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

杨泓
　　佛教在汉代已传入我国，因此我国的佛教造像也应始自汉代，但是早期造像遗留极少，现在仅仅能从东汉、三国时代的考古材料中找到一些有关资料，虽然只是零星的资料，但是对研究汉魏佛教史还是有帮助的。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往往是和传统的祭祀、图谶、神仙信仰结合在一起，并被认为是神仙方术的一支。关于佛教初入中国时的情况，《后汉书·西域传》云:“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前一件事见《后汉书·楚王英传》，谓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楚王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诣国相，后诏报日:“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由这段记载，可证当时佛教只是虔信黄老、交通方士的楚王英所进行的祭祀之一种，为方术之一派，正因为早期佛教与神仙方术图谶等结合在一起，故《高僧传》所记汉末三国时的诸高僧，如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等均精于方术、星象、图谶之术[附注1]。后一件事指延熹九年（一六八）汉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同年襄楷上疏言::“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是把黄老、浮屠（佛）为一事，而对浮屠（佛）之崇信亦为斋祀之一种。这种现象是一种极自然的事，一种当时刚刚由外国移植来的宗教信仰，往往在它还没有被人们了解和接受时，依托一种在当时已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信仰，与它结合在一起，借之以向群众扩大传播佛教的影响，逐渐繁衍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接受一种新的信仰时，总有一定保守的成见，而新的信仰（佛教）寓于旧的已被人熟悉的信仰（神仙方术）中，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早期的佛教造像也往往和传统的神仙等形象交织在一起，或是用佛像代替了原来放置神仙的位置。

　　图一: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石柱上的画像

　　在汉末或晚至魏晋时的沂南画像石墓里，中室八角柱上线雕的神仙奇禽异兽的画像中，可以看到项有圆光的童子，这样的画像在柱身南面和北面的上端各有一个[附注2]，这似乎应该是受了佛教造像影响而产生的艺术品（图一）。在沂南画像石墓中除去反映生活宴乐祭祀等题材以外，都是和神仙信仰有关的画像，如西王母、东王公、蛇身的伏羲女娲，以及朱雀、龙虎与各种奇禽异兽等等，就是有项光的童子像的八角柱上、东面上端同样位置处，也是刻有上张华盖、端坐山上的东五公，而西面相对着的应是西王母，此外就是一些奇兽和带翼仙人。如上所述，具有佛教影响的艺术形象出现在由以上这些题材为主的组合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东汉的墓室石刻里，也可以找到真正的佛像，最突出的例子是四川乐山崖墓里的雕像[附注3]。这尊刻在额枋上的浮雕坐佛像，绝非后世所补刻。坐像高三十七厘米。面部已残，高肉髻，背作圆形项光，身上似披通肩袈裟，左手握衣带，但因衣襟遮足，不能肯定是否为结跏趺坐，（图二）。同墓的额枋上还刻有朱雀、铺首和垂钓者，而一般崖墓中在此部位也往往是雕刻朱雀、龙、虎等绅兽或神仙形象。在其附近与其作风相同的有纪年铭的崖墓里，有过顺帝“永和”及桓帝“延熹”等年号，也可以说明乐山崖墓雕像应是东汉末年的作品。

