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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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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碑刻

  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文化繁荣。北魏的书法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时期南北碑版书风已逐渐到全面的趋向统一。这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这充分说明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北朝的书体,是沿袭汉碑分隶而来,盖其族望质朴,不尚风流,均守旧法,很少变通,书体猥拙,不似南人之风流蕴藉,故与南朝书风异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卢世族,既善属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题记不知凡几。许多是出于石工之手,造像记尤其如此。故猥琐鄙恶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时,自唐以来专重二王手迹,宋承其风,于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问津,任其霾蚀。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孙秋生造像记

  孙秋生造像记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仅以“龙门造像记”而言,共达三千六百种以上。这些对魏碑书体特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促进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文化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营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这种魏碑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后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尤其受到南朝楷书的影响,掺杂圆笔道,字体渐趋圆秀。到了北齐、北周时期,逐渐改变魏碑体,而由瘦硬的书体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书体,已成为很成熟的楷书。

  元显隽墓志铭

  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着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口不绝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形成了独具风貌,故人们称谓“魏碑”,也称谓魏碑体。这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书艺方面,有着其它时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这一代的书风,这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记来说,当以龙门造像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为精品,世称“龙门二十品”,尤其以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魏灵藏为最佳,是龙门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称“龙门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杨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张黑女》、《李超》、《刁遵》、《元显隽》墓志及《石门铭》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东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显隽碑》、《司马升墓志》等。

  天柱山铭

  天柱山

  西魏留传下来的碑刻极少,最为著名的当推《杜照贤造像》,还有《刘曜碑》等。至于北朝的北齐、北周,由于国祚较短,存留下来的碑版相应来说远不及北魏。其气格既卑下,书法又极平板。主要有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隽修罗碑》、《天柱山铭》、《报德象碑》。   另外,北齐亦有些碑志十分起眼,可说北齐碑志中的佳品。如《泰山经石峪》、《朱岱林墓志》、《刘悦墓志》、《重登云峰山记》等。北周的碑版较著名的有《贺屯植墓志》、《西岳华山庙碑》、《曹烙碑》、《窦卢恩碑》、《匡吉刻经颂》、《寇炽墓志》等。

  北齐 经石峪金刚经

  除以上所列举的北朝碑志外,还有榜书,亦以北朝为尊,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石刻,山东邹县的葛山、岗山、尖山、铁山,统称四山石刻,字有尺径,以方圆笔兼施,高古浑厚,简整和穆。还有郑道昭在山东益都县百峰山上用方笔写的“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与“此白驹谷”,共十九个大字,遒劲奇伟,尤以方笔写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以上列举的一些碑志,皆为北朝的杰作。对于魏碑书法艺术的成就,前人有过很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赞其大放光彩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碑虽可宗,曰有十美……”赞扬北碑之美,从此北碑的价值更加提高了。而且,这些碑碣、墓志数量很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碑版书法艺术的宏富宝库。同时,这时期的魏碑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表现在用笔、体态和风格上的千变万化。它不但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又浇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这一艳丽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当代著名的书法理论家潘伯鹰所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门万户的字形和风格的广沃基础上生根发芽的”,这一评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郑文公下碑

  北朝遗存大量珍贵的石刻,大多为无名书家作品,不但数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较广。在山东、河南、辽宁等省,广阔的地域里书写这么多的碑版,这决不是少数人的书风问题了,应看作当时社会的产物,并反映时代的面貌。北碑中流传最多的当推魏碑,故魏碑在历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河南洛阳为大宗;其次是山东省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薤山诸崖刻经。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题刻。

  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还大造佛像,如洛阳龙门、山西云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连小地方时有发现,大的如山西云岗大佛、龙门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说明,叫做造像记。所以,将碑碣、墓志、造像记等都叫做刻石。

  石门铭

  这些丰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们的书体在笔划、结体和风格上各有特点,故大体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方笔道,笔划方,结体凝整,传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龙门石刻为代表。如《龙门二十品》中绝大部分均属于这一类,其中以龙门四品——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孙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这对其它碑版的书法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造像记中,成为北朝书法艺术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表现了最大的创新精神。第二类,圆笔道,笔划绝大部分是圆的,但有部分笔道稍带方笔道,结体飘逸。代表作有《郑文公上下碑》和部分云峰山摩崖题记和《石门铭》等均属此类。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东地区,以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县的玲珑山最为集中和丰富。第三类,笔划既方又圆。这一派的字比较整齐,较接近魏碑中的馆阁体,笔道既方又圆,结体整齐。它的代表作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元显隽墓志》、《张玄墓志》等。这些隶楷书,方圆兼备,为擘窠之楷则。

  由于这些碑志年代较晚,所以可以说是魏碑书体中已臻成熟的时期,已日趋规范化。这一类碑版的书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书风的影响,使魏碑初期的那种雄健粗犷之风为之一变,而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后世碑刻楷书流美一派的先河。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有关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来,例不署书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间有一二,但为数极少。故人们欲就石刻诸书以论其人、其事却较难。在北朝碑刻有书人名字可考者,则有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教立碑之始,赵文渊书《大代华岳庙碑》,萧显庆书《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朱义章书《始平公造像记》皆是。郑述祖书《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王子椿书《徂徕山佛号》、梁恭之书《陇东王感孝颂》。北周有匡喆书《小铁山刻经颂》、口咸韬书《小铁山佛经铭》等。

  资料来源:张菊英 闻光《碑帖鉴赏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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