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西四处佛教名胜古迹的思考和建议
　　杨曾文
　　山西省是中国北方的佛教文化大省，不仅拥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和著名的云冈石窟，而且拥有自汉晋至明清的众多佛教名胜古迹。对于这些名胜古迹，目前似乎存在三种情况：一、有相当一部分早已为佛教界、学术界和文物、有关行政部门确认，得到很好地保护、恢复、利用，经常进行维修乃至扩建，对它们在佛教史上的意义及其建筑、艺术等的价值已进行考察论证；二、也有的名胜古迹至今未能对它们在佛教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和历史价值进行充分研究、阐释；三、有少部分至今未能确定它们的地理位置，自然也没能得到恢复和修建。
　　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五台山、云冈石窟以及在太原、大同等地的很多佛教寺院、佛教古迹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利用和维修，它们所具有的佛教、文化、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得到程度不同地阐释论证，为充实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丰富地方的人文历史资源、旅游资源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此，笔者不想一一再作考察和论述，下面仅想结合中国佛教史和当代社会形势，就自己在以往研究中接触到的四处佛教名胜古迹的价值和意义谈谈自己的想法，并对今后进一步保护和阐释这些佛教名胜古迹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由于笔者对山西省现存的佛教名胜古迹情况所知十分有限，下面所述难免存在不恰当乃至错误之处，敬请得到诸位的指正。
　　一、东晋法显的故里的确认及建立法显纪念设施的建议
　　后秦高僧、著名旅行家、佛经翻译家法显（？－约423年前），在后秦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为到印度求取完备的戒律，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涉沙漠，穿越今天的新疆广大地区，西逾葱岭，经过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历游佛教圣地、当年释迦牟尼佛教的中心地带尼泊尔、恒河中下游的广阔地区，然后从海路经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或爪哇），求得梵文佛典10多部，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从山东崂山登岸，次年到达建康（今南京），首尾计15年。
　　法显回国后，在建康（今南京市）与印度僧佛驮跋陀罗、宝云等僧合作，先后译出戒律《摩诃僧祇律》、《僧祇比丘戒本》、大乘经典《大般泥洹经》（与《大涅槃经》为同本异译，有前后广略的不同）、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杂阿毗昙心》等。
　　法显于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即法显回国后的第三年，将自己西行求法的经过和见闻，写成文字，此即《佛国记》。原来可能没有题书名，故后来有不同的名称，或称《法显传》，或称《佛国记》，也有的称《历游天竺记传》等。此书近代以来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认为是了解和研究古代中亚、南亚诸国历史文化、宗教的宝贵资料。
　　那么法显是何处人呢？他就是山西人，俗姓龚。《出三藏记集》卷六、《高僧传》卷三〈法显传〉记载，皆说他是“平阳武阳人”，过去一般解释为“今山西襄垣县”。然而经查《晋书·地理志》，平阳郡属于司州，有十二县，其中无武阳县；襄垣属并州的上党郡，当时也不称武阳。然而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七记载是：“平阳郡沙门法显”。因此，说法显是平阳郡人更为合适，他当即生于平阳郡的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或属于平阳郡下的某县。[1]
　　那么，现在临汾市有无关于纪念法显的设施呢？笔者没有听说。如果没有的话，能否通过勘查（地理位置、龚姓及史传等），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所纪念法显的设施呢？比如法显纪念碑或法纪念堂之类。
　　二、五台山显通寺与唐代华严宗高僧澄观
　　五台山台怀镇的显通寺，在唐代武周以后名大华严寺。继华严宗创始人法藏之后的著名学僧澄观曾在此居住达14年，注疏很多。
　　澄观（738－839），俗姓夏侯，名大休，越州会稽（在今浙江绍兴）人。出家后曾到各地参访名师修学，对8世纪后半期中国佛教界流行的三论宗、天台宗、禅宗以及律宗等的佛学思想都有深入系统的了解，华严宗学是师承子法诜（718－778）。法诜是法藏弟子慧苑的弟子。
　　唐代宗时，澄观曾奉诏入以不空为译主的译场，后到五台山巡礼圣迹，住入大华严寺，在此为唐新译八十卷《华严经》撰疏，此即《华严经疏》二十卷；后又对此书作注释，撰《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四十卷。贞元七年（791年）应河东节度使李自良之请赴太原住崇福寺讲新疏。此后奉唐德宗之诏到长安讲佛法，曾协助般若翻译四十卷《华严经》（相当《华严经》〈入法界品〉的重译），奉诏撰《贞元华严经疏》十卷、《华严经行愿品疏》一卷。
　　澄观在长安先后受到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的敬重，多次应请为他们说法，并且与朝廷权贵臣僚齐杭、韦渠牟、武元衡、郑絪、李吉甫、权德舆、李逢吉、钱徽、归登以及地方藩镇严绶、孟简、韦皋、韦丹等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到他们的礼敬。澄观的《华严经纲要》、《法界法界玄镜》等就是应他们的请求撰述的，此外还撰有《心要》、《华严经策林》等。
　　澄观先后受赐镇国大师、清凉国师、大照国师、大统国师之号，受任“天下大僧录”、“僧统”等僧官荣誉职位。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去世。[2]
