授菩萨戒)，而且在于受戒的人中，有一位出身于天台宗而后来成为一代律宗大祖师的大智律师灵芝元照(1048—1116)。近代弘一大师据《灵芝元照塔铭》等撰写的《元照年谱》这样记录此一盛事：元丰元年戊午，(元照)三十一岁，本传云“元丰元年春三月，从广慈慧才法师受菩萨戒于雷峰。方羯磨，观音像放光明，初贯宝焰，渐散讲堂，灯炬月光，皆为映夺，净慈法真禅师为作戒光记。师乃博究顿渐律仪，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可见，广慈慧才乃大智律师之戒师，并对元照后来弘律及修净有重要影响。

　　元丰六年(1083)五月二十一日，慧才法师更衣就座，书偈赞佛毕，曰：“吾生净土决矣。”随之泊然而化，世寿八十六，僧腊七十三。塔于庵之右(即在雷峰塔旁)。他培养了不少有成就的高足，继其业者，有法宗、戒珠等十人。

　　慧才法师貌古而性恬，少言寡语。时教门异论谊动江浙，而慧才法师严守无诤之教规，独自循循讲训，未尝有所臧否。这是其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也充分显示了他的高僧本色。清献公赵忭(阅道)与之道交最密，在越州(今绍兴)任上时，寄以诗曰：

　　乞得乡邦乐矣哉，雷峰庵静此徘徊。

　　浙江莫谓音书隔，一日潮声两度来。

　　两人的知音之情描摹得多么真切感人，“一日潮声两度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

　　由于慧才与雷峰塔特别殊胜而深厚的因缘，故其亦被称为雷峰慧才法师、雷峰才法师或直接称为雷峰法师。

　　慧才法师因巍峨庄严的雷峰塔而更加名声远播，雷峰塔亦因法师在此授菩萨戒感观音菩萨慈悲放光及圆寂后塔于其旁而更加庄严辉煌。

　　不用多举例，住持雷峰的广慈慧才法师，以及在雷峰塔得受菩萨戒的大智元照律师，仅此二位佛门龙象，即有力地说明，雷峰塔的清净僧宝足以使珍藏于雷峰塔的佛宝、法宝进一步增辉。观音像大放光明，佛门高僧(法真、元净等)与书坛巨擘(米芾)合作而成的“戒光记”碑，如此等等，都使雷峰塔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而深厚，进一步增强了雷峰塔的文化魅力。

　　佛、法、僧三宝，是雷峰塔文化魅力的根本和内核所在。基于此根本与内核，又有其外在表现形式所显示的神圣性与审美特点产生的文化魅力。如佛塔造型的巍峨壮观，佛塔建构的精致优美，佛塔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协调；正是这些因素，既使本来并不起眼的滨湖平冈小丘竟然突兀而起，不由得令人刮目相看；又使本来美若西子的一湖秀水更加绚丽多姿，大为增色。每当夕阳西下，塔影横空，映照湖面，别有一番情趣，造就了“雷峰夕照”这个闻名遐迩的西湖一大标志性品牌景点，深受古今中外游客的喜爱与赞美，成为西湖游赏最受青睐的名胜之一。南宋庆元年间，著名画家李嵩《西湖图》里，“雷峰夕照”即已列入西湖十景之一。

　　雷峰塔富有特色的美景，吸引了历代无数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和赏心悦目的画章。它既受佛教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又超越了佛教文化的范围，是雷峰塔文化魅力的延伸和拓展。

　　隐居于西湖山水之间的北宋诗人林和靖，有一首《中峰诗》(中峰即雷峰)，前四句以其独特的审美情趣，概括而形象地描画了雷峰独特的胜景，诗曰：

　　中峰一径分，盘折上幽云。

　　夕照全村见，秋涛隔岭闻。

　　据说，后来“雷峰夕照”成为西湖十景之一，和这首诗、特别是诗中“中峰”“夕照”四字有很大的关系，“雷峰夕照”显然是由“中峰夕照”演化而来的。后来，宋代画家陈清波曾精心绘制《雷峰夕照图》。

　　清初康熙帝南巡游杭时，曾御书西湖十景，改“雷峰夕照”为“雷峰西照”，并勒石建亭，恭奉于雷峰之西。有趣的是，后来老百姓居然不买位尊九五的皇帝老子的账，却依然钟爱那位“梅妻鹤子”自得其乐的林处士的“夕照”二字。后来的文人写诗，也仍喜以“雷峰夕照”为题，试举二例。

