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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造像的鉴定与分类 作者: 赵象洪 从犍陀罗与印度的造像风格说起 由于地理、宗教、文化上的关系,西藏佛像的造像风格与毗邻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内地汉传佛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小型铜佛造像方便携带,流动性极大,在文物鉴定中经常会发现各种风格的造像,因此,对这些小型佛像的认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在认识和理解西藏佛造像系统前,应该先从佛教造像的源头犍陀罗与印度两大系统的造像风格说起。 犍陀罗是古代的地名,位于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北部一带,中心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学术上将这一地区考古发掘而发现的带有希腊艺术成因的佛造像称 为犍陀罗体系的佛教造像。 公元前322年希腊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侵略过这一地区,在其所到之处的中亚和西北印度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希腊化诸侯国。公元一世纪中叶建立的贵霜王国至迦腻色迦王时(120-162年左右)迁都白沙瓦。迦腻色迦王极力推广佛教,举行了第四次佛典集结,大乘佛教首先在这里兴起,犍陀罗成为西北印度佛教中心。在希腊文化基础上产生了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贵霜时代佛教雕刻有两大中心:犍陀罗和印度中北部的马土腊。 犍陀罗佛造像 犍陀罗造像以石雕为主流,亦有铜铸和粘土造像,犍陀罗佛教艺术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内容与希腊、罗马的雕刻结合而产生的。 相对于犍陀罗的艺术家来说,佛教是从印度传播而来的宗教,在没有范本借鉴的情况下,虽然他们尽量遵循着佛经的记载刻画,但艺术家耳喧目染的仍是希腊式 的风土建筑、衣着以及传统的希腊人物造像,作品仍是希腊风格。 出现佛陀的雕刻形象应是公元二世纪前后,是犍陀罗地区的贵霜族人最先按照他们的理念创造出了佛陀的现象。佛陀多着通肩式大衣(少数亦作袒右肩式大衣) ,大衣的褶纹起伏很大,立体感很强,衣纹走向从右上往左下倾斜,佛陀的左手总是习惯性地抓握着大衣的一角,可远窥古希腊人像雕刻的姿势。 佛的头发呈水波状或涡卷状,水波状的头发仍是希腊式的,覆盖着肉鬈。鼻梁与额头成一线,凹目高鼻,薄唇,蓄有两撇上翘的小胡须,这是所谓欧洲雅利安人 面型。 菩萨穿裙,袒上身。上身往往搭裹一条布,从左肩搭于右手上。颈部饰有颈圈、项链、璎珞等物,形体健壮,身材粗短,姿态有力,犹如年轻的男性武士。菩萨的头发更浓密,发型翻卷颇为自由浪漫,为束扎头发,头发正中有方形饰物和大花卷,宝缯(缯带即束发的带子)在脑后结为四根,在两耳侧如蝶般飞舞飘扬。耳朵上有耳饰。 佛、菩萨像大多有同心圆形光背,下为四方形台座,台座四周刻供养人或左右为二狮子,中间置水瓶花叶。犍陀罗造像题材单尊像较为单纯,为佛陀像、出家前的释迦太子像、弥勒菩萨像、思惟菩萨像以及我们熟知的各种佛经典故和八相成道成组的故事等。 犍陀罗石雕的石质多为本地区所产的青冷色的岩石,石质细密,适于雕刻。 马土腊造像 马土腊式是贵霜王朝的另一个雕刻系统。位于印度德里南150公里的朱木拿河岸,曾经是贵霜王国的三处都邸之一。 雕刻用石为这一带盛产的桔红色砂石。马土腊的雕刻传统颇为悠久,早期也遵循佛陀不表现的传统。 