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佛茶”寻根记
　　中华民族传统的一大特点，即凡事都讲究“根”。这个“根”，往往扎在广瀚深邃的文化底蕴里。别地的不说，单是池州地境，也能举出实例来。比如，贵池这个地名，不论是作为县名、区名，都是根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历史故事；九华山名，则源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联句诗；青阳县城关的蓉城镇名，又是起自李白九华山的诗句。君不见社会上曾掀起一波又一波地为家族寻根、替山水找源的寻根活动嘛！
　　即使经济领域的产业商标、品牌广告，也得有根，也须有源。否则，就难以与时俱进地可持续发展。“文化，乃企业发展灵魂”的观念，已为社会所公认；“根深才能叶茂”的普通传统哲理，已为企业家们广泛运用。江苏红豆集团的“红豆”产品，之所以能飘洋过海，畅销于世界市场，除了其他原因，就是因它的“根”，是唐代王维《相思》的那首名诗；安徽的“高炉”集团的名酒，之所以长盛不衰，也因为是植根于魏武曹操的高炉遗址上。人们在羡慕、眼馋之中，悟出个道理：有根的名牌，有源的商标，方能踏着时代的鼓点长期发展、青春永葆。鉴于此，人们不禁要问：池州产品“九华佛茶”，它根在何处，源自何方呢？
　　本年四月下旬，我应邀参加了“中国（国际）九华佛茶文化节学术研讨会”。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为已经展翅于市场的“九华佛茶”寻根问底，找出“祖宗”。为之，我聆听到与会专家不少的高见：
　　有人说，把九华山的茶叶产品取名“九华佛茶”，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产地九华山，本身就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看来，此说法像是在理的，可能会受到购物者的青睐。但若要将“九华佛茶”打造为名牌，这种“根”就太浅了，原因是“四大佛教名山”的理念称谓，并不是来自唐、宋，形成的年代距今也不久远；
　　有人认为，九华山茶叶缘于唐时佛教，依据是《青阳县志》。茶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僧地藏的“金地源茶”和由其收之为佛徒的闵氏父子的“闵地源茶”，并说九华茶， 肇始于唐，至北宋期间，才有名之为“崇圣茶”、“梦觉茶”的名牌。“金地源茶”的种子，又来自僧地藏的祖国新罗等等。这种认识，像是有根有据的，但仔细琢磨起来，觉得其可信性不强，说服力也不佳。究其原因：其一，资料的依据，仅靠一个地方的志书不行，得有其他重要文献尤其是唐时典籍来佐证；其二，中国是茶的原生地，九华山是“原生地”的组成部分，为何再从新罗引来茶种？如果是“引来”，九华山的茶“祖宗”，不就成了“外国种”吗？其三，唐时的九华山，确实有了茶，金乔觉《送童子下山》中的“添瓶涧底休拈月，烹茗瓯中罢弄花”诗句，即是金乔觉师徒种茶、饮茶的实例。这里的“烹茗”，则是唐时饮茶的方式：煮茶。但是，对于唐时的九华山乃至池州有没有品牌茶，或者说是带有佛教韵味的名牌茶的问题，大概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会上却没有触及，换言之，是谁也说不清楚。可这个问题的解决，则是今天“九华佛茶”能否打造出特种名牌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国际茶叶市场，能否腾飞和永葆青春的着力点。
　　会后的时日，为“九华佛茶寻根”的意识，更是萦绕于我的脑际，因而形成对唐代九华山究竟有无品牌名茶问题的执意追溯。从重温《旧唐书》、《新唐书》正史典籍做起，再检索数十部的有关唐事的史料笔记，可均不见池州茶叶的蛛丝马迹；再阅近现代人的《隋唐五代史》、《汉唐佛寺文化史》以及《唐代工商业》的诸部丛书、专史，也不见这方面的历史信息；随之，我又将搜索的重点放在茶叶史方面，尤其注重唐人对唐代茶叶的记述。唐人的茶叶专史，公认地当数陆羽的《茶经》。陆羽一生饮茶、品茶和研究茶，被历史誉称为“茶神”。他的著作，自然是唐茶研究的权威了。当我把这部薄薄的《茶经》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地只字不漏地查找、寻觅，却依然无一所得。《茶经》对唐代茶叶产地的记录实在太简略，在“茶之出”的一章中，录下属于今安徽地境的茶叶，淮南的，只有当年的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的“潜山茶”。“潜山”，即今天柱山；寿州（治今安徽寿县）的“霍山黄芽”。而属于江南之地的，也只是宣州（今安徽宣城市）宣城县（今宣城市宣州区）的“丫山茶”，“丫山”又称“雅山”。太平县的“上睦茶”、“临睦茶”。还有歙州（治今安徽歙县）的“婺源山谷茶”。可惜婺源县，已不属于今天安徽境了。池州的茶叶产地和茶叶品牌呢，却是只字不提，成了空白。说明陆羽撰写《茶经》时，池州尚不属茶叶的名产地。
　　《茶经》不载，各类现代的茶叶史，也没有记录。面对一撂撂沉重而又深厚的文献典籍，我叹气、悲观，而又失望了。问苍天，“九华佛茶”，到哪里去为之寻根呢？真是无奈而又无措。
　　心情虽然唐突与失望，但我为“九华佛茶”寻根的理念并未结束，因为我对池州历史文化，是独钟情愫。于是我将寻觅的文献范围更加扩大，以求大海之中能“捞”出“针”来。