　　尹廷高《雷峰夕照》

　　烟光山色淡溟蒙，千尺浮图兀倚空。

　　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

　　汤焕《雷峰夕照》

　　回冈夹水塔入云，西当落日千峦分。

　　黄金界宽树影尽，白鹤巢老枝撑焚。

　　南高黛色晚逾重，北山苍霭晴先曛。

　　飞筇更觅上头望，人间万象俱氤氲。

　　康熙帝亲自为雷峰塔景观题碑，既说明了雷峰塔文化魅力影响之大，也充实了雷峰塔的文化底蕴，使雷峰塔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但“雷峰西照”碑亭的命运，也无奈地表明，权势虽然可以影响文化，却未必能控制文化。

　　雷峰塔的广为人知，除了上述种种因素外，也同附会于雷峰塔而衍生出的民间传说的广泛传播有关。特别是凄美动人的白蛇精传说，故事情节在演变中不断丰富充实，也更加扑朔迷离，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则使雷峰塔随着传说故事的演绎传播，广泛深入民间，几至家喻户晓，老少咸知。

　　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即辑录有民间传说基础上加工形成的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清代又出现了多种有关白娘子与雷峰塔的传奇作品，其中，方成培撰的《雷峰塔》传奇，最受青睐。《雷峰塔》共有三十四出[12]，其中“端阳”“求草”“水斗”“断桥”等诸出为方成培新增，奠定了全剧的悲剧冲突基础，使故事更加引人人胜，但全剧仍以佛教思想劝化众生回归自性本来为根本目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乃是实现这一目的之需要。这些话本的出现，以及在民间的演出，使雷峰塔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这是雷峰塔文化魅力的一种新拓展。

　　关于方氏这一传奇剧的分析评价，近几十年来，囿于特定的文化氛围和思维定式，过分强调和突出了爱情这一主线和白娘子、小青的叛逆精神，将白娘子作为真善美的化身，把法海和尚视为恶势力的代表，武断地把反对封建专制势力、反对神权迷信、追求爱情自由说成是该传奇剧的主题思想，其实这既与方氏的本意并不完全吻合(有些实在是强加给方氏的)，也与雷峰塔文化之根本旨趣有所背离。如历史地、客观地通览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方氏较好地处理了肯定忠贞爱情与破除情爱迷执之间的关系，既对白娘子与许仙的情感纠葛从佛教因缘论的角度给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又对法海禅师秉承佛旨调伏白娘子与许仙的痴妄之心回归清净自性(本来面目)作了必要的肯定和赞许，在方氏笔下，法海并非恶势力的代表，也不是像后来的改编戏剧(更不像后来“新白蛇传”一类影视节目)中那样绝对不讲人情，蓄意制造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方氏以“开宗”为首出，以“佛圆”为结局，其实已明确地表明了他的主题指导思想。“开宗”中有这样一段唱词：“觅配偶的白云姑多情吃苦，了宿缘的许晋贤薄幸抛家，施法力的海禅师风雷炼塔，感孝行的慈悲佛忏度妖蛇。”尾声又有一段曰：“叹世人尽被情牵挽，酿多少纷纷恩怨，何不向西湖试看那塔势凌空夕照边。”惜乎后来的有些评论者居然偏执地对此视而不见，反而简单地把佛教因果报应、情色皆空、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同归极乐等思想视为封建迷信、无稽之谈或骗人之说。应该说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是有比较浓厚的佛教思想色彩的，故以佛塔《雷峰塔》命名。而传奇故事在民间传说的演变过程中，主题思想逐步衍化而偏离方氏的本子，法海的形象、雷峰塔的形象也随之被扭曲。就雷峰塔而言，由镇摄制服白蛇精(须知其寓意不是镇白娘子之肉身而是镇白娘子之妄心)而教化众生回归自性的法力无边的神圣法宝，演变成了恶势力借以镇压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白娘子的令人生厌的专制工具。这种演变在鲁迅的年代早就发生了，所以鲁迅才有“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的说法。

　　至于后来的改编本，以至近年的新编之类，再也不以佛塔“雷峰塔”命名，而往往以“白娘子”或“白蛇”命名，这正反映了主题思想与方氏本相比发生了进一步明显的偏移，也进一步扭曲了雷峰塔的佛塔形象(以及法海的禅师形象)，而且随着社会上一般人思想观念的明显变化产生的大众化娱乐的商业化、低俗化趋势，这种偏移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胡编乱造、瞎凑恶搞的倾向，有的几乎到了不堪人目、惨不忍睹的地步。虽然这些大众化娱乐形式大大推动了白素贞、许仙爱情故事以及新编的白蛇、青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使雷峰塔更加广为人知，但这是以雷峰塔形象的异化和扭曲为代价的。这已是“爱情”文化或“妖孽”文化的“魅力”，而不是原来意义上基于佛教的雷峰塔文化的魅力了。