马土腊地区的文化也有希腊文化的影响,犍陀罗的造像风格时隐时现。 马土腊造像的大衣较犍陀罗薄透,体躯突显,衣纹常见有隆起的扁楞状上加刻阴线,或扁圆形衣纹凸起。 佛教造像的另一个源头是印度造像。公元4世纪初,印度人旃陀罗笈多一世所统领的摩揭陀国占据了恒河中部地区,后又将中印度和北印度全部纳入其版图,建立 了笈多王朝。 笈多时期的马土腊雕刻达到了全盛期。其中心是萨尔那特。 笈多时期的马土腊造像和萨尔那特造像 笈多时期的马土腊造像是印度雕刻史上的黄金时期,希腊化的影响融于其中,但丝毫不露生硬痕迹。4-5世纪的佛像样式成规范化,各部位的标准与佛经记载相吻合,马土腊造像对以后历代佛教造像影响极大,其造像准则至今仍被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包括此系统的萨尔那特造像样式与其并行不悖,经常能在以后的西藏造 像上发现其影子。 马土腊的佛陀像为螺发,螺发右旋,肉髻高圆,两眉间有白毫,眉毛修长高挑,大眼睑微睁低敛,鼻梁修长挺拔,上嘴唇较薄,下嘴唇较厚,呈典型的印度美男 子形象。表情端庄静寂,给人以超脱典雅之美。 佛陀身着通肩式大衣,极为薄透,大衣有如湿衣状紧贴躯干,四肢突显,甚至可微妙地表现出大衣内着裙装腰部系的纽结。 马土腊造像衣纹最具独特风格,走向呈U形,每根线平行地均匀分布在大衣上,在胸前呈半同心圆形,极富装饰性。衣纹的断面是圆绳状的,如细绳均匀地缠绕于 身上。全身衣纹的分布仍呈从右上方向左下方倾斜,是犍陀罗衣纹的归纳变形。 佛像身材修长,比例舒展匀称。圆形光背文饰繁缛精美,刀法细腻。是古印度佛教艺术的顶峰。 马土腊位于朱木拿河上游,萨尔那特位于恒河与朱木拿河合流后的恒河下游,是著名的佛初转法轮地,也是笈多时期的另一个雕刻中心。 萨尔那特佛像大衣更薄透,躯干四肢更突显,全身没有一根衣纹,浅浅地作出领口、袖口和大衣的下摆部,使人仅仅觉得有大衣的存在而已。 萨尔那特式佛像影响深远,尤其是藏传佛教造像上可不时窥见其浓重迹。 西藏西部造像带有东印度帕拉式风格 由于西藏地接中亚和印度次大陆,造像类型也深受这些毗邻地区风格的影响。但因毗邻地区的多样性,各地区有所差别。 藏西佛教的中心地和佛像产地主要是古代古格王朝势力范围,大致是现在的阿里地区,还包括印度的拉达克。 早期藏西造像为9-12世纪作品,普遍造型粗犷、朴实,比例、动态上不太协调,是一种儿童画式的稚拙感,纯朴可爱,天真童趣,反映出藏地佛教雕塑的童年期 面貌。藏族工匠在仿造外来形式的过程中,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逐渐形成本民族的风格。 造像以黄铜制作,极少镀金,眼喜嵌银,大杏眼圆睁,璎珞花纹嵌银丝、红铜丝或嵌松石,菩萨、明王身躯粗大,持物如宝剑、金刚杵等亦嫌笨拙,动态的明王 双目圆睁,脸边刻一道棱边,表现胡子,染成红色,似戴一副面具,姿态夸张,如玩偶。台座为束腰方台,上饰狮子,莲瓣简略宽肥。 菩萨的束发高耸成梯形,宝冠以三叶饰片组成,很简略,缯带在双耳上方结成扇形或团花结,外形突出,裙上饰有双行阴刻线,上敲梅花。光背是瘦长的椭圆形 ,顶有小塔,边缘饰火焰或卷草,喜镂空。这个时期的西藏造像在西藏佛教后宏期的初期,处于模仿、消化、发展阶段。 13-15世纪的藏西造像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向着唯美主义发展,15世纪达到了顶峰。此风格体现在菩萨造像上,比例匀称,身躯舒展,手脚极富写实功力,宝冠、缯带、耳环等制作得玲珑剔透,细部凿刻花纹精美,加上帔帛卷草纹光背,极尽浮饰之美,其华丽流动的卷草光背为东印度帕拉风格在藏西的复兴。 整体造型呈三角形,台座呈大梯形,底边外张,莲瓣肥大,瓣尖微翘,台座边缘饰连珠纹。脸型多宽额,脸部略瘦,五官刻画深刻,眉毛突起,眉弓部刻阴线。 17世纪以后的作品极为罕见,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这个地区的佛教也随之衰落。