　　图二:四川乐山崖墓里的浮雕佛像

　　图三: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陶佛像

　　另一件造像是陶质的，出土于四川彭山汉崖墓中[附注4]。像为灰陶质，系“摇钱树座”，全高二○·四厘米。座下部塑双龙衔壁，上端为坐佛，高肉髻，着通肩袈裟，左右各立一夹侍（图三）。四川、云南等地的汉墓里曾出土过很多“摇钱树座”，通常都是塑成神仙或怪兽等形象，神仙多半是传说中的“西王母”，也有的塑制的较复杂些，下面是三座山形，有奇兽出没其间，于正中一座山上再塑出坐在龙虎座上的西王母[附注5]。而彭山汉崖墓里出土的这件灰陶座，却是一件较特殊的作品，是在原置神仙的位置上塑造了佛像。
　　另外，由铜镜上花纹演变的例子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汉末三国流行的神兽纹铜镜，都是在镜背相间铸有神仙和怪兽像。神仙有西王母、东王公、羽人等等，有的还有榜题。到四世纪时，这样的镜子上的图像也出现了新的内容，在原来铸神仙形象的地方铸出了佛像[附注6]。
　　由以上诸例，正可以说明当时佛教造像与神仙像之间的联系，把佛像塑造在原来塑造西王母等神仙的位置上，也正是把佛看作神仙之一的一种表现。正如汤用彤先生所分析的:“盖在当时国中人士，对于释教无甚深之了解，而以神仙道术之言。教旨在精灵不灭，斋谶则法祠祀。浮屠方士，本为一气。”[附注7]因此，“则最初佛教势力之推广，不能不谓其为一种祭祀方术，而恰投一时风尚也。”[附注8]
　　谈到三国时和佛教信仰有关的雕塑品，还应该提到武昌莲溪寺东吴墓里出土的陶俑[附注9]。这座墓是一九五六年发现的，墓中出土有东吴永安五年（二六二）的纪年铅券。墓中出土了四件陶俑，陶胎紫灰色，施青绿色釉。两俑为尖发髻，两俑着冠，裸身，托掌，作跪坐状。值得注意的是:在俑的额部都塑有凸出的“白毫相”（图四），这显然是佛教流行以后的产物。同样的情况还可以在长沙的西晋墓里发现过，以晋永宁二年（三○二）墓为例，在墓中出土的大量武士、文吏等俑上，几乎都在额部塑有“白毫相”[附注10]。对为什么在南方的东吴西晋墓里出现带“白毫相”陶俑的原因，还有待于以后进行新的探讨。

　　图四:武昌莲溪寺东吴墓出土的陶俑

　　最后，还想再提一下关于河北石家庄市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铜造像的问题。这次出土的铜造像共两尊，其一鎏金，另有佛座、鎏金背光各一件，出土于该墓中室距地一米高的乱砖中[附注11]。该墓早经破坏，发掘单位认为“是否为墓中原物已难确定。”这座墓的年代，我认为应该是东汉末年或迟至曹魏时的[附注12]，如对造像本身进行观察，出土的鎏金造像下面是有四高足的床座，上面张有华盖，华盖上刻简单的莲瓣纹，佛像系结跏跌坐，头较大，披通肩袈裟，手结禅定印，背后有舟形背光，背光下端、佛左右侧各铸一夹侍立像（图五）。观察这尊像的造型特征和衣纹手法，都与宋元嘉十四年（四三七）鎏金造像[附注13]和元嘉二十八年（四五一）造像[附注14]相近，应是佛教造像中早期的作品。另一尊铜像没有背光、华盖及床，亦结跏趺坐，面相较圆，头较大，亦披通肩袈裟，作禅定印，从面相和衣纹手法看来，似较前一尊更古朴，与传世的后赵石虎建武四年（东晋咸康四年，公元三三八年）纪年铭造像[附注15]特征相近。
　　总之，汉代的金铜造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见过，而这几尊造像虽不敢确定说是汉代的，但以造像的风格来看，它应是国内保存佛教金铜造像中最早的几尊了。

　　图五:河北石家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佛像之一

　　图六:河北石家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佛像之二

　　(1)可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分，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华书局，1955年。
　　(2)南京博物院等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图版67拓片第56幅、图版68拓片第57幅，文物出版社，1956年。
　　(3)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五九图，群联出版社，1955年。
　　(4)同（2），66页插图42。
　　(5)关于“摇钱树座”，请参看于豪亮:《“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文物》1961年11期文中的描述。
　　(6)参看《世界美术全集［7］中国I》56页插图124一126、57页插图127，平凡社。
　　(7)同（1）。
　　(8)同（1）。
　　(9)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189－190页，图版柒，3－5。
　　(10)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11)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石家庄市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文物》1959年第1期55页，图见封三，图2－4。
　　(12)参看《读“望都二号汉墓”札记》，《文物》1959年12期31页。
　　(13)同（6），图版90。
　　(14)同（6），59页插图132。
　　(15)同（6），58页插图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