　　雷峰塔辉煌过，也遭到过不少厄难。但它基于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变随缘，生命力特别顽强，百折不挠，死而复生。前已提及的两次大厄难中，明嘉靖年间，倭寇纵火焚烧雷峰塔，把塔檐、平座、栏杆、塔顶通通烧光，劫后的古塔仅剩光秃秃的砖砌塔身，通体赤红，满目苍凉。但它俨然如历经沧桑的倔强老汉，依然忍辱负重不屈地挺立在苍穹之中。崇祯时的一幅西湖古画中，雷峰塔塔顶残毁，老树婆娑，别有一番风味。有人将其与湖对岸的保仿塔巧妙地联系起来，而有“湖上两浮屠，保仿如美人，雷峰如老衲”(闻起祥语)之说，可谓惟妙惟肖。即使在如此满体疮痍的厄运中，雷峰塔犹如参透禅机、大智若愚的老僧，无我地反衬保仿塔如亭亭玉立的少女般的清纯灵秀，烘托西子湖无论怎样干变万化、“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景本色，在多灾多难的苦涩年代给人平添一丝来自内心的喜悦和慰藉。而面对人们由于愚痴、贪婪、迷信而从塔砖上磨取粉末以治病、挖取砖块以驱邪、或盗挖经卷以图财的种种愚妄行为，它也默默承受，忍辱负重，以舍身饲虎的无畏大悲之心，满足众生之愿，哪怕最终粉身碎骨，也是无怨无悔。它以自身的无常、无我与寂灭，无言地为众生说法。正因此，虽然塔身被烈火毁容了200多年，雷峰塔庄严神圣的美好形象，却始终留在人们的心目中；虽然塔身倾毁销声匿迹了70余年，雷峰塔固有的精神风貌，却依然活在人们的心田里。恰如徐志摩的诗《再不见雷峰》㈠3J所言：“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千余年来，人们写了多少诗文，或缅怀它，赞美它；或考证它的历史，探讨它的价值；或总结它的经验，汲取它的教训；或借题发挥以揭露时弊，抒发感情。无不说明，雷峰塔永远为人们所萦怀牵挂。不说古代，仅举近代的两例。俞平伯先生有《雷峰塔考略》，虽名为“略”，其实对雷峰塔历史作了认真严谨的考辨，本文从俞先生的考辨获益良多。鲁迅先生则对雷峰塔之倒掉“论”而“再论”，文章曾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许多学子正是从先生的文章知道了雷峰塔的大名，得到了观察社会、关注时弊的深刻启示。雷峰塔的文化魅力不但不因它的毁容破相或倒坍解体而有丝毫减弱，反而因此更受人们的关注、思念与赞叹。这种深沉的文化魅力，不是任何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可以摧毁得了，消灭得了的。它在烈火中永生，在解体中涅盘。

　　现在，雷峰塔已恢复重建六年左右，这是值得庆幸的。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改革开放，这是不可想象的。在政府决定重建之前，人们曾经盼望过多少年，呼唤过多少次，笔者也亲自到遗址踏勘过，参加过有关的讨论会。决定重建后，多套设计方案公示征求市民意见时，笔者曾同全家老小一起去展厅，仔细比较各个方案的优劣长短，并写下了厚厚的意见建议。尽管最后确定选中的方案不是我所中意的，我还是为雷峰塔的重建而叫好。尤其为地宫发掘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喝彩，这是最宝贵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雷峰夕照”景点的恢复，总是一件好事，尽管它已不像一位“老衲”，而成了时髦的“帅哥”。雷峰新塔建成开放后，吸引了很多观光游客，开发公司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但这倒不是我这个普通市民所最看重的。

　　当然，在叫好喝彩的同时，也没有必要盲目乐观。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有美中不足之处，总会留下某些遗憾。新建的雷峰塔，现代化程度确实不低，外有自动扶梯直达塔基平台，内有观光电梯直升塔身最高一层，游客上去免了登临之苦，但总觉得缺少了原来的那种古朴，那种厚重，没有了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感觉。塔内壁画，突出了白蛇故事，固然可以迎合一般游客的口味，但如此一来，不免有点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佛塔本来深厚的佛教底蕴却被淡化了，而佛教文化氛围的缺失，就会远离佛塔的本真。现在的雷峰新塔，作为旅游观光塔，颇有档次，确实还是不错的。但它已不再是曾经埋在人们记忆中的佛塔啦!欲在高处观赏西湖风光，西湖周边的高楼和山峰，未尝不可，那重建雷峰塔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有些困惑起来，怀念起鲁迅先生来。可惜我没有先生的眼光与手笔，否则不妨写写《论雷峰塔的重建》《再论雷峰塔的重建》，但我是没有本事写出来的。