由于印度佛教被伊斯兰教所替代,佛教灭迹,佛教艺术对藏西佛像的影响让位于尼泊尔。 西藏中部造像优美典雅,可追溯马土腊造像源渊 西藏中部的拉萨和后藏的日喀则、江孜一带是另一种造像风格占主导。尼泊尔和西藏混合的风格为主流兼有汉地因素,且此艺术风格广泛流传于西藏佛教所传播 的范围并远播到中原乃至江南地区。 佛陀的头部硕大,高肉髻,整体呈倒梯形,额头宽阔,五官集中,肩部极饱满,双腿敦厚结实。两侧的胁侍菩萨身体呈S型,束发高耸躯体极富动感和人体之美, 有的穿汉式大衣。 度母的肢体突显,宽额式头部,饰物薄透,身体上下围比例均匀合理,是尼泊尔 度母的基本格式。 金刚力士宽圆脸型,圆睁的眼,肥短的体躯,样式完全来自尼泊尔。 总之,西藏中部的藏传佛教区域在12-13世纪的作品是尼泊尔和西藏的混合样式,又有汉族艺术的因素融汇其中。此时的造像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技法娴熟,虽然尼泊尔的色彩浓厚,但技法上没有生搬硬套的感觉,而是一种工整纤细的风格。 13世纪后,西藏纳入祖国版图,相对统一的政治局面必然对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统一的风格表现在藏佛的帽冠装饰、莲座背光形式基本一致 。 在14-17世纪,佛造像艺术高度成熟,东印度的帕拉样式等融于西藏本土样式。在西藏造像样式上最明显的特征仍可见尼泊尔样式的某些基本要素,但尼泊尔造像 强调的宽额、饱满宽厚的肩部和胸部恰倒好处地得到削减。 汉地样式也随着汉藏交流的增多而融入藏传造像,使其在吸收了各种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西藏独具特色的优美典雅的造像样式。此期的造像比例协调,造型准确 ,细部刻画生动,五官端正优美,它将各式佛像造型上的偏激之处全部软化、弱化,形成一种新的成熟的恰到好处的造像。 15世纪左右的五叶冠式样比较统一,五叶冠正中一叶突出,刻宝珠,下托弯月形装饰。莲座为圆角三角形,仰覆莲花,上下座面两道细连珠线。莲瓣细密,瓣尖 刻卷云纹。背光为椭圆、葫芦形两种。以后的变化只在宝冠、莲瓣的细部。 明代的历史资料记载,佛像已成为与青藏宗教上层互相馈赠的礼品,成为双方通纳的固定项目,是祈福、吉祥的象征物。每年大批的青藏僧界人士以各种名义到 明朝廷朝奉,礼品中必有佛像。在这种交流下,汉式的佛像与藏区的佛像在样式上也有趋于一致的倾向。 藏区的造像不同于汉地的喜用汉式衣着,多采用无衣纹式的衣着,可看作是远承印度萨尔那特式造像的传统以尼泊尔造像为基础框架而来的。 在许多造像上也可看到衣纹喜用双箍状,有如双绳纹缠绕在身上,在实际上要追溯到马土腊造像的渊源,华丽的造像又喜在无关紧要之处嵌松石、宝石,有时反 倒有画蛇添足的感觉。 这一时期写实水准空前提高,高僧的写实性肖像流行,造型准确,每位高僧像各具特点。有的虽然仅有数公分高,但技艺是大手笔,令人惊叹。造像材料多用红 铜,金色偏红。小像底部的封底多用包裹法,大像则是底边剁出毛刺以固定封底 。 西藏东部造像融蒙汉特点 西藏东部(包括四川、青海、甘肃藏区)以昌都地区为中心制作的佛像统称藏东佛像。 藏东佛像到底应是什么面目,哪些属于藏东的标准像较难比定。我们上述的诸种大的佛造像系统,基本都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一线上,可称为喜马拉雅文化,其 中又以拉窿为中心领导整个造像潮流,且远播到甘肃、青海和蒙古地区,尤其是14世纪以后,风格更趋于统一。 那些与上述几大类造像风格都对不上号,风格上又带有汉族和蒙古人种特点的造像,往往归于藏东或蒙古。 藏东的造像似乎较朴素,所见的相当于明代的造像有不少是不鎏金的,细部各方面不够精工制作,因地接蒙古和汉族地区,风格上有蒙、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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