　　对澄观曾在大华严寺的活动和澄观的非凡业绩，现在显通寺似乎没有相应的展示和详细说明，好像也没有建立澄观纪念堂或展览室之类的纪念设施。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建议通过研究策划之后建立相应的设施；如果已有，但比较简单，建议加以改进和充实完善，以展现显通寺原有的佛教文化价值和在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地位。
　　三、五台山竹林寺与提倡“五会念佛”的法照
　　唐代净土宗有不同的流派，最有影响的有两支：一是上承北魏昙鸾净土法门的道绰——善导的法系；二是慈愍慧日——承远——法照的法系。后一法系与五台山竹林寺有密切的关系。
　　慈愍慧日（680－748），据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九〈慧日传〉，他曾远到印度巡礼求法，在开元七年（719）回国后致力弘传净土念佛法门，著有《往生净土集》五卷。弟子承远（712－802），原在荆州从惠真法师学天台宗，后到广州从慧日受传净土法门，“依《无量寿经》而修念佛三昧”，到南岳衡山建弥陀台作为修持净土念佛法门的道场，受其教者有上万余人，著名弟子中有法照。
　　法照（？－约777年之后），大历五年（770）到五台山巡礼，据说见到文殊菩萨显化“大圣竹林之寺”，并劝他以后专修念佛法门。于是，法照便到大华严寺修持念佛法门，一心祈念往生净土。法照后来建竹林寺，在寺中设立专修念佛三昧的“般舟道场”，带领信众专修口称念佛法门。他将从南岳所学的“五会念佛”（按五种节拍和声调念佛）的方法带到五台山，受到当地信众的欢迎。他著有《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等。
　　日本天台宗僧圆仁（794－864）在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在巡礼五台山，在竹林寺参谒了当年法照修建的“般舟”念佛道场，回国时将法照撰写的《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等带回，并且在日本天台宗的传法中心——京都东北的比睿山，将法照的“五会念佛”法传授弟子，倡导念佛法门的“常行三昧”。
　　日本平安（794－1192）后期兴起的净土念佛法门中，五台山法照的净土法门影响很大，并且成为镰仓时期（1192－1333）正式成立的净土宗源流之一。[3]
　　据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1943年，有日本天台宗僧在竹林寺刻立一通“圆仁慈觉大师御研钻之灵迹”的汉白玉石碑。
　　笔者上世纪90年代曾经到过竹林寺，印象中寺中似乎没有建立纪念法照的设施，对法照的净土法门及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日本圆仁在此将圆照的念佛法门带回日本的事迹也没有介绍。不知现在如何？如果没有，能否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增补。
　　四、汾阳善昭与汾阳太子寺
　　唐代汾州的治所西河，在今山西汾阳县，原有大中寺太子禅院。宋代著名的临济宗中兴者、著名禅师汾阳善昭曾在此传法。北宋临济宗的振兴始于首山省念及其弟子，然而在省念的弟子中尤其以汾阳善昭的影响最大。
　　善昭（947－1024），俗姓俞，太原人。自幼聪敏，喜欢自学，年十四岁，父母相继去世，感到在生活孤独和世间苦恼，便剃发出家，受具足戒后，四处游方参禅。善昭到处访师问道，先后参访了七十一位禅师，虚心学习他们各自传授的不同流派的禅法，名声渐著。在宋太宗至道元年（995）以后，汾州僧俗千余人联名给善昭写信，请他到汾州大中寺太子禅院担任住持并传法。善昭经过一番犹豫后，终于前往就任传法。
　　善昭到达汾州后，住入大中寺（后称太平寺）太子禅院担任方丈。此时他47岁。汾州，治所在西河县，后改称汾阳县。善昭在太子禅院居住传法约达三十年，逐渐名扬远近，丛林间常尊称他为“汾州”、“汾阳”；因寺院门口置有石刻狮子，又因他禅风峻烈，他甚至也被人喻为“西河师（狮）子”。
　　善昭在传法过程中很重视语言文字的运用，不仅经常根据场合引述以往禅师的语录，而且有时以所谓代语、别语、诘语等禅语表达形式加以评论和发挥，还从流传于丛林之间的禅语公案中选择出一百则以偈颂的形式加以评述，编撰成《颂古百则》，生前已有语录文集《汾阳无德禅师语录》（简称《汾阳语录》）三卷传抄于丛林之间，对宋代禅宗影响极大。
　　善昭培养出很多弟子，最著名的有楚圆、守芝。他们后来分别到潭州（治今湖南长沙）石霜山、瑞州（治今江西高安市）大愚山传法。此外有滁州（治今安徽滁州市）琅邪山慧觉、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法华院全举、南岳（湖南衡山）芭蕉庵谷泉等人。临济宗从此不仅在北方，而且在江南也得到迅速传播。进入北宋后期以后，传布于各地的临济宗几乎皆属于善昭的法系。临济宗分为黄龙派和杨岐派，是中国禅宗史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两个派别就是从善昭的弟子楚圆的门下产生的。[4]
　　中国的临济宗在南宋和元朝及其以后，相继传入日本和朝鲜等国，对这些国家的佛教和历史文化有深远影响。
　　然而，山西汾阳县现在有无关于善昭的遗迹呢？笔者不得而知。如果有大中寺太子禅院或相关的佛教遗迹，希望能加以修复；如果没有，至少在适当场所应建立善昭的纪念设施，如纪念碑或纪念堂之类，以便供中外佛教信众和观光者参观，了解善昭曾在汾阳传法的事迹，怀念这位为中国佛教文化作出贡献的高僧。
　　以上介绍也许存在不足乃至错误之处，请诸位学者，特别是在山西工作的同志予以指正。所提出的建议，仅供有关部门的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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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详见拙著《东晋佛教翻译家法显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载2005年《戒幢佛学》第三期。
　　[2] 详见拙著《澄观及其四法界论》，载杨曾文《中国佛教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详见拙著《道绰、善导和唐代净土宗》，载蓝吉富主编《中印佛学泛论——傅伟勋教授六十大寿祝寿论文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出版；并可参考拙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日本佛教史》第二章第四节。
　　[4] 详见拙著《汾阳善昭及其禅法》,载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华佛学学报》,2002年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