　　雷峰塔重建的“论”或“再论”，虽然写不出来，但前面拉拉扯扯了一万余字，最后还是要归纳几句，由副标题归结到正题上来，否则就游离正题了。

　　虽然笔者文笔笨拙，难以把雷峰塔的文化魅力和盘托出，但透过上述文字，或许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雷峰塔文化魅力之深沉厚重的。而在我国大地上，比雷峰塔历史更悠久、建筑更雄伟、内涵更丰厚的佛塔，应该不在少数，比如这次为我们探讨佛塔文化提供了如此好的机缘与平台的应县木塔，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仅此一点，中国佛塔文化魅力之巨大，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佛塔文化是一笔多么宝贵的文化资源，研究佛塔文化及其文化魅力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开发佛塔文化资源有多么巨大的潜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佛塔的文化魅力，既有其共性的一面，又有各自的特点。谈佛塔的文化魅力，不管是共性，还是各自的特色，都不能忽略了作为佛塔文化根基的佛教文化底蕴，至于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和衍生的文化，虽然也应该受到重视，但若仅仅注意后者，而忽略了前者，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弄不好还可能扭曲佛塔的本来面目，甚至损害佛塔的清净庄严形象。开发佛塔文化资源，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作为佛塔文化根基的佛教文化底蕴，不应该继续时下流行的那种弊害多多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力求避免出现开发性的破坏。倘若佛塔都变成了一般的观光塔，乃是佛塔文化的一场灾难，将是一种贻害无穷的悲哀。

　　雷峰塔的重建，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有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它对于佛塔文化的研究，以及佛塔文化资源的保护或开发，应该是不无意义的。

　　(作者：杭州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注释：

　　[1]据《隋书》卷1，“帝记”，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清代编的《灵隐寺志》图中尚有此塔，后不知废于何时。

　　[2]谮说友编《咸淳临安志》卷2。

　　[3]《十国春秋》“僧赞宁传”言及赞宁与延寿一起建塔寺以镇钱江潮。赞宁曾常住灵隐寺，延寿亦曾受命复兴灵隐寺，故《灵隐寺志》卷6有“治潮皆灵隐僧论”。

　　[4]行明(? —1001)，延寿在雪窦山时的剃度弟子，后在永明大道场翼赞延寿大开法化，为《智觉禅师自行录》的记录整理者。忠懿王在六和塔建大和寺(不久改名六和寺，后宋太宗赐号开化)，延寿寂后行明住持该寺，故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的有关记载标题为“开化行明大师”。

　　[5]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7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23日《语丝》周刊第十五期。

　　[6]1985年版新西湖十景为：云栖竹径、九溪烟树、虎跑梦泉、黄龙吐翠、满陇桂雨、玉皇飞云、龙井问茶、宝石流霞、吴山天风、阮墩环碧。保傲塔是“宝石流霞”主打的景观之一。2007年版新西湖十景是：灵隐禅踪、六和听涛、岳墓栖霞、湖滨晴雨、钱祠表忠、万松书缘、杨堤景行、三台云水、梅坞春早、北街梦寻。“六和听涛”显然是因六和塔而入选的。

　　[7]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7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23日《语丝》周刊第十五期。

　　[8]见谮说友编《咸淳临安志》卷82。《十国春秋》及吴之鲸《武林梵志》卷3、际祥《净慈寺志》卷13等，亦录有此记文。

　　[9]见志磐《佛祖统纪》卷43：“吴越王钱傲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刚精铸造八万四千塔。 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宝箧印心咒经》，即《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10]有关内容参考了冷晓《雷峰塔镇塔之宝的文化魅力》，《雷峰塔与佛教文化》研讨会论文，2007年。

　　[11]有些记载(如《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冷晓《杭州佛教史》亦沿袭之)对此记作道潜向忠懿王请求将黄妃塔地宫内的十六尊金铜罗汉像移置永明院。如此则在时间上存在纰漏，因道潜在建隆二年(961)即已入灭，此距雷峰塔建成差十多年，而且罗汉像若已封藏于地宫内，怎么可能轻易取出?故笔者从时间与情理两个方面推测，可能的情况是，罗汉像原拟准备藏于地宫，但雷峰塔尚在筹备营造期间，未及封藏，暂置于工地，道潜才会请求移置永明院供养，这样才合情合理，时间上也说得通。

　　[12]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的三十四出分别是：开宗、付钵、出山、上冢、收青、舟遇、订盟、避吴、设邸、获赃、远访、开行，夜话、赠符、逐道、端阳、求草、疗惊、虎阜、审配、再访、楼诱、化香、谒禅、水斗、断桥、腹婚、重谒、炼塔、归真，塔叙，祭塔、捷婚、佛圆。

　　[13]《再不见雷峰》写于1925年9月，初载同年10月5日《晨报副刊》，署名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