　　考索之中，得知唐代有关茶叶的著述，尚有多种。除最著名的陆羽《茶经》外，还有裴汶的《茶述》、温庭筠的《采茶录》、陆龟蒙的《品策书》、毛文锡的《茶谱》，以及皎然和尚的《茶诀》。但是待我凝神跟踪查考之时，又生了“扑空”之感。原因是：随着千余年的岁月流淌、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这些著作早已不在了。绝大多数都是只存书名，不存内容的只言片语了。唯有《茶谱》，尚存残阙不全的约两千文字。不过，这些典籍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丝历史信息，因为至今尚无有关《茶谱》佚文的辑本，无处去追寻。这时的我，也还是处在“望洋兴叹”的境地。
　　正值我怀着无法完成“寻根”的凄凉心绪下，一天深夜，在挑灯泛览群书中，突然，一部丛书里《毛文锡〈茶谱〉辑考》的文题，映入了眼帘。对此我深有惊奇之感，但是“佚文”里能否留下唐代池州茶叶品牌的记录，对此我心中并不抱有多大希望，因为这种“失败”，我经历得太多了。不过，我还是行行字字地于静夜中细读下去。
　　《茶谱》的作者毛文锡，字平 ，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人。精通音乐，能诗善词，年仅１４岁即成了登科进士，可见他的聪慧之才。初仕唐，再仕五代蜀国。累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迁翰林学士承旨，最后擢升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事、兼文思殿大学士，最后位进司徒。《茶谱》，为他的著作之一，成书于唐昭宗时期（公元８８９－９０４年）或五代前蜀。因其在蜀国任官，故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云：“《茶谱》一卷。右伪蜀毛文锡撰。记茶故事，其后附以唐人诗文。”可知此书的写作特点。它成书的时间，比《茶经》迟一百余年，虽行《茶经》的体例，但内容上大有开拓，在茶叶产地和名茶品名的记录上，都远远超过《茶经》，相当部分为《茶经》所不见。因此，它成为名位仅次于《茶经》的唐代茶叶权威名作。
　　据勘查，南宋末年，至迟到元代，《茶谱》即亡佚。但从其仅存的两千字的残文里，倒留下了当时名茶产地和茶叶名牌内容，远为《茶经》所不及。涉及皖境的，江北著名产地和名牌茶，故然仍是寿州“霍山黄芽”、舒州的“潜山茶”，但记下了“潜山茶”贡给朝中饮用的，称之为“开火茶”或“多智山茶”；江南的宣城县“丫山茶”中，也出了个名牌，称之为“阳坡茶”。歙州的茶叶，也打造出“牛木厄岭茶”名品。也就在这部书的残文中，出现了产茶地“池州”的记录，并且记下了它的当年茶叶的名牌，是：“池阳凤岭茶”。这是唐代池州茶叶的第一次出现于典籍。对于池阳茶叶史来说，《茶谱》功不可没也。万籁无声的深夜，这一发现，竟使我欣喜地手舞足蹈起来。
　　欣喜之余，我又清醒过来：还得查，要追踪“凤岭”地名的具体方位。第二天，我搬来了《辞海》、《辞源》和各家地理辞典，只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立了“凤岭”条目，其它辞书均无记载。可详细的一读，方知历史上称作“凤岭”的有两处，可惜均不是安徽的地名，就更谈不上池州“凤岭”了。我再查核了池州所辖四县新、旧志书，同样找不出“凤岭”的地名来，还是毫无收获。刚刚激起的我愉快心情，一下子又回归到了凄凉境界。提到喉咙的语言则是：唐代的池州“凤岭”，何故消失了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此后，我在苦思冥想之中，忽然从池州历史上地名简称中，萌发出启迪。比如青阳县城芙蓉城，简称成了“蓉城镇”；木瓜山镇，则演化成“木镇镇”。由此完全可以推测：“凤岭”，乃凤凰岭的简化之名。摊开九华山地图一瞅，方知“凤凰岭”，乃为山中峰岭之一。再取《九华山志》相对照，更知唐代佛徒的闵氏父子的闵园（下闵园），即在此岭下。闵园，即上述唐代九华山茶叶的两个主产地之一。这时，方悟感到：唐朝的“池阳凤岭茶”，产地当在池州九华山的凤凰岭下。为证实这一推论的正确，我以复查了清代陆廷灿的《续茶经》，内中有：“池州府青阳、石埭、建德，俱产茶。贵池亦有之。九华山闵公墓茶，四方称之。”“闵公”者，闵让和也。看来是唐代茶叶名牌的衍化。同时也有了“金地茶”名，并说此茶的“枝梗空筒”为特色。这种“空梗茶”名，清代刘源长《茶史》里也有记载。不过，这些茶名，均大大晚于“凤岭茶”，至少不是唐代的茶叶名牌。因此可以说，“凤岭茶”，是九华山茶最早出现的名牌，同时也是唐时池州的唯一名茶，更是今日“九华佛茶”之根源！
　　九华，自唐代金乔觉卓锡此山之后，逐步地发展为佛教圣地、佛教名山。佛山、佛水、佛土、佛人，在这里种植出的茶叶，自然带有“佛”的神韵，完全可以称之为“佛茶”，何况它是唐代“凤岭”名牌的一脉相承，是一千余年的名茶的传衍呢。致于能否将“九华佛茶”名牌发展起来，能否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来，聪明的企业家、营销者，远比我知行情，恕我这里不再赘述了。
　　就在此小文完成之际，脑海里逐步酝酿出一首小诗来，让它权作为文章的结束语，同时也作为我情感的表达。诗云：
　　执意寻根书海行，功夫到时根自明；
　　“凤岭”唐茶本始祖，“九华佛茶